曾巩、苏轼、苏辙同题作品《刑赏忠厚之至论》的高下比较
曾巩、苏轼、苏辙同题作品《刑赏忠厚之至论》的高下比较
香港中文大学 黄坤尧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正月，以翰林学士欧阳修(1007一1072)、端明学士韩绛(1012一1088)、翰林学士王硅(1019一1085)、侍读学士范镇(1008一1088)、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尧臣(1002一1060)为参详官，又称小试官。正月初七日人闹，凡锁院五十日。六人批阅考卷之余，赋诗遣兴，相与唱和，编为《礼部唱和诗》，得古律歌诗173篇。欧阳修
为了提倡平易流畅、言之有物的文风，乃裁抑文句奇僻的太学体，选拔388人。①朝廷支持欧阳修，特准礼部奏名进士凡参加殿试者，皆赐及第。闻名者有曾巩(1019一1083)、苏轼(1037一1101)、苏辙(2039一1112)、程颖(1032一1085)、张载(1020一1077)、朱光庭(1037一1094)、吕大钧(1029一1080)、家定国(1031一1094)等，号为得人。《续资治通鉴长编》云:
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于
奇僻，钩章棘句，寝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抉书者。
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低斥之，
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
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②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亦云:
嘉枯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
①李煮(11巧一1184)云:‘丁亥赐进士建安章衡(1025一1099)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
十六人赐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世界书局1961年版，第5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第I页_是年士子刘辉为文怪异，落第，遂痛改文风。后二年，为修所举，中状元参见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动年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
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
第二。
案嘉佑二年是北宋古文运动发展最重要的里程碑，欧阳修就文论文，一举而提拔了曾巩、苏轼、苏辙三人，后来都成了古文大家，除了后继有人之外，甚至对整体社会及改革文风方面都有普及和深化的教育意义。加上前一年嘉佑元年(1056)，欧阳修先后与苏询(1009一1066)、王安石(1021一1086)相会于沛京，诗文往还，一见如故，当时北宋的古文名家全部汇聚于欧阳修门下，后代称之为六大家，允称文坛盛事。30年后即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苏轼权知礼部贡举，孙觉(1028一1090)、孔文仲(1033一1088)同知贡举，黄庭坚(1045一1105)等参详，晃补之(1053一11
10)、廖正一等点检试卷，李公麟(1049一1106)
、张未(1054一1114)为考校官。三月放榜，章援等登第，而李鹿(1061一1111)落榜。当时文采风流，尤以诗词为胜，倾动天下，号为苏「1。元佑八年(1093)，黄庭坚、秦观(1049一1100)、张来、晃补之并列史馆，时人称“苏门四学士”。欧阳修、苏轼先后主持文坛，而欧门、苏门则更是人才汇聚的地方，千秋百世，尤令人艳羡不已嘉佑二年衡文的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之作一出即引起欧阳修的注意，这是他心中第一名的作品，甚至还误以为是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而屈居第二后来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选人《古文观止》等书之中，人所共知，传播亦广。至于苏辙《刑赏忠厚之至论》及曾巩《刑赏论》仅见录于二家的文集之中，曾巩文甚至更是辑佚之作，不入本集《元丰类稿》之内。‘里曾巩、苏辙二文一直以来都未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讨论不多。大底是文章高下有别，尤其是在苏轼凌厉的锋芒之下，难免就更有点相形失色了。
案试题《刑赏忠厚之至论》见于《尚书?大禹漠》:
皋陶曰:帝德圈想，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宵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
苏辙:柒城后集、卷二二.、苏辙集》.中华书局玉99。年版，第1117一1川8页
辑目金划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一一参陈杏珍、晃继周点校:岁曾巩集少，中华书局19凡4年版.第759页
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①
孔安国传云:“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可见命题原出孔传，要求考生就经典的大旨有所发明，说明怎样从刑赏的施行中表现忠厚之至的仁爱情怀，申论治国之道。这是一条颇费心思的题目，尤其是题目没有点出经传中的“疑”字，残缺不全，好像要考生直接探讨刑赏与忠厚的关系，究竟刑赏与忠厚有什么关系呢?真有点像考IQ的智力测验，难度亦高。不过曾巩、二苏三文皆出大家手笔，行文简洁，要言不烦，文气畅达，特别醒目，自能引起试官的注意而获取录了，看来也难不倒他们。这三篇文章虽为临场草就之作，但平时蓄积既深，试后亦留底稿，悉心布置，极有见地，殆属佳制，值得后人研习。但这三篇文章究竟是原来考场的文卷，还是后来经过改定的，那就很难说了。例如曾巩引录《尚书》经传文字，仅比孔传多了一个句末的“也”字，行文的语气更为自然，背诵如流，准确无误。而苏轼所引《传》日:“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并非原文，则全出改写了。又苏轼引《诗?小雅?巧言》“
君子如社，乱庶遗已。君子如怒，乱庶湍沮”四句，次序颠倒，可见苏轼十分自信
，并没有复核原书，一片行云流水，看来事后也没有必要改定原稿了。
曾巩应考时已经39岁了，且迭经落第，教学经验、考场经验都十分丰富。曾巩《刑赏论》宣扬治道，解释君德与士德的互补作用，相互配合，教化民众，表现谦卑的精神，便于施政。所谓忠厚，最终一定要落实到爱心与仁政之中，才能具见成效。曾巩精于文章的布置，条理清晰，全文可分四段:首段引录《尚书》经传，说明题目的出处，肯定孔传“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的论点;同时又明确指出有大罪者不能刑薄，细功者不能赏厚，处事
要公平，绝对不得含糊。第二段讲明圣人之治，教化先行，主张立教以化善，立法以成务，让百姓知所遵行。其后的功罪则交由有司者负责审核情伪，执行公平的赏罚。万一遇到对功罪的看法有疑点时，则有司者更应提高警觉，谦卑自持，不能妄下判断，反而要将疑点的利益归于被审核的百姓，加以厚待，秉行“其刑之也，宁薄而不敢使之过。其赏之也，宁厚而不敢使之失”的忠厚原则。第三段重申教育先行的意义，然后在执行上则注意宽待百姓，有罪则加恕之，有功则加隆之，尽量表现出忠厚之道，这些都是明君贤臣舜与皋陶治理天下时的准则，不必察察、予予的计较得失，显出风度。同时更明
①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艺文印书馆1955年影印嘉庆二十年(18巧)江西南昌府
学开雕《十三经注疏》本，第55页
确指出“圣人之德至于民者，不在乎其他也”的大道理，即治国当以民为本。末段补充说明周代三有三赦之法，落实忠厚之教，汉文帝推行薄刑，而风俗归厚，十分成功，由此亦足以证明皋陶的论点切实可行，功效可期，从而赞成“刑赏忠厚之至”之说，显出教化的力量。曾巩行文自然简朴，冷静客观。字句照应绵密，气貌严正，论点清晰，表现出儒者醇厚朴质稳重之美，或美中不足，则稍乏动人的情韵而已。末段“三有”之说见于《礼记?文王世子》:
公族其有死罪，则蘑于甸人。其刑罪，则纤钊，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袱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有之。有司又曰:在辞。公又曰:宵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宵，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①
案《礼记))“三有”之说只是解释周代对公族的判刑程序，三次复核，
显出谨慎，表现天子的悲悯之心，不忍心随便杀害公族。但判刑之后，还得依法执行，天子的“三有”可能只流于形式，变
成一项程序而已。这跟《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讨论功罪的疑点不同。曾巩大概旨在援引古训，表现忠厚的精神而已。
苏辙应考时才19岁，初出茅庐，综论治国之道，没有太多的思想负担，轻松自然。苏辙《刑赏忠厚之至论》申明君道，共分三段:首段凭空立论，所谓“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胜于斯民也”。指出古圣王的用心，忠厚爱民，刑和赏都是一种“不得已”的治国手段，最后只能由个人对自我的行为负责。他的论说并没有明引《尚书》原典，但却轻轻地点出:“故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皆顺天下之所欲从。”将疑点的利益归于民众，顺应民心。所以首段即以一种相当飘逸的姿态入题。第二段专写君民关系，主张君主应有的谦卑态度，以君临民，固不应有求胜之心。刑赏仍是不得已的手段，只能尽量地与民方便。在澄清了若干疑点之后，有些案件并不容易判别是非，有时甚至只能不了了之，介于在可刑与无刑之间，在不可赏与有赏之间:苏辙认为君主应该从宽处理。“若是二者而不以与民，则天下将有以议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与不可赏也，则吾犹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无刑、可以有赏之说，则将以我为忍人，而爱夫爵禄也。”“忍人”即残酷无
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第401页
情之人，以天下舆论压抑君主的私心，使统治者知所顾忌，化解君民间的紧张状态，培养宽容的君德。第三段专论圣人的治道，以仁爱为怀，哀矜为心，善待百姓，顺势发挥，善用刑赏，“与之而遂因以劝之焉耳”，劝耻劝义，发挥积极精神，责成忠厚之化，重见尧舜三代之盛。全文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渴望圣君，例如“舍有罪而从无罪”、“去轻赏而就重赏”者，聊备一说，显然并不可行，不如曾巩教化之说来得切实。但中心有理，秀杰之气，终不可没。①
苏辙的思想颇为驳杂，文中杂引诸家学说，例如首段“不得已”者出《老子》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②中段“忍人”盖见《左传?文公元年》:“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杜预注云:“能忍行不义。”③又《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太宰豁闻之，乃数与子肯争越议，因谗子青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④苏辙认为君主大度，固不必
与民争胜，不能当“忍人”，反而更要培养“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赵岐云:“言人
人皆有不忍加恶于人之心也。”⑤苏辙云:“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⑥末段善用刑赏劝耻劝义，实出《韩非子?二柄》:“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⑦大抵苏辙引文，不落痕迹，最后仍归结于圣人三代之治，层层递进，条分理析，驱遣自如，精于用典。苏辙正直不阿，沉静稳健，讨论君道，深具吏事的才能，自然也是国之良佐了。
苏轼应考时22岁。《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揭示君子长者之道，顾存仁道。全文共分四段:首段歌颂盛世圣君之心，“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周衰制吕刑，“侧然有哀怜无辜之心”，用心仍是爱民。潇洒飘逸，以说故事的形式人题，令人想人非非。次段引用孔传申论“广恩”及“谨刑”之说、尧拒皋陶“三青”之说，事出虚构，不见经典。
苏轼:《答张文潜县垂书》.《苏轼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7页，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页
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注疏》，第299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43页
赵岐注、孙爽疏:《孟子注疏》.第65页。
苏辙:《孟子解二十四章》，《栗城后集》卷六，《苏辙集》，第954页。
韩非子著、陈奇献校注:《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四74年版，第111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
至于尧听四岳用稣之说，则出《尧典》。①诸例论证忠厚之心，可见“圣人之意”。虚实相生，以无为有，且言之成理，所以连欧阳修也搞糊涂了，要一再向梅尧臣及苏轼追查原典的出处。苏轼敢于在试场中虚构故实，读书已臻化境，融会百家，文采动人。第三段复引《尚书?大禹漠》四句为说，以君子与忍人相比较，认为“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说明刑赏的真正意义。力主人君“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就是要信任人民，以为致太平之基，这才是“忠厚之至”，教化之源。表现仁道的最高境界，深受欧、梅二公的器重，慷慨高昂，痛快淋漓。这是苏轼所特有的胸襟抱负，嘉佑二年其他士子绝不会有这种识见，后代的读书人也不见得会有。末段补充说明施行赏罚的具体原则，乃是“制其喜怒”、“责人贵宽”，自能表现
忠厚之至了。
三文比较，曾巩宣扬治道，深具儒者气象，以教育为先务，最为切实可行。苏辙申明君道，不知天高地厚，表现杂家思想，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苏轼“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乃仁道的
最高境界，唯识者不多，如果不是遇上了欧阳修，或嫌失之浮夸，加以用典并不踏实，可能更会落选了。因此，三文以载道论，则以曾巩为第一;以文采论，则以苏轼为首;苏辙少年之气，英发俊朗，在二家之外，别具动人的情韵。三家分别写出对文化建设的不同理念，早就展示了终身的发展方向，而作家的才性也超越了环境的支配，塑成自我的风格。其实文章之道，各有会心，苏轼灵巧善变，点出至理，自然更是高出二家之上了。
①《尚书?尧典》云:“帝日: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稗义全日;于稣哉一帝曰:吁，佛哉!方命纪族岳日: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
载.绩用弗成”《尚书注疏》，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