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观念比较考察

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

西方国家观念比较考察

万　昌　华

内容提要　西方国家观念由以下几个重要部分组成:国家起源、国家目的、国家政治体制、国家上在型体、以及国体等问题,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以前人们仅从实质认定方面把握国家的含义,其实这只是国家观念中的一个外在性部分,仅据此点去进行社会科学领域深层次研究会有甚大偏颇。对西方国家观念进行全面比较考察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西方的国家概念有严格内涵,不同的单词表示不同含义的国家。在英语中,地理含义的国家是Country,民族含义的国家为N ation,政治念义的国家为St ate。单就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观念而言,其内涵亦极为丰富。总的来看,西方的国家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部分:国家起源问题、国家目的问题、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国家外在型体问题以及国体问题等。在西方思想家那里,国家观念各部分之间有极强的联系性,他们对国家问题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中国古代有过朴素的国家起源思想,如“帝立子生商”,以及“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 等,但就此问题展开论述形成学说者不多。西方与之不同。自古希腊以来,思想家们就开始了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国家起源问题上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它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历史渊源也最久远,可以上溯至希腊古典时代早期。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列泰戈拉认为,是人类“自保的欲求”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建立了国家。这是古希腊世界众多哲学家中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最早涉及。他的这一思想后来在希腊晚期哲学家伊壁鸠鲁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哲学家卢克莱修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来源。

西方近代较早倡言社会契约论者有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格劳秀斯发展了希腊罗马哲学中的自然法论,以社会契约说解释国家的起源,认为政权非神明所授,法学应同神学分立。他主张一切实在法都应符合自然法的原则,人民和统治者都应受自然法的约束。霍布斯是政治学中冲突理论的鼻祖,他认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就是冲突,而冲突起源于人们追求私利的天性。霍布斯同时认为人类还有理性的一面,为了安全等原因,人们自愿作出牺牲,让度部分权力组成了国家。霍布斯一方面认为理性正确、符合人们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又认为理性力量太弱,无法制约人们的含婪,因而必须有专制君主来制约,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

继霍布斯之后,社会契约论的倡言者有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英国哲学家洛克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上述三人虽然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与霍布斯的观点相近,但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却与霍布斯的观点相反,他们都反对君主专制。

斯宾诺莎大力提倡社会自由。斯宾诺莎认为人的社会“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 。他反对霍布斯的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坚持认定人的某些天赋权利永远不能放弃和转让,且拥有社会自由的权力是其中最主要的。

洛克关于国家事务由多数人决定的思想使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美国当代学者萨拜因称洛克是“温和”和“通情达理”的,主要是指洛克提出了多数决定原则。洛克认为,君主专制制度不好,国家一切重大事情要由全体公民同意决定的想法也不现实,唯一可行是多数人决定制。洛克认

为,“根据自然和理性的法则,大多数具有全体的权力,因而大多数的行为被认为是全体的行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洛克的多数决定理论在政治现实中暴露了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的虚构性质,其理由是:从契约论的角度看,社会政治应该得到全体人的自由同意,而少数人并没有执行多数人决定的义务;并且,少数人可以退出政治社会并宣布契约无效。笔者认为此论不正确,实际上,洛克的多数决定原则,应该说是最接近客观实际的处置。现实社会政治表明,契约是可以分层次订立的,如一国的宪法与具体法的制定,一部分人不同意某一具体法,但不一定就意味着宪法的废止。

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是主权在民。以往人们对其评价甚高,这除了由于他的学说曾作为革命圣经深深影响了法国十八世纪末年的历史进程外,人们对其人民主权原始思想缺乏深入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应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在卢梭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公民”、“公意”等字眼。什么是公民?说到底就是失去了自由的历史工具。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人们自由的产物,但契约要求个人必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权利交给所有的人或全体,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成为社会公民,成为心灵开阔、感情高尚、各项能力都得到锻炼和发展的人。在此过程中,“人由于社会契约而失去的,是他的天然自由,他所获得的,是公民自由,以及对于他所拥有的一切事物的所有权。”!卢梭在这里倡言剥夺人民的天然自由而赋于其公民自由,就给社会当权者控制人民剥夺人民自由提供了依据。卢梭的公意概念实际上是其人民主权概念的代名词。公意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管理者的意志。卢梭曾说过,“最普遍的意志往往也就是最公正的意志,而人民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上帝的意见。”?由于社会的主权者是公意的体现,因而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利益,它永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和归宿。每个人都应把自己的人身和全部力量放在总的意志的最高指挥下,如果谁拒绝服从总的意志,整个团体就会强迫他服从,即“人们就会强迫他自由。”由卢梭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出,他所设想的社会是一种集体极权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已毫无价值,实际上已背离了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的初衷。

理念外化说是西方国家起源问题上的另一重要流派。这一学说可以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找到其思想的痕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从理念出发,通过理念,达到理念”,逐步上升到最高理念,即善的理念;善的理念是一切知识和真理,以至一切存在之根本。作为这一哲学观点的运用,柏拉图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提出了“理想国”、“哲学王”的思想。在柏拉图那里,理想国的社会原型也许如人们所说是斯巴达,但思想认定上却是善的理念外化。

近代国家起源理念外化理论集大成者黑格尔,与柏拉图在思想上有明显继承关系。黑格尔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们的意志形态,都是绝对精神的异化和复归,国家亦如此。因此,他专门提出了“理性国家”的概念。所谓理性国家,就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的意志的伦理精神”#。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这种内在规律就是绝对理念,国家的产生便是这种绝对理念的外化,是理念自然发展的结果。按照这种理性国家观念,人们已经不是生活在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统治之下,而是受一种精神权力的支配。黑格尔指出:“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使自身成为实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为它的别物,作为蛰伏精神而获得实现。只有当它存在于意识中而知道自身是实存的对象时,它才是国家。在谈到自由时,不应从单一性、单一的自我意识出发,而必须单从自我意识的本质出发,因为无论人知道与否,这个本质是作为独立的力量而使自己成为实在的,在这种独立的力量中,个别的人只是些环节罢了。神自身在地上行进,这就是国家。国家的根据就是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的力量。”?黑格尔的理念外化国家起源理论在近代历史决定理论中也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继黑格尔之后把国家理念化的还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韦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官僚机构与合理的法律基础上的理性国家,并且是一种理想的模式。杜尔凯姆既认为国家是理性发展的产物,同时又强调国家是劳动分工与集权化并行不悖的结果;劳动分工使国家从其他社会团体,如军事组织、宗教组织中独立出来。杜尔凯姆不同意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说法,他认为社会契约只是社会结构和社会集

体意志的派生物,社会分工才是社会结构的反映。

法律主权论是近代西方另一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起源理论流派。它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是一种自然关系而是一种法律关系,皇帝、君主、国会或人民的多数都没有不经过法律直接命令别人的权力。人民不愿意把统治权力交给某个特定的个人,宁愿委任给作为法人代表的国家。所以,经过若干世纪的演变,当个人权力被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取代时,便产生了国家。康德认为:“国家是依照法律组成的多数人的团体”;拉森说:“国家是具体的法律制度”%,这都是从法律主权的角度来解释国家起源及其实质的。法律主权论者还认为,个人权力可以在一定文明阶段上促进历史进步。但是,当人民达到较高文明程度后,例如社会产生了公正意识、法律观念时,个人的权力就失去了权威,非人格化的权力将取代个人权力。他们认为,国家观念的核心是法律,非人格化的法律才是国家的统治权力,法律才是权力的来源,主权者不过是负责维护和实施法律而已。法律主权论者的上述理论可以在西方历史上找到验证根据,雅典王政时代结束民主城邦制度建立和意大利王政时代结束罗马共和国建立即是其例证。

西方的国家起源理论除上述三种主要观点外,还有上帝创造说、强人创立说、经济决定论等,他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托马斯?阿奎那、梅特涅、马克思和恩格斯。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一书中认为包括世俗国家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由天主创造的;梅特涅在《国家论》一书中宣扬国家是由强有力的人物所创建,因此也只有他们才能管理好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

国家目的是西方哲人自古及今一直思考的又一问题,是西方国家观念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方探讨国家目的源头亦可溯至普罗泰戈拉。本文前已提及,他有关于人求自保导致国家建立的理论,这个命题反过来即是:国家的目的在于保人安全。在普罗泰戈拉那里,人本身是至关重要的,是万事万物的目的和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尺度。”&柏拉图在国家目的问题上与普罗泰戈拉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视之,认为国家权力也同社会一样,是人类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古希腊诸哲人中,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详细论述国家目的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社会团体都是以善业为目的的,国家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它所追求的是“最高而最广的善业”。在国家中“人类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只有国家中的人类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目的是追求最高最广的善的观点,对以后的思想家有重要影响。

近代西方思想家继承并发扬了古代希腊哲人注重对国家目的进行探讨的传统,并且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更加全面深刻。随着思维的深化和眼界的扩展,他们认识到了国家目的既有共同的方面,同时也存在差别;不同国家各自有其独特的目的;在许多情况下,国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人民的事务,而是为了个别统治者。孟德斯鸠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就曾指出,一切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自保;但除此之外每个国家也存在着独特的目的,许多国家的建国目的并不一样;英国实行的政制,目的是政治自由,这在欧洲大陆是不多见的。由此,孟德斯鸠萌发了必须建立权力分立体制的思想。孟德斯鸠权力分立思想的提出,是对传统国家目的观念进行反思批判的结果。先哲提出的理论命题崇高但不着边际,后人对其校正使之变为可行,孟德斯鸠做的就是这项工作。

政治体制问题,即社会权力结构问题,是西方思想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古希腊思想家中思考并探讨此问题者甚多,而且有人甚至为此献出生命。时至近代,差不多每位重要思想家都论及这一问题。

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的尊主、强主、虐臣、弱民观念相反,西方自古希腊时代起,哲人们就认为社会权力不能为专制统治者个人所独占。他们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探讨,主要的争论点在于是多一些人掌握国家权力、还是少一些人掌握国家权力。

古希腊思想家在对政治体制问题进行探讨时,分类比较是常用的方法。希罗多德在其所著《历史》一书中首次以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人之手、数人之手或多数人手中为标准,把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三种类型。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把多数制政体统称为共和政体或平民政体,把少数制政体分别称为贵族制和寡头制。柏拉图除对各政体的优劣进行了分析外,还提出了各种政体可以循环往复的观点,并在政治

体制上主张实行贵族制。对各种政体的比较研究,亚里士多德做的工作最全面。他曾与其弟子收集并考察了150多个希腊和外地希腊城邦的宪法和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比较研究,堪称是西方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奠基人。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每种政治制度所经历的实况进行考察,分析了平民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内部变化或相互演变的原因,提出了“僭主政体为君主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的变态”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政体上主张实行贵族的温和民主制,认为贵族民主制是最优良的政体。苏格拉底、德谟克里特也在政体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苏格拉底在政治体制上主张实行贵族制。他认为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才能治理国家,贵族就是有美德的人,因此必须把国家交给他们去治理。德谟克里特与苏格拉底在政体主张上正好相反,他认为“在一种民主制度下过贫穷生活,也比在帝王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些,就象自由比奴役好些一样。”

近代西方思想家研究政治体制问题时,除少数人继承中世纪末期意大利人马基雅弗利的君主专制理论外,主要形成了三权分立说和议行合一说两大流派。其中,三权分立学说较其他流派的影响要大,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也较其他学说深刻。完整的西方近代三权分立理论形成于孟德斯鸠,导源于洛克。

洛克作为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当时英国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其政治实践决定了他比同时代其他人在政治体制问题上看得更深刻。洛克虽然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但反对君权神授理论,坚持社会应实行分权制。他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 为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洛克提出国家应该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译联盟权)分立。现在看来,洛克的分权方法在实质上是不规范的。因为,对外权除部分地属于立法权范畴外基本上属于行政权的范畴,说是三权分立,实是两权分立。但是,他当时创造性地提出分权和以权制权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孟德斯鸠在国家政体上也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并且他反对君主专制而主张国家权力分立。与洛克不同的是孟德斯鸠主张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此分法后来被许多西方国家在现实政治中所采用。孟德斯鸠认为,上述三种国家权力不能同集于一人之手,或同集于同一官吏机构之手,“如果同一个人或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因为,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而权力本身从质上来讲又是一种恶的东西。孟德斯鸠不但主张国家权力的横向分立,并且还主张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割,主张按照贵族等级式实行纵向分权。除此之外,孟德斯鸠也十分强调国家各权力间应平衡制约。他的著作出版后曾对当时的欧美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近代议行合一政治体制理论导源于卢梭。卢梭认为,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行政权是由立法权派生的,司法权是行政权的使用。因此,他不同意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主张。卢梭认为如果把主权分裂成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由人民、君主和贵族集团来分享,这实际上是削弱了人民主权,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卢梭主张共和制,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制。他认为凡是实行法制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都是共和制,因为,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卢梭反对在法国实行徒有代表人民之名、并无人民主权之实的代议制度,并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英国的代议制度进行了抨击。卢梭关于政治体制的思想曾对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面还有国家外在型体和国体两个问题有待考察。这里所说的国家外在型体问题,与国际法领域内的国家观念相近,主要是指思想家们对国家版图、国家人口以及国家地区经济结构等问题的考虑。

中国涉及国家外在型体问题的古代思想资料不少。比如,《诗经?小雅?北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记载。这些充分反映了中国先民们根深蒂固的大帝国意识。古代的希腊先民们无此意识。一般说来,他们只具有恪守本邦疆界的城邦思想。

阿德科克在《希腊城邦的兴起》一书中谈到有关问题时曾指出,希腊“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界以内主权的分割,对它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防卫的意志超过了攻击的意志”,领土的扩张亦即东方诸帝国内

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在希腊诸城邦出奇地微弱,“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他们愈是不愿意扩张,因为扩张意味着他们密切的共同生活松懈下来了。他们打算要统治邻邦,却不打算吞并邻邦,更不愿意在一个较大的联盟内放弃他们的独立。” ?阿德科克的上述论述符合古代希腊的历史实际。小国寡民,但互相依存、长期并立。大殖民运动时期,希腊人在黑海、爱琴海、西地中海沿岸、南意大利地区、西西里岛,最远到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建立了许多新城邦。当时许多地区有旷野可供占领,但他们的城邦却很少无限制地扩展版图,很少深入内地,其版图大都限于上述地区的沿海地带。

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国家的外在型体也不是大帝国式的,而是城邦式的。涉及此问题的古希腊思想家主要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在考虑此问题时都坚信城邦形式能给希腊人带来幸福生活。顾准曾经指出,“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开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 #承袭古希腊思想家思考国家外在型体的衣钵,西方近代有两种理论体系中涉及到了有关问题。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孟德斯鸠认为,国家疆域的大小,同一国的政治体制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而也影响着人们的自由。他说,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较小版图的国家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家宜于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专制君主治理。亚洲有较大的平原,而且位置偏南,所以,在亚洲总是出现专制制度。在欧洲,天然的地域划分形成了许多不大不小的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执行法,每一处的人民都享有自由。孟德斯鸠这里所说的亚洲国家主要指的是中国 ?。

十九世纪末叶的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家拉采尔、基伦、豪斯浩弗等人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理论,认为国家就是一生物单位,没有辽阔的版图就不能进入国家生命的最佳状态。只有在大的版图下才能形成大空间经济,国家内才能有地区经济分工可言。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国家应尽量扩大版图,争夺空间。实际上,大空间经济并不一定仅限于国家版图之内。目前国际分工的发展表明,不搞付出巨大代价的版图扩张,国家经济一样可以得到迅速发展。上述诸位除基伦外都是德国人,有明显承袭普鲁士军国扩张主义传统的痕迹。

关于国体问题,在古希腊诸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中等阶级掌权国体设计对后世影响最大。直到今天,西方众多社会问题专家仍然信奉这样的定理: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国家稳定、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在社会观上,亚里士多德信奉中道的自由观。中道就是适中,运用于政治中就是适中的国家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大多数城邦而言,最好的政体是中间形式的政体,而这惟有由中产阶级去付诸实行,“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他认为富有的阶级过于贪婪和残暴,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就会实行寡头政治,独揽大权,剥夺人民的自由;贫穷的阶级卑贱而无能力,只能实行民主政体,往往是自由泛滥,导致社会混乱和崩溃。他批评说,大多数人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其二为个人自由。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最后又说自由和平等就是人人做其愿做之事。在这种极端形式的平民政体中,各自放纵于随心所欲的生活,结果正如欧里庇特所说:“人人都各如其妄想”,这样就必然导致城邦的毁灭。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自由平等观是卑劣的。他认为中产阶级财产适度,既不豪富又不拮据,既不贪婪又不贫贱,既能负起社会的责任又无野心,只有中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人民才会有适中的自由。亚里士多德的上述国体思想与柏拉图甚是不同,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国体模式的否定。

柏拉图的国体思想是实行贵族制,他主张国家统治者不得拥有财产。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国家统治者是天生高贵、心灵纯洁、有智慧的哲人,这些人出身于高贵的血统,适宜于培养成深谙科学的精英。这些人组成一个稳定的世袭统治集团,由若干人轮流执掌权力,暂时不执政的人继续研究哲学。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爱好、情感甚至家庭生活和亲情,都必须服从国家的总体利益。柏拉图特别强调,私有财产是腐蚀人的灵魂的根源,为了维护国家的总体利益,统治者阶级的成员不得有个人财产。农

夫、匠人等国家的供养者,在柏拉图设想的城邦政治生活中几乎不起作用。柏拉图的上述国体思想对西方近代历史决定论理论家们有一定影响。

西方近代思想家们在国体问题上对希腊传统既有继承,也有突破和创新,主要形成了三种思想流派:一种是贵族资产阶级联合掌权模式,一种是公民国体模式,另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国体模式。最后一种模式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仅对前两种模式作一简略论述。

贵族资产阶级联合执政国体模式的代表人物有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洛克是人民主权论者,但他的人民概念是有产者而非全体社会成员。洛克特别强调国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私有财产,他认为应对资产阶级多加宽容,主张培养具有文雅态度和善于处理事务等品质的绅士,使这些人居于社会主导地位。孟德斯鸠对贵族阶级情有独钟,认为国家的各级权利应有相当部分归各级贵族所有。孟氏所指贵族主要是穿袍贵族。穿袍贵族包括法官和政府其他官员,他们的头衔主要是用金钱买来的。伏尔泰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主张君主制,但认为国家的权力主要应归贵族和资产阶级。他说,尽可以使“一个为人尊敬而富裕的国王有无限的权力去行善,却无力去为非作歹;当了一个自由强盛、擅长经商,又复开明的国家的首领。一边是贵族重臣,一边是城市代表,与国君共分立法之权。” &这段话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伏尔泰的国体思想。

近代西方主张公民国体模式的代表人物是卢梭。本文前已提及,卢梭主张驯民,人民在订立契约之后就成了社会公民。亚里士多德对公民曾有过经典性的定义:公民是指那些永久性地参与施行正义和公事办理的人。卢梭的公民概念与之不同,他所讲的社会公民指的是参加契约订立的全体社会成员。这些人就是卢梭所设想的国家的主宰。换言之,公民全体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作为整体来说就是主权者” ?。行政官吏在国家内“只不过是人民的仆役”,绝不能有高踞于主权者之上的任何特权,人民主权的具体化是法律。卢梭特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只有依法行事,其行动才是自由的,反之要受到惩戒。抛开驯民理论和没有解决如何使行政官吏成为人民仆役问题不谈,单就人人参与政治、这一点而言,卢梭所设计的国体模式甚有可取之处。

有人曾经指出,没有对政治实体国家的多方面研究,就不会有政治学的诞生。此论甚对。同理,没有对政治学基本概念之一的国家的深入研究、全面考察和正确阐发,也就不会有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如果说十八世纪末年美国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人,因对古希腊以来西方政制有全面了解而制定宪法、阐释宪法,奠定了美国至今220年社会文明、经济发展、人民富足事业基础的话 (,那么,目前我国政治学同仁如果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相信也一定能起到推动我国社会进步的作用。

注:

《韩非子》五蠹篇。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

版,第60、89页。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175页。

?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258—259页。

%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商务印书馆第173页。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3页。

转引自《辞海》1980年版,第811页。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6、129页。

? #转引自《顾准文集》第67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8页。

&伏尔泰:《巴比伦公主》,转引自《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7页。

?卢梭:《爱弥尔》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09页。

(参见《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