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摘)

徐复观

我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是就过去所说的,"士","士大夫","士人"及普遍所称为"读书人"的此一集团中的最大多数而言.由今人所看到的此一集团中的特殊之士,除非他们偶然取得政治上的机遇,否则在当时所占的分量,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因之中国的历史,是由此在历史中只有而无各个记录的绝大多数的士人所塑造的.此绝大多数人的性格,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历史的性格,因为除他们外,还有更多数的由中国文化所陶冶的善良农民.但他们的性格.一直到现在为止，依然可以决定中国历史的命运。因为决定命运的政治与文化还是在这般人手里。于是他们的命运，也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命运。这里，我试对此一集团的历史性格做粗略的分析，以追溯其命运之所由来。望能借此做个人的反省，时代之反省之一助。

一

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它所持载的文化的性格。中国文化精神的指向，主要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也是在行为而不在知识。换言之，中国人读书，不是为了知识。知识也不是衡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尺度。在这两千年的历史中世表现得很明白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为知识而战”的传统，也缺乏对客观知识负责的习性。西方人为求得知识，要从具体的事物上求出抽象的概念。概念不能代表具体事物的全体，但能抽出具体事物之各部分作成一种确切不移的定义。中国人则是就具体事物之本身来看事物，缺乏概念性的思维习性。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其内容都是无限的。一草一木，都是一个无限。人们对无限的东西，常是想象重于定义。并且可以随便做翻案文章。我小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舌头是扁的，可以说得过来，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过去开启青年人思路的一般说法。固然，我们早就承认，“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只能从个人的动机去向认取，并不能代表在客观中如二加二等于四的

共同肯定。所以，“是非”在中国文化中缺少客观的保证。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于因读书而来的才智，只是作为变乱是非的工具。因此，把这群人称为“知识分子”，实在有一点勉强。我觉得最恰当的称呼是“读书人”。因为在教育未普及的情况下，这一群人都或多或少的是读过书，则为不可争的事实。

中国文化所建立的道德性格，是“内发”的，“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由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致矣”的这一精神，发展至宋明儒的言心言性，都是在每一个人的自身发掘道德的根源，发掘出每一人自身的神性，使人知道都可以外无所待的顶天立地站起来。这完全是人格主义的人文宗教。所以人类的道德，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能生稳根，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能极其量。在我国的道德文化中，人时真的参天伍地而成为万物之灵。因此，“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人各以其一身挑尽古往今来的担子，以养成涵盖万汇的伟大人格。但是，“利根”的人，秉赋特别好的人，固然可以凭内在的“自力”站起。而钝根的人，普通一般的人，多半是要靠外在的他力才站得起来。宗教，是一种“他力”.法的观念，国家的观念，也是一种他力。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所注重的自然是“尽心知性”，其次是“礼防患于未然之先”，而归结到茫无畔溪的“平天下”，或者是与天地参；于是在中国文化中就可以不要宗教，可以不重视法和国家等外面来规限人生的观念。希腊人的行为规范，系要在国家中完成。国家与法，是两个不可分的概念。苏格拉底之不肯逃走，乃为了尊重“法”，这便形成了西方文化除求知外的另一个传统。而这一类的东西，最低的限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不易生稳根。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士大夫之所以能消化他，是从“阐提皆有佛性”开始；而风靡唐宋两代上层社会的，则为“见性成佛”得禅宗。我们由此可以了解，自本自根的中华文化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但在道德上却只能成就少数人，而不易成就多数人。中国文化之深入社会，有待于政治上(他力)的”化民成俗”。这是两汉所完成的任务；而知识分子则常翘出“民”与“俗”之上，所以所“化”所“成”的，在知识分子身上，最缺乏安定性。“礼失而求之野”，因为“野”才有较大的安定性。

知识的对象是物，知识的尺度也是物。物在外面是可视的，可量的。其验证

是人可共见的，其方法是人可共用。而且可在时间空间中於于保存的。所以知识能做有形的积累。自本自根的道德对象是各人自己的新，其尺度也是各人自己的心。心在内面，可内视而不可外见。可省察而不可计量。其验证只是各人的体验。其方法只是个人的操存。一切都是主观上的，既不可能在客观上摆出来如轻重长短之不可争。也不能如产业传承之不可易。于是作为中国文化基石的心，没有方法做客观的规定；而只靠自验于心之安与不安。孔子的学生宰予和孔子争辩三年之丧，孔子问他对自己主张是否心安？宰予自己承认心安时，孔子便毫无办法，只好说“如汝安，则为之”。这种只能信自己而无法求信于他人，只好看自己而不能看他人的格局，若不向上提升而系向下坠落，便可一转而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格局，恰合乎作为自然与人的自私自利的自然愿望。因之中国的知识分子，常是由文化上以道德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一辅而为一切为满足个人私利之心之工具。于是中国文化在成就人的人格上，常表现为两极世界。一是唐君毅先生“论中国的人格世界”一文中所要叙述的一般知识分子的纯自私

自利得个人主义世界，这是文化惰性的多数人的世界。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可由“他力”的宗教，法，国家社会等加以限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则没有，也不接受这些“他力”的限制，只有听其“人欲横流”的“横”下去。

二

以上，仅就文化本身之所长所短，所有所无的可能影响来说。但文化在历史的实践中，必定和历史条件，互相影响。这里，应该看看我们历史条件所给予文化的影响，因而所给予知识分子的影响。

希腊的知识分子，是由商业蓄积的富裕生活而来的精神闲暇所形成的。他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乃以其闲暇来从事于知性的思索活动。这里包含了两种意义：第一，他们不是为了求生活而去找知识；这便保证了知识的纯粹性。养成西方为知识的优良传统。第二，希腊的哲人，大体都热心政治，但政治对他们只是一种社会活动。乃是他们思考之一种对象。他们并非把政治作为个人唯一的出路。因而保证了个人对政治的独立性。养成西方以独立的个人立场。以社会立场，而不

是以统治者的立场去谈政治的优良传统。中世纪是宗教世纪，知识分子皆吸收在宗教团体中。宗教团体对于当时的政治社会，保持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并开拓了希腊时代一般哲人所想象不到的广大的活动空间。近代西方文化的多元性，固然有的是来自各种不同文化的接触，而主要得则系来自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因而使文化活动的范围扩大。

中国由贵族没落而开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亦即在此处之所谓知识分子，第一，在社会上无物质生活的根基；除政治外，亦无自由活动的天地。在战国时代所出现的“游士”，“养士”两个名词，正说明了知识分子的特性。“游”是证明他在社会上没有根。“养”是证明他只有当食客才是生存之道。而游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养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于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

最彻底的自我否定并不是自杀，而是想以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方式重新拥有一次已经失去的时光。对于我来说这段时光是一年，三年，还是十年，我还在想，也许更长。这并不是因为虚度岁月或是做错过什么，我猜这只是一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