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从三个方面理解把握文化自信

蔡武

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培育全体国民的健康的文化心理，恢复和加强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主体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努力使我们的文化自信表现出一种“自信而不自负，自豪而不自满，自尊而不自傲”的新格局。

文化自信发挥着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作用，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文化和精神支撑作用。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起源、发展、精神特质和其内涵精髓的总体性判断，是秉持对中华文化的礼敬、继承、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基本立场和态度。

文化自信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是那种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民族灵魂和基因的传统。“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家、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毛泽东就是从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开始论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的。

第二个来源，是中国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艰难奋斗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进步的伟大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优良传统。这是中华文化中极为丰厚的新篇章、新传统。

第三个来源，是在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后，经历前后两个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包括艰难曲折的探索、挫折、失误中形成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形成、丰富和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谈到文化自信，我们首先会想到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但我以为，后两个来源也十分重要，对当代中国人来讲，甚至更加重要，是我们之所以自信的重要源泉。

文化自信所具有的四个特质

第一，自信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历史和无数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生活智慧、政治智慧，丰富的历史经验、治国理政理念，以及作为独特标识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价值等。这些具有极鲜明中国特色的理念和智慧，一旦为各国人民所理解，都会受到衷心的赞誉和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珍视他人的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不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大智慧，更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道义准则，已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高度认同。再比如，中华文化倡导和合文化，主张

培养人的诚实、守信、宽厚、庄重、谦逊、温和等品质，实现“和为贵”。我们的文化自信首先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载体中内在蕴涵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价值的整体性理解与把握之上。

第二，自信于中华文化蕴涵的浓厚深刻的人文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中华文化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就是首先要理解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化也是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结晶。比如我们讲传统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它从哪里来？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从民间、从人民群众现实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风、俗、习惯中来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风就是时尚、风尚，流传很快，变化也很快，风行一时；俗，则是在风的基础上沉淀下来，成为比较稳定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传统文化。文化创造源自人民、依靠人民，文化成果为人民所共享。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就是坚持文化自信历史逻辑的必然结论。文化的创造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传承、弘扬、复兴文化，依然要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团结奋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一个完整的理念。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不开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人。他们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典型代表，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文化的创造、传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先贤们把这种创造性劳动归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三，自信于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创新是中华文化生命活力的源泉。古人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历史文化，都是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不断发生流变，大浪淘沙，日积月累，在各种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中不断发展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当代对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就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使之不断适应和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实践，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包括四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空前的改革开放，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选择，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性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抉择和必由之路。改革就是除旧布新，就是开拓创新，改革使中国社会充满了生命活力，使中华文化更加灿烂辉煌。

第四，自信于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显著特色。就中华民族文化本身而言，它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各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中华民族文化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各民族文化逐渐融合而形成的占主导

地位的文化，各地域兄弟民族迁徙、汇聚，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的辉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其所具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及“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大格局大气象大胸怀上。正是在历史上广泛、深刻的文化交往、交流、交锋中，中华文化吸取了异域、异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加以吸收、改造，丰富发展了自己。同时我们也明确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化的民族特色是因比较而存在的，越是有比较越能显示自己，所以要坚持和其他文化开展交流。文化的民族特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其他多样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有些因素会凸现出来，有些因素则会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从而在新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文化特色。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

坚定文化自信要把握好四个问题

第一，要区分精华与糟粕，坚持扬弃和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是所有过去存在过的文化都可以称作“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应该是指过去的主流文化，是长期流传，得到大多数人广泛认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文化。还要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基础的变化，过去认为正确的文化观念，到了今天，可能并不正确，或者只有部分正确。例如，中华传统中的“孝”道，渗透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处理人际关系、

家庭关系的依据。但孝道具有时代性，其内涵和行孝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当代社会，“父母在不远游”“埋儿奉母”等观念和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因此，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继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定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善于区分精华与糟粕，正确认识现象和本质，区分主流与支流、整体和局部，分清普遍性与特殊性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第二，要防止两个极端。一个是自晚清以来，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遭受外部势力欺凌的历史背景下在相当部分中国人中，尤其是在文化精英中产生的文化自卑、文化虚无的极端思想，导致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本土文化全盘否定。在当前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激荡，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和争夺激烈的形势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透和影响到文化领域，对坚定文化自信构成威胁，我们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歌猛进以来，在一些人中产生的文化自负。这也是我们要高度警觉的问题。要培育全体国民健康的文化心理，就要努力恢复和加强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主体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滋养下，我们的文化自信就会表现出一种“自信而不自负，自豪而不自满，自尊而不自傲”的新格局，我们的文化就会成为一种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力的伟大文化。

第三，在坚持中华文化自主性、主体性的同时，也要善于在不同文化中寻找和发现共同点，“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已经不再像旧中国是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无足轻重、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没有发言权那样的小角色，而是正在以自身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虽然带着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中国方案和建议，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走上世界舞台，但我们并不是要输出自己的模式，推广中国道路，更不是要去与哪个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和国际事务主导权，我们也不是要以中国的方式去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国际秩序体系。我们坚持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主张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坚持中华文化自主性、主体性的同时，要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来寻求中华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的共同点。习近平主席在联大会议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时，特别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领会习近平主席的深刻论述，把握思想精髓。关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既有利于外界更全面客观地认识、理解中国，又能帮助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因此，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

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寻找中国与世界的共鸣点，阐述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打造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要坚持实践第一，实干为先。这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又是强调实干为先，实干为要。我们不是生活在古代、生活在过去，实践总是在不断前行的。文化兴盛，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推进在当代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发明创造、创新，使之能很快成为引领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文化灯塔；二是努力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上下功夫。不经过这个实践创新的功夫，所谓优秀传统文化就只是博物馆中的文物。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坚持，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上下苦功夫，才能实现真正的坚持。文化的传承、兴盛，关键在实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有一首歌歌词讲，“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非常朴素、非常深刻。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首先必须有文化自觉，这不仅仅是指一种认识，而是讲必须有历史担当、责任担当，扑下身子去学习，“撸起袖子加油干”，去创新、去开拓。过去有一句说法，“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强调这一点，在当下更具有十分重要、深刻的意蕴。

从三个层面理解文化自信

黄杰

深入理解文化自信，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理论层面，思考文化主体性问题，各民族应不应该有，能不能实现文化自信；二是历史层面，重读文明轴心期，从传承看本民族是否有文化自信；三是现实层面，如何构建体现当代发展的文化软实力。

理论层面：彰显文化主体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引领、精神支柱、道德教养、知识哺育，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区别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重要标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劳动生活的精神产物，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从文化主体性看，钱穆先生一直对中国文化保有敬意，他坚持认为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他的著作都是激发国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他在创办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强调中华民族能够保有文化主体性。著名汉学家、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这样评价钱穆，“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

钱穆逝世后，士林震悼。当时有大量媒体以“中华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敬悼史学家钱宾四先生”“承传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敬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题对这位学人的学术贡献做了极高的评价。

历史层面：重读文明轴心期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观点，表明某个历史时段是人类文明精神重大突破时期，得到了思想界的认可。按照他的看法，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巨人。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更重要的历史现象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以理智的方法、

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开始“终极关怀的觉醒”。恩格斯就曾指出，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几乎研究了人类所有的基本问题，并提供了雏形。

中华文化，是个博大精深的智慧宝库，无论是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建筑工艺、民俗风情，还是治国理政、人格修养，都蕴藏着深厚的智慧和魅力，都可以提供很丰厚的文化积淀，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如果想要面向现实和未来，必须整理好我们的过去，要让我们过去的资源通过这种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为未来的前途、为未来的目标而服务。总之，文化要走向当下和未来，要能够使得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深入人心，指导我们的生活，营养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内涵，就必须要创新，要做创造性的转换。

中国要前进，每一步都不要忘记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的思想文化根基在哪里，我们的最大优势在哪里。如果不明白这一切，就可能犯各种食洋不化的错误，故步自封的错误。

现实层面：构建文化软实力

祖先的成就毋庸置疑，主要是不少人对当今的思想和文化成果抱以质疑的眼光，不以为然。“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必须从两个维度来思考问题：一是古今视角，如何看

待传统文化的作用，“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二是中西视角，如何看待借鉴国外文明成果，“兼容并包，有容乃大”。

首先，对“传统”我们要有新认识，现代是传统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必须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必由之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融入文明大家庭的重要精神支柱。只有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上、在共有精神家园中，才能建立切合普通大众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共同话语、价值认同、人文性格。其次，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各国文化交流、话语授受的规律和经验，特别是对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培育的借鉴。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着眼需求，中国文化发展要设计“中国”议题，完成三大目标，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价值、打造好中国话语。要言之：中国故事，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及趋势为切入口，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现中国。比如，呈现国家多维度发展的电影，从现实主义视角传播中国故事。中国价值，要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点，面向国际舞台，展示中华历史文化优秀品格，体现当代中国道路的精神气象。比如创新文化节目，用“和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电视媒介传播有机融合，把文

学经典唤醒、擦亮，为现代文明追本溯源。中国话语，要以天下太平为导向，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理念。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生死疲劳》等作品，展现了中国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雨果奖获奖者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至世界级水平”，既是亚洲人首次获奖，也是新中国输出到美国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关注少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书写儿童内在的人性、人情、尊严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