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
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胡伯仲
［摘要］可以说，王蒙是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引进意识流的作家，是他让新中国大陆读者知道了什么叫意识流。王蒙也因其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1983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6年至1988年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备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纵观近两年的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王蒙这些作品的技巧特色、非情节化特征和语言特点比较关注。
［关键词］王蒙；意识流小说；近两年研究；
王蒙新时期的作品指的是，文革结束后，王蒙以作家身份重返文坛发表的作品。意识流作品则是指这一时期，作者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技巧如内心独白、非情节化等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总结起来说有《布礼》（1979）、《蝴蝶》（1980）、《春之声》（1980）、《风筝飘带》（1980）、《海的梦》（1980）、《杂色》（1981）、《相见时难》（1982）［5］。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因其对现实主义的打破和现代派技巧的运用，而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迅速引起了王蒙研究热。可以说，王蒙是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引进意识流的作家，是他让新中国大陆读者知道了什么叫意识流。王蒙也因其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1983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6年至1988年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备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纵观近两年的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王蒙这些作品的技巧特色、非情节化和语言特点比较关注。
一、王蒙特色的意识流技巧
尽管评论界都认同上述作品的意识流身份，但王蒙自己却不这样看，“王蒙一直不承认自己的小说是意识流小说，甚至不承认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在《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中王蒙自己说到：“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意识流”，“我写的是不是意识流，我还不知道呢”[6]。他甚至说他自己也没有认认真真读过几本意识流作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王蒙确实用了意识流的一些技巧，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明显的特点。有人认为，同西方的经典意识流作品相比，王蒙确实和他们一样“都使用了内心独白、象征暗示、蒙太奇等艺术表现手法”，“他们还同时使用象征来揭示主题”[1]。其次，有人认为王蒙也同他们一样，采用非情节化的手段来结构文章。“80年代初，王蒙是利用了小说的这一特质1，发挥自己的才华，展现了小说的新面貌。”[4]“他们的小说都有意淡化情节”，“意不在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1]。
但由于王蒙个人的人生经历及其生存地背景的不同，他的这些作品又表现出极浓的个人特色，或者直接说，中国特色。有人认为，在主题基调上王蒙就同西方作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方的意识流作品，意在“表现当时具有压倒势的混乱和不安的思潮、感觉和情绪”，他们的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处于困顿、孤独和恐惧之中”[1]。而王蒙的这些作品，则依然表现出一种“少共精神”，在其作品中能明显看出革命的痕迹，其作品反映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另外，也有人从中西背景的差别、小说内部结构处理的情理之别来分析二者的相异之处。
二、非情节化
非情节化意即淡化情节，忽视故事情节的重要性。如意识流代表人物英国作家伍尔夫的代表性作品《墙上的斑点》、《海浪》、《达罗卫夫人》等等。王蒙的这些作品也有也有这种特
1指非情节化。作者注。
点，其作品“多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陈杲找人办事（《夜的眼》）、素素与男朋友会面（《风筝飘带》）、曹千里骑马在路上（《杂色》）、科级干部探亲在车上（《春之声》）等只做事件叙述从而串联全篇，意不再编织曲折离奇情节。相对而言，《布礼》、《蝴蝶》中的故事多了一些，但也未产生错综复杂的吸引力，重在人生体验”[1]。
有人对王蒙的这些意识流作品进行话语类型分类，以动作、时间及二者的关系为标准划分为五类，然后发现王蒙的这些小说中的意识流话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该作者以王的《春之声》为例说“通篇以主人公岳之峰的思绪来行文，忽而现在，忽而过去；忽而城市，忽而乡村；忽而国内，忽而国外。通篇都是这样腾挪跌宕，一幅幅画面接连闪过，给人以毫无头绪之感，但当读者仔细体味时，便会发现，这一幅幅画面不是按时间顺序组接，而是与岳之峰的思绪相关联的。因此说，《春之声》这篇小说打破了以往小说按时间叙述的直线性思维的常规，而呈现出一种网状的结构，这样的时空交错明显是以空间变化来结构全文的。”
[4]
也有人对王蒙的这些作品进行结构性分析后发现，其小说多打破传统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发射性结构特点，因而几乎没有情节可言。但即使这样，大部分人对王小说的这一特点持肯定态度。“虽然这种写法乍一看令人不知所云，但这样写的确是很精练，内涵比较丰富，比较耐人寻味，而且更富于真实感，它不是被提纯、被装在瓶子里的蒸馏水，而是无边无际的蓝色大海里的一瞥。如今，生活是愈来愈发出雄浑多样的音响了，愈来愈表现出瞬息万变的节奏了，为了表现生活的这种特点，为了在短小篇幅中表现出更多更多的内容来，于是作者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手法——“非情节化”的手法，来结构文章。”[2]
三、新奇的语言
王蒙本人十分注重语言的运用，他的这些意识流作品往往在修辞、句式、语体等方面不同于常规，并且勇于打破常规而呈现出新奇的特点。在修辞上，有人认为王的这些作品的不落俗套的排比和比喻是其语言的很突出的一个亮点：
“第一，王蒙小说的比喻是非常独特的，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
于是她尽情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之响，好像一列火车开进他们的院子，而她洗脸的声音好像哪吒闹海。
——《风筝飘带》
我爸爸的身材瘦长，脸长得像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
——《深渊》
说素素洗脸刷牙之响不无夸张，然而，却是真实的，说脸长且瘦，不说像猴子却说成倒置的等腰三形，准确而独到，新颖而形象，读了他的这种比喻，你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第二，王蒙小说的比喻用群众生疏的比喻是常见的。
她的脸绷得严实，好像是采用了最新技术进行无缝焊接似的。
——《悠悠寸草心》
他白白胖胖，好像富强粉烤制的面包，一种应该推广的食品。
——《风筝飘带》”[2]
在句式上，有人认为，王蒙的这些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长短句恰到好处的错落。有人认为王的作品中的长句往往蕴含大，语气连贯，条理清楚，陈述和限制得细致和准确，认为王的这种长句往往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思想，“王蒙小说的长短句语言并不是那么单调，一味的傻长的，而是长得巧、长得好、长得有味，是借助于多种语言手段组织的优美的长句。
‘他们还能理解我们的像春天的雏燕，像折了翅膀的小鹰，像被大风吹来吹去的蒲公英，像刚浇过粪稀的萝卜缨，像奔腾泻下的瀑布，像乱石里转变的流水，像凌晨四点钟顶着鲜红的肉冠子打鸣的雄鸡，像正在脱毛的秃秃的小鸡，像在天中爆响的二踢脚，像冒烟又滋拉滋
拉地响的湿柴禾上的火苗子，像含苞待放的鲜花，像被虫子咬得缺了瓣儿的花朵一样的青春吗？——《深的湖》’”。[2]
文学概论教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天才为文学立法”。我认为王蒙在他的这些作品里就是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文学的创新立“法”。
当然也有人指出了王蒙作品里的不足之处，“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层次上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 这就使他的小说缺少感性内容。理性行为确实能够规范作家的创作思想沿着健康发展的轨道行进, 但是理性的框架也确实‘规范’了作家在创作天地间驰骋。”
[3]在我看来，这也是比较中肯的批评。
自然，关于王蒙的这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作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更深刻的研究，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有见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参考文献］
［1］郑德聘.伍尔夫与王蒙意识流小说之比较［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
［2］李春.王蒙新时期小说语言运用探析［J］.当代文学，2009（6）.
［3］金红.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论［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4］刘慧敏.王蒙小说的“非情节化”解读［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5］叶向党.王蒙“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6］王蒙.漫话小说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转引自[3]
意识流小说the stream
意识流小说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意识流”是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中，特别是小说和电影中广为应用的写作技巧。是现代派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 Stream-of-consciousness narration The narrator conveys a subject’s thoughts, impressions, and perceptions exactly as they occur, often in disjointed (不连贯的) way and without the logic and grammar of typical speech and writing. Stream-of-consciousness narration usually is written in the first person, as in Marcel Proust’s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 but it can also, by means of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be written i n the third person, as i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is century were golden years of the modernist novel. In stimulating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s of novel creation, the theory of the Freudian and Jungian psycho-analysis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exist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human mind, that one's present was the sum of hi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d that the whole truth about human beings existed in the unique, isolated, and private world of each individual, writers like Dorothy Richardson, James Joyce and Virginia Woolf concentrated all their efforts on digging into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They had created unprecedented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such as Pilgrimage(1915-1938)by Richardson, Ulysses(1922)by Joyce, and Mrs.Dalloway(1925) by Woolf. Among them, James Joyce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ist; in Ulysses, his encyclopedia-like masterpiece, Joyce presents a fantastic picture of the disjointed, illogical, illusory, and mentalmotional life of Leopold Bloom, who becomes the symbol of everyman in the post-World-War-I Europe. Within the realistic period of American literature, one writer named Henry James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20th-century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and the founder of psychological realism. James's realism is characterized by his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his subject matte. His fictional world is concerned more with the inner life of human beings than with overt human actions. His best and most mature works will rende the drama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convey the moment-to-moment sense of human experience as bewilderment and discovery. And we as readers observe people and events filtering through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participate in this experience. This emphasis on psychology and on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proves to be a big breakthrough in novel writing and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ming generations. 发展 20世纪20年代起，意识流技巧在小说领域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并未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这是因为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并没有共同的组织和纲领，也没有发表宣言，而是一些不同国家的作者，如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英国的弗吉利亚·伍尔芙和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等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运用新的概念与方法创作小说。他们的作品着力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采用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心理描写方法，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纪元。这些作品在当时虽然受到某些责难，但并未引起重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到承认和广为流传。20世纪60年代以后，创作这类小说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 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在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小说类作品。意识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提出。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零散方法进行的，而是一种流，是以思想流、主观生活之流、意识流的方法进行的。同时又认为人的意识是由理性的自觉的意识和无逻辑、非理性的潜意识所构成；还认为人的过去的意识会浮现出来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
意识流作文
意识流作文 意识流文学泛指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既包括清醒的意识，更包括无意识、梦幻意识和语言前意识。 “意识流”一词是心理学词汇，是在1918年梅·辛克莱评论英国陶罗赛·瑞恰生的小说《旅程》时引入文学界的。意识流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分支，主要成就局限在小说领域，在戏剧、诗歌中也有表现。 小说中的意识流，是指小说叙事过程对于人物持续流动的意识过程的模仿。具体说来，也就是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人物表面看来似乎是随机产生，且逻辑松散的意识中心，将人物的观察、回忆、联想的全部场景与人物的感觉、思想、情绪、愿望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以"原样"准确地描摹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 意识流的几种表现形式： 内心独白 在假定没有其他人倾听的情况下，一个人物把自己的所感所思毫无顾忌的直接表露出来，就是“内心独白”。这是意识流文学最常用的技巧。其特点是在独白中完全看不到作者的行迹，纯粹是小说中人物自己的真实意识流露。这种内心独白被成为“直接内心独白”。外，还有一种“间接内心独白”，虽然也是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但是作者不时出来指点和解释。这种内心独白所展现的意识活动通常属于较浅的层次，比较连贯和合乎逻辑，语言形式也比“直接内心独白”正常。 内心分析 所谓“内心分析”，是指小说中的叙事人或人物很理智的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进行分析追索，并且是在并无旁人倾听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与“内心独白”的区别在于它以理性为指引作出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推理或说明，而非任意识自然流动。 自由联想 人物的意识流表现不出任何规律和次序。其意识一般只能在一个问题/一种事物上作短暂逗留，头脑中的事物常因外部客观事物的突然出现而被取代；眼前任何一种能刺激五官的事物都有可能打断人物的思路，激发新的思绪与浮想，释放一连串的印象和感触。 时间和空间蒙太奇 蒙太奇是电影中用来表现事物多重性的一系列手法，如“多视角”、“慢镜头”、“特写镜头”、“闪回”等等。意识流小说家为了突破时空的限制，表现意识流动的多变性、复杂性，经常采用这类手法。 诗化和音乐化 意识流小说家为了加强象征性的效果，有时采用诗歌和音乐的手段。他们广泛运用意象比喻、乐章结构、节奏韵律、标点符号甚至离奇的拼写方式来暗示人物在某一瞬间的感受、印象、精神状态或作品寓意。 意识流作文训练范文系列 玻璃上的黑点
汪曾祺述评
汪曾祺研究述评 目录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学术论文（1563篇）、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96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全文（31篇），其中硕博士论文主要以收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篇目，以及“中国知网”国家级重要刊物刊登的学术论文为主要参考对象。 汪曾祺研究述评： 毕文健《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文教资料 2008年第28期 杨劲平《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02期 赖闽辉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龙岩师专学报 1997年第02期 翟文铖《2006年度汪曾祺研究述评》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年第03期 文学史教程参考包括：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市井平民和下层只是分子的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有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的小说不无针砭和嘲讽，但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小说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也因民间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而受到“拯救”，某些陈旧气味受到抑制。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可以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做过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的努力。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介、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小说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 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河南杞县人。另一个笔名是芦焚，1946年以后改为师陀。1932年以芦焚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请愿正篇》，由此开始文学创作。小说创作多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集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等，中长篇小说有《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 前言 师陀创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人们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80年，一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建国前，批评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学识进行印象式批评。1936年, 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这使师陀从此享誉文坛，也由此引起了大众的注意。随后1937年，师陀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出版，刘西渭在评论中敏锐的抓住了师陀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并形象的概括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①1946年，《果园城记》出版，师陀的小说创作已趋于成熟。最早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唐迪文同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果园城记》，唐迪文认为《果园城记》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 也是一篇朴素的诗。”②当时杨刚、金丁、孟实等优秀批评家从创作历程、题材等方面进行感悟和品评，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到1990年前。建国初期，师陀研究处于停 ①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 ②唐迪文《果园城记》，《大公报》（1946年7月12日）。
滞状态，到了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解放，专家学者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师陀研究逐步苏醒，但是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较早的如唐弢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仅以几百字对师陀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了概述。而同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②则把师陀进行专章论述，对《果园城记》，《结婚》《马兰》等多个文本进行评述，并高度评价了《结婚》的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师陀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重点关注了被先前文学史忽略的作家作品，唤起了批评家对师陀的重新关注。 刘增杰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师陀的学者，随后，他在1984年整理出版了《师陀研究资料》③，集结了师陀生平资料、创作自述和评论选编，为师陀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至今，在这一时期，师陀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开拓，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本文则重点从创作论研究、艺术风格和文体研究、意象和诗性研究、乡土小说和还乡书写、比较研究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师陀研究进行梳理，以有利于师陀研究更好的拓展和深入。 一创作整体研究 早期，刘增杰在他的《师陀小说漫评》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生平经历、小说创作、他人评论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后对师陀整体研究的较少，直到近些年来，不断地出现了师陀创作研究的学术论文。唐鑫通过考察其小说创作中的“两次重要的空间转移：中原杞县到繁华都市”④通过对师陀文学创作中乡土题材和都市 ①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唐鑫《论师陀小说创作》，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
《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
比较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异同
比较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异同 意识流小说是指小说叙事过程对于人物持续流动的意识过程的模仿。其创作原则强调感性,反映直觉,充分揭示西方的现代意识。 王蒙,因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篇“集束手榴弹”式小说的问世,一时引起中国文坛的轰动,当时,其新作曾被称为“中国的意识流小说”。伍尔夫被认为是西方意识流小说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和意识流小说理论的阐述者,其创作背景、理念和手法等与该派作家大同小异,其著作能大体反映该派小说的创作特色。所以，我认为比较王蒙意识流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可以从王蒙意识流小说和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异同中得出结论。 一、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手法之同 王蒙的小说之所以在80年代被称为意识流小说,多因为他与伍尔夫等西方意识流小说家们在艺术手法上的选择上存在一致性。 1、有意淡化情节。 在伍尔夫看来,英国小说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历代小说家都试图用它来讲故事,而故事是文学有机体中最低级的一种,她取消情节或把之降至最低限度。她的《墙上的斑点》就毫无情节可言。《达罗卫夫人》表面上讲的是达罗卫夫人和精神病患者赛普蒂默斯在街上的经历,但它终不成“情节”,顶多为事件。《海浪》更无故事情节而言,只有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此起彼伏的意识的波涛。我们不难看出,在她的小说里,故事情节和外部世界的描述一降再降,取而代之的是飘忽不定、连绵不绝的意识流。王蒙小说多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素素与男朋友会面、(《风筝飘带》)、科级干部探亲在车上(《春之声》)等只做事件叙述从而串联全篇, 意不在编织曲折离奇情节。相对而言,《布礼》《蝴蝶》中的故事多了一些,但未产生错综复杂的吸引力, 重在人生的体验。 2、以有限物理时间表现无限心理时间。 两人的创作目的反映到时间的处理上,一个旨在呈现人物心理意识,一个意在跨越历史的维度,获取沧桑之 生命体验,他们找到了心理有穿梭时空之自由的切合点。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里的时间跨度仅从上午九点到午夜时分约15个小时；《到灯塔去》象征性地建立在一种类似于从傍晚到上午的时间顺序上；《海浪》仅涉及从黎明到黄昏一个白昼的物理时间。但在有限的网络世界里却反映了人物从青年到中年或从童年到老年等几十年的人生历程。而王蒙的《夜的眼》从华灯初上写起到下夜班为止,仅三个小时左右的钟表时间,却涉及到20年前的人生改造；在《风筝飘带》中，“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里重现了两人从初识至今的整个过程；《蝴蝶》里的张思远回城路上追忆了几十年的沉浮变化。往事以回忆的形式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演”一遍。 3、内心独白、象征暗示与“蒙太奇”手法的组合运用。 伍尔夫小说中的内心独白是不言而喻的,在《墙上的斑点》和《海浪》中达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王蒙作品也多用内心独白,《布礼》第五章中间标明“1951年到1958年”很长一节中以“我们”自称,写出心中想的没说出来的话。他们还同时使用象征来揭示主题。在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中,不仅“灯塔”“浪”“窗”等许多事物有象征性,而且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具象征意义。《到灯塔去》第一二三章长短不一,且对应黄昏、黑夜和黎明,暗示人生悲欢交替,象征人的生与死变化。王蒙小说中的“风筝飘带”“海的梦”“春之声”等都被赋予了象征之意。蒙太奇手法具有时空转换的自由度。在《布礼》《蝴蝶》等反映历史跨度的小说中,镜头时而停在1957年8月,时而飞至1966年6月,随即又回到1949年1月；画面此刻在回城的路上, 顷刻置换为10年前的山村。而在《达罗卫夫人》中,则表现为空间的转换,随着汽车巨响,闪出达罗卫夫人惊跳的镜头,忽而转为赛普蒂默斯恐慌的场面。显然,他们用蒙太奇技法,或为顺利展现历史变迁,或为成功实现人物在同一时刻内意识活动的交替并置,不过都强化了小说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然而，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在创作背景、思想价值取向、叙述策略等方面存有迥异之处。正如郭宝亮先生在《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中所说:王蒙(小说)与西方“意识流”的区别是根本的。 二、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手法之同 1、创作背景之别。
王蒙与西方意识流小说
意识流小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兴起于西方，发端于英国，上世纪20~4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盛行于西方各国。在不同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意识流小说在创作上逐渐形成为广大评论家所认同的三大艺术特征，即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语言形式；时空跳跃的叙事结构；音乐化、蒙太奇的表现技巧。 意识流小说的奠基者维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了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作品通过一个妇女看到墙上一个模糊不清的斑点而引起无限联想的意识流动过程，揭示人内在世界的丰富和易于变化。伍尔夫小说不注重表现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把创作重心放在对人物思想感情流程的再现上，讲究环境和景物描写的印象效果。她的文笔富于音乐性，并运用音乐上的“曲式学”结构作品，给读者以美感。 我国大陆较早受到西方意识流小说影响的重要作家王蒙认为，西方意识流文学在表现人的心理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意识流能够逼真地“写人的感觉”；他还认为，意识流小说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能增大跨度和容量，可以使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事情能让人感到更广阔、更长远、更纷繁的生活。于是王蒙开始使用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思想，使用放射性结构和跳跃的节奏来缩短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描写人物复杂细微的意识流动。 《风筝飘带》在文革动荡的那个年代，女人公素素本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经历又很曲折的姑娘，但在成长过程中丢失了许多各
种颜色的梦，失去理想的素素犹如被抽去了精神支柱，加之周围庸俗的环境也使她看不出多少人生意义。佳原也同样经历过心灵的苦旅，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追求，放弃做人的真诚，他把被他人撞伤的老太太送回家，虽然遭人误解，但无怨无悔。他用他独特的善良和"憨"感化、影响着素素，唤回了素素的多彩的梦想。小说通过佳原和素素这段热恋情人谈恋爱时所遇到的麻烦反映出了尖锐的社会问 题。小说以人物的心理流动来结构全文，以内在的心理时间取代了客观的现实，素材如浮出"意识"水面的冰块，随着主人公心绪的流动而呈现跳跃性分布。作者特别注重的是人物感觉的描摹，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表现人物感觉的天地。作品的前半部分描述的是素素在等待与佳原约会时思绪和意识的流动，包括素素的梦也是在流动的回忆中闪现出来的，作者在描述她的思绪时使用了内部分析手法，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素素的内心世界： “白色的梦，是水兵服和浪花；是医学博士和装配工；是白雪公主。为什么每一颗雪花都是六角形而又变化无穷呢？大自然不也是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吗？蓝色的梦，关于天空，关于海底，关于星光，关于钢，关于击剑冠军和定点跳伞，关于化学实验室、烧瓶和酒精灯。…. 《风筝飘带》具有一种立体的美感。这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还体现在主题的多侧面性。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对文革和知青命运的反思，也可以从社会和青年的关系角度加以阐释，甚至可以提升至“人性”的探究层面。总之，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框架。文中运用的技巧也
师陀和他的乡土抒情小说《果园城记》
师陀和他的乡土抒情小说《果园城记》 师陀，1910年3月10日生于河南杞县，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曾用笔名君西等。在开封读中学，喜爱评话，爱好文学。193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反帝大同盟作救亡宣传。翌年以芦焚为笔名（英文“暴徒”的音译）在《北斗》《文学月报》杂志发表小说《请愿正篇》，《情愿外篇》。1932年与汪金丁、徐盈创办文学杂志《尖锐》。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1937年短篇小说集《谷》因艺术风格独特获《大公报》文艺奖。 抗战期间蛰居上海，和巴金、卞之琳结谊。写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1946年发现有人冒用芦焚笔名，改以师陀为笔名，发表《果园城记》。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电影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1957年后为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历史话剧《西门豹》、独幕喜剧《伐竹记》等，颇得好评。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无名氏》,《果园城记》,《石匠》。中长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历史无情》。散文集；《黄花苔》,《上海手札》,《保加利亚行记》,《山川﹑历史、人物》。
果园城记 以一系列描写人物的短篇, 勾勒了上世纪初到抗战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原乡城的图景，基调滞重隐痛，沉郁感怀，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看似和谐宁静。实则衰落逝去的小城人生。 一、果园城 二、“鬼爷”（城主） 三、葛天民 四、桃红 五、贺文龙的文稿 六、颜料盒(油三妹) 七、傲骨 八、阿嚏 九、塔 十、期待 十一、说书人 十二、灯 十三、邮差先生 十四、狩猎 十五、一吻 十六、三个小人物 十七、北门街的好汉
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论文题目：浅谈汪曾祺小说中的爱情 英文题目：On WangZengqi's love 姓名：付陈燕 学号：1030880110 年级：10级 专业：对外汉语
学院：文法学院 指导老师：徐国华教授 二〇一四年六月 前言 本综述主要以汪曾祺及其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前人对其小说研究基础上，全面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带着从他们的研究中所得的深切感悟去挖掘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爱情的闪光点，完善自己对汪曾祺的研究并推进自己的论文写作。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创作风格的作家。其短篇小说的独特风格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为发端,学界对于汪曾祺的研究已有30多个年头,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以及其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品格一直是文学界探讨的话题。本文将对30年来学界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对研究现状作简要的评述。 一、初级阶段的研究 《受戒》发表于1980年的《北京文学》第10期,这是汪曾祺重新踏上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唐挚认为《受戒》是“赞美人间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现实世界,大胆地对于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妄的神的世界的挑战”。当然在批评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是围绕这篇小说的思想主题的指向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该小说的艺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受戒》这篇在今天看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广泛的重视,在汪曾祺小说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其小说的思想内涵、审美意识和文体风格。在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识中,人们十分关注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汲取。季红真是比较早对汪曾祺小说做考察的学者,她认为汪的作品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审美理想构成了汪曾祺小说重教化的主题特征,且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庄子哲学,特别是其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艺术气质上是一个有着浪漫气质和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个主张发扬我们民族性中的同情、仁爱、互相帮助、相濡以沫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汪曾祺身上的文化底蕴，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他文学世界的仁爱精神与朴素信念。他就是在儒家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的独立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了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在小说里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展现出自己的真性情。所以我认为《受戒》并不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有关爱情，有关风俗人情、人性等等。
汪曾祺小说研究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
【课外阅读】“意识流”小说
【课外阅读】“意识流”小说 传统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情节"、"结构"，小说作者着力于塑造人物鲜明的性格，按照情节的逻辑来安排事件的发展，以线性的时间流程来结构主题。 而意识流小说全然不同。在人物处理上，人物不再是一个"典型"。由于人物的悲与喜，光明与黑暗，高尚与卑劣，对新生活的向往与对旧日的怀恋等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读者又要将自己代入人物内心才能领会文章内容，所以读者无法立即对人物做出具体的善恶评价。如《欢乐》（莫言）里的齐文栋，是个农村知识青年，在他第五次高考不中之后，"离开了苍老疲惫的家门，象逃跑出一个恐怖的梦境"，经过一大湾子水，一块辣椒地，坐在自杀的年青姑娘鱼翠翠的坟头浮想连翩，最后终于在这个宁静的晚上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进入了死亡的"欢乐"。齐文栋不是个脸谱式的人物，他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活动，独成一个世界：有屡试不第的压抑，有对母亲的怜悯、内疚，有对哥嫂的不满、无奈，有对年青女子的生理欲望，有对鲁家三小子的羡慕、妒忌，有对建仓夫妇的厌恶，有对高大同的好奇、惶然……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作者对人物的隐性评价，只有人物失却控制的意识流动起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意识流小说与传统小说有很大不同，如传统小说里与科举发生密切联系的两个人物——范进、贾宝玉，在性格内核里都蕴含了作者的人生理念，或讽刺什么，或褒扬什么，读者很容易领会，而在意识流小说里，作者隐身幕后，读者不再意识到作者的存在，只意识到人物的存在。 作者的隐身，有赖于作者叙述角度的选择。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多采用第三人称，作者站在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高度上俯视人物；而意识流小说突破了传统的界限，多采用第一或第二人称。如《蓝天绿海》（刘索拉）以第一人称"我"描述自己的生活，通过回忆与强调突出与蛮子生死不渝的友情和"我" 感伤、郁闷、偏执、无所适从；又如《花豆》（高行健）通过年老的"我" 一个湿淋淋的下午，独对雨点向回忆中的青梅竹马的"你"的喃喃倾诉与思念，表现了几十年的风云，对往事的留恋和对错失的悔意；而前文提到的《欢乐》则采用第二人称"你"来表现齐文栋的内心。意识流小说也有用第三人称的，如李陀的《七奶奶》。小说深入七奶奶的心灵，写她的对可能爆炸的煤气罐的焦虑，对儿媳妇的不满，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通过这些心理活动，读者可以大致了解七奶奶一生的轨迹，也能体会她守旧的渊源。但小说虽然用了第三人称"她"，也体现了一定社会内容，七奶奶却不象《红楼梦》里的贾母或刘姥姥，她没有具体的外貌，没有鲜明的性格，没有通过第三者观察 的眼睛，更没有作者试图体现的褒贬倾向，因为作者并不是通过生活流程，而是通过心理流程来展开文本的。 传统小说一般会按照情节的逻辑来安排事件的发展，"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细巧处最令人称赏；而意识流小说则打破了逻辑的框框，有意淡化情节，突出人物的意识流程，用联想、想象、回忆、幻觉、梦境，打破时间之链，立体地、多层次地表现人生。如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的发韧之作《春之声》（王蒙），就是将主人公一生的经历压缩在不足三小时之内加以集中体现的。《春之声》的情节很简单：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决定回一趟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结果坐上了一辆闷罐子车，在车里，他与一位用"小三洋"录音机播放德文音乐的妇女聊了几句天，下车后看见了闷罐子车的外表及崭新的火车头。情节虽简单，但由于作者采用了意识流创作手法，因而知觉时间无所不及：由车身轻轻的颤抖联想到童年的摇篮；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想起黄土高原的乡下；由闷罐子车联想起三个小时前他坐着的三叉戟飞机，又联想到自己的地主成份及二十二年的检讨；由南瓜香又联想到童年，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由德文音乐想到法兰克福的孩子，西北高原的故乡，解放前北平的联欢，解放后的首都北京；由崭新的车头联想到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作者通过从心理角度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使读者在短短的篇幅内就领受到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区域内的人生内容。 在结构方面，与传统小说多以线性的时间流程来结构主题的方式相对，意识流小说多以多线交叉或放射性思维方式来表现复杂的外部世界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如《风筝飘带》（王蒙）写一
孙犁小说的散文化特点研究述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de15979284.html, 孙犁小说的散文化特点研究述评 作者：刘玉梅 来源：《世界家苑》2018年第05期 摘要：孙犁是跨越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人们对孙犁小说的研究在具体创作风格上有“诗化”“散文化”的评价，且偏于“诗化”的分析，而对散文化的特点论述不多，即使有所表述也是基于小说文本的精细推敲，对除文本以外作家缘何形成这种散文化风格缺少必要的追问。而本文联系作家的个人生活经验，审美情趣，文人脾性等对孙犁小说散文化特点进行简要地述评。 关键词：孙犁；小说；散文化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小说创作有着“散”的一脉。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废名的田园牧歌小说，沈从文的边城湘西小说，师陀的果园城回忆小说，萧红的追忆家园小说以及汪曾祺的文人雅士小说等都充溢着作家独特的散文化特点。其中，孙犁的小说也始终以独特的“诗化”、“散文化”久负盛名。一直以来，关于孙犁小说呈现出的诗歌般的意境，散文式的笔调，人们更乐于研究前者，而对于后者则着墨不多，或者干脆将“诗化”和“散文化”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纵观孙犁整体的小说创作，我们已能认识到，孙犁的小说，整体更符合散文化小说的气质。在孙犁研究愈加深入的今天，对孙犁小说风格特点丰富而准确的把握仍很有价值与意义。 一、囿于文本分析下的散文化特点表述 曹书文在其《试析孙犁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中认为，孙犁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用一种主观色彩较深的散文笔法写人叙事、状物写景，淡化情节，不讲究篇章结构，自觉地追求文学的真，重在感情的抒发。温江斌在其《试论孙犁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中认为，孙犁小说描摹朦胧、隽秀的环境以追求诗的意境；描绘生活的片段、侧面或场景以淡化情节；运用朴素典雅、含蓄凝练的散文语言呈现出现实主义的真情实景和和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以上研究不外乎从孙犁小说的结构、情节、语言、人物形象、情感等出发，不同的语言描述，得出的都是作家小说散文化风格的结论。正如杨义概括地，所谓散文化小说，既是“情节的淡化，人物的虚化，结构的自由随意化”。这些评论，深入细致而又准确生动地分析了孙犁小说的独特因素，论证了孙犁小说独特存在的原因。不过，以上研究资料都是囿于文本的细腻分析，创作风格，人物形象的塑造，审美取向，或论及创作手法及浪漫主义色彩，着重分析的是作者小说所具有的散文化倾向，而对作者缘何形成这种风格倾向没有论述。不过有的研究者不仅深入把握了小说文本的特质，还论及了作家散文化风格形成的原因。 二、出于文本之外的散文化研究
从《春之声》看王蒙意识流小说
从《春之声》看王蒙意识流小说 【摘要】：《春之声》是王蒙新时期意识流表现手法的代表作之一。在结构上，以放射式心理为主，加以蒙太奇表现效果，领略社会生活翻天覆地变化。在语言上，肆意铺陈的语言尽显强烈的扩张感，具有纵横衍生的气势。在内容上，是对文革无情的鞭挞和反思，彰显生命的美学价值，及对改革春天的美好祝愿与向往。 【关键词】：意识流,蒙太奇;语言特征;时代气息 在中国文坛里有许多为小说风格而不懈努力奋斗的，但是像王蒙这样能够在不同时期都能够始终站在艺术革新之巅却是少之又少。王蒙以一篇《青春岁月》震撼文坛，那时候他年仅19岁，又一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描绘了年轻人林振对工作积极热情，对党和国家忠心耿耿，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也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原本可以在写作大展宏图的他却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而断送美好青春，成为政治革命的牺牲品，下放到新疆乌鲁木齐甚至更为偏远地区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对王蒙来说并非是坏事，他没有像刘少奇那样被打到，相反，在劳动中领悟了很多，积聚了写作创作的源泉，把二十多年苦行僧作为磨练期坚持写作，把文学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直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再次登上中国文坛，并将改造时期积攒的文学功底成功运用到改革开放大解放当中去，成为文学领域举足轻重的代表作家。 在80年代文学中，王蒙文坛地位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数量上，更在于作品表达的思想和文化方面显示的厚度上。对于文革他没有像伤痕文学那样仅仅停留在感性批判层次上，而是更加理性思考，深层次地对文革进行鞭挞，将文学与人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并创造运用大跨度的时空转换，主客观交织的意识流表现手法加以揭露文革给人们带来精神层面的伤害，更加关注人的心理、情感，这与文革时期小说主题大相径庭，用作品表现人的思想，将人的内心想法表现在作品上，本文就其在《春之声》这篇文章进行加以阐述。 一、突破狭隘政治束缚彰显生命的美学价值 王蒙经历过文革时期黑暗年代，了解中国不仅在经济上饱受摧残，同样在文化上也一片凋零。为此，王蒙在新时期创造性的将西方意识流表现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表现人的意识活动，展现恍惚迷离的意识世界为主要内容，反应人的真实心灵和心理现实，描写真切可信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的规范，完全面向自我，重在表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世界，这是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下原有政治小说主题的突破，是尊重生命渴望内心世界的表达，所以，王蒙在新时期发出了第一声。 （一）对文革无情鞭挞和讽刺 王蒙借助自己手中的笔杆冷静深刻揭露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文革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深入思考。在《春之声》中这这样写到：“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谁让他投错了胎？地主，地主？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伟人的一句话，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使他惶恐的是，难道人生一世就是为了作检讨？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作一辈子的检讨的吗？好在这一切都过了。”“再不会以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1］主人公岳之峰作为地主的儿子，就仅仅只是回趟家，却要用二十二年来作为深刻检讨，幸而他远赴他国求学，免除了在文革期间的迫害，但是作为地主的父亲却不能幸免。今天，父亲终于摘掉了这顶地主帽子，这样的消息怎能不让岳之峰兴奋。想起过去，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内心是何等的委屈，面对这样的不公，最后只能用“好在这一切都过了”来抚平内心的不甘。可这样的错误不仅仅是作品中出现的，作为作者本身也是深受其害，他背井离乡仅仅因为伟人的一句话一个政策，自己也要跟着数百万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被迫离开亲人的怀抱，在新疆劳作二十年。面对这样的事实，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他的翻版，诉说着文革惨无人道的行径，无情的披露文革造成的实质性伤害，而他在新时期重返文坛，用自己的文笔突破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