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提纲：

本文以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边城》为根基，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沈从文的小说常常如一曲悠扬动听的田园牧歌，而他对“人与自然契合”的湘西的自然美、风物美和人性美进行了热情的歌颂，极力创造出一种古朴宁静的乡村文化景观。他构筑的那个“湘西世界”触及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社会的原型，满足了时代缺陷的需要，也震撼着人们的灵魂，使其作品获得了不朽的艺术魅力。沈从文与他的小说，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粲的明珠，它的光芒照耀着每一个穿越历史空间的灵魂。他的作品以它深厚的文化内蕴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活力，铸造了生机。在宿命的超越与回归中，沈从文以其独有的方式对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进行了重建，针对当时的“革命文学”提出不同的理论和主张。这种重建虽在当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却是意义深远。写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沈从文与《边城》

（一）、《边城》的“牧歌风”和沈从文的“牧歌情调”

（二）、《边城》道德之善和诗性之美

（三）、《边城》的整体性和普遍性

二、“河”与《边城》和沈从文

三、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摘要】：

沈从文在他的视野里发现了整个人类，在河流中映现出整个人生。一种崭新的“更庄严些与透入些”的对现实的掌握和解释在他心里涌动。一种通向“新的真实”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呼之欲出，并使当时的沈从文相信，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项伟业。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小说中透射出浓浓的文化内蕴，并以此涵盖所有的文字之中，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如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从沈从文话中与无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很多作品的根在于那个沉思中的时代、那个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那永远也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所蔚成雍雍大气的沅水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的文化意蕴成为了沈从文小说的生命之根。

【关键词】：文化内蕴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沉思中的时代

【正文】：

沈从文对中国文学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完全忠实于内心起点的作家，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罕有的人物。他将所曾经历的军队生活，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及普通社会事件全部纳入他的小说及散文创作中。当他创作这一切时：“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沈从文字里行间透射出浓浓的文化内蕴，并以此涵盖所有的文字之中。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来拜读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出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沈先生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

一、沈从文与《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美丽而带点伤感的恋乡梦，是沈从文理想的世界，诗意的世界。边城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小说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进述着一个哀婉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年逾七十仍很健壮的外公；十五岁情窦初开的孙女翠翠。他们热情、纯朴、善良。在两年前的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与城里管码头的顺顺的二儿子傩送相遇，傩送已爱上翠翠，翠翠下意识里也朦胧生出对傩送的爱恋。不巧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更严重的，地方上的王团总却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二人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为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作品通过对男女之间的爱情、祖孙之间淳浓的亲情、邻里之间友爱互相、和睦相处的乡情的细腻刻画，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体现了小说的“浓浓的地方色彩，淡淡的时代投影”的艺术风格。读了沈从文的《边城》，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性美。这种力量使人对“爱”和“美”的人性更加珍惜，更加向往。在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这是个有着特殊生活色彩的地区。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均已失望的情况下，作者便从其它地方寻找使民族恢复生机的“少年血性汤”。他在偏远的少数民族那里发现了野蛮却强悍、卑微却真挚的性格，在似乎不文明的生活中发现了人性的美。那一桩桩动人的甚至有点欧化气味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作家梦幻里一个个极乐世界的象征。但既然已经把故事拉回到人间，就不可能回避现实。这也可能是沈从文的呐喊，想呼喊，却不知向谁呼喊！忆起当年，为寻求独立，自己独自来到北平，在不堪想像的困境里挣扎。信守着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依靠一点今天没有希望、明天还有信念的意志，让时间来证实生命的意义，也终于走完了十余年挣扎的历程，摆脱了人身依附，赢得了生命的自由，在与命运的较量中，自己终于赢了。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间关系的重造是必须的。在时间的作用下，生命必然循着向上的路程，迎来新的发展机运。

沈从文以如椽巨笔，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烟、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的湘西世界。在后来沈从文曾经表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小说以牧歌式的情调描绘出田园诗般的边城世界。这里的人民保持着淳朴自然、真挚善良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他们诚实勇敢、乐善好施、热情豪爽、轻利重义、守信自约，“凡事只求个心安理得”，就连吊脚楼妓女的性情也浸染着边民的淳厚，俨然是一个安静的平和的桃源仙境。这里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这是抒情诗，也是风俗画。

《边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显然受到中国传统艺术写意传神笔法较深的熏陶，它的人物更具东方式的恬静的美，如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翠翠，天真、纯洁、活泼，柔情似水：翠翠在风吹日晒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沈从文用诗一般的文字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湘西山区的风俗画，翠翠的形象自然消融在四周的青山绿水之间。

翠翠的形象便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据汪曾祺先生考证，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另一个来源就是沈夫人。小说对其他人物的刻画，如老船夫的纯朴、诚实、坚忍，重义轻利的古道热肠；船总的慷慨好施，正直豪爽；傩送和天保的英俊健硕，知情晓义等，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以韵味隽永的笔墨，赞颂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优美的人生方式和生命形态，表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

《边城》的结局模糊而悠远：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每一位读者在掩卷之际，内心为优美而感伤的希冀所充满，盼着傩送的归来，盼着美丽的翠翠戴上红色头盖出嫁的日子。“边城”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远离“边城”而作于都市的梦。

《边城》蕴含着诗一般的意境和韵味。无论是“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有沽酒”的早春，还是“再落个不停，溪面一片烟”的初夏，都显示出远离人事纠葛的和谐氛围。作者不仅创造了诗一样的意境，而且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与景物以深厚的象征意味。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征着一个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和对重造湘西未来的渴望。它也是一曲描写湘西人们人性美的“牧歌”，一部美丽得如此朴素，悲剧得如此优美的人性“牧歌”。它是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出来的一颗明珠。

美学家朱光潜评价道：“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心坎那一股沉郁隐痛”，“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

（一）、《边城》的“牧歌风”和沈从文的“牧歌情调”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文学巨星，其传世杰作《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雄踞一席。作为塑造诗话中国形象的范本，与其牧歌情调和乐园式的建构有密切关系。

牧歌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我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调”、“气息”等一类词汇搭配，对那些回避现实矛盾，抒情气息浓郁的乡土文学作品作印象性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被冠以“牧歌“的机会特别多。

现代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一文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杰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牧歌的意义通常是有争议的。有些研究者的态度则显得矛盾，如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他赞赏沈从文有些作品“是可以成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其“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

呼之欲出；这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但又批评沈从文“完全沉溺于理想主义的境界。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无关，我们即使从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这种过于沉溺于迷恋牧歌境界与对现实不负责的态度。”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在文革前三十年的中国大陆，《边城》及沈从文的其他湘西作品受到冷遇，其“罪名”之一，也与牧歌情调有关。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家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件》：无论褒贬，研究者都看到了《边城》的特殊品质——“牧歌”。虽然牧歌这个文学术语在评价《边城》时频繁使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也多有出现，但作用是依附性的，学术上的界定一直付诸阙如，更别论把它提升为一个诗学范畴，对其功能和价值作深入研究了。

沈从文在《边城》中写道：“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履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与精巧之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牧歌将乡土生活理想化，因此，构筑乐园图式就成为必然的选择。牧歌的非写实性使它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上离开“此地”和“当前”，才能驰骋对乐土的想象，并对现实起到反衬效果。《边城》中那一方乐土安置在湘西的偏僻小镇茶峒，时间上作模糊化处理，就受到了这样的效果。一个与读者身份相同或相近的游客，要“作三十天的旅行”，才能到达那里，是名副其实的边城。读者可以设想沿着这条路线，到湘西去。小说的开头就出现了“路”的意象：“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条管路翻山越岭，从外界走进湘西，走向茶峒。路是桥梁，是纽带，也是分界和阻隔。空间的阻隔和距离生成了两个世界。因此，沈从文才会说，这里“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的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还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二）、《边城》道德之善和诗性之美

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驳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次。例如渡船老人，他勤劳、善良、本分、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他都不缺少。他管理渡船，无论风吹雨淋，寒暑春秋，皆忠于自己的义务职责。因为公家粮禄，过渡人出于感谢送给他的钱物，他一律极力退还；不得已得来的好处，总想法超量报答。翠翠人小责任少，但乖巧心善勤快，是爷爷的好帮手。顺顺是地方上有头脸、有身份的人物，他的美德自然比渡船老人来得大气、豪迈。沈从文并不满足于在主人公身上堆砌美德，这种美德不是个人修养的结果，而是本地风尚习俗使然，并为“安辑保守”的地方当局勉力维持着。边城的民风纯朴，沈从文为了强调这一点，将妓女接客这种极端的事例也理想化了。地方小事情多，主持者处置的当，所以无大的变故发生，一切平和安详，井然有序。

沈从文除对边城人和社会善的一面的浓妆重抹之外，还处处展示边城人诗性的品格。诗性与世俗、功利、务实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渡船老人年轻时爱唱山歌，会吹笛子。在小小的边城，老人是一个著名的人物。老人的诗性品格，在对话中有集中体现。小说的人物对话是小说艺术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功能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现实层面的信息交流与诗性层面的言语逗趣或抒情。例如小说第九节，渡船老人和傩送互相称许的对话就堪称抒情的典范。文学家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曾敏锐地提到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身份与其谈吐不协调的问题，她觉得《神巫之爱》、《龙珠》等作品中那些如诗如歌的人物对话，“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苏雪林受现实主义原则束缚，以所谓“像”与“不像”提出要求，但沈从文作品中人物谈话并不受此限制，他追求对话的诗意。

湘西山水灵秀，《边城》人物的诗意造型再辅以自然胜景，让人有美不胜收之感。新加坡学者王润华说《边城》的叙事方式体现了“中国山水画的结构”，其实整座《边城》，也恰如一副淡彩轻抹，烟雨朦胧，意境悠远的水墨画。乐园图式中的自然崇拜和刻意展示，在《边

城》里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

沈从文在《边城》中对道德之善和诗性之美的描绘，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这突出反映在和道家、儒家文化的密切关系上。

（三）、《边城》的整体性和普遍性

沈从文竭力追求概括性，桃花源图式与大洪水图式，使《边城》的挽歌超出了“此时此地”的范畴，具有了整体性和普遍性的意义。

乐园与挽歌，共同搭建起牧歌的基本框架结构。当《边城》的牧歌框架指向一个文化比喻时，诗意的中国形象诞生了。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形象分析倾向于个别的典型人物，而在50年代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形象学兴起后，“形象”一词的使用被滥化了，它与特定国家、民族，或某一类人等具有高度概括性名词联属，形成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一形象的范围不限于人，它还可以包括风物，景物描述，甚至观念和言辞。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一般文艺理论强调形象的个性与独创，而形象学研究的重点，是形象背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的文本形式。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相互间的曲解、夸张和想象是必然的、永久的，因此，形象服从的不是写实定律，而是民资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著名作家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中说：我们在《边城》研究中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把牧歌的文化隐喻置于中国被现代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生成的背景中来考察。

像所有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一样，中国形象也是一个极具统治意味的概念，它是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对自我看法的具象表达。《边城》的牧歌情调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以最为贴切和最为概括性的形式，将数十年中国的想象——有着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和文化优势所凝结成了可以感觉的艺术造型。这种形象是崭新的，一个焦虑中的民族渴望借助文学的形式，展示自己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边城》应运而生。

《边城》的牧歌式及其文化隐喻——中国形象，为后发国家的民族抒情提供了可贵的范本。通过分析，我对其形式、内涵、成因等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同事，我也认识到，《边城》小说的内外，有诸多矛盾交织着，种种情形，关涉民族形象的性质和发展前景。对《边城》进行研究，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边城》的牧歌属性还受到来自外界的质疑。自从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关于“失真”的看法就一直没有消停过。而且即使是积极评价沈从文这部作品的人，他们也心存芥蒂，不敢轻易苟同。

综上所述，由于《边城》诞生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它的世界意义很长时间被遮蔽着，斗转星移，随着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加速，一个民族越来越渴求向世界展现自我形象，《边城》或许在这方面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河”与《边城》和沈从文

在沈从文的湘西作品中，“河”是最主要的意象之一，它包括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河”联系着湘西的古与今，人与事。《边城》中：这条“河”流转了整个湘西地区，湘西的人，无论是船总、士绅、军官等上层统治者，还是水手、士兵、妓女等下层平民；湘西的事，无论是划船、捕鱼等水里活，还是婚丧嫁娶等岸上活，都被它错综复杂地纠缠着，成为一个深邃、完整而又光芒四射的“湘西世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或许从没有哪一个作家像沈从文那样，执著地把“河”作为自己创作的摇篮。他的几乎全部的湘西作品，都可以说是从“一条延长于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上所激发的抒情幻想，正如他在不同的场合所说过的“我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必须依赖这一条河水。”一方面，这条“河”给他带来了湘西掩映在奇险秀丽的自然景观中的醇厚迥异的风俗民情，健康、优美而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和梦幻，并促使他去学会思索，深入认识宇宙；另一方

面，这条“河”也因倒映着湘西这幅意境深远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民族抒情画卷而含蕴着深邃的审美视景。沈从文湘西作品中的鲜活动力和独特风采能历经岁月而绵延不绝，其根源即在于此。也可以说，“河”就是贯穿着沈从文湘西作品的魂! 在沈从文笔下，“河”已不只是一个纯粹“物象”，它是沈文从文怀着深厚的“乡下人”情结，在与都市的长期磨合中，对湘西的眷恋与追忆在对漂泊的忧虑中，寻求一种顽强的精神支柱的迫切期待；而从更深刻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它也是中国人潜意识里一直把长江、黄河作为“母亲”的原型替代。沈从文通过那些与这条“河”血脉相连的湘西人在这条“河”上的忍耐与反抗，哀辱与希望等，寄寓着纯朴的湘西人对复杂人生的深层感慨、体悟和解释因而，这条“河”又是湘西人的意识之河，它流淌着湘西人的魂。

三、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边城》中描绘的湘西不单单是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湘西作为楚文化的文化继承体，在精神实质上和楚文化一脉相传。而沈从文先生作为一个地道的湘西人，从小耳濡目染，这强大的童年记忆和特殊血质又使沈从文的宗教特质和神性信仰上生有先天的接受优势。青年时代的沈从文从军的特殊经历在其心中留下的烙印又是他思维偏向宗教的强大力量。沈从文从军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在他青年时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看到太多的生与死，正义与邪恶的含混，崇高和低卑无界等等。生命是如此脆弱，生死之间相连的只是一线，那就是命运，当生命不能自控，而把它付诸命运，这本身的命运是多么的凄惨。战争期间的人命就象是蚱蜢，成群的飞来飞去，当死神降临时，便成群的死去，诸多似戏一般经历无不给沈从文以反思。

人们总以乡土小说来给沈从文作小说风格上的定位，把沈从文誉为凤凰之子，把《边城》作为湘西的清明上河图，以求得沈和湘西的联系，以及文脉和地域的统一。无疑，沈从文作品乡土特色根植于故乡的风土人情，沈从文的性格气质亦由沅湘江水以水性影响，然而不仅仅如此简单，沈从文以及作品与湘西这地域并非简略相连。两者在更高层次上或者说本质上沟通，靠的是神性，在沈从文美学观点中，“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这是一种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神”、“爱”“美”三者一体，因此沈从文认为的神性就是最高的人性，而神性又带上了宗教色彩，包含了那种来自原初生命形式的礼赞，对美没有修饰的膜拜。如果没有这种宗教特质作为沈从文和其作品《边城》的精神支撑，沈从文和湘西、苗民，沅江的关系就没有了水与乳交融，《边城》的美学价值亦失去了它的特性和永恒性，就没有了灵魂，也正因为这一点，沈从文在同时代其他作家中得以显现，并且拥有了独特的作品，独特的人生。

就像在所有湘西人的潜意识里，“河”永远是神圣的，既是生长他们的母亲，哺育着他们的整一生；同时又以其深远博大、川流不息而成为所有湘西人灵魂皈依的家园。在长久的不幸的遭际里，可以抚慰他们所受的哀辱和苦辛，可以洗去他们积淀在心灵上的悖于道德的罪垢，可以澄清他们误对人生的蒙昧与绝望。生，与之相谐，离开了“河”的浪子，就会像脱水的浮萍，终至枯萎；死，与之相安，枕着“河”的涛声，已经死者才会安息。人生的起点与终点，“河”都是他们亘古不变的情怀。……无论是被迫还是情愿，其实都间接地反映了所有湘西人在对“河”的信仰上的共同性：“河”永远都是他们最终也是最高的归宿！

沈从文是一个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人，他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个跃动的不死精灵，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思索宿命论。在对湘西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生动表现中揭示出人的生活形式里所具有的宿命色彩的悲剧内容。他企图通过对生命的真切认识与理解超越这种充满宿命的生活，然而，这种美好追求只是一厢情愿的梦幻，湘西善与美生存方式的一去不复返，现代文明弊端的日益暴露与侵蚀，使沈从文小说难已摆脱宿命的怪圈。以宿命为起点最终又回归宿命，这并非其小说意义的全部所在，其意义的重心在于企图超越“宿命”这个悲剧性命题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也表现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也是作者内心对理想人

生的执着追求。

李健吾称赞《边城》说：“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边城》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作者借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的自然形态生活，来描绘了自己理想世界的图景。故事具有的传奇的神话色彩，把读者引入一个美妙神奇的梦一般的境界。浪漫主义色彩十分鲜明，但作者又不太显露自己的感情色彩，情节明快，感情含蓄，不愧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篇章。在沈从文先生的墓地碑上刻有“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以识‘人’”。沈从文的一生，是对人生执着追求的一生。我们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中，品味到了当年湘西的神韵。沈从文的作品像是一部百科全书，有朴素的人性美，有淳朴的民风，有湘西的社会百态。他的作品，给我们知识，给我们美的享受，给我们人性的启发和思考。

注释：

1、idyllic意为“田园诗的”，引文见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1935年6月《文学季刊》2卷（3）。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件》。

【3】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5月3卷（3）。

【4】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转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2）。

【5】沈从文：《沈从文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