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梁启超

梁启超评梁启超
梁启超评梁启超

梁启超评梁启超

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学术,事实求是,言必求证,不虚美,不隐恶,摈除门户之见,对各家各派之功评,客观公允。对于自己也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本人试分析之。

一、善变多变

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发展迅疾的时代。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人物。梁启超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而事实也确实这样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行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文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戊戌变法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以先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并没有在梁启超身上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

梁启超——超善变而统一的伟大爱国者

梁启超 ——善变而统一的伟大爱国者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选自饮冰室合集,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是一位政治家对国家命运的期待,是一位教育家对民族的倡导,更是一位学者与文学家对于自己深深的爱国情怀的抒发。 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着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作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梁启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梁启超的身上有太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品质与精神。做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努力学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让少年的我们变的更强,我想,这就是梁启超先生所倡导与向往的吧。

简谈梁启超

简谈梁启超 一.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 二. 前人眼中的梁启超 1.1.梁启超的合群思想 他认为, 合群更需合德,无群德而没有群的精神,也不过是一盘散沙。他所说的合群是合大群,是合一国之大群,囊四海而为一体而非只限于社会的小群。由此看来,梁启超群观念的提,显然是要唤起国人合群的意识, 培养国人的群德,整合一般社会群众的力量,以个人服从集体的精神,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梁启超指出: 盖国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无数之不能群者强命为群,有其形质,无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辈所最当讲求者,在养群德之一事。合群之德即为公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无公德则不能团, 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而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就是要达到人们之间的和敬、和亲、和顺,使社会实现有序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 ,和是被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的,而梁启超的这一群思想正是和思想在道德方面的体现。 1.2、梁启超之中西文化调和观 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 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在对待中西文化调和的问题上,梁氏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反对以本国固有之学而始为学的保守思想,又要反对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的不良倾向。 1.3梁启超之政治调和观 梁启超的政治调和思想主要以其政治上之对抗力理论为核心, 政治对抗力是指政府发动力和人民制动力之间的调和平衡,主张通过培养壮大政治上之对抗力,以实现政治由专制向宪政的演进。而政治对抗力的形成,必须要以调和之宽容品格为精神理念。梁深刻探讨了民初政体改革之调和,解析调和之宪法与调和之国会,使国会与政府形成对抗调和之势。 1.4梁启超的图书馆学情结 梁启超一生酷爱图书,他的饮冰室藏书达 3470 种, 41819 册,且有不少珍本、类书。尤其是晚年,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而且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他是“近代藏书楼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1917-1927)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总之,梁启超一生特别是最后十年,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中国图书馆事业,推动了中国文献的发展并做出极大贡献。虽没有鸿篇巨著,但从其散见于报刊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中,可窥见这位文献学家的崭新理念。他的诸多理论开启了近代文献学研究的序幕,既阐前人之精微,又启后学之津梁。他在文献学上的工作与实践,使他成为近代文献学史上的领军人物。 1.5论梁启超的辨伪学成就 19 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的交融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在以顾颉刚、胡适为代表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但就辨伪学而言,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其后,如张心澂著《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沿梁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彰显出梁启超辨伪思想的发展变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谈到“伪书”的概念,并指出辨伪的必要性:“苟无鉴别伪书的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途径大起混乱”。叙述了伪书出现集中的几个时期,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辨伪的十二条公例,分为“据具体的反证”与“抽象的反证”两类,显得简洁实用。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清代古籍辨伪部分,进一步强调辨伪的必要性,并且把伪书泛滥分为三个时期,逐步分析各个时期的特点,指出:“大抵宋元间,伪书较少。因为他们喜欢自出见解,不甚借古人为重。”至此其所叙述的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与前书相比,显出更强的理论色彩。在辨伪书种类部分,将伪书归为十个大类。到1927 年出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时,梁启超的认识更加深刻和系统。他以专书的形式论述书籍的真伪问题,其内容的系统性大大超过前两书。在讲辨伪方法时,梁启超以胡应麟的《四部正讹》为基础,将其归纳为两个系统,即

梁启超如何评价李鸿章:在诸葛亮之下 郭子仪之上

核心提示: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已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李鸿章(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李鸿章传》,作者:梁启超,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

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已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被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划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撂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国学大师梁启超简介

国学大师梁启超简介 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下面就由为你介绍国学大师梁启超,欢迎阅读!!! 国学大师梁启超人物简介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

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国学大师梁启超主要成就改良思想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简介 简介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简介二: 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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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词大全】 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收集了关于梁启超的名人故事,欢迎阅读。 梁启超三拒红颜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惟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 “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手织的一把

梁启超 简介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 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吴其昌 主要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梁启超的书法人生: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出亡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到中国,梁启超曾任民主党首领,后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他被选为理事。1913年进步党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中羞愤而死。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梁启超因病入院治疗,发现肾有问题。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魏宏远 开场白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魏宏运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开拓者,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功力,学术成果丰富,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能在魏先生望九之年聆听他关于梁启超生平及思想历程的演讲,是我们师生的荣幸。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 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国难危重主张变法 清末,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满清政府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已无一丝生气。就像鲁迅所讲:“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此时在广东出现了两种主张变革社会的力量:一是由孙中山领导,主张从下层社会着手;一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张从上层社会着手。 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讲到拜康有为为师对自己的影响。他说,自己自幼好读书,祖父让他读《史记》、《纲鉴易知录》。其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他发愤读书,考取了秀才、举人。但他并不以

对梁启超的印象与看法

对梁启超的印象与看法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读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晚清中国,好像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朝气蓬勃可谓是经历丰富,充满传奇。 晚清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剧变的中国,梁启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好说他生不逢时,亦不好说他生逢其时。我认为的少年正向我走来…… 在中国近代社会,梁启超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从广东新会一直走到北京,从公车上书到护国运动,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从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到晚年讲学著书,梁启超的一生梁启超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恰恰是由于这个时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物出现,历史从来都是残酷的,它不容你有任何选择,便裹挟着滚滚的洪流匆匆而过。无论是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历史人物从来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他们摇旗呐鼓,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历史的进程就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发生改变。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青年时代协助其老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谁能想到这次考生的聚会,竟引发了后来的百日维新,从此维新派从幕后走到台前,登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这很难说得清楚。历史上,陈胜吴广起义,就是缘于一次偶然的小事:陈胜、吴广等数百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只好发动兵变。但细细思量,在这起事件的背后,其实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秦国的残暴统治必然导致人民的不满,这次起义迅速得到各地的响应,反秦起义如星火燎原。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事件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戊戌运动、勤王之役、辛亥革命、倒袁运动、护国运动……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纯发生的,而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历史的洪流中,梁启超无法置身事外,他积极投身于历史潮流之中。梁启超学贯中西,他想用自己的方法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富强、民主、自由之路,他不遗余力的做着启发民智的工作,并在文学界引发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一系列的行为对于改变当时的文学风气大有裨益。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在政治上总体上是失败的,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也可能因为他被人诟病的“善变”;学问上,他的著述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作出的贡献是极大的。

梁启超

一、百年语文发展史上对“作文”的研究统计

二、研究选题 1.浅议叶圣陶的作文观 2.浅议陈望道《作文法讲义》的写作理论贡献 3.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4.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中小学作文教学的启示 三、论文 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摘要:梁启超先生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诗话》等文章,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革命”的倡导,开启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关键词:梁启超作文教学法诗界革命小说革命 ON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LIANG QI-CHAO TO THE CHINESE WRITING THEORY YANG Yan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LIANG Qi-chao’s essays Talks on Poetry in the Ice-drinking Room an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iction and Mass Rule, which advocated revolution in the fields of poetry and fiction, star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writing theory. And his Methods for Teaching Composition to Post-Middle-School Students offered his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a key to improving theirwriting ability. Key words:LIANGQi-chao ; teachingmethod of composition;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poetry;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fiction; 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化人之一。不仅他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革命”的倡导,开启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难得的讲授作文法的好书,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一、《饮冰室诗话》、《夏威夷游记》等文章倡导的“诗界”革命,是诗体改革的新探索 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后来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饮冰室诗话》,对当时诗界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一,梁启超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即要求在诗歌中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新理念。这对于扩大诗歌的审美范围,在诗歌中融入西方文化,进而更新近代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近代诗歌的思想意蕴,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梁启超呼吁“诗界革命,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他的熔中铸外、厚今薄古的主张,表达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风貌和先进的美学理想。 其二,梁启超提倡在诗歌中运用新名词,不但可更新诗歌的语言系统,而且对于打破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和诗体的解放有直接的影响。 所谓“新诗”,其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表异”。当时的“新名词“,就是指佛、孔、耶三教经典中的词语,因为多用音译、象征,所以这些新名词很难懂。“新诗”虽然极难懂,但在先进之士厌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当时,也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对思想解放的热烈追求,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的标准有三点: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在“诗界革命”问题上,梁启超并非没有看到形式变革的滞后,同时他也在寻求一种与“新意境”相和谐的新形式。这种努力就是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的两个专栏“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 其三,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要求以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走向,缩短了诗歌语言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在《饮冰室诗话》中,他提倡注意吸收民歌形式和学习来源于古代民歌的歌行体。《新民丛报》上刊登的诗歌,有些直接注明“俚词”、“俗调”。他还在《新民丛报》中通过《饮冰室诗话》宣传“诗界革命”。 总之,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饮冰室诗话》等文章中倡导的“诗界革命”,是对中国诗体改革的有益尝试,它的成就与不足,从正反两方面为以后的诗体改革提供了参照物。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与传统的文论明显不同,现代性已成为其基本属性。在诸种文体中,梁启超最为推崇的是小说。他写的《论小说

名人评价梁启超

名人评价梁启超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泽东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郭沫若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

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胡适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

1906:梁启超大战革命党

1906:梁启超大战革命党 青年汪兆铭青年胡汉民 1906年度事件:“中国向何处去”大论战 缘起:梁启超新大陆游历归来,放弃革命主张 论战的缘起,与梁启超自新大陆游历归来之后,思想上的转变有关系。庚子年前后,梁氏高呼 革命,一度与孙中山走得极近;但新大陆之行,让梁氏对国民的政治素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梁 氏观察到:旧金山的华人文明程度远较国内华人要高得多,而且身处美国这样先进的共和政体之下,结果仍然“犹不能达文明之境”,而终日堕落于宗法的压迫和堂口的血斗。在梁氏看来,“全地球之 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 梁氏由此得出一种结论:华人目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今日之中国,因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如欲强制推行共和政体,其结果将不堪设想:“乃 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对国民素质的悲观——“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

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让梁氏对革命与共 和产生了怀疑。 1903年10月,梁氏自新大陆回国,绝口不再倡言革命,而将主要精力转向对国民进行“思想 启蒙”,尤其注重启发国民的“爱国心”、“团结力”和“尚武”精神;同时,在政治上则不遗余力地提 倡“缓进”——在当日,梁氏有着孙中山等人无法比拟的“青年导师”的社会影响力,其政见的这种转变,对以“激进”为主旨的革命党而言,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为免青年之锐气因 梁氏的言论而受挫,为免本就弱小的革命力量因梁氏的言论而消解,革命党别无选择,唯有集中全 部精英力量,在舆论上对梁氏形成围剿。 1905到1907年间,革命党倾巢出动,孙中山、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等均亲自披挂上阵, 与梁启超作了长达三年的车轮论战。双方论战文字,合计逾百万言。此一论战,其初衷不过是革命 党欲消除梁启超之言论对革命的消极作用,但随着论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命题被纳入论战当中, 可以说,此后中国百余年来所面临的所有重大政治命题,都在此次论战中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国民 的政治素质,也因此次论战,而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其启蒙作用,较之日后的“五四运动”,恐 怕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徐佛苏当日评价: “乃不意当国亡种灭千钧一发之危机,而有贵报(新民丛报)与某报(民报)之政论,放一奇 光异彩,于今日磷火青青阴气沉沉之中,其沉郁孤谅之血忱,精兴溥博之论据,诚足以开我我国千 年来政治学案之新纪元。……呜呼,使我国于五六十年前而有此等学说耶,则世界牛耳之先取特权 果谁属?否则于二三十年前而有此等学说耶,则东亚霸权果谁属?乃此等学说,竟至今日而始昌明,真中国前途之不幸也;然今日而能昌明此学说,则犹前途不幸中之幸也。” 论战焦点一:要不要用“排满革命”来实现“民族主义” 百万余言的论战背后,其主题虽然纷繁芜杂,但却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即革命党的“三民主义”——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并以之作为革命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甫一出炉,即成为论战的焦点。 先说“民族主义”。孙中山此一时期的阐述里,倡导“民族主义”,与倡导“排满”,是同一个意思。1902年之前,梁启超的“排满”言论也曾相当犀利,但此时,梁氏已明确成为了“排满革命”的反对者。这种反对,曾长期被扣以“站到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立场上”这样的大帽子。 梁氏本人显然不可能认同自己是在“维护清朝的专制统治”。梁氏曾自陈,自己读到满洲入关残 杀汉人那段历史,每每总是激愤到不能自制:“(我个人)诚非有所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 论之,鄙人虽无似,抑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 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 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 既如此,为何还要反对革命党“排满”呢?梁氏的理由有二。其一,现政府早已不是“满人政府”,梁氏质问革命党:“以今日论之,号称第二政府之天津(此暗指直隶总督袁世凯),坐镇其间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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