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
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
晚清(1840—1911)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被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以及知识和实践的全球流通,中国被“抛入”世界之中并与异质文化频繁接触、对抗和互动。此时国家/民族/个人身份都处在一个根本性的“再构”之中,而晚清的文化产品既是这种“再构”直接和有效的工具,又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在晚清丰富庞杂的文化产品之中,包括报刊言论、西学译著、通俗文艺、翻译文学等等,存在着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无论被塑造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旧形象”,还是一种边界未明的新形象,女性都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再构对象。“女性传统”是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
儒家思想“家国同构”的逻辑十分重视对家内秩序/两性权力阶序的安排,
因此对女性的文化设计与构想自有一套复杂而立体的系统。正是这一“女性传统”在晚清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后的种种变化,造成了晚清光怪陆离的性别景观,同时
也营造了此时中西文化商榷女性形象的广阔对话空间。
晚清的男性和女性,在如何参与这“女性传统”的变化并依据其进行道德、生活与文化的种种实践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生动有趣的“再构”故事。在晚清这样一个“文化政治”正在兴起的时代里,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不是“女性的”形象,而是民族危机下本土文化与西方对手之间经过紧张的竞争、博弈与协商之后所形成的新“文化形象”的女性化身。
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反映出男性文人/知识分子对于女性“应当如何”的理想规划,而这一规划事实上寄寓着他们对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渴望,以及面
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文明焦虑与认同危机。于是,男性对女性传统的再构过程普遍
汲取了儒家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与民族主义思想及其救亡意识这三种思想文化资源。
晚清文学的女性形象在身体、道德与文化三个面向上被详细和精确地再构：首先,她们的身体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情欲化”到“去情欲化”的国族主义动员过程。女性身体之“莲足”从情欲的物神化符号和文学审美对象沦为国耻的象征与国家富强之罪魁,经过“放足”这一身体改造运动女性身体则不再具有情欲意味。
同时,被作为爱国主义“肉弹”而使用的女性身体,在文学作者的叙述中不具备自主情欲的权利,从而使得国家控制、掌握与使用女性身体的绝对权力得以确立。其次,她们的道德形象在传统与西方的多种思想资源之间摇摆,并经历了复杂的熔合与重塑。
这一现象与梁启超有关“新民”的道德论述具有同构关系,梁氏正是借助于儒家思想精英主义的“私德”传统与西方“公民”政治思想内涵来建构其“新民”理想的,但在针对女性的理想设计中,他更多强调了传统女德的价值并不惜以解构女性文化权威为代价。在具体的文学形象塑造中,女性的道德/政治主体位置是通过参与革命和自我牺牲而获得的,而女性的道德/文化主体位置则是通过向“传统”一再致敬而保持的,尽管表面上她们披上了西方/现代的外衣。
第三,她们的文化形象经历了最为深刻的颠覆和重构。在以梁启超《论女学》为代表的晚清女性教育改革议程中,女性在“文”这一儒家高等文化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被彻底剥夺了,继而成为男性规训与教化的对象。
但通过对西方语言与现代知识的驾驭,女性重新获得了文化权威,因为女性的跨文化能力与中国跻身现代国家的可能性直接地联系起来。女性写作的合法性
标志,从传统才女“绣余”的作诗演变为“红袖添香对译书”的现代知识行动,而后者的文化内涵被“五四”前后浮现的新文学女性写作者所突破,她们从翻译转回到母语写作,并且不再依赖男性而彰显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本论文以上述三条线索为内在逻辑,分为六部分论述：导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基础与目标、思路与方法。第一章论述在晚清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女性如何以一种特殊的否定方式浮出历史地表——“女”不是被当做与男性相对的、实存的一种性别来讨论,而往往被当做一种衰朽、病态的前现代状态的象征符码来使用。
她是中国现代化的对立物和绊脚石,因此必须被声讨、剔除和再造。而改造女性的起点,就是否定前现代女性的身体,即批判“缠足”。
西方目光的注视与“天足”概念自西向东的传播在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缠足”内在于其自身起源传说之中的道德危机与其外在于时代的文化危机,才是其衰微的真正原因。与此相对应,解开缠脚布的改良主义女性形象,则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种族竞争的勇气和可能性,以及面向女性开放的全新知识空间与行动空间。
第二章探讨在晚清女性教育兴起的背景下,男性精英对女性道德与才学的重新界定对建构女性形象的影响。晚清之前的儒家主流文化赋予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才华以道德/政治意义,使得后者在儒家文化的整体格局当中占据了一个既边缘却又稳固的位置。
然而,晚清中国的全面危机使得传统“才女”被问题化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者认为以现代学校教育取代传统女性文化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前提之一,而新的女学以国家富强为旨归、以培养“国民之母”为目标、以重新定义的妇德
为价值核心。女留学生既是晚清女性教育的现实产物,也是寄托知识分子富强梦想的想象媒介。
第三章通过大量精心的文本细读,勾勒出“英雌女杰”这一晚清文学重要的女性形象谱系。在现代女学论述广泛传播的时期,“国民之母”曾一度成为理想女性的代称,它不仅仅意味着种族意义上的优秀基因,更意味着一种被重新诠释过的文化与道德。
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女性的性别角色被推向两极化,即性别化的“国民之母”与去性别化的国家保卫者——“英雌女杰”。无论是本土的“国女”形象,还是来自西方的苏菲亚与罗兰夫人,晚清文本对她们的表现都呈现出某种强调身体、道德与性别角色的特定模式,而“英雌女杰”的本土形象与译介而来的西方形象之间,存在着强烈而深入的互动关系,她们彼此提喻甚至直接参与对方的建构。
第四章从“理想妻子”形象角度,梳理了晚清文学延续至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情结：“香草美人”传统和“理想妻子”想象是存在于中国文学的典型二元情感投射,文人以理想君王或者理想君臣关系来界定自我,而“理想妻子”则是理想自我的二度模拟。当王权制度趋于解体、“香草美人”传统无所寄托的时刻,文人们种种幽微的自我想象,以及将“自我”扩大化了的理想社会,就通过对“理想妻子”的摹写而表现出来。
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了晚清文学女性形象建构的基本模式及其深层的思想文化内涵,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日本文学对中国和欧美文学的接受特征研究
日本文学对中国和欧美文学的接受特征研究 摘要日本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日本文化，往往具有一定的二元性，即在接受他国文学特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抵触。日本文学这种文学特征的形成，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原因，本文试对日本文学对中国和欧美文学的接受特征进行研究。 关键词：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欧美文学接受特征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日本文学领域乃至日本文化中，到处都将二元结构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我们也发现，在日本文学的二元结构中，看似互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却能够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构成日本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如：一方面，肯定并且接受来自国外强有力的文化感染力；另一方面，又强烈地反抗着来自外来文化的同化。对此，法国文学家曾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日本的二元结构的文化特征： 按照西欧的理性主义，许多情况具有二者择一的性质，非此即彼，然而，日本竟将两者巧妙地协调一处，超越了它们的对立。 笔者认为，日本文学能够形成这种独特的二元结构，也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本文主要探讨日本文学对国外文学的接受特征以及其形成的过程。 一日本文学对中国和欧美文学接受特征的表现 1 超政治性的特征 日本文学具有很强的超政治性。日本文学最早产生于宫廷之中，而进行继承的也都是宫廷、法师、市民等等，其包含了古代的贵族文学、武士文学，以及近代产生的平民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从事文学的学者们几乎很少关心政治，他们都属于政治上的局外人。因此，日本历来的文学中很少见到与政治有关的内容，日本文学是完全超脱于政治并以文学家的精神和思想进行支撑的，这也是日本文学的一个极大特征。 2 南北方的高度融合 日本文学历来都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一方面，对生命怀有无限的敬仰和热爱；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死是一种可悲的现象。文学家因此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同，而这又与他们所处的南北两地的环境有关，即是由南北方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同。日本很多文化的代表者都与其出生地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两种文化却实现了有机的融合，如北方文化的发现者连歌大师竟然是南方和歌山县人。所以，日本的风土虽然有着南北结构，但其文化却不是单一的，而是南北文化的高度融合。 3 单一性复合性 日本文化是单一性复合文化，其内容非常简单。日本地处中国这一巨大文化圈的边缘，不断从中国吸收大量的先进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其本身总是表现出复合性文化这一特点。欧美人称漆器为japan，称陶器为china，然而日本的漆器工艺最初却是由中国引进的。只不过日本将这种复合性文化，逐渐改造成为单一性文化，以至于欧美人将漆器称作japan，并将其视为日本的国粹。追根溯源，日本文化虽属于复合性文化，但经过不断地消化与统一，最终形成了单一性文化。 4 概念性文化汲取 日本近代文学思潮中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等，都是来自欧洲的文学概念。在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统治欧洲约半个世纪之久，后以德国浪漫主义为开端，在英、法形成巨大的浪漫主义浪潮，随之传入俄国、波兰等斯拉夫语民族。1个世纪后，当这股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风潮波及到日本时，已是强弩之末，只在大洋彼岸激起了几朵美丽的浪花，出现了如北村透谷、岛崎藤村、谢野晶子等追求自我、向往自由、讴歌青春之美的精神界之战士。由于受时空的限制，再加上日本
外国文学名词解释
外国文学名词解释 拜伦式的英雄 1813—1816年，拜伦写了《东方叙事诗》，塑造了一系列的“拜伦式的英雄”。《东方叙事诗》是一组典型的浪漫诗，包括《异教徒》、《海岛》等篇。这些诗以抒情格调为主，抒发诗人自己的感受，诗中描写的环境和情节，都是东方或南欧的，充满异国情调，情节富有传奇性，比较紧张。诗中的主人公都是与社会对立的、孤独的反叛者，被称为“拜伦式的英雄”。这些人物有非凡的性格，追求自由、独立，敢于蔑视现存制度，不向社会妥协，顽强坚定，宁愿为自由而死，不屈辱而生。但同时又十分高傲、孤独，脱离群众，个人奋斗，因而往往前途渺茫，悲愤忧郁，注定悲剧的结局。他们既是社会的叛逆者，又是社会的牺牲者。这些形象反映了当时诗人自身的苦闷失望情绪和渴求斗争的意愿，表达了广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感情，又巨大的进步意义。但作者写的这些英雄是个人主义英雄，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幸福，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忧郁悲观的情绪，反映了诗人思想的局限。 拜伦式英雄 “拜伦式英雄”是指拜伦在“东方叙事诗”等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孤立傲世、富有叛逆精神的主人公形象，最早萌芽于《恰尔德?哈洛尔德》。他们是海盗、异教徒、造反者、无家可归者等，都具有出众的才华、坚强的意志、反叛的热情，敢于蔑视传统秩序和专制暴政，但是他们的反抗总是和孤独、忧郁结合在一起，乃至傲世独立，离群索居，并以悲剧而告终。最典型的形象是《海盗》中的康拉德。 小人物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由普希金开创的一类艺术形象。他们在社会中官阶卑微，地位低下，生活贫苦，但又逆来顺受，安分守已，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成为显赫的大人物治下被侮辱、被损害的牺牲者。普希金以其短篇小说《驿站长》开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先河。随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塑造了“小人物”形象。 多余人 最早由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
文学理论对话戴锦华：《简爱》——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
对话戴锦华：《简爱》——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 2014-03-28戴锦华滕威海螺社区 T：那么，您仍然认为《简·爱》具有女性主义的意义吗？ D：当然。《简·爱》之为一个历史文本，它曾携带的颠覆性力量，是来自女性的颠覆。不是20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我们才在性别的、女性的意义上讨论《简·爱》，而是在《简·爱》出版后不久。你一定还记得，早在1855年，女作家玛格丽特·奥利方特关于简·爱所写下的、激情澎拜的文字：“这就是那个莽撞的小精灵，她闯进了我们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打破了它的疆界，向它的原则挑战——随着简·爱的侵入，掀起了现时代最惊心动魄的一场革命。……是的，那把法兰西推进混乱，在它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新国家的政治大釜里的沸腾，不过是一场庸俗的沸腾。这里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法国不过是西欧强国之一，妇女则是世界的一半。……她是十足的斗士，不是天使。”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回到文本，我们反观故事的结局，在“有情人终成眷属”、回归家庭的结论之畔，显而易见的是平等的代价：罗切斯特断臂、双目失明。似乎不需要引证弗洛伊德了吧，——没有比断肢和盲目更为直接的、在权力象征意义上的阉割隐喻。或已有太多的研究者曾指出，简·爱在婚礼之后，绝望地在自己内心寻找离开桑菲尔德的力量之时，引用了圣经式的语词——
T：马太福音——“不，你得自己挣脱，没有人帮助你。你自己得剜出你的右眼；砍下你的右手，把你的心作为祭品而且要由你这位祭司把它刺穿。” D：而情节中，名副其实地失去眼、手的却是罗切斯特。桑菲尔德在多重意义上成了罗切斯特的荆棘地，这是他获得简·爱给予救赎的代价。用伊莱恩·肖瓦尔特的说法，是《简·爱》开启了这个女性写作中不断复沓的“母题”：男主人公的致盲与致残成为他获救、获得幸福的前提事件。她认为这无疑出自某种女性的“敌意”或“复仇”，但我以为，她更有趣的描述则是“通过象征性的角色倒置实现情感教育的过程”：“男人必须懂得无助的滋味，不情愿却又不得已寄人篱下的滋味。只有这时他们才会明白，女人需要爱但讨厌做弱者。‘女人笔下的男人’想得到救赎，重拾人性的话，就必须找到做女人的感觉”。如果再度返回“帝国鹰”的意象，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故事的结局呢（程巍的文章中描述为“折翼乡间”）？事实上，也就在重返桑菲尔德/芬丁之后，夏洛蒂两次使用“笼中鹰”（对应中第二次夜谈中的“笼中鸟”？）和被缚之鹰的表述，那么我们是否一定要引申出简·爱的故事的寓意是捕获帝国鹰或驯顺帝国鹰？我感到有些过度阐释了（笑）。只是想再次重申：激情与蒙难的情感结构可能是帝国认同，也可能是帝国抵抗——一如宪章运动。 再引申一步，尽管也许只是社会潜意识的流露：在简·爱文本中，你所说的那类局限——“职业女性”身份，或许也包含了女性经验所推动的、自觉、不自觉的对自由、平等作为乌托邦理念和作为社会实践的不同意味。在社会现实或曰实践层面上，自由和平等有着如此赤裸而残酷的前提限定：为生存所必须接受的奴役；以及践行平等、自由所必须的物质、金钱基础。要知道，在夏洛蒂的时代，家庭女教师几乎是受过教育却没有嫁妆的女性唯一的职业选择，以致在彼时，英国注册为家庭教师的女性竟高达265万之众。此间，一个小小的关节耐人寻味：在《简爱》的表述中，“独立”意味着经济自主，但它却不等于“职业女性”。因为获取一个职业——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屈指可数的选择（婚姻应是其中最主流的一种），仍意味着依附，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人身隶属。构成独立的真正条件是拥有“财富”：资产或资本。所以简爱在于罗切斯特重逢之际才可以自豪地声称自己是“独立的女人”。这是局限、也是彻悟：资本主义世界许诺的自由只是出卖自己的自由，且一经出卖便不复自由。罗切斯特愤世嫉俗的表述：多数“生而自由”的人为了金钱无所不从。索性再做一点过度阐释：简·爱的确超前，因为它也可以读作一个萨特版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自由表述：所谓自由，不是自由地接受罗切斯特的爱，自由的给出自己（十余年后，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便曾批评简·爱没有勇敢地为爱给出自己）；自由的全部意义和可能，只不过是说“不”的权利；而实践自由便意味着自我放逐到荒原中去——简·爱的确如此，并几乎命丧于此（笑）。 T：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另外一个脉络上来，比如说《藻海无边》、《阁楼上的疯女人》，它将《简·爱》这个文本当中唯一一个特别清晰的携带着殖民地印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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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外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一.渡边澄子与《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 渡边澄子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并对野上弥生子等近代女性文学家进行研究，是日本著名的女性文学批评家。著有《野上弥生子研究》、《青踏的女性—尾竹红吉转》、女性作家评论系列的《与谢野晶子》等。渡边澄子所著的《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是通过对樋口一叶、清水紫琴、野上弥生子、平林泰子、佐多稻子、岸田俊子、与谢野晶子、宫本百合子八位日本当代著名女性文学家以及其主要作品的进行研究分析，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入探究日本女性主义文学。这些勇敢的女性作家们不甘于受到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束缚、生存的价值受到的否定，她们勇敢的追求自我的实现，通过笔端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激励女性们自我崛起、勇敢地与生活抗争，这是日本近代女性文学的重要意义。 二.渡边澄子对樋口一叶及其代表作品《自焚》的评价 在《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一书中，渡边澄子称樋口一叶为新的飞跃，一叶是明治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留下多不不朽的著作。一叶生活的时代，是深受男尊女卑思想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男性甚至对女性使用尊敬的语言都会受到世人的嘲讽。一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进行创作的，其创作的作
品皆是描写在那样的时代生活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渡边对一叶的评价极高，她认为一叶是一位已超越喜怒哀乐、拥有最高级别感情的女性作家。在评论一叶的小说时，她没有像一般的文学评论者一样，选择《十三夜》、《青梅竹马》、《闽江》这类被称为一叶的代表作品去评论，而是选择樋口一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小说《自焚》去仔细解读。创作《自焚》时，一叶已染病在身，该作品是一叶一边与病魔做斗争一边竭尽全力撰写的苦心之作。 小说《自焚》讲述了美尾与町母女二人悲惨的婚姻生活，揭露了在黑暗的封建思想和金钱至上的观念的迫害下，妇女的悲惨遭遇以及悲剧的传承延续性。母亲美尾是一个非常美丽、向往过富足美好生活的女性，但丈夫与四郎平庸不上进，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对妻子呵护有加的，但实质上只把美尾当作美丽的私藏品看待，并没有把她看做是有诉求有平等地位的人来看待。美尾在多次劝说丈夫与四郎努力上进未果后，在自己母亲的蛊惑下决然地放弃家庭，离开丈夫女儿离家出走依附于权势利益。与四郎在美尾出走后，感到受到奇耻大辱，开始不择手段地敛财，长期的劳累致使身体严重受损，早早离世，对于女儿町他毫无关爱，草草将其嫁给大她十几岁的上门女婿金村恭助。女儿町在缺乏父母疼爱的环境中渐渐长大的，虽然集财富与美貌于一身，最终也难以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下得到好的归宿。恭助并非真正爱慕町，
中国文学论文日本文学论文：浅谈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交流
中国文学论文日本文学论文：浅谈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 的交流 摘要：学的某些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所以要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反思日本文学影响这一事实，也就是应尽可能地返回历史现场，弄清中国近现代文学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背景及其特点，追问日本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想象、建构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意义何在，由此深化对20世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 关键字：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交流 一、以近代为例 中日文学关系的桥梁是留日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例外），日本文学主要是经由他们而影响中国文学的。留日学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逆转的产物，留学日本目的在于吸取其近代化良方，并由日本获取“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外交、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陈述的“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是：“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二是由“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 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接受日本式教育，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对日本“认真”、“余裕”文化的认同（注：参见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周作人对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文化的喜爱（注：参见周作人：《最初的印象》，载《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他们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民族歧视，但对日本近现代化本身并无抵触，甚至极为向往，因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输入日本近现代化经验。这样，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便缺少文化、文学传播接受中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作一种冷静的观察、分析。这意味着他们中多数人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而这些留日学生，大都是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的革命青年，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于焦虑、情热之中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而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外国文学名词解释
多余人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这些形象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厌倦上流社会的生活，渴望有所作为，他们的出现是社会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但是这一类形象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缺乏行动的能力和勇气，因此在社会上无所适从，结局是悲剧性的。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人都属于这一类典型。 小人物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由普希金开创的一类艺术形象。他们在社会中官阶卑微，地位低下，生活贫苦，但又逆来顺受，安分守已，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成为显赫的大人物治下被侮辱、被损害的牺牲者。普希金以其短篇小说《驿站长》开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先河。随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塑造了“小人物”形象。 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出现，后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欧美具有极大影响的一种文学思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突出特点就是真实和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深刻地揭露现实矛盾和批判社会罪恶；同情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反映他们的悲惨命运和内心痛苦；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注意细节的真实。但不少作家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来批判黑暗现实，难以找到准确变革社会的道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各种文学体裁均有佳作，其中尤以长篇小说为最。优秀作家众多，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等。 自然派 是俄国19世纪40-50年代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别称，奠基人是果戈理，名称由别林斯基提出；自然派的特点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批判黑暗腐朽的专制农奴制，描写下层小人物的不幸命运，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果戈理是当时现实主义文学的盟主，自他以后的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赫尔岑、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都是自然派作家。 新人 “新人”指的是19世纪中叶在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尽管个性相异，但大多出身平民，具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理想，以及实干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屠格涅夫在小说《前夜》中最早塑造出了“新人”英沙洛夫的形象，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新人”罗普霍夫等形象则更为典型。 “含泪的笑” 果戈理独特的艺术手法。他认为艺术家不仅应当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且应当对生活进行审判，即“通过世界上人们看得见的笑容和人们看不见的、不知道的眼泪来观察生活。”正是这种“笑声”和“眼泪”的交集、喜剧和悲剧的结合，加强了果戈理讽刺艺术的揭露和抬批判力量。 《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主要创作的总称，内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
研究生读书篇目(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
研究生读书篇目：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版。 2. 【美】佩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李小江，《女人：跨文化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5.任一鸣《解构与建构》九州出版社，2004年。 6.李银桥《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7.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8.玛丽琳J·波克塞《当妇女提问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广西妇女理论研究会出版《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2007年版。 10．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13．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4．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5．【美】琳达·诺克林等《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美】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英）弗尼吉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8.（英）罗瑟琳·科渥德（Rosalind Coward）：《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9.（法）埃莱娜·西苏(lelene Cixous)：《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0.（美）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作为妇女的阅读》，张京媛
《李尔王》中主要人物形象分析(外国文学)复习过程
《李尔王》中主要人物形象分析(外国文学)
《李尔王》中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也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戏剧作品。《李尔王》作于十七世纪初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但当时封建势力尚未清除，萌芽的资本主义已经显露出罪恶的端倪。封建社会被奉为神圣的纲纪伦常受到冲击，各种私欲开始膨胀，英国社会出现了各种丑恶现象。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代表，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对人和人性问题有着异常的关注和敏感。莎士比亚痛感于社会的黑暗与混沌，人与人之间的凶残和冷酷，传统价值和美好信念的颠覆，深刻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呼唤人们从噩梦中醒来。 《李尔王》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而完成的作品，深刻的反映和揭露封建王权的腐朽和人伦社会的黑暗，并且在戏剧中将其放大和突出，增加了戏剧的冲突，形成了更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塑造了更加生动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而《李尔王》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就是国王李尔和他的小女儿考狄利娅。 一、被自私和虚荣淹没的李尔王 李尔王的一出场就是给三个女儿分配国土的场景，他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相信了口蜜腹剑言不由衷的高纳里尔和里根，却对正直纯洁、不愿阿谀奉承的小女儿考迪利娅大发雷霆，没有分给她一寸土地和嫁妆，就把她远嫁到了法兰西。然而，后来李尔王的命运却是急转直下，与曾经的尊贵奢华竟是天壤之别。他失去土地后，被两个女儿轮番的羞辱虐待，最后被赶出去，流落荒郊野外，没有栖身之所。然而，最终一直深爱着他，为他发兵夺回王权的却是当初
那个被他抛弃的小女儿考狄利娅。最后，考狄利娅被杀害了，李尔怀抱着女儿，深深的忏悔，并跟随心爱的女儿悲痛的死去了。 结局是那样的令人悲伤和惋惜，而这个自食苦果的结局完全是拜李尔自己所赐，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人人阿谀奉承，致使他的虚荣心日益膨胀，再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他从不考虑女儿们真正的想法，只是自私的要求所谓的“孝顺”，来满足自己那可笑又可悲的虚荣心。而正是他这次荒唐的选择也就注定了结局的悲剧，可以说，李尔王就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 两个女儿的背叛完全颠覆了他一直信奉的传统伦理观念，大臣们的背叛也让他对封建王权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瞬时毁灭，一切都发生的太过突然，仿佛是命运顷刻之间倒转了过来，他在暴风雨肆虐的荒原上陷入了疯狂，他想质问命运的残忍，想救赎自己是罪恶，可是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失去了自己国家，失去了自己的权利，更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所以，他要以生命的终结，来结束这场悲剧。 二、不能改变命运的天使考狄利娅 小女儿考狄利娅的出场也是在三个女儿分配国土的场景，她没有像姐姐们那样的甜言蜜语，以至于自己最后一无所有，还被父亲抛弃，远嫁到法兰西。而深爱她的丈夫、法兰西的国王却可以发现这个女孩如天使般纯洁美好，对于考狄利娅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确实有如此的天壤之别，这也就在两个国王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这两个人也对她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后来，父亲被两个姐姐赶出来，流落荒野，她却不计前嫌出兵帮助父亲，最终被姐姐们处死，父亲也跟随她悲痛而死。这个结局也可以看作是对李尔对当初所犯罪恶的一种惩罚和忏悔，但是对于考狄利娅来说，她是那样的无辜，那样的令人心疼和惋惜，为了捍卫对父亲的爱和忠诚，她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作为一个天使的无私和伟大。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
MOUNTAIN FLOWERS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写作都是女权主义的，但许多女性主义文本反映了女权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在文学批评界，传统的文学批评因为倾向于以男性经验为基础进行普遍性的阐述而受到攻击。传统批评方式认为文学经典作品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而这种真理不受性别等世俗问题的影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种批评方法拒绝承认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推崇男性价值观和利益，从而使得男性偏见制度化和机构化，女性主义者因此必须提高女性对于性压迫这一事实的觉悟。这一时期的开拓性文学批评作品《性政治》选用了男性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披露了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文化产物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了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塑造。女权主义者力图通过提倡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再认识。第二次浪潮中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在揭露文学作品中父权偏见的同时，还努力挖掘和定义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包括寻找和再版那些被湮没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创造力、风格、体裁、主题、形象等性质的重新定义。随着性别意识的不断加深，女权主义者大力提倡一种抵抗性阅读，其目的在于揭露女性是如何被迫去认同文本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偏见的，并且培养一种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拒绝与自己的压迫者合作的女性读者。这种观点在朱迪丝?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的作品《抗拒性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1976)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表达。 女性主义质询在人类社会中，妇女为什么总是扮演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它关注在历史中妇女的生活是怎样变化的，探讨女性的经验与男性的有什么不同，不管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本体论或者心理差异的结果，还是作为历史印迹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女性创作的文学是怎样表达或表现女性生活与体验的特点的。它也研究男性主宰的法则，以了解男性是怎样运用文化来推进他们对女性的主宰的。 从总体上讲，女性主义有一个漫长的政治史，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至少在英美发展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力量。照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的说法，弗吉妮娅?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当代女性主义论争开创之母”，她宣布了许多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她本人也成了某些论争展开的场地；伍尔夫的两个关键文本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 1938)。她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物质上的不利，第一本书集中讨论女性文学生产的历史与社会语境；而第二本则讨论男性权力与职业(法律、教育、医疗等领域)之间的关系。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还争论说，女性写作理应发掘女性经验，而不应该只是对两性经验的比较和对照。因此，这篇文章成为探讨女性写作传统可能性的一个早期宣言。伍尔夫对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她认识到性别、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能够受到挑战和发生形变。她拒绝“女性主义”意识，要求自己的女性性(femi-ninity)处于无意识状态：“像女人那样写，但是像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女人”(伍尔夫)，她挪用了布鲁姆伯里文人圈子里“双 性同体”(androgyny)的性伦理，希望在“男性”的自我实现与“女性的”自我消灭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这一点上，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特别是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伍尔夫在两性冲突中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撤退立场，但托里尔?莫娃（Toril Moi）则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她认为这是伍尔夫的一种策略。莫娃借取了克里斯蒂娃把女性主义与先锋派写作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提出伍尔夫的兴趣并不在男性与女性写作的平衡上，而在固定的性别身份的彻底移置上，她在自己的现代主义小说中打散了那些固定的观点，从而拆解了本质主义的性别观。 莫娃争论说，伍尔夫反对的只是那种颠倒了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女性主义，她对女性写作的独特性有十分清醒的意识。她认为，女性写的之所以与男性写的不同，并不是因为她们在心理上与男人不同，而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地位上与男人不同。因此，她要写作女性经验的意图就是要发现描写女性生活受到限制的语言表达形式，她相信，当女性最终获得了与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之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了。 照哈姆(Maggie Humm)的说法，波伏娃及其《第二性》则成为“第一潮”女性主义的终结。《第二性》显然充塞着第一潮阶段的“物质主义”，但它也认识到两性之间在利益上有广大的不同，并严厉抨击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从而召示了第二潮女性主义的到来。 此书极为清晰地确立了现代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当一个女人试图界定自己时，她开始时一定说“我是一个女人”；而没有一个男人会说“我是一个男人”。这一事实揭示在“男性的”(masculine)与“女性的”(feminine)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男人界定的是人，而不是女人，这种不平衡可以追溯到《旧约》。女人散布在男人中间，没有自己单独的历史，没有自然的团结；她们也不像其他受压迫团体那样结合在一起。女人被铆进了一种与男人不平衡的关系中：他是“一个人”，而她只是这个人的“他者”。男人的主宰巩固了一种屈从的意识形态气候：立法者、牧师、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竭力说明，女人的从属地位是上天的意志，对人世是有利的。按照伍尔夫的说法，女人作为“他者”的假定被女人自己进一步内化了。 波伏娃的著作仔细辨析了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差异，而且看出了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波伏娃）。正是与生理学、心理学、生殖、经济等相关的阐释系统建构了那“另一个人”(男性)的在场。波伏娃对“是一个女性”(being a female)与“被建构成‘一个女人’”(being constructed as‘a woman’)作了重要区分，由此她能够在女人只要求打破她们的客观化处境时彻底摧毁父权制。与其他“第一潮”女性主义者一样，波伏娃要求摆脱生理差异获得自由，她也同样不信任“女性性”，这样她也就与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后者更多地强调女性身体与无意识的重要性。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综述李丽琴 154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简述
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回顾 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经历了两大高潮。 第一个高潮从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及受教育权。１８４８年，美国废奴运动积极分子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和卢克丽霞?莫特倡议、主持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并起草了女性主义第一个历史文件《观点宣言》。这是美国女性运动的第一次爆发，它其实是个体主义思想和女性在社会中从属地位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１８９５年斯坦顿编著的《妇女圣经》一书出版，掀开了女性对《圣经》中男性权威质疑与诘问的序幕。到２０世纪初，第一次浪潮进入尾声时，妇女在选举权、教育权和就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女性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出现，运动的主要目标转向更深的层面。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女性主义从生物学、经验感受、话语、无意识和社会经济条件这五个方面对男子中心主义进行清算。如以自由主义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从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性别差异和女性的独特性；激进女性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父权制。７０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重视对女性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其中“女性视角”的提出构成了女性主义批评解读文本的基点。所谓“女性视角”，即用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关照作品，包括一套与男性迥异的阅读和写作标准。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伍尔夫， 美国的贝蒂?弗里、凯特?米利特、肖沃尔特，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等。其中，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试图为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主义传统勾勒出一条线索，也即：（１）女权阶段（１８４０－１８８０）；（２）女权主义阶段（１８８０－１９２０）；（３）女性阶段（１９２０－）。较强调女性的性别特征。波伏娃《第二性》（１９４９）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经典。“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这表明女性主义者开始不从生理上，而是从社会、文化上来考察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认为法国和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家族式的社会，女性在社会中是第二性的，是“他者”；还首次比较系统地清算了男性作家文学作品所虚构的“女性神话”，批评了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从思想和观念上给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多方面的启迪。２０世纪后半期法国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蒂娃。通过采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她的符号学话语打破了传统语言定势的一统天下，目的是要颠覆作为男性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二分法，并超越这种充满菲勒斯中心的二分法；她提出的有关互文性的概念也给文本分析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由于第二次浪潮过于浩大，女性主义并未形成一个概念统一的学派，此后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经受了不断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从把女性视为被动的受害者到具有主动的能动者，从男女二元对立到多元的性别观，从身份政治到分裂矛盾的身份，从白人中心到后殖民女性主义，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这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和大致走过的道路。 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中西结合” 社会性别为女性主义者批评“男性逻克斯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女性主义一切理论都从这里开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它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致力于挖掘女性在历史、文学、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从文学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从而达到发掘女性的语言、寻找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新理论的目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不同的方法、角度、理论来研究的主题，主要有社会性别、性行为、种族、阶级、经典文学书目、再现角度、阅读、主观性、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欲望、身体、作家身份、母性、家庭等，其中以美、法、英研究最为突出。 这些国家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都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借鉴作用。一般认为，中国最先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是１９８１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四期发表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文学。还有在１９８３年选编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国学术界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和研究日趋活跃，经过三、四代批评家的努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阐述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产生、发展的理论依据。有的批评家从马克思关于文学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论述中阐述了女性诗学发展的必要性；有的从生理、心理的相互契合、沟通方面论述了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可能性；有的在不否定男女平等前提下，张扬女性的特殊性，以此建构一种自给自足的女性诗学；第二，在各种层面界定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涵。批评界从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象征、比喻及叙事角度等方面寻找着女性特有的文学表达方式，探索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性；第三，建立了一个以批评男性中心为支撑的理论框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猛烈轰击，揭示其压抑女性的真面目，呈现广大女性的现实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简述 石晓静 （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山西阳泉０４５００１） 摘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中西结合”，结合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及中国女性的性别境遇而得到产生和发展，是一种非女权运动而产生的“文化批评”， 不断建立并形成自己的女性主义批评体系，但由于上路时间短，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关键词：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１３６（２００７）０７－０１１３－０２ 科学之友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ｍａｔｅｕｒｓ２００７年０７月Ｂ １１３ －－
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元素
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元素——茶文化 摘要：日本茶道是在中国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融哲学、宗教、文学、伦理、道德、绘画、建筑等在内的一门综合文化艺术。“茶禅一味”、“和敬清寂”及“世代相传”则是日本茶道文化的精神。其目的是要人们和谐相处、相互尊重、清洁纯净、远离浮躁、发展茶道文化。探究日本茶道文化精神,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这一综合文化艺术的精华所在,促进中日茶道文化的深入交流。 关键词：茶文化、高僧、日本文化、中国元素 日本古代就同中国友好往来，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特别是在茶文化方面。据记载，“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茶文化界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概括品茶艺术的内涵。但是品茶本身却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过程中生发出茶道精神。在日本，茶道是一种通过品茶艺术来接待宾客、交谊、恳亲的特殊礼节。茶道不仅要求有幽雅自然的环境，而且规定有一整套煮茶、泡茶、品茶的程序。日本人把茶道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 日本茶道的源流是最早通过陆路和海路东传的中国茶叶和茶文化，是通过僧侣传播、茶禅一味的文化交流。“茶禅一味”之说，是中国茶文化的精髓之所在，而其哲学基础则在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学说。 日本关于饮茶的最早记载见《古事记》及《奥仪抄》两书：日本圣武天皇曾于天平元年（729年）四月，召集僧侣进禁廷讲经，事毕，各赐以粉茶，人人皆感到荣幸。又记载当时有高僧行基（658一749），一生曾兴建不少寺院，并开始在寺院中种茶。但这两种记载都无法证实这些茶是否来源于中国。日本种茶有明确记载的是805年，到中国学佛求法的高僧最澄，回国时带去浙东茶籽在日本播种。到了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沿袭至今，奉为圭桌。 唐代以后，日本来中国学佛的僧人很多，据日本《云游的足迹》记载，仅南宋至明代，日本来华求法的僧人就有443人。宋元时期，中国从明州赴日传经布道的高僧则有27人。 日本佛教源于中国，“茶禅一味”既是参禅学佛需要，更是一种境界。在中国茶叶、茶文化东传日本之初，不论是茶及茶籽，包括茶具、茶器、茶书等，都是寺院、官府或民间赠与的，浸润着浓浓的友谊，留下了很多动人佳话，如最澄曾向台州刺史献上黄金和珍宝，被婉言谢绝；两次到中国受到礼遇的荣西，回日本后以感恩之心送来100多棵日本珍贵木材，助建明州天童寺千佛阁；荣西好友重源和尚也曾捐木材建
外国文学人物形象
1、堂吉诃德人物形象分析： 一、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 二、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 三、堂吉诃德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他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 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 2、哈姆雷特人物形象分析： 哈姆雷特形象分析：人文主义者。复杂的性格，有崇高的理想，和人类与世界新颖的看法。目光敏锐，思考深刻，又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过于内向，过于审慎，加上势单力薄的处境，造成行动上的延宕。有行动的决心，而且不断督促自己，但最后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 哈姆雷特是个具有先进理想并勤于思索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理想和严酷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精神的危机，理想的破灭，使他悲郁愤懑，痛苦异常，也促使他不断思索，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他从家庭的变故看到宫墙外的社会问题，有强烈的责任感，然而只相信个人的作用，强调思想的力量，因而矛盾重重，思考多于行动，时时感到忧郁、茫然，行动犹豫、延宕。生活在英国新兴势力还处于幼稚阶段的哈姆雷特，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最后他虽然奋然一击，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忧郁始终伴随着他，伟大的理想并未实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寄托了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和悲剧结局也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危机和致命弱点。 3、唐璜人物形象分析 《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源自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多次成为文学作品的题材。传统的唐璜形象是个玩弄女性，没有道德观念的花花公子。但在拜伦笔下，这个人物在多数情况下却以被勾引的角色出现。他的被迫出走，就是因为他或多或少地是那个有夫之妇的牺牲品。唐璜不同于拜伦其他诗歌中的英雄人物，作者无意将他塑造成“拜伦式的英雄”，其中却不乏诗人自传的成分。唐璜热情、勇敢、拒绝虚伪的道德信条。在面临饿死的危险时，他拒绝吃被打死的人，其中不乏象征的意义。在士兵中间，只有他表现出对一个土耳其小姑娘的命运真正的关心。他没有忧郁绝望的天性，但也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他的爱情故事大多是对上流社会虚伪道德的讽刺，而他和海盗女儿海蒂的经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理想。 4、于连人物形象分析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它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造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它努力发觉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性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女性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一、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来源 首先，女性主义批评是西方妇女运动高涨的产物。 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在西方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向现有的制度提出了质问，并努力将这种质问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它包括妇女应是什么的问题，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怎样界定以及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女性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它首先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如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别歧视存在；及时女性作家的作品，多数也收到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从而对之加以批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依托着争取女权的政治斗争的强大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它同时又反过来为女性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着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思想来源。 一是60年代起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折，给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方法上多方面的启示。当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的时候，正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走向没落、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变、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时期。女性主义批评冲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评所摈弃的作家生平资料，并重视进行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分析；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对她们洞察妇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学与阶级、种族冲突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帮助；解构主义则为她们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二是女性主义批评继承了一些先驱者的理论创造。其一是弗吉尼娅·沃尔夫，她是著名的意识流作家。（1）她肯定了女性文学有不同于男性文学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等，并努力寻找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2）她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3）她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育入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广泛的生活经验之门对妇女关闭，而且法律和习俗也严格限制了她们的感情生活。其二是西蒙·德·波伏娃，他在《第二性》中指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这种”女性是形成的“观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性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