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形象

浅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

内容摘要：丁玲早期作品特别关注知识女性的命运及其精神世界的矛盾，其中，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最具代表性。主人公莎菲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女性形象。长期以来，莎菲形象备受评论界关注，且颇多争议，但其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其实莎菲女士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形象，她既有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的皮相，又有封建时代思想观念的遗痕。无论把她当作反封建的斗士还是把她当作个人主义野心家都只是认识上的错位和误读。因而全面认识莎菲女士的原生相就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关键字：《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形象叛逆者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恋情结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四岁丧父，由母亲抚养大.丁玲还在孩提时期就通过具有新女性意识的母亲接受了妇女运动的思想，并在读书求学期间积极投身于妇女解放的活动。这使她1927年在落寞悲郁中开始小说创作时，一开始就显示出关注女性命运的特色，并始终以女性的视角、笔触去发掘那些艰难地行走在解放之旅的女性内心最隐秘、最富激情的内涵。其中，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最具代表性。主人公莎菲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女性形象。长期以来，莎菲形象备受评论界关注,且颇多争议，但其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莎菲女士的性格特点进行简单分析。

一、戴着枷锁的叛逆者

梁云老师曾经说过：“《莎菲女士的日记》是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宣言书。”著名作家茅盾曾经评价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至上的女青年。她因为失落在个人追求的涡流中，对生活感到悲观，以致于她的思想显得懦弱、空虚。然而，她尽管在肺病中挣扎，仿佛自暴自弃，却又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理性的知识女性。莎菲渴望纯洁的爱情，要求“享有我生的一切。”可是，她又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里不会任她去求得她所要的来满足她的欲望。”她就在这理想与现实的极端矛盾中做着痛苦的挣扎、叛逆的绝叫。她不爱没有男子气的、动不动就爱哭泣的苇弟，对待苇弟狂热的、真率的爱，我想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都会感动，并且因为感动而接受他。毕竟在当时女性所追求的就是一个能够疼爱自己的丈夫。但莎菲不是，她有的只是同情和祝福，因为她所追求的是纯洁脱俗的爱。“苇弟，你在爱我！但他抓住过我吗？自然，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是应当这样。其实，我算够忠厚了；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的，并且我还在确确实实地可怜他”“我看见安安闲闲坐在我房里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怜到苇弟。我祝福世人不要像我一样，忽略了蔑视了那可贵的真诚，而把自己陷入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里；我更愿有那么一个真诚纯洁的女郎，去饱领苇弟的爱，并填实苇弟所感觉得空虚啊！”莎菲是善良的，但又是那么倔强那么执着，她不肯因为同情，因为苇弟真诚的爱，而接受苇弟，那样就玷污了她所追求的神圣、纯洁的爱。也正因为她的执着，才造成了她对凌吉士复杂矛盾的态度。她倾慕凌吉士优美的体态和高雅的风度。第一次见面莎菲就被凌吉士俊美的外表所吸引，少女的激情被这个陌生人轻而易举的点燃了。“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

他的颀长的身躯……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我只要在他按住我手的当儿，另做出一种眼色，让他懂得，他是不会遭拒绝，那他一定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大胆的事。这种两性间的大胆，我想只要不厌烦那人，会像把肉体融化了的感到快乐无疑”，简直可以说是对几千年男尊女卑的道德秩序的严峻挑战。莎菲女士不计可能引来的激烈辱骂，呼求性爱的快乐，这勇者的姿态在中国文化史上即使不是后无来者，也是前无古人。就此而言对她怎样赞扬都不算过分。

但是只要我们对文本稍加细读，只要我们不是有意夸大她的叛逆精神，那么就会发现莎菲对性爱的呼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隐蔽在心灵世界里。事实上她从未主动地表示过自己的爱，更未主动地要求过性。而且一旦性爱将要发生时，她又表现出无限的恐惧、怯懦，找出各种理由加以抵御和防范。非但如此，她还反过头来谴责自己的欲求，陷入原罪感中。在和凌吉士有了进一步接触之后，她说：“看到他那被情欲燃烧的眼睛，我就害怕了”。接受了凌吉士并无实质性的爱抚后，她无限“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说这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不出来的”。她整个身心被屈辱感和自责感所驾驭，“痛恨……自己甘于堕落”。

莎菲女士在性爱面前的犹豫、畏缩、退却，使她难以成为现代夏娃。把问题说得透彻一些，在她的灵魂深处还残留着许多旧观念。支撑着她所谓“正经”“堕落”之类话语的是封建时代的贞洁观与道德观。正是这些观念把性爱视为形而下的追求，视为洪水猛兽，并采用“不正经”、“堕落”等语言镇压女性，剥夺了她们作为自然人的正当要求。莎菲女士调动“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观念及语言对自己实行镇压说明她自身就存在封建道德家的影子，她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叛逆。莎菲女士也许不觉得，然而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性的传统观念已经深深植入莎菲的灵魂，使她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莎菲身上的旧时代痕迹不仅表现在她的性爱观念上，也表现在她对凌吉士的看法上。凌吉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不好深入论说。因为关于他的全部行为作品没有客观的描写，基本上都是莎菲叙述出来的。而莎菲的叙述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偏见性。像她对凌吉士“努力赚钱”的非议就表现出观念上的严重倒错。。莎菲女士鄙视凌吉士赚钱的欲望正表现她被束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陈腐的旧观念中。不是凌吉士利欲熏心，而是她的思想里有一面哈哈镜，把人照歪了。因为在现代的观念中，赚钱并非是可耻的想法。

作为来自新加坡的华裔，凌吉士所受的西方影响显然比较广、比较深。他不只想赚钱，还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用正常眼光来评估，这是一个兴趣广泛、爱好多样，既务实上进又不乏洒脱精神的年青人。在和莎菲女士热恋时，他亦彬彬有礼，不失绅士风度，从没有过非份的举动和挑逗性的言词，给人以讲究文明和尊重女性的印象。尽管作品对他缺少具体的描写，可从他上述的表现中我们仍可触摸到一种成熟的现代气息。凌吉士虽然够不上理想的现代人，然而确实折射了他的影子。莎菲女士表面上看起来很现代，然而其整体的生存观和价值观又显得很旧。因为她把凌吉士参与演讲会、网球比赛，想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当作资产阶级花花公子及钻营之徒的行为加以鄙弃（书中关于凌吉士生活腐化的言词皆属传闻而未见事实，故不予论列）。支持她作出如此判断的同样是旧社会形成的做人观念，那就是老实、本分、守规矩、清淡寡欲、无野心。就此而言，她和旧式农民老通宝、刘兴大、黑娃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总之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能够发现莎菲追求中的悖论：一方面渴望性解放、性自由，另一方面又裹足不前，并拒绝接受其他开放性观念，最后消解了自己的追求。重要的是莎菲从没思考过寻找职业，从没想过如何独立地存在于世界。其经济来源一直靠家庭供给，其日常生活难以自理，多靠朋友们扶持。如此一副形态跟个人生活能力极强，并在生存本体上要求自治的自由主义者相去甚远。这决定莎菲的追求是短命的。

其实莎菲的悖论与她自身的素质有决定性的关系。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储备又瞧不起大学生活的小知识分子，莎菲（包括丁玲）无法深刻地洞悉甚至可以说不懂自由、解放的涵义。她对性开放的追求多半出于自然本能，不会升华到对自由的整体信仰。这决定她不可能对前此获得的旧观念作翻箱倒柜的清理和删除。她的混乱也就势在必然。

二、走向极端的女权主义者

在现代文学范围内丁玲是个女权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家。莎菲女士的形象更可以作为女权主义写作的佐证。特别是她对婚恋中自主权、决定权的把握。且不说她我行我素的早恋、对舆论干预的排斥、对苇弟的拒绝表现了她的自主性、自律性，就是对心中的“白马王子”凌吉士，她也经常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她宣称“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在他和她恋爱的全部过程中，所有的接触、亲昵程度到最后分手几乎全由她来安排，她来裁定，凌吉士几乎成了她的牵线木偶。借此她倔强的意志和个性得到了有力的彰显。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她不是一个十分令人喜欢的女权主义者。她的脾气古怪、反复无常，她对情人过于任情使性、缺乏平等意识。她不是向不平等的社会要平等，而是要颠倒一下不平等关系中的位置,把男人降到女人地位,把女人升到男人的位置。作为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女性,莎菲的视野有限,而且她没有亲历过平等自由的社会，这决定她无法构造一个相应的男人和女人的世界。关于莎菲女士，她以为的女性解放就是以男权文化的方式反男权文化，自己成为没有男人统治的男权文化的主宰。她的逻辑是，和男人相处就是学会摆布男人，她说“在很早的从前，我懂得对付哪种男人应用哪一种态度。”在和凌吉士相爱的过程中她不是听从爱的呼唤，而是让感情服从理智。她的理智就是保持中心地位，作征服者、作权力的拥有者，以便支配一切。她特别仇恨凌吉士“暗示我许多做女人的本份”。为了表达这种抗议，让凌吉士承认她占先的地位，她宁可压抑自己的情感需要，摆出不容侵犯的样子。例如叫他来他才可以来，没叫他来他不能随便来。同意他亲近他才可以亲近，不同意他亲近绝对不许他靠拢。凌吉士还真守规矩，对她始终保持“非礼勿动”的谨慎态度。同意他去，他才去, 不同意他去,他就等待。对于这种局面，莎菲很有胜利者的自得。但是一旦女人作为一种权力话语而存在,那么它的一切积极意义都将不复存在。如果废除男权的结果是女权得势，那么新建的社会将还是充满压迫的社会，它与被否定的社会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换了统治者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莎菲女权主义文化的底蕴。

莎菲不但有在两性间窃取权力的欲望，而且还有一种施虐倾向。它同样是男权社会的特征。所不同者，男权时代的施虐表现为男人任意殴打女人、蹂躏女人、抛弃女人；她的施虐则表现为耍小性子捉弄男人、折磨男人、放逐男人。她逗引男人，挑起他们的情爱，然而却又不肯给与他们情爱。她时阴时晴，忽而露出灿烂的微笑，忽而又板起铁青的面孔，让男人在感情的风

暴中颠簸，手足无措。对苇弟这样，对凌吉士也是如此。有人为了拔高莎菲的女性自尊自爱，把莎菲同凌吉士的关系说成是“拒绝被爱”。此论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莎菲不仅“被爱”，还引诱凌吉士“来爱”。当凌吉士第一次来到她卧室时，她便被他的丰仪迷住了，并春心鼓动，“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渴望接触他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随后便急不可耐地搬家，到最靠近他的地方，以实现对他的占有。她以各种伪装的躲避、暗示刺激起凌吉士的爱。然而也如同对苇弟一样她不断地显出“一些严厉，一些端庄”，以抑制对方被她煽惑起来的感情的风暴，让他在忽冷忽热之间掂烤着自己。凌吉士正如毓芳所说，他不像上海那些单纯的男孩容易被煽起火焰，然而也不像他们那样容易冷却。他的感情一旦被煽起，就会作较深的投入。如果最后遇到的竟是逢场作戏，那将会有不可忍受的“失望和痛苦”。她劝莎菲不要对他引逗过深，以免给凌吉士造成非人道的折磨。然而莎菲执意地把他牵到情感的“羊圈”，随后便突然遁迹。凌吉士会怎样，作品没写，但伴随着莎菲狂人般的叫喊“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我们会看到另一苇弟被遗弃在无爱的荒原，经受凄风苦雨的吹打。折磨和放逐，这也就是莎菲女士要男人们得到的结果。

要而言之，作为女权主义者，莎菲女士不像某些评论称许的那般可爱。她的情爱观存在严重的问题。其隐结构显示着男权文化模式。它规定了莎菲以君主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所爱的对象。这种方式给别人，也给自己造成了无穷的矛盾与困惑。出于自然本能，她爱凌吉士，完全可以满足性的饥渴。然而由于总是权衡利弊，总是计较占先还是居后的问题，得多还是失多的问题，一句话由于不能祛除小生产者的、男权文化的占有心理，她对自己的爱不能作真诚的投入，相反还压抑了自己的真情，到终了，她也没有越过雷池一步，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裸体”的爱。对男权的窥视使她世俗，使她异己化。在男性化之后，她失去了女性特有的魅力。她的孤傲、她的暴躁、她的反复无常把她变成一个难以接近的存在。

三、苦闷的自恋情结

莎菲女士自尊自重，我行我素，无疑是个个性主义者，但莎菲的个性主义究竟属于哪种层面的追求？曾将她和世界文学中相类似的女性作过比较，发觉莎菲的个性主义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简·爱，她是在抗拒他者的施暴或怜悯的过程中护卫自我，又是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因而她的个性主义富于理性、自觉，并显得十分成熟。而莎菲由于仅仅局限在爱的呼求上，缺乏相应的社会实践即自我实现的更高方式，因而其个性主义较为朦胧，带有更多的情绪化色彩。这种情绪化色彩使她更接近文化上的自恋主义者。

文化上的自恋主义者一般说来都自以为有较高的生存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实现不了自己预设的目标。每逢遭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都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过多地责怪客体世界。因为不愿承认自己的渺小无能，他们常常通过幻觉来膨胀自我的价值，极度贬低客体世界、贬低芸芸众生的追求，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发展到严重时他们会敌视一切日常生活。拉斯奇告诉我们，自恋主义者“将自己视为特殊人物并憎恨随‘大流’，难以忍受平凡的日常生活”。莎菲女士无疑具有类似的特征。在小说中作者把她当作一个颇有点追求的女性形象来塑造的。但是由于莎菲没有简·爱那样通过具体工作来实践自身价值的自觉，她甚至没有一个与之斗争的对象，因此其追求便出现

了空洞。连她自己也觉得茫然：“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在空虚中她憎恨周围的世界，以至日常生活的一切：看报、煨牛奶、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有抹布味的饭菜等等。她的行为显示了自恋主义极端化的趋向，即由于自我价值不能凸现，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自恋主义者不同于个性主义者的地方在于后者重视主体的间性，即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等等。而前者爱抬高自己、爱以自我为中心，同时排斥他人。拉斯奇认为“自恋主义者特别渴望得到崇拜，但又鄙视那些受他操纵并崇拜他的人”。当我们仔细阅读《莎菲女士日记》时，发现莎菲的许多行为与拉斯奇说的不谋而合。首先她过分地孤芳自赏，并要求别人都围着她转、为她服务。她说：“我想能睡在一间极精致的卧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们跪在榻前的熊皮毡子上为我祈祷，父亲悄悄地朝窗外叹息，我读着许多封从那些爱我的人儿们寄来的长信，朋友们都纪念我流着忠实的眼泪……我迫切地需要这人间的感情，想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这是典型的圣母意象或女王意象。莎菲要求于人们的就是对她如对圣母或女王的崇拜。莎菲的要求有时达到病态的程度。即谁对自己稍有怠慢，她便视谁为仇敌。比如仅仅因为剑如没给自己回信，她便“恨之入骨”，不听对方的解释。剑如为此病了，她却在心理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以为“可以减少一点我从前自怨自艾的烦恼”。真正的个性主义者在维护自我尊严的时候，往往都对非侵暴的他人保持一种宽容、大度、理解的精神。而莎菲对无意伤害她的剑如的不理解、不宽容，却不免有些偏狭和刻毒了。这种自尊让人看到的是病态的自我扩张及对他人的恶意惩罚。

莎菲女士一方面要求周围所有的人都关心她、崇拜她，另一方面又对他们表示出鄙视和憎恶。在她眼里毓芳、云霖太平庸、苇弟太卑怯、凌吉士太丑恶。除了那个远在他方后来死去的蕴姐外，没有一个人配与她进行心灵交流。她几乎带着恼怒和报怨来对待照料她的人：“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不爱她不对，爱她爱不到地方也不对，甚至还要接受她的蔑视，莎菲如此构筑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简直有些过分了。阅读这些文字，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莎菲女士身上有点贵族妇女的骄横气，林黛玉气。她和世界文学中那些出身于底层的个性主义者不太相同。后者的思想行动中渗透着强烈的平等意识、平民意识，她们是向不平等的世界要平等。而莎菲像是一个受宠不足的小姐要更多的宠爱。她的个性主义沾染了富贵者的奢侈，同时伴随着对别人的气指颐使。或许这也是作为地主小姐出身的丁玲，在无意识中接受了旧时代的行为模式又在无意识中把这种行为模式传给了她笔下人物的结果。

自恋主义情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反映到莎菲身上又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莎菲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显然是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结果。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五·四”新思潮本身就缺乏理性精神而更多地带有情感化和情绪化的色彩。他们执着堂皇的观念又把所有其他生存方式庸常化，不情愿做点实际工作，他们会像丁玲那样“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处于极为彷徨、苦闷之中”。而在无路的苦闷中他们又会加剧自恋，通过膨胀自我产生高高在上的感觉，获得心理上的补偿。纵观大革命失败后一些激进的小知识分子，他们普遍地具有此种心态和倾向。莎菲女士是他们的浓缩，用冯雪峰的语言来概括，是丁玲“自己的影子”的“投入”。

这里有必要指出，由于自恋主义不讲究主体的间性，不知道尊重别人、理解别人，反而以自我为中心，排斥并随便役使他人，所以必然在自我与他

者、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间造成一种紧张关系、极端对立的关系，以至最终走向反民主反自由的道路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恋”是自我设置的陷井，是令存在者绝望的深渊。

综合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莎菲女士是20世纪初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叛逆女性，是一位有思想、有个性、有追求的新女性。但是由于时代的和自身的局限性，她在反抗社会，张扬个性的时候，却烙上了封建时代思想观念的遗痕，暴露出个人人主义至上的缺陷，暗隐着浓重的自恋主义的倾向。因而我们又不能给与过多的褒扬。莎菲，这个矛盾的复杂体，是不能用单向思维随便定名的。简单来说，她是个文化转型时期要跳跃，但因受各种思想负累身心分裂而终于跳不出高度的女性。

参考文献：

①宋建元著《丁玲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②黄修已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③《莎菲女士日记·丁玲代表作》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④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