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的思想渊源
永嘉学派的思想渊源: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因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在哲学思想上，认为充盈宇宙者是“物”，而道存在于事物本身（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永嘉学派曾与理学派、心学派鼎足而立。
永嘉之学，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林石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又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南宋之时，永嘉地区的学者辈出，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成为吕祖谦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正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
内容：
1.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亦是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
2.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曰：“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3.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
4.论述了“夷夏之辨”与“正恶之辨”的区别，突出金兵入侵的非正义性，强调抗击金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5.强调以民为本，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历代国家的成败兴亡、典章制度的兴废，希望以此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
6.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永嘉学派的产生背景：
南宋时期，由于中原汉族人民大南迁和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温州工农业生产大大发展起来，人口激增，商业繁荣，市镇林立，交通方便，海外贸易发达，因而文化教育事业大为发展。单以科举来说，唐代三百来年，温州进士仅只两名，北宋一代有八十一名，而南宋短短一百多年，竟有一千一百四十八名。宋孝宗淳熙五年任温州知州的韩彦直说:“温之学者，由晋、唐闻未有杰然出而与天下敌者，至国朝始盛，至于今日，尤号为文物极盛处”。叶适也说当时“濡学特盛，以姓字擅海内数十人”这许多学者居住温州，相互学习，切磋便形成了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正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
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最终在宋元之际断裂，对温州知识分子而言，复兴永嘉学主要的并不是向宋学传统的回归，而首先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以永嘉学派思
想为文化资源，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之下进行了实践和理论创新。其最终的成果是：在汉宋两大营垒之间，独树一帜；于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兼容并蓄，从而存续了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永嘉学派的出现与当时温州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时期由于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温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因大兴水利、推广早熟耐早的“占城稻”、采用先进耕作方法、普遍推行使农民有较多人身自由的租佃制等因素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地少人多的矛盾很突出。另外，由于北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国策，士地兼并活动很猖狂，促使人们去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两宋时期的温州手工业很发达，它是全国十一个造船业中心之一，全国五个造纸业中心之一，漆器业、制瓷业、印刷业、丝织业等都很兴盛，名噪一时，丝织业还出现两浙路罕见的“机户”现象。温州城市繁华，有“小杭州”之美称。温州商业繁荣，时人称“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温州对外贸易活跃，是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政府专门设置市舶务管理对外贸易。温州学校教育和科举繁盛，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永嘉学派的出现是当时温州与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如，永嘉学派之所以特别重视发展工商业，是因为他们看到温州及东南沿海一带人口众多而土地不足，必须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就业问题;而且工商业的发展对国家、对社会大有好处。又如，永嘉学派之所以承认雇佣关系中剥削的合理性，这在当时是一种新论，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温州城乡出现的大量雇工劳动对社会发展有进步作用。
永嘉学派的思想传承：
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温州三位学者--“温州皇祐三先生”王开祖、林石和丁昌期--率先在家乡传播中原文化。“皇祐三先生”以后，周行己、蒋元中、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许景衡、戴述、赵霄和张辉九人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去中原汴京太学学习，世称“温州元丰九先生”，其中有的还亲赴洛阳、关中分别接受程颐（洛学）、吕大临（关学）的学术。他们还兼收蜀学（苏轼）、湖学（胡瑗）、新学（王安石）诸派学术，回到温州加以传播发扬。稍后，南宋时有薛季宣扩大前人学问的门经，陈傅良承前启后，叶适集其大成，形成永嘉事功学派。这时，温州地近京师临安，又是南京的大后方和经济腹地，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呈现“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的景象。南宋永嘉事功学派与吕祖谦为首的金华之学、以陈亮为首的永康之学及四明之学合称“浙江学派”，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福建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江西学派）成为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
宋明理学曾长期统治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它占统治地位时，空谈义理心性之风盛行。永嘉学派明确反对空谈义理心性，而注重研究实际问题，重视实用之学，提倡事功。薛季宣认为义理不必深究，首开事功之说。陈傅良说，“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事功”。。叶适批评朱熹的心性观，说:“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谓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犹废之，狭而不充，为德之病矣”。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为人们敢于从实际出发，不受空谈理论的束缚提供了理论依据。
永嘉学派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有识之士往往把重视研究实际、注重事功的永嘉学派作为纠正时弊的武器。如，满族人主中原，王朝擅递，深感亡国惨痛的士大夫们纷纷总结教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从复兴儒学传统的高度去扫除轻视功利、空谈义理的性理之学，形成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又如，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狂潮，主张学习西方君主立宪的维新志士也运用永嘉学派的思想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表示要“冲决网罗”的谭嗣同在《致唐才常书》中说:“来书盛称永嘉以为可资经世。善乎言哉!”谭嗣同和唐才常十分推崇永嘉之学。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将永嘉归之于墨学中的“任侠”派：“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
体。”它对温州本地的影响则更大、更直接。以晚清的温州为例，人称“东瓯三杰”的维新派思想家陈虬、宋恕、陈黻宸以重振永嘉学派为己任(如陈虬在其代表作《治平通议》序中自称:生永嘉先生后七百年);孙衣言、孙锵鸣兄弟精通永嘉学派，提倡经世致用;身为经学大师的孙治让也重视兴办实业，晚年兼任瑞安县商会总经理就是一例。可见永嘉学派事功观已成了温州优良传统中极其重要的方面，影响十分深远。
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及特点：
改革开放初期，创新是极其艰难的，强大的守旧势力和顽固的守旧观念常常使创业者处于两难境地。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作为价值参照来回应当下种种困惑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永嘉学派为“温州人”冲破旧框框，从实际出发，寻求适合发展自己的道路提供了理性的价值参照。永嘉学派“以利和义，而不以义抑利”的观点无疑肯定了熙熙攘攘的温州人逐财言利的正当行为。永嘉学派无疑为在世俗眼光逼视下不敢昂首挺胸的商人提供了闯荡世界的精神支柱。温州人足迹遍布全世界，就象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论穷乡僻壤还是通衢大邑都活跃着温州人的身影。温州之所以引起世界的一片喝采和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外地闯荡的温州商人带来的。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为人们敢于从实际出发，不受空谈理论的束缚提供了理论依据。
永嘉学派的思想独树一帜，有着很强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成份。然而，永嘉学派毕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代里产生的，并不能引导它源生地的本土走向市场经济。应当说今天的永嘉学派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将不断完善，温州人的创业精神从根本上说是浙东南区域人文与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时代精神离不开历史文化支持，从永嘉学派对温州人创业精神的影响来看是传统思想与现代化的结合。
温州人创业精神内容很丰富，如敢为人先、唯实务实、敢担风险、勇于拼搏、不等不靠、争强好胜、善于学习、吃苦耐劳等精神，但最主要的是创新精神。”时代精神离不开历史文化支持，以事功观为核心的永嘉学派和以创新为核心的温州人精神有着紧密的关系:永嘉学派的思想有着很强的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成份，为温州人精神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养料，为温州人精神的形成起了先导作用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历史文化的永嘉学派和作为时代精神的温州人创业精神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该课题将就此进行深入研究。
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美]艾伦·刘：“‘温州模式’的利弊”，原载[美]《亚洲概览》，1992年第8期，鲁单摘译，《国外社会科学信息》（京），1993.5/6.49-53转登
[美]K ·帕立斯：“地方积极与国家改革：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中国季刊》第134期，魏广利译，《上海市委党校文献情报》1994年第4期。
李丁富：《温州之谜》，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史晋川﹕“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陈中权：“永嘉学派和温州人精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史晋川、朱康对：“温州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陈遵江：“永嘉精神的人文解读”，《商业时代》2012年第2期
陈遵江：“永嘉精神的人文解读”，《商业时代》2012年第2期
陈中权：“永嘉学派和温州人精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