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的兴起及其衰亡
明清晋商的兴起及其衰亡
一、什么是商帮？明清有哪些影响较大的商帮？
“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商帮是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流通范围在本地狭小范围内满足不了需要了，因此就需要结帮联伙走出去采购或者是推销。作为一个“商帮”，应该是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在这个地区要有相当发达的商业；第二，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联合；第五，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按照这些条件，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山西以晋中为中心的晋商，歙县、婺源等徽州六县的徽商，与晋商同时兴起、亦被称为晋商小兄弟的陕商，临清、济宁、聊城、烟台这一带的鲁商，以龙游县为中心(包括常山、衢县和江山五县)的龙游商，西洞庭山(现在吴县的东山镇和西山镇)的洞庭商，江西由人口流动形成的江右商，以浙江为中心的浙商，苏州西南吴县境内太湖中东、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一带为中心的粤商。这十大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尽管时间并不相同。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商。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晋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真正崛起在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二、晋商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明清晋商兴起于明初，其兴起原因主要是：
第一、明政府为北边各边镇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明初开中制是明代统治者为了军事目的而创设的一种招商代销制度。由于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着盐的生产和盐的专卖权，可以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出榜召商。应召商人则把政府需要的粮食实物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换取盐引（贩盐专利执照），然后凭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并在指定行盐地区销售，这套制度就称作“开中”。朱明建国后，为巩固其政权，在继续追击元蒙残余势力方面下了很大力气。洪武时，朱元璋多次出兵塞北，其中使用兵力较多、规模较大的就有三次。永乐时，朱棣曾经五次亲征漠北，并迁都北京，以加强对北边的政治、军事领导。元蒙势力在明朝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北归。后来，由于统治权力削弱和内部争权夺利，逐渐分化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鞑靼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居大漠南北；瓦剌又称厄鲁特，为蒙古别部，在鞑靼西，居天山南北；兀良哈也是蒙古别部，居黑龙江南，大兴安岭东。明代蒙古各部虽无统一政权，不能有统一的行动计划，但由于是单一的游牧经济，“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衣缯之具”，都要仰仗中原，而明政权对蒙古各部又采取严密的防范政策，限制蒙古各部与中原的交往，故蒙古各部出于掠夺财物的需要，经常南下扰边，使明朝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
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镇，
第二，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换的要冲，这是晋商兴起的有利地理条件。
山西北靠蒙古草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边陕西，左屏河北，位处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古代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
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北方蒙古地区，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山西位于这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路当孔道”，所以南北区域的物资交换历来在山西十分活跃。
三、北部边地有限开放的马市与茶市
尽管明王朝也曾希望蒙古各部“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明太祖实录》卷十四)，但由于北部边地长期的军事对峙和不同时期张弛程度的变化，明王朝对蒙古各部实际上一直实行经济封锁与有限开放相结合的贸易政策。
本来汉蒙两族之间贸易互补性很强，蒙族需要内地的粮、布、棉、丝、铁器和其它各种生活用品，汉族也需要蒙族的马匹、皮毛等物资。但明王朝为了削弱蒙族各部的军事实力，不得不实行物资封锁，特别是严格禁止能够制作马刀和弓箭的铁及铁制品流入蒙古地区。可是一味封锁也行不通，一者汉族军民特别是军队对马匹等物资有着巨大的需求，二者随着边地局势时而紧张时而弛缓，有时蒙族各部以扰边的军事压力要求开市，有时又以和平的方式派使请求开市，因此在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又实行有限开放的政策，即在边地的少数指定地点，断断续续开放军事管制下的马市和茶市贸易。
第三，明代山西盐铁等手工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明代山西的手工业商品生产，特别是盐、铁、潞绸、煤炭业等均有一定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山西资源运用，在明清两代，并未见其增加。”此说恐怕有误，请看如下史实：池盐业山西解州池盐（又称河东盐、运城盐）历史悠久，而且是自然结晶成盐，为世界一大奇观。
冶铁业明代山西的冶铁生产，无论其规模、产量、技术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成为当时中国冶铁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明代山西的铁矿产地有32州县，占当时全国246个铁矿产地的12.6%，居全国第一位。明初，实行官冶铁制。
煤炭业山西是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和我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煤炭的一个地区。入明以后，由于明政府对煤炭的开采管制较其他金属矿松弛，一般只抽税，甚至有免税的时候。明人煤炭科学技术提高，对煤种和煤质地理分布规律有了一定认识。因而明代山西煤炭生产比前代有了较快发展，并且是明代产煤最多的一个省。
潞绸业明代北方丝绸业中心是山西潞安府，这里出产的潞绸，以质地精美，闻名于世。在明代文学作品中屡有描写潞绸之处，充分反映了潞绸之珍贵。
由上可知，明代山西的盐、铁、煤、潞绸等手工商品生产均有一定发展，从而为明代山西商人的兴起提供了物资条件。
第四、明代晋省南部地狭人稠，是晋人外出经商谋生的一个原因。
清人康基由曾经分析过山西人外出经商的原因，他说：“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至于太原以北，他又分析道：“太原以北岗陵丘阜，硗薄难耕，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爷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于远营，终岁不出里门，甘食蔬粝，亦势使之然。”这就是说，早在明代，山西南部由于地狭人稠，人们为谋生计多外出经商，而山西北部土瘠民贫，却“拙于运营”，外出经商人相对要少。明初山西南部地狭人稠，从洪武到永乐年的18次从晋省移民“就宽乡”也说明了这一点。元末明初中原和江淮地区，由于兵乱荒疫严重，人口大量减少，而山西战事较少，人口相对增加。据《明实录》载，洪武十四（1381）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多30万人。于是明廷出于经济、政治原因考虑，在洪武、永乐年从晋省移民18次，近百万人，所迁之民被明政府
安置到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而所迁之民，大多是山西南部和东南部平阳（临汾）、泽州（晋城）、潞安（长治）之民，当时明政府把山西南部的洪洞县作为移民聚散和办理移民手续地，这就是“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的由来。山西南部之民，由于地狭人稠而外出经商，自然就成为他们一条谋生之路。所以明人张四维说：“吾蒲（永济）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其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则十室九空。”此外，当发生较大灾荒之时，还有众多的山西灾民逃往异乡，附籍当地。内蒙古的南部特别是河套地区和河南等省，都是山西灾民的落脚之地。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和不断迁往各地的逃民，必然增强山西与各地的联系，增加山西人外出经商的机会。这就为晋商涉足京师，并向冀、鲁、豫、陕和内蒙古等地的开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晋人勤俭、礼让、诚信的民风是晋商兴起的人文因素。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貌复杂，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40%，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40.3%，平原仅占全省总面积的19.7%。地表85%为黄土和黄土状物覆盖，抗蚀力弱。气侯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00毫米，是“十年九旱”之地，加之风雹霜冻频仍，是一个自然条件差的省。但自然环境对于民风习俗很有影响。
同时，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南部地方人称“中华民族摇篮”之地，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三代都在山西南部建都。明代以前山西涌现出了晋文公、狐偃、赵盾、王昌龄、王维、白居易、温庭筠、柳宗元、司马光、元好问、关汉卿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对明代山西的人文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晋人具有勤俭、吃苦、耐劳这、礼让、诚信的民风，这是晋商兴起的精神条件。
总之，明初晋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晋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借开中制契机的结果，同时也是晋省占地理之优势、因经济交流之需要、靠自身文化因素促进的结果。
一、晋中商帮崛起的基本轨迹
多数晋中巨商崛起的轨迹，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三部曲：外出谋生，经商致富——回乡建宅，设置总号——走向全国，遍设网点。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