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的农业经济思想
博士□基地班硕士□
硕博连读研究生□兽医硕士专业学位□
学术型硕士√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同等学力在职申请学位□中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
高校教师攻读硕士学位□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封面
（课程名称：中国农业经济史）
学位课√选修课□
研究生年级、姓名 2012级王冰洁
研究生学号 2012050769 所在学院（系、部）人文学院
专业学科中国史
任课教师姓名杨乙丹
考试日期
考试成绩
评卷教师签字处
浅谈司马迁的农业经济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历来为众多史学爱好者所青睐，尤其是史学界的专家抑或是学者，都将之奉为经典。因此《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丝毫不为过。而《史记》中也包含了司马迁的诸多经济思想，近年来成为《史记》的研究热点。其主要体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一卷中。由于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所以古人的经济思想离不开“农”字，本文就着重探讨一下司马迁的农业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农业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正文】
一、重农思想
重农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战国时期，我国已形成以“重本抑末”为核心的重农思想体系。西汉中期，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工商业逐步繁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提出农商并重的经济观点，与正统的农本商末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是指农业，以农业致富，称之曰“本富”。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决定性的社会生产部门，产生以农为本的思想是很自然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称“本富为上”也合情合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西汉王朝管辖的中心地区划分为五大区域，介绍各地区的经济和风尚，而且总是将好的风尚与重农相联系。关中地区“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稿，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梁宋之地“昔尧作（游）〔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毫。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稿，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流露出崇尚农业的情感。司马迁所说的“末”是相对“本”而言，主要指手工业和商业。他虽将工商业称为“末”，但不将“末”视为“奸”，故有“末富”和“奸富”之分。这与将工商业者称为“五蠢”之一，或说其“行淫侈”，主张对“末业”大加贬抑的韩非、贾谊等人有很大区别。司马迁区分“末富”与“奸富”，也就将贬抑之意从末业中取消了。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的贤人多是秦汉之际的盐铁商、粮食商和畜牧商。太史公还说农工商各业各有其用，缺一不可，所谓“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并且观察到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马迁认为农业与工商业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与当时流行的重农抑商观点相比，司马迁的重农而不抑商的思想独树一
帜，富有创见，这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今天看来也不乏正确性。只可惜这种农商并重的经济思想被重农抑商的封建正统思想压制着，难以发扬光大。封建地主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强制关系上的制度。西汉中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日益强化，商品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膨胀必然大量吞并自耕农，危及封建统治，所以，重农抑商的呼声很高。司马迁农商并重、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但它和日益强化的封建专制主义格格不入，所以，直到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增长和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封建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才逐渐受到一些进步思想家的重视。
二、农业区划思想
《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秦汉时的国土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及龙门、竭石以北等四个大区，每个大区中又有若干小区，描述其自然条件和经济特征之异同，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点。
1、山西农区
这里的山西是指晴山以西。太史公认为，在这一地区，关中沃野千里，大禹作贡时己定为上等田地，其人有周先王遗风，好稼稿，殖五谷，农业经济发达；巴蜀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饶，号称“天府之国”，其富庶可比关中；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经济方面却颇具特色，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其东毗邻农区，属农牧过渡地带。山西地区“于天下三分之一，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马迁依据自然条件，参考政治、经济诸因素，将关中、巴蜀及天水、陇西等西北诸郡相提并论并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作出大致估测，是农业区划方面的创举，意义深远。
2、山东农区
峭山以东的三河地区（今河南、山西一带），三代时期农业经济发达，曾是都国诸侯聚会之地。经数千年开发，秦汉时已地狭人众，农业生产有所衰落。齐地膏壤千里，适宜种植桑麻、五谷，多鱼盐之利，人民富足，邹、鲁等地的蚕桑业也颇为兴盛。山东是西汉重要农业区当时曾从山东潜粮至京师，每年达百余万石，最高时可达四百万石。但秦汉强干弱枝，致力于关中农业发展对山东农区支持不力使其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黄河水患加剧，加之土地多斥卤，总体农业生产水平已逐渐不及关中。司马迁对此认识深刻，论述精当。
3、江淮农区
江淮以南是当时尚未充分开发的稻作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耨”。司马迁注意到，江南气候湿热，河流湖泊众多，植被丰茂，人口稀少，采猎捕鱼亦可谋生，无饥谨之虞，故当地人不重积蓄，农业生产也比较粗
放。
4、龙门、褐石以北农区
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间，碣石旧说在今河北昌黎，今说在辽宁绥中。司马迁认为龙门——碣石为战国秦汉时农区与牧区之间的分界线。汉武帝北拒匈奴，开通西域，西北渐次得到开发，成为秦汉时新拓展的重要农牧区。这里草原辽阔，宜于畜牧，加之秦汉鼓励民众畜牧边县，许多大畜牧主先后于此起家，有的养畜数量很多，“畜至用谷量马牛”。汉代马政亦集中设置于河西六郡。畜牧经济发达、牛羊千百成群是这一地区的显著特色。
总而言之，司马迁农业区划的思想，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以自然条件、经济特征的差异性或相似性划出四大农区，又以大同小异划出若干小区，保持一个地区内社会习俗的一致性及一定政治区域的完整性，是太史公“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对今天的农业区划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农业经营思想
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均从经国济民的宏观角度谈论经济问题，且对商品生产一般都缺乏详细论述，唯司马迁着重微观经济的考察，总结了经营农工商各业、增殖财货的经验，指出经济问题的实质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史记》的行文叙事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农业经营管理有独到见解。
1、从事商品性农业以逐利求富
小农生产规模狭小、自给自足，谈不上以本业致富。财货增殖是与商品性生产相联系的，司马迁所言“本富”的含义，实际上指以燕利为目的而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以田畜致富的事例，指出：如果具备一定财力，经营得法，从事农业亦能富比封君。司马迁说，宣曲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而致富：桥桃畜牧边塞“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卜式牧羊十余载，“羊致千头，买田宅”。其共同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形成了一定规模并与市场相联系。秦汉时期农业商品生产有很大发展，果蔬、林木、畜牧、染料生产的商品化倾向最为明显，许多经营者由此发财致富。司马迁注意到了这些经济现象，提倡农商并重，合理经营，以本致富。
2、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货殖列传》集中表现了司马迁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息想。“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系根据地势高下和资源察赋安排生产；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列举出各个地区在特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所形成的大面积果品、桑麻及林木生产；“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危茜，千畦姜
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则是根据土地位于大城市郊区的优越条件，选择适当的经营项目。上述多种经营内容显然是与商品性生产相联系，不论是从事规模性的畜牧、渔业还是地方名产的生产，目的均是为了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司马迁还揭示出农业商品性生产的收入与土地所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距城市较近的土地能给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如果能在大城市郊区拥有千亩良田，不论种植粮食，还是种植蔬菜、染料作物，其收入均能和千户侯相比，年收二十万钱。
3、农产品贸易要用奇斗智
古代商品活动以农产品贸易为主，今天看来仍属农业经济学范畴。司马迁说，“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若投入资金从事农产品贸易，就应运用智巧，饶时争利。其关键是抓住农产品市场的供需特点，赚取利润。农产品供给量增长有年度差异性。不同年份收成不同，应进行行情预测。司马迁引述“计然之术”关于农业丰歉循环论的观点，认为农业经营应利用水早交替循环的自然规律，选择经营项目。同时还指出社会因素对农产品价格也有影响，他举例说，战乱之年，民不得耕种，粮价上涨，任氏囤积居奇，以此致富。司马迁还认识到农产品生产有季节性而市场需求却是常年性的，他说，白圭治生，乐观时变，“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利用农产品供求变化关系，掌握季节差价，或进或出，从中获利。太史公注意到农产品市场中的鲜活商品流通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严格的保鲜性，应减少周转环节，加速流通，“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可见司马迁深刻了解经济问题，针对农产品市场的若干特点，提出经营原则，有些地方已达到规律性认识。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我国古代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他的那些切合客观实际的经济思想和主张买就是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也可以被称为一名优秀的具有前瞻性的学者，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2、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3、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4、樊志民，《中国古代农业区划研究》，《中国农史》，1991年第1期。
5、上海科学院经济所，《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独特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
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
从_史记_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张 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司马迁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地放弃生命。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关键词:司马迁;生死观;《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5)01-0019-02 收稿日期:2004-03-09 作者简介:张黎(1980—),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受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对生死的独特看法。他的观点就不再单纯的属于先秦儒家或道家,而是融合了儒家与道家,而又高于儒、道。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表现了司马迁对生死的评价,而对这句话意义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偏向于解释为勇者往往不能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在义理的感召下,反而能为义舍生。另一种恰恰相反,认为真正的勇者不是会激于意气而死的人,而怯懦的人因为一时的血气之勇也会慷慨赴死。对这句话的不同解释就会影响到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理解。 “勇者不必死节”这是一个肯定句,而解释“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的分歧就在于“何处不勉焉”的“勉”是勉死还是勉生。从这句话的下文看,司马迁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样联系起来理解,“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就应该是怯夫勉励自己去死。在司马迁心目中“勇者”和“怯夫”分别代表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史记》中有着明确的答案。 在《史记》的人物长廊里,有的让人赞赏,有的博人同情,也有的遭人轻视,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们最终都难免一死。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观点将人的死分为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区分的标准就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话并不是在强调死亡的可怕,而是为了说明人一生只有一次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和如何使死亡变得有价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司马迁赞叹那些为理想和道德而慷慨赴死的义勇之士,也赞赏那些功成身退,逍遥远祸的明智之士,但更让他由衷敬佩的则是那些能够忍辱就功名的英雄,因为只有在面对生死抉择之时,仍能保持冷静,慎重决定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者。不论他们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事迹都足以让人为之感动。 因为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所以对于那些只是单纯的因为一时困辱而轻易放弃生命的人,司马迁决不认同,认为这样的死毫无价值,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勇者。在他看来,生命是可贵的,不应该轻易放弃,但如果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应贪图生存而畏惧死亡。真正的勇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常会经历各种困境,需要忍受各种折磨,有时还会给人以贪生怕死的错觉。但只有慎重对待生死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机会实现。所以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说道:“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因此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才会对伍子胥不吝赞赏,“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就此哉?”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选择死,而是选择生。对伍尚来说,从父而死是以仁孝为人生价值,而对伍子胥来说,不从父召是以报仇为人生目的。一死一生都是出于理智的选择。虽然对于伍子胥的作法有很多人认为是不符合忠孝之道的,而且他对楚王的报复还祸及楚国百姓,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更着重于他对生死的抉择 2005年1月第20卷第1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 eachers Co llege Jan.2005 V o l.20 N o.1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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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导读：本文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仅供参考，如果能帮助到您，欢迎点评和分享。 风和日丽，燕舞莺歌，好个晴朗而温馨的春日。汨罗江如一幅柔软而素洁的缎带向东悠悠地流淌，粼粼波光与蓝天辉映，显得格外明净。夹岸垂柳，似婷婷的少女，生气勃勃，舞姿翩翩。古老的土地仿佛从沉睡中醒来，欣欣向荣，气象万千。历史多情，穿越遥远的时空隧道，把两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风流人物推至这里，——他们就是屈原和司马迁。于是，芳草萋萋的江滨，二人席地而坐，海阔天空地畅谈人生，旁征博引地论辩曲直，令江流屏息，天地动容。 司马迁俨然仙风道骨，精神矍铄，率先热忱问候：“屈翁您好!我虽为您作传，但不曾谋面，今日相见，幸甚!幸甚!” 屈原依旧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立刻温情答礼：“谢谢!谢谢!子长的冤狱，我于泉下亦有耳闻，我们的命运何其相似!”“是啊，您遭流放，我受宫刑，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司马迁愤愤不平，喟然长叹。屈原缄口不语，陷于哀思，两眼闪动着泪光，静静地凝视着江面。 沉默……“屈翁，恕我直言，蒙受冤屈，固然需要竭力抗争，但并不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故我虽曾万念俱灰，却终未轻生。”司马迁态度从容，语气坚定。“不，君王昏聩，奸党嚣张，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我岂能以高洁之躯蒙世俗污浊之尘!所以宁赴江流而葬身鱼
腹。就像这滚滚滔滔的江水，遭遇乱山拦截也奋勇直前，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只求撞溅一朵浪花以警世就够了。”屈原义愤填膺，辩词慷慨。“屈翁正道直行，以身殉国，高风亮节自然流芳万古!”司马迁满腔敬意溢于言表，“不过，愚以为您毕竟没明去就之分。古语有之：‘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为何?其身可爱，不足以死，须留得青山，将以有为。我的耳畔也一直响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效法先贤，论书策，抒愤懑，述往事而思来者，表文采以昭后世，乃能偿前辱之债……’我恍然大悟，权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由是闭门挥毫，完成《史记》，使生命大义在屈中得伸，难道不更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遭遇绝壁阻挡就折向而走，一路放歌，归于大海了吗?”“是!子长所见极是!”屈原频频颔首。“其实渔父之言不无道理：‘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您若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全锋以待其敝，什么昏君，什么奸党，就没有谏而不从，扫而不清的，而楚国兴隆，便指日可待了!”司马迁奋臂一挥，仰天大笑。“哦，以屈求伸，人生的大智慧!真犹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愿天下芸芸众生也能记取。”屈原连连抚掌，也仰天大笑。 于是两人敛衣拱手而立，望着汨罗江水一起纵情高吟：“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那声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的素封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虽然它不完全是经济思想，但它是司马迁为商人辩护、鼓励百姓从商致富的思想，而且历来被后世正统文人所诋毁，更显其难能可贵，故略一叙述。他引用《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得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总第１６４期第１１期学术交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６４Ｎｏ．１１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陈纪然８，孙树勇６ （哈尔滨师范大学ａ．人文学院．ｂ．德育教研室，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 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 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 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 “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 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史记》；礼；礼治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６７—０３ 《史记》是良史所记，其特点是真。《史记》作为信史，终极目标不止于真，而是由真及善。司马迁认为《春秋》记事不载空言，“其实皆以为善”，只不过人们“为之不知其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则《春秋》而撰，《史记》的义理也是“以为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善是德的核心，德在礼的范畴，有德者守礼，守礼即是有德。“以为善”既是《史记》倡言礼的核心，也是目标。 了解《史记》的礼治思想，《礼书》、《乐书》两篇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我们知道，《礼书》、《乐书》主要录自《荀子》的《礼论》、《乐论》，这是不是司马迁自录呢？以《索隐》、《正义》为代表的褚遂良补录说和以日?泷ＪＩＩ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为代表的除去序的部分为后人妄增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但这两说的共有弊端是没有坚实的证据。也有人认为，《礼书》、《乐书》是司马迁自录。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认为，《礼书》既有“太史公草创之文”，也有取苟子书以足之的文字，“史公于此，有深意焉”。《乐书》的情况与此相类。取他书以为己篇，是《史记》述史的特征，也是古代书籍编撰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后人理解其书会产生很大困难，录于他书的文字体现什么样的“深意”？这很不好回答。因为在录于他书的文字基础上，所作的讨论显得似是而非。因此，应该把“太史公日”为标志的《礼书》、《乐书》的序赞作为了解《史记》礼治思想的最明确的资料。 一、礼是规范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对礼治的明确认识很早就被总结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传》之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实际上这道出了礼的本质，即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史记》的礼治思想与《左传》相承。司马迁认为，“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礼书》），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强调礼的社会规范作用。“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书》）“礼”和“绳”、“衡”、“规矩”并举，目的在于说明礼对“人道”（人的实践、活动）的规范。这个比喻来自于《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一句，但有所发展。《乐书》太史公日“淫佚生于无礼”，《史记》多篇都用到“无礼”、“失礼”等语，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６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ＳＭ２００６—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纪然（１９７５一），男，黑龙江青冈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１６７? 万方数据
(已整理)浅谈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 行政管理专科专业 毕业作业 题目： 专业： 分校：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学号： 完成日期：
行政管理专业（专科）毕业作业指导卡
写作提纲第一部分农村经济发展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农村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 （二）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三）现行土地政策阻碍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四）农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 （五）农村人才缺乏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 第二部分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壮大农村经济实力（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农村自身功能（三）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四）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五）培养和引进人才，为农村经济服务 （六）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农业效益
论文摘要 在当今社会，要想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首先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近年来，我市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底子薄、负担重等诸多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发展形势仍然严峻，任务艰巨。如何更好更快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仍是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市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对策作粗浅探讨。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宏伟目标存在问题对策
目录 一、农村经济发展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一）农村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 (1) （二）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1) （三）现行土地政策阻碍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 （四）农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 (1) （五）农村人才缺乏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 (1) 二、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策 (2)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壮大农村经济实力 (2) （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农村自身功能 (3) （三）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五）培养和引进人才，为农村经济服务...........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六）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农业效益............... 错误！未定义书签。参考文献 (6)
生死观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 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 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指出，“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ea7996915.html,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作者：董家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浅谈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与解决对策本科学位论文
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题目：浅谈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与解决对策学号： 姓名： 年级专业：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 （一）农村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 (3)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不完善. 4 （三）农民观念落后，可支配收入偏低 4 （四）农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 5 （五）农村人才缺乏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 二、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对策 (7)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壮大农村经济实力 (7) （二）完善及加强农村的经济发展制度. 7 （三）切实提高农民素质 (8) （四）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9) （五）培养和引进人才，为农村经济服务 (9) （六）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农业效益。参考文献 (10)
浅谈我市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内容摘要】在当今社会，要想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首先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近年来，我市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人口增多、负担重等诸多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发展形势仍然严峻，任务艰巨。如何更好更快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市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对策作粗浅探讨。 [关键词] 农村，经济发展，宏伟目标，存在问题，对策 一、农村经济发展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 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但目前我市许多农村地方的基础设施相对还比较落后，道路交通、供水供电、农田水利等各方面条件还比较差。一是水利设施抗灾能力弱，大量的塘堰水库沟渠等水利设施投入不足，年久失修，抗旱、排涝设施老化，渠道淤塞，病险水库面大，农业抗灾能力弱。二是标准化农田比例不高，综合生产效益低，难以形成农业规模经营。如阳山县北部山区分镇、村规范的公路都很少，只有残缺不全的“断头路、泥巴路”，农村的资源优势很难转变为经济优势；农村供水网络、医疗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农民生产生活仍然十分困难，农业基础薄弱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
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兰台世界2012·3月下旬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一反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一、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安危密切相关，这也自然成为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首要任务。由于统治者往往极其片面地认为只有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才能更好地促使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重农抑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项基本国策。但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先秦时期仍然出现了诸如陶朱公、白圭、吕不韦这样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西汉初建时，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极度短缺。在这种形势下，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将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国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得到了汉初几代君主的注重和贯彻执行，使汉初的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并很快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空前盛世。这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稳定、政策的相对宽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交通及运输业的发达，西汉前期商业空前繁荣。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比天子，并出现了一些诸如长安、洛阳等商业大都会，对外贸易也日趋频繁。至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司马迁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汉武帝即位后。在此期间，汉武帝几次出兵讨伐匈奴，付出了沉重人力与物力代价后，最终大获全胜，换取了边疆地区稳定。汉武帝还先后灭卫氏朝鲜设立辽东四郡、定西南夷建武都五郡、平西羌设护羌校尉、平南越设南海九郡。这些战争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版图，从政治上看都可以称为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但同时，从史学家和经济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发觉，由于汉武帝长期的穷兵黩武，西汉几代君主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战争导致人口锐减，西汉在经济和社会稳定上开始出现危机。司马迁据此希望汉武帝放弃过度征讨，继续推行汉初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弥补国库空虚，汉武帝自公元前119年开始陆续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包括改革币制、严禁民间私铸；增设算缗和告缗；均输平准；盐铁专卖等。应该说，这些措施增加了国家收入，改善了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但一些措施明显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一些措施则与民争财、夺民之利，对于民间私营工商业是严重的扼杀。司马迁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并将自己的经济见解和思想撰写成书，希望能为执政者借鉴。因此在《史记》八书之一的《平准书》中，司马迁对西汉建国至汉武帝期间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演变进行了详细描述。在对汉初七十年经济政策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对汉武帝内修外攘和好大喜功进行了全面否定。同时，司马迁还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对社会经济秩序更是极大的破坏[1] 111 。事实上，西汉的衰落，在汉武帝后期便已经初现端倪，以致汉武 帝晚年时不得不颁布了一份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并表示以后国家重心应当以安定生产为主，政事应当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可见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判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的。 二、司马迁经济管理理论及方法 除了《平准书》，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还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中。《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主要记述了春秋以来社会经济状况、各种经济措施以及著名商人的事迹。《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开史家之先河，同时也是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集中体现的重要篇章。司马迁在这篇作品中，较为系统地论证了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经济与政治、军事、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发展生产、富国富民的经济理论，并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学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看法。 1.富利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富利论。他通过对于亘古以来大量史实的研究，认为追求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是人类的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认为，无论是贤人、廉吏、赌徒、渔夫、高士、游侠或是妓女，他们奔波忙碌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想要的某种利益。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源自对于现实状况的不满足，围绕着追求更高的物质利益而展开 的。正是由于这种不满足，才会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地改善自己的生存生活条件，才会促使人们开动脑筋进行发明创造，最终才会促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司马迁对于人类追逐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的天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善因论。在富利论的基础上，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的经济管理思想，即“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认为，对于经济管理最好的办法是因之，就是顺其自然。国家不要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应遵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满足人们的求富欲望，放手由人民自由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以实现富国富民的目的。其次为利道之，就是因势利导，即通过经济调整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适度有效的引导和调控。再次教诲之，就是用礼义、道德等思想来对经济发展进行约束。又次整齐之，即对经济发展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制规范。传统的重农抑商，并对商业发展采取诸多的限制措施就属于整齐之的范围。最次为与之争，即汉武帝时期实施的一系列与民争利的财政经济政策。国家官办商业并以此获利的经济政策，在增加工商业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也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汉初七十年来形成的安定繁荣的商业局面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 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司马迁《平准书》《货殖列传》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 西安工业大学赵伟 摘要关键词档案解读 DANG'ANJIEDU 50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 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 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 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 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 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 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 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 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 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 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