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独特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
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
工粗略的的分为“农、工、商、虞”四个部门，认为这四个部门是“民所衣食之源”，共同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可见他很早就认识到对商业的重要性。他在《货殖列传》中又列举了社会生活中各行各业细致的分工，例如农业、渔业、畜牧业、盐业、矿业、种植业等，并列举社会“末业”中从业于市井中的作酒、作酱、杀牛、造船、漆器、纺织、刺绣等行业，可谓各行齐备，包罗万象。司马迁的社会分工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同样，也比西方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早了1000多年。
三、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地形特征、民情风俗，主张民欲致富，要因地制宜，把求富思想和地方地形、地域和当地风俗民情特点结合起来，要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列举了姜子牙被封营丘的事例，那里本来多是盐碱湿地，人烟稀少，因离西周都城遥远而显荒凉偏僻。但姜子牙到此之后，因地制宜，鼓励当地的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提倡工艺技巧;又积极变废为宝，利用盐碱湿地和靠近大海的地形特点，积极发展渔业和晒盐业，再让商人把海盐和鱼类贩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便纷纷流归齐地，齐国便慢慢富裕起来。到后来，齐桓公竟因
此逐步积累，经几世奋而成霸业。又说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宜种植农业，以农业致富。而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善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等等。又举白圭、猗顿、乌氏倮等成功致富的事迹。并以此为例，主张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认为商场如战场，商业竞争和战争一样，都有风险。他引用商祖白圭的话：“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告之矣。”认为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一个人在经商的智慧上如不能随机应变，勇气上如不能果敢决断，仁德上如不能正确取舍，强健上如不能有所坚守，就不能取得成功。司马迁高度赞扬经商者“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出奇制胜的经商智慧。主张致富时要因地制宜，要结合当地的世俗民风，智富、巧富、以奇致富，这是司马迁教民致富、发展经济思想又一重要思想表现。
四、在多渠道的致富路径中，尤重商业，“素封论”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很多致富的途径，例如他认为，做官久，就可以致富。无爵而有土地者可以吃“租税”致富，其他如猗顿经营盐业、郭纵冶铁、乌氏倮经营畜
牧业、巴蜀寡妇清开采矿石等。而从事“末业”的如陆地牧马、泽地养猪、水中养鱼、山中植树，齐鲁种麻、渭川植竹等，市井手工业中特举例说有贩卖油脂的，虽为当时人所瞧不起小行当，而雍伯用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用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用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用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用它富到击钟佐食。并赞扬说这些人都是由于不耻微小、心志专一而致富的。而在他所举的各种行业中，尤重商业，他认为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认为民间所产的各种农副产品及各种商品都要“待商而通之”，而“货殖”二字，即指“谋求财货繁殖生利”之道。他详细列举了从古到今成功商人的形象，如范蠡、白圭、猗顿、卓氏、孙氏、郑程等，并详细记录他们从事商业的事迹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自创“素封”一词，赞扬了他们虽不经皇帝敕封但却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地位。而这种“素封”思想，表明了司马迁对商人、商业的重视，对商人、商业高度赞扬和肯定，这在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中尤显标新立异和难能可贵。
五、正当致富，主张本富，反对奸富的思想
所谓本富，就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在当时的社会中认为这样致富是最高尚的，应当受到褒奖和肯定。所谓
末富，就是指从事商品交换、冶铁、畜牧、各种手工业而致富。所谓奸富就是作奸犯科，冒着生命危险、靠攫取不义之财而获得财富。如司马迁所列举的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私刻假印、伪造文书、贪污受贿等等。他在《货殖列传》中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末富”、“奸富”这三个词是他的发明，这句话也是他的发明。他将奸富作为最下来看，说明了他在致富路径选择上的价值倾向，要走正路，正当致富，不义之财不可得。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种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求富者有着警醒和棒喝之意，就是对现世中的当代人，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而言，司马迁的特殊的经济思想主表现在对人性求利求富本能的肯定;较早的提出了社会分工的理论;主张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对商业的重视，素封论思想;最后表明他对获得财富的路径取向，主张本富，反对奸富。号召人们致富路上要走得端，行得正。他的经济思想，虽然不能和现代工业文明映照下的西方系统的经济思想相比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先进的，具有前瞻性的。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冯务中.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5）.
[4] 陈小赤.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J].理论导刊，2008（2）.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独特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
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的素封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虽然它不完全是经济思想，但它是司马迁为商人辩护、鼓励百姓从商致富的思想，而且历来被后世正统文人所诋毁，更显其难能可贵，故略一叙述。他引用《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得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总第１６４期第１１期学术交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６４Ｎｏ．１１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陈纪然８，孙树勇６ （哈尔滨师范大学ａ．人文学院．ｂ．德育教研室，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 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 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 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 “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 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史记》；礼；礼治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６７—０３ 《史记》是良史所记，其特点是真。《史记》作为信史，终极目标不止于真，而是由真及善。司马迁认为《春秋》记事不载空言，“其实皆以为善”，只不过人们“为之不知其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则《春秋》而撰，《史记》的义理也是“以为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善是德的核心，德在礼的范畴，有德者守礼，守礼即是有德。“以为善”既是《史记》倡言礼的核心，也是目标。 了解《史记》的礼治思想，《礼书》、《乐书》两篇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我们知道，《礼书》、《乐书》主要录自《荀子》的《礼论》、《乐论》，这是不是司马迁自录呢？以《索隐》、《正义》为代表的褚遂良补录说和以日?泷ＪＩＩ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为代表的除去序的部分为后人妄增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但这两说的共有弊端是没有坚实的证据。也有人认为，《礼书》、《乐书》是司马迁自录。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认为，《礼书》既有“太史公草创之文”，也有取苟子书以足之的文字，“史公于此，有深意焉”。《乐书》的情况与此相类。取他书以为己篇，是《史记》述史的特征，也是古代书籍编撰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后人理解其书会产生很大困难，录于他书的文字体现什么样的“深意”？这很不好回答。因为在录于他书的文字基础上，所作的讨论显得似是而非。因此，应该把“太史公日”为标志的《礼书》、《乐书》的序赞作为了解《史记》礼治思想的最明确的资料。 一、礼是规范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对礼治的明确认识很早就被总结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传》之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实际上这道出了礼的本质，即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史记》的礼治思想与《左传》相承。司马迁认为，“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礼书》），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强调礼的社会规范作用。“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书》）“礼”和“绳”、“衡”、“规矩”并举，目的在于说明礼对“人道”（人的实践、活动）的规范。这个比喻来自于《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一句，但有所发展。《乐书》太史公日“淫佚生于无礼”，《史记》多篇都用到“无礼”、“失礼”等语，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６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ＳＭ２００６—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纪然（１９７５一），男，黑龙江青冈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１６７? 万方数据
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指出，“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133530210.html,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作者：董家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兰台世界2012·3月下旬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一反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一、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安危密切相关，这也自然成为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首要任务。由于统治者往往极其片面地认为只有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才能更好地促使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重农抑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项基本国策。但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先秦时期仍然出现了诸如陶朱公、白圭、吕不韦这样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西汉初建时，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极度短缺。在这种形势下，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将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国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得到了汉初几代君主的注重和贯彻执行，使汉初的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并很快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空前盛世。这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稳定、政策的相对宽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交通及运输业的发达，西汉前期商业空前繁荣。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比天子，并出现了一些诸如长安、洛阳等商业大都会，对外贸易也日趋频繁。至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司马迁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汉武帝即位后。在此期间，汉武帝几次出兵讨伐匈奴，付出了沉重人力与物力代价后，最终大获全胜，换取了边疆地区稳定。汉武帝还先后灭卫氏朝鲜设立辽东四郡、定西南夷建武都五郡、平西羌设护羌校尉、平南越设南海九郡。这些战争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版图，从政治上看都可以称为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但同时，从史学家和经济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发觉，由于汉武帝长期的穷兵黩武，西汉几代君主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战争导致人口锐减，西汉在经济和社会稳定上开始出现危机。司马迁据此希望汉武帝放弃过度征讨，继续推行汉初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弥补国库空虚，汉武帝自公元前119年开始陆续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包括改革币制、严禁民间私铸；增设算缗和告缗；均输平准；盐铁专卖等。应该说，这些措施增加了国家收入，改善了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但一些措施明显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一些措施则与民争财、夺民之利，对于民间私营工商业是严重的扼杀。司马迁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并将自己的经济见解和思想撰写成书，希望能为执政者借鉴。因此在《史记》八书之一的《平准书》中，司马迁对西汉建国至汉武帝期间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演变进行了详细描述。在对汉初七十年经济政策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对汉武帝内修外攘和好大喜功进行了全面否定。同时，司马迁还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对社会经济秩序更是极大的破坏[1] 111 。事实上，西汉的衰落，在汉武帝后期便已经初现端倪，以致汉武 帝晚年时不得不颁布了一份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并表示以后国家重心应当以安定生产为主，政事应当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可见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判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的。 二、司马迁经济管理理论及方法 除了《平准书》，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还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中。《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主要记述了春秋以来社会经济状况、各种经济措施以及著名商人的事迹。《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开史家之先河，同时也是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集中体现的重要篇章。司马迁在这篇作品中，较为系统地论证了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经济与政治、军事、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发展生产、富国富民的经济理论，并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学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看法。 1.富利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富利论。他通过对于亘古以来大量史实的研究，认为追求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是人类的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认为，无论是贤人、廉吏、赌徒、渔夫、高士、游侠或是妓女，他们奔波忙碌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想要的某种利益。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源自对于现实状况的不满足，围绕着追求更高的物质利益而展开 的。正是由于这种不满足，才会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地改善自己的生存生活条件，才会促使人们开动脑筋进行发明创造，最终才会促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司马迁对于人类追逐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的天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善因论。在富利论的基础上，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的经济管理思想，即“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认为，对于经济管理最好的办法是因之，就是顺其自然。国家不要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应遵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满足人们的求富欲望，放手由人民自由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以实现富国富民的目的。其次为利道之，就是因势利导，即通过经济调整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适度有效的引导和调控。再次教诲之，就是用礼义、道德等思想来对经济发展进行约束。又次整齐之，即对经济发展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制规范。传统的重农抑商，并对商业发展采取诸多的限制措施就属于整齐之的范围。最次为与之争，即汉武帝时期实施的一系列与民争利的财政经济政策。国家官办商业并以此获利的经济政策，在增加工商业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也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汉初七十年来形成的安定繁荣的商业局面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 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司马迁《平准书》《货殖列传》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 西安工业大学赵伟 摘要关键词档案解读 DANG'ANJIEDU 50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 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 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 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 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 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 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 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 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 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 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从_货殖列传_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2)
收稿日期:2001-12-24 作者简介:陶家柳(1963- ),男,江西波阳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教育学。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陶家柳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7 ) 摘 要:《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第一次把经济方面的史料收入历史书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今制订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02)04-0072-05 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但是他还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一点就不是广为人知的,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传世杰作《史记?货殖列传》一章内,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涉及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自此以后,历代史学家写史书时,都专门辟有《食货志》一章,记载当朝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为后世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从这点来说,司马迁足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他的《平准书》也稍微涉及了一点,这里我们存而不论,本文仅就《货殖列传》谈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一、人类求富合理论 物质财富本来是人们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可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财富二字就像瘟疫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如孔子提出“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最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却最被人厌弃,看起来很滑稽,其实,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愚民政策, 因为如果人们“安贫乐道”,不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就不会犯上作乱,统治阶级的宝座就稳如泰山。 司马迁和这些人唱了一曲反调,他明确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的本性,天生就具有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1] (P 3256) 不光是穷人求富,富人也希望更 富,“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因此求富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是正正当当,符合事物之理的。 在肯定了求富的合理性后,司马迁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芸芸众生求富图: 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堆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尔。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契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第22卷第4期2002年8月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JOURNA L OF SH ANG RAO NORM A L CO LLEGE V ol.22,N o.4 Aug.2002
经济思想史毕业论文题目
经济思想史毕业论文题目 经济思想史硕士毕业论文 明治维新前后武士的经济思想研究 维特经济思想解析 发展、权利与平等——阿马蒂亚·森经济伦理思想评析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内涵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研究 桑弘羊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论陈云的经济思想 论陈云经济思想的鲜明特征 跨越经济和伦理的鸿沟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经济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中国经济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研究 先秦法家的经济法律思想 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陈云经济安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刘少奇经济建设思想研究 陈云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反思想与超越 张闻天经济思想探析 建国后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市场经济环境下青少年思想政治表现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薄一波经济思想研究（1949-1956） 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张闻天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研究 陈云经济思想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建国后陈云的经济稳定思想及当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经济思想研究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 毛泽东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功能探析 藏族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初探 张闻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研究（1956-1966年） 陈独秀经济思想探索 《盐铁论》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20世纪50年代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价值研究 樊纲经济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江泽民发展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孟子的经济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陈云经济思想及现实意义研究 《管子》编排体例新探 列宁经济正义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价值 先秦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与当代经济伦理建构 论西方产业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对策研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及其比较研究白居易经济思想研究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与深圳经济特区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及其实现 中国近代产业经济思想研究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苏轼的经济思想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 休谟的经济正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冯馨瑶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贵州贵阳 550004） 摘要：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关键词：《史记》；《汉书》；精神倾向；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129-02 《史记》与《汉书》同为中国历史上成就很高的史传散文著作，体例、篇幅、艺术技巧都开创我国史传散文的先河。两者之间存在相似传承之处，但也有很多的不同点。《史记》作者司马迁与《汉书》作者班固思想的综合性比较复杂，本文从文学研究中作者精神研究的角度，对《史记》《汉书》所彰显的作者的精神倾向加以比较分析。 一、《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 司马迁写作《史记》虽以继孔子修《春秋》自许，但思想上并不囿于《春秋》。先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秦朝法家思想统治的腐败，西汉儒、道思想交替实践的得失，促使司马迁必须批判继承并发展先秦诸子思想，在《史记》中彰显浓郁的儒道互补色彩。 首先，《史记》发挥《春秋》宗旨，维护国家统一。 《春秋》为鲁史而奉周正朔，书必称“王正月”，宗旨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老子》的理想境界是“小国寡民”，迁以为“与耳食无异”。比如十二本纪逐代相接，体现统一原则；批判秦朝暴政，《六国年表》序称颂秦朝统一的成功；又如其中对汉初韩信、彭越、陈等人的谋反、惠帝时的诸吕作乱、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的淮南、衡山诸王谋反以及四夷诸藩的反复无定等，均予以谴责。 其次，《史记》中继承黄老思想，倡导无为而治 《鲁周公世家》中指出：“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在《齐太公世家》中又云：“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又在《管晏列传》中强调：“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祸面显福，转败而为功。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至于班固《汉书》，基本上坚持了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因为班固自小受正统儒家教育，后又浸于当时儒学盛风，其思虑言行，恐怕很难脱离这个氛围。他在撰作《汉书》时就指出：“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在《艺文志》中也表达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然而班固对道家的态度，在《艺文志》中，一面肯定道家的“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但也针对其短处指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与《论六家要旨》中只论道家之长，迥然不同。至于《论古今人表》，则列仲尼于上上，入子思、孟子于上中，而将老子置于中上，其扬儒抑道的态度益发明显。 二、《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 《史记》篇目中的《报任安书》对《史记》的撰作动机与目的有所说明：“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关系和古今之变，是作者司马迁作此书时所要洞察的重要课题。这种思想贯穿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各体之中，但较为直接表现首举十表与八书。 如《三世列表》反映夏殷周三代间变化，《秦楚之际月表》表现秦楚之际“号令三嬗”之情况，《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呈现诸侯王递变盛衰的情况等等。至于八书，《太史公自序》已云：“礼乐捐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其究通变之意已很
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一)
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一) 前言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第一、人类的本能与经济自由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第六、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情形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三、班固的思想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第六、《汉书》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独占
第三、道统的观念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第五、明、清二代的官吏分家及吏治败坏 后语 前言 四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社经》第四期，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出版，1962）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司马迁的开放、乐观、自由的经济思想，与英国学者亚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注1）的自由经济思想非常相似。当时我就想，如果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早在二千年前走上资本主义（注2）的道路，又何必在二千年后，再受西洋鬼子加东洋鬼子的气！ 但是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仍然没有走上真真正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三农问题仍然绊着我们的脚，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能否事事顺遂，尚是未知之数。 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导及影响力量。中国经济发展，在西汉时期，未能趁着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汉受到政治及学术压力，使经济思想的势头，由开放、自然、自由的方向，转折而入于封闭、保守的方向。西汉之后，经济思想，地位愈低、层次愈贱，历代名士大儒不谈经济，耻谈经济。谈经济者，亦仅在技术层面、功利层面、实用层面，而绝少在学术、思想、
司马迁_发愤著书说_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王长顺 (咸阳师范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摘 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关键词:发愤著书说;心理美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6)06—0007—03 收稿日期:2006—04—17 作者简介:王长顺(1969—),男,陕西乾县人,咸阳师范学院编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惜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是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以后,在经历生与死的痛苦思考中形成,并在创作实践中发展成熟起来,最后以激愤的语言留下了精彩的论说。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在司马迁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如《周易》、《春秋》、《离骚》、《诗经》的创作者,都是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遭到了各种不应有的打击和创伤,“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于是就通过著书来抒发他们的悲愤,阐扬他们的主张,陈述往事的兴衰成败,留传后世,寄希望于来者。他揭示了作家在受到创伤情况下,其“创作发生的心理学规律,阐明了创作的发生是主体为了舒其愤、泄其怒,满足一种深层次心理需求。”[1](P123)这一论说成了司马迁及其《史记》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重要方面。这种影响“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以‘舒愤懑’为其特色的美学观上”,[2](P486)这也“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2](P479) 一、“发愤著书说”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 总观司马迁关于“发愤著书说”的叙说话语,可以看出,他强调写作的目的是抒发、渲泄那种“郁结”之情。这种“郁结”的情感是一种郁积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方向性是内指的而非外散的,其痛苦体验,由于发散不出,故形成郁积之势,使得这种郁积性的苦闷情感成了作家心中强烈的心理势能。这种强盛的心理势能,成为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正如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所说的,“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3](P83)除此之外,这种情感又是一种受到创伤之后的情感体验。弗洛伊德曾给创伤经验下定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内使心灵受一种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是创伤的”。[4](P216)这种创伤经验是一种持久的不易消除的痛苦体验,它像烙在心灵中的烙印,时过境迁仍不时隐隐作痛,这种创伤性的苦闷也积郁成了作家巨大的心理势能。无论是郁积性的苦闷还是创伤性的心理痛苦所造成的那种强大的心理势能,都能转化为心理内驱力,迫使作家通过“著书”这种途径使得情感得以释放。 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到宫刑,这使他在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同时也使他在人格、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那种压抑和苦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这一种境遇的压抑状态转变成了“愤”的创作冲动。“发愤著书”正是司马迁强烈的心理动力在继续完成《史记》实践上的充分体现,而“发愤著书说”则是司马迁将创作心理动力普遍化的结果。 二、“发愤著书说”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是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认为,作家的“抒愤”,是希望在压抑状态下表明自己的心迹,以便在后人那里得到共鸣,即“思垂空文以自见”。这里的“自见”,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表现。他之所以“隐忍苟 2006年11月第21卷第6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eachers College Nov.2006 Vol.21 N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