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指出，“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独特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
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
从_史记_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张 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生命;司马迁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地放弃生命。他对生死的看法具体体现在对《史记》人物的评价中。 关键词:司马迁;生死观;《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05)01-0019-02 收稿日期:2004-03-09 作者简介:张黎(1980—),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受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对生死的独特看法。他的观点就不再单纯的属于先秦儒家或道家,而是融合了儒家与道家,而又高于儒、道。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表现了司马迁对生死的评价,而对这句话意义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偏向于解释为勇者往往不能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在义理的感召下,反而能为义舍生。另一种恰恰相反,认为真正的勇者不是会激于意气而死的人,而怯懦的人因为一时的血气之勇也会慷慨赴死。对这句话的不同解释就会影响到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理解。 “勇者不必死节”这是一个肯定句,而解释“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的分歧就在于“何处不勉焉”的“勉”是勉死还是勉生。从这句话的下文看,司马迁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样联系起来理解,“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就应该是怯夫勉励自己去死。在司马迁心目中“勇者”和“怯夫”分别代表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史记》中有着明确的答案。 在《史记》的人物长廊里,有的让人赞赏,有的博人同情,也有的遭人轻视,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们最终都难免一死。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观点将人的死分为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区分的标准就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话并不是在强调死亡的可怕,而是为了说明人一生只有一次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和如何使死亡变得有价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司马迁赞叹那些为理想和道德而慷慨赴死的义勇之士,也赞赏那些功成身退,逍遥远祸的明智之士,但更让他由衷敬佩的则是那些能够忍辱就功名的英雄,因为只有在面对生死抉择之时,仍能保持冷静,慎重决定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者。不论他们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事迹都足以让人为之感动。 因为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所以对于那些只是单纯的因为一时困辱而轻易放弃生命的人,司马迁决不认同,认为这样的死毫无价值,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勇者。在他看来,生命是可贵的,不应该轻易放弃,但如果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应贪图生存而畏惧死亡。真正的勇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常会经历各种困境,需要忍受各种折磨,有时还会给人以贪生怕死的错觉。但只有慎重对待生死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机会实现。所以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说道:“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因此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才会对伍子胥不吝赞赏,“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就此哉?”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选择死,而是选择生。对伍尚来说,从父而死是以仁孝为人生价值,而对伍子胥来说,不从父召是以报仇为人生目的。一死一生都是出于理智的选择。虽然对于伍子胥的作法有很多人认为是不符合忠孝之道的,而且他对楚王的报复还祸及楚国百姓,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更着重于他对生死的抉择 2005年1月第20卷第1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 einan T eachers Co llege Jan.2005 V o l.20 N o.1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 导读：本文2013高考作文范文：当屈原遇见司马迁，仅供参考，如果能帮助到您，欢迎点评和分享。 风和日丽，燕舞莺歌，好个晴朗而温馨的春日。汨罗江如一幅柔软而素洁的缎带向东悠悠地流淌，粼粼波光与蓝天辉映，显得格外明净。夹岸垂柳，似婷婷的少女，生气勃勃，舞姿翩翩。古老的土地仿佛从沉睡中醒来，欣欣向荣，气象万千。历史多情，穿越遥远的时空隧道，把两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风流人物推至这里，——他们就是屈原和司马迁。于是，芳草萋萋的江滨，二人席地而坐，海阔天空地畅谈人生，旁征博引地论辩曲直，令江流屏息，天地动容。 司马迁俨然仙风道骨，精神矍铄，率先热忱问候：“屈翁您好!我虽为您作传，但不曾谋面，今日相见，幸甚!幸甚!” 屈原依旧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立刻温情答礼：“谢谢!谢谢!子长的冤狱，我于泉下亦有耳闻，我们的命运何其相似!”“是啊，您遭流放，我受宫刑，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司马迁愤愤不平，喟然长叹。屈原缄口不语，陷于哀思，两眼闪动着泪光，静静地凝视着江面。 沉默……“屈翁，恕我直言，蒙受冤屈，固然需要竭力抗争，但并不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故我虽曾万念俱灰，却终未轻生。”司马迁态度从容，语气坚定。“不，君王昏聩，奸党嚣张，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我岂能以高洁之躯蒙世俗污浊之尘!所以宁赴江流而葬身鱼
腹。就像这滚滚滔滔的江水，遭遇乱山拦截也奋勇直前，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只求撞溅一朵浪花以警世就够了。”屈原义愤填膺，辩词慷慨。“屈翁正道直行，以身殉国，高风亮节自然流芳万古!”司马迁满腔敬意溢于言表，“不过，愚以为您毕竟没明去就之分。古语有之：‘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为何?其身可爱，不足以死，须留得青山，将以有为。我的耳畔也一直响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效法先贤，论书策，抒愤懑，述往事而思来者，表文采以昭后世，乃能偿前辱之债……’我恍然大悟，权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由是闭门挥毫，完成《史记》，使生命大义在屈中得伸，难道不更像这奔腾不息的江水，遭遇绝壁阻挡就折向而走，一路放歌，归于大海了吗?”“是!子长所见极是!”屈原频频颔首。“其实渔父之言不无道理：‘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您若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全锋以待其敝，什么昏君，什么奸党，就没有谏而不从，扫而不清的，而楚国兴隆，便指日可待了!”司马迁奋臂一挥，仰天大笑。“哦，以屈求伸，人生的大智慧!真犹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愿天下芸芸众生也能记取。”屈原连连抚掌，也仰天大笑。 于是两人敛衣拱手而立，望着汨罗江水一起纵情高吟：“逝者如斯夫，一去不复返!”那声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的素封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虽然它不完全是经济思想，但它是司马迁为商人辩护、鼓励百姓从商致富的思想，而且历来被后世正统文人所诋毁，更显其难能可贵，故略一叙述。他引用《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得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总第１６４期第１１期学术交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６４Ｎｏ．１１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陈纪然８，孙树勇６ （哈尔滨师范大学ａ．人文学院．ｂ．德育教研室，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 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 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 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 “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 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史记》；礼；礼治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６７—０３ 《史记》是良史所记，其特点是真。《史记》作为信史，终极目标不止于真，而是由真及善。司马迁认为《春秋》记事不载空言，“其实皆以为善”，只不过人们“为之不知其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则《春秋》而撰，《史记》的义理也是“以为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善是德的核心，德在礼的范畴，有德者守礼，守礼即是有德。“以为善”既是《史记》倡言礼的核心，也是目标。 了解《史记》的礼治思想，《礼书》、《乐书》两篇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我们知道，《礼书》、《乐书》主要录自《荀子》的《礼论》、《乐论》，这是不是司马迁自录呢？以《索隐》、《正义》为代表的褚遂良补录说和以日?泷ＪＩＩ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为代表的除去序的部分为后人妄增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但这两说的共有弊端是没有坚实的证据。也有人认为，《礼书》、《乐书》是司马迁自录。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认为，《礼书》既有“太史公草创之文”，也有取苟子书以足之的文字，“史公于此，有深意焉”。《乐书》的情况与此相类。取他书以为己篇，是《史记》述史的特征，也是古代书籍编撰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后人理解其书会产生很大困难，录于他书的文字体现什么样的“深意”？这很不好回答。因为在录于他书的文字基础上，所作的讨论显得似是而非。因此，应该把“太史公日”为标志的《礼书》、《乐书》的序赞作为了解《史记》礼治思想的最明确的资料。 一、礼是规范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对礼治的明确认识很早就被总结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传》之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实际上这道出了礼的本质，即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史记》的礼治思想与《左传》相承。司马迁认为，“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礼书》），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强调礼的社会规范作用。“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书》）“礼”和“绳”、“衡”、“规矩”并举，目的在于说明礼对“人道”（人的实践、活动）的规范。这个比喻来自于《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一句，但有所发展。《乐书》太史公日“淫佚生于无礼”，《史记》多篇都用到“无礼”、“失礼”等语，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６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ＳＭ２００６—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纪然（１９７５一），男，黑龙江青冈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１６７? 万方数据
生死观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 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 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指出，“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888362094.html,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作者：董家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兰台世界2012·3月下旬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一反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一、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安危密切相关，这也自然成为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首要任务。由于统治者往往极其片面地认为只有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才能更好地促使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重农抑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项基本国策。但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先秦时期仍然出现了诸如陶朱公、白圭、吕不韦这样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西汉初建时，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极度短缺。在这种形势下，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将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国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得到了汉初几代君主的注重和贯彻执行，使汉初的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并很快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空前盛世。这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稳定、政策的相对宽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交通及运输业的发达，西汉前期商业空前繁荣。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比天子，并出现了一些诸如长安、洛阳等商业大都会，对外贸易也日趋频繁。至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司马迁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汉武帝即位后。在此期间，汉武帝几次出兵讨伐匈奴，付出了沉重人力与物力代价后，最终大获全胜，换取了边疆地区稳定。汉武帝还先后灭卫氏朝鲜设立辽东四郡、定西南夷建武都五郡、平西羌设护羌校尉、平南越设南海九郡。这些战争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版图，从政治上看都可以称为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但同时，从史学家和经济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发觉，由于汉武帝长期的穷兵黩武，西汉几代君主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战争导致人口锐减，西汉在经济和社会稳定上开始出现危机。司马迁据此希望汉武帝放弃过度征讨，继续推行汉初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弥补国库空虚，汉武帝自公元前119年开始陆续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包括改革币制、严禁民间私铸；增设算缗和告缗；均输平准；盐铁专卖等。应该说，这些措施增加了国家收入，改善了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但一些措施明显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一些措施则与民争财、夺民之利，对于民间私营工商业是严重的扼杀。司马迁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并将自己的经济见解和思想撰写成书，希望能为执政者借鉴。因此在《史记》八书之一的《平准书》中，司马迁对西汉建国至汉武帝期间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演变进行了详细描述。在对汉初七十年经济政策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对汉武帝内修外攘和好大喜功进行了全面否定。同时，司马迁还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对社会经济秩序更是极大的破坏[1] 111 。事实上，西汉的衰落，在汉武帝后期便已经初现端倪，以致汉武 帝晚年时不得不颁布了一份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并表示以后国家重心应当以安定生产为主，政事应当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可见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判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的。 二、司马迁经济管理理论及方法 除了《平准书》，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还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中。《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主要记述了春秋以来社会经济状况、各种经济措施以及著名商人的事迹。《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开史家之先河，同时也是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集中体现的重要篇章。司马迁在这篇作品中，较为系统地论证了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经济与政治、军事、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发展生产、富国富民的经济理论，并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学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看法。 1.富利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富利论。他通过对于亘古以来大量史实的研究，认为追求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是人类的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认为，无论是贤人、廉吏、赌徒、渔夫、高士、游侠或是妓女，他们奔波忙碌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想要的某种利益。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源自对于现实状况的不满足，围绕着追求更高的物质利益而展开 的。正是由于这种不满足，才会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地改善自己的生存生活条件，才会促使人们开动脑筋进行发明创造，最终才会促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司马迁对于人类追逐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的天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善因论。在富利论的基础上，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的经济管理思想，即“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认为，对于经济管理最好的办法是因之，就是顺其自然。国家不要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应遵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满足人们的求富欲望，放手由人民自由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以实现富国富民的目的。其次为利道之，就是因势利导，即通过经济调整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适度有效的引导和调控。再次教诲之，就是用礼义、道德等思想来对经济发展进行约束。又次整齐之，即对经济发展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制规范。传统的重农抑商，并对商业发展采取诸多的限制措施就属于整齐之的范围。最次为与之争，即汉武帝时期实施的一系列与民争利的财政经济政策。国家官办商业并以此获利的经济政策，在增加工商业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也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汉初七十年来形成的安定繁荣的商业局面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 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司马迁《平准书》《货殖列传》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 西安工业大学赵伟 摘要关键词档案解读 DANG'ANJIEDU 50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 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 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 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 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 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 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 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 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 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 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从 报任安书 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