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备课资料]

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备课资料]

课标要求：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认识它们与中华文明起源以

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家的起源特征。

课标解读：本专题有两个学习要点：一是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特征；二是了解中国早期国家特

征。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特点，要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来认识。这里需要知道考古学家对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所作的区系划分，以及主要区系各自的特点。

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是指夏、商、周三个王朝的统治特征（周朝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放在西周表述）。从石器时代到西周，文献资料缺乏，考古材料的作用非常突出，如果没有传世文献的帮助，考古材料的价值也无法充分发挥，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他们两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作用。了解中国早期国家特征是本专题的重点。早期国家与秦朝之后的大一统国家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主要在于都是世袭王朝，具有职官、军队等国家机器；不同点主要在于以部落联合或分封制为基础，集权程度不高，管理比较松散。不同点是理解早期国家“特征”的关键。由于夏朝缺乏直接资料，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主要在商朝、西周讲述。商朝讲述“内外服”问题，亦可涉及神权政治因素。西周主要讲述分封制，显示其比商朝的进步之处。

在讲述中国早期国家特征时，要求使用甲骨文、青铜铭文及文献记载等不同材料，知道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作用。考古材料不仅包括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载体——甲骨和青铜器，更主要的还有史前文化遗址及其出土的代表性器物。它们都是所在时代的物质遗存，甲骨文、青铜铭文更以文字形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活动和思想，对于了解所在时代具有不可代替的价值。相比之下，反映上古历史的传世文献，大都处于后人追溯和概括，史料价值不免要打折扣。但考古材料通常是零碎和散乱的，只有结合传世文献，才能对其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解读。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是了解上古历史的基本途径。

历史纵横

一、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磨制石器为主，生产上已有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定居生活。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7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三个基本特征：1.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 2.发明了陶器; 3.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

距今7000多年至5000多年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被龙山文化所代替，北方辽河上游有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出现良渚文化。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基本可以分为中原、海岱（齐鲁）、燕辽、江浙（吴越）、江汉（楚）、甘青、雁北、华南、岭南、巴蜀10个区域。后四个区域相对次要，因三星堆—宝墩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才选录巴蜀区。

二、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地区，为龙山文化的源头。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家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动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

晚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较之前更加严重。有的大墓随葬品有七十余件，有的墓则一无所有。考古中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氏族墓地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间也

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

三、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7000年，以发达的耜耕稻作农业、高超的干栏式建筑、独特的制陶技术为文化特征，真实地反映了7000年前长江流域繁荣的史前文明。它的发现和发掘动摇了中华远古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有力地证明了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

猪纹方钵的发现说明那时人们就已经饲养猪了。

四、良渚文化遗址

良渚文化遗址，距今5300-4300年左右。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2007年11月29日考古人员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等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同时代中国最大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作为文明初期最重要的人类聚落形式，城墙意味着社会组织从自然村落迈入了等级社会。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

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在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属于良渚文化的纺织品遗存，其中包括丝线、麻布，更令人称奇的是一块被鉴定为最早的"绢织物"的纺织品，材质是经过缫制的家蚕丝，其经纬密度达到每平方寸120根。这说明良渚文明已经掌握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纺织技术。古籍传说养蚕纺织的始祖是黄帝正妃嫘祖，从发现来看，丝织技术的发源地很可能应是东南中国的良渚文化。

五、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是历史神话人物"三皇"与"五帝"的合称。根据典籍记载“三皇”说法众说纷纭，并无定论。《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三字经》: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伏羲、神农、黄帝) 《通鉴外纪》又以伏羲、神农、共工为三皇。《运斗枢》、《元命苞》等书载:三皇为伏羲、神农外，还有建立婚姻制度造人的女娲。

"帝"原指五方上帝，战国后(有说是两汉)才附以人间历史人物之名替入。五方天神合称为五帝的神话。东汉王逸注《楚辞·惜诵》中的"五帝"为五方神，即东方太昊、南方炎帝、西方少皞、北方颛顼、中央黄帝。至于五位古帝，说法也各异，《五帝德》所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其说根据《国语·鲁语》对他们的赞誉而定。《帝系》为其编造了以黄帝为始祖的世系。《吕氏春秋》及《史记·五帝本纪》承用了此说。

核心概念

一、文明

（一）文明的内涵

探讨中国古代早期的文明及其起源，首先必须对“文明”的含义有个明确的认识，然而有关文明的概念却众说纷纭。“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易·大有》卦辞：“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又见于《易传·文言》：“天下文明。”《尚书·舜典》也有“浚哲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用“文明”来翻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所谓“蒙昧”和“野蛮”相对而言。

尽管对于文明概念的内涵，至今学术界尚未有定论，但孙秋云在《“文明”：内涵及其变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概念的探析》一文中认为，对于“文明”的界定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高级阶段的社会状态；第二，文明亦指具有自身特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形态；第三，文明还指拥有特定人口、地域，掌握特定文化，拥有特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具有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整合力、动员力的文化实体——文明体。

（二）文明起源的标志或要素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文明起源的要素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归纳如下：1.文字、国家要素说；2.文字、城市、礼仪中心要素说；3.文字、城市、青铜礼器要素说……

（三）文明起源的时间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期，受文明起源的标志影响也是众说纷纭。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应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李济主张商代是中国文明的开始；美籍学者张光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一文中指出，“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基础；唐兰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中对大汶口遗址中发现的陶器文字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些陶器文字已经有5500年的历史，是我国现行文字的始祖，由此表明大汶口文化已经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

（四）文明起源的空间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空间问题，主要有两种认识，即“一元论”和“多元论”。根据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和文化分区研究的成果，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苏秉琦和殷玮璋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文明时期，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并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丁季华在《中国文化起源“单一中心”说质疑》一文中也认为，八个氏族文化区，时间上有先有后，规模上有大有小，水平上有高有低，但是它们各有特点，自成系统。这就说明中国文化起源地不限于中原一个中心，而有若干中心区域；不是单一地从一个氏族文化中心区向四周传播，而是各个氏族文化区相互交流，逐渐融合，共同为以后渐渐形成的古代中国文化奠定基础。

二、国家

1.国家形成的标志

国家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的形成有两个标志——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以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将国家的出现视为文明社会的开端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恩格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对于古希腊罗马来说也许是适用的，而对于其他更为古老的许多民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鉴于此，

王震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认为，应将国家形成的标志修正为：一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

2.早期国家的演进阶段

关于早期国家的演进过程和发展阶段，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介绍了西方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将民族学上的各种社会加以分类排列的理论，其演进模式为：游团（地域性的狩猎采集集团）—部落（一般与农业经济相结合）—酋邦（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国家（阶级社会）。张光直不仅系统地概述了“游团”“部落”“酋邦”“国家”这些概念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还将它们与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对应的结果是：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相当于游团阶段；仰韶文化相当于部落阶段；龙山文化相当于酋邦阶段；从三代（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秦汉相当于国家阶段。

三、甲骨文

商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能够得到考古资料确切证实的王朝，这得益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自1928年起，考古学家对殷墟进行了多次发掘，迄今已出土刻字甲骨约15万片以及大量殷商器物。甲骨文和殷墟重现于世，极大地推动了商史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朱凤瀚在《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一文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第二，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第三，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第四，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

四、商朝的国家特征

1.商朝的王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利用神权来强化王权

2.商朝形成了较完备的官制和以内外服制为主的国家结构

卜宪群在《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一书中认为，内外服制滥觞于夏，形成于商，影响至周，是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内服为王畿之地，系商朝直接控制的国家中心地区，又叫大邑商、天邑商。这里“居天下之中”，包括今天的晋东、鲁西、豫北和冀南一带的广阔平原。内服职官即中央王朝职官，数量众多，地位最高者有相、三公、尹、史等，由商王直接任免。其中，中央官僚享有世袭特权，但是官职根据王朝的利益而变动。外服是指商王畿以外的土地，外服职官有侯、甸、男等。卜辞中侯的数量有五十多个，常见的有仓侯、杞侯、侯专等。文献中还有九侯、鄂侯、翼侯等。这些侯的担任者多为商周围方国的首领，他们一方面臣服于商，接受商王赐予的封号，另一方面是土著国家的首领。但是，各诸侯国、方国的官吏，不是由商王任免的。诸侯国要担负纳贡、服役、戍边或随王出征等义务。商王还派王族的亲信“诸子”“诸妇”去地方监督当地的首领，便于控制并加强其统治。商王朝为了加强对方国的控制，还让方国的首领入朝做官。由于存在内外服制度，商王对周边地区的统治是相当松散的，周边诸侯对商王时叛时服。

3.商朝实行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存的王位继承制

五、青铜铭文

青铜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青铜铭文的产生和发展，与文字的产生发展以及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商周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商朝中期以后，铜器铭文的铸造开始兴起，周代更加兴盛。著名的带有铭文的周代青铜器有“利簋”“毛公鼎”“何尊”等。这些青铜铭文为今人认识周朝历史提供了更为可信的实物资料。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较简单，一般不含重要意义。铸铭的目的在于标记器主的族氏，识别用途。西周时期是青铜铭文大发展的时期，铭文的性质、内容、形式、数量、书体等方面都较前有了很大变化。在大量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着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铭文资料，可以证信古史，弥补史书的缺佚，对于研究古代历史、上古语言文字和古代书法艺术有着重要意义。

六、分封制

冯天瑜在《“封建”考论》一书中指出，西周确立封建制，有充分的社会根据，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功能。其一，西周去古未远，氏族社会遗迹甚深，血缘宗亲纽带对维系国家统治至关重要，所以血亲分封是确保宗周社会稳固的不二法门。西周的封邦建国实现了以姬姓为主的贵族阶层、被征服的臣仆、封地土著三种人的结合，突破了纯粹的血缘组织框架，所以又是对殷商氏族联合国家的一大提升，封土之制较之以往仅以氏族立邦是一大进步，体现了定居农耕文明（土地为基石）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其二，周人大力推行封建制，与其灭殷后难以实际控制东方的广土众民有关。周人起于关中，而崤关以东的华北平原及山东半岛，在商代已是文明发达区域。较落后的周人为控制先进的东方的土地、人民，只得通过“封建”以保存各地的氏族统治，与这些氏族势力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通过怀柔政策实现血缘与地缘的整合。其三，周天子力量强大，西周时王室拥有重兵，周王的政治号召力通过“册命”“朝聘”“巡守”“贡纳”等制得以展布四方，维系着封建体制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这种周王室军政实力在握与诸侯国相对独立（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政权、财权、军权）组成的二元结构，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其四，西周封建制与宗法制、等级制相为表里，彼此匹配，形成完整的礼制。

西周的封建制从建立到衰落经历了动态的演变发展历程。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一书中认为，第一，西周实行的封建制度，是随着周族的东进，以治理并入统治范围内的地域并确保其交通线路为目的的。第二，封建是以对土地和臣民进行统治为基础，以赐予土地和臣民的形式实行的。第三，西周中期，西周向东方、南方的扩张停止了，相反，向远方扩张的周族跟留在洛阳、长安的周族之间产生了隔绝，周的势力局限在黄河、渭水沿岸。第四，与此相伴，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大小诸侯领主热衷于抢夺土地，因土地而引起的纠纷频频发生，进而领主间依力量大小互相兼并。第五，由于势力的衰退，周王朝可以新赠与的土地也减少。取代土地赠与的是，委任对直辖地内的居民等的管理权，以此作为对贵族的优惠政策，但这使得周王朝的力量日益变弱，王的权威衰退，以致失去了其控制力。第六，在西周前期，王的命令权能达到诸侯内部，但后期以大贵族为主，实行了贵族的系列化，王臣变为大贵族的私臣的倾向十分突出。

七、宗法制

张帆在《中国古代简史》一书中指出，宗法制是古代贵族凭借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统辖管理的制度，从而也成为统治者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在商代后期已经存在，到周朝变得更加典型和系统。

张帆指出，宗法关系的基本内容，实质上就是大宗或小宗依据自己的特殊身份，对不同范围内、包括直系与旁系亲属族人的统辖管理。从广义的角度看，周天子、诸侯与其子弟亲属的关系也带有很强的宗法关系。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王位，余子分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君位，余子分封为卿大夫，其关系颇与宗法制下的大、小宗相似。只不过天子、诸侯具有特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对子弟亲属的统辖体现出国家权力亦即政权的特征，不同于大、小宗统辖族众的单纯族权特征。另一方面，天子和诸侯的地位固然不能仅仅以宗子概括，但宗子又的确是他们的一种实际身份，是他们地位在一个侧面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天子即天下之大宗，诸侯即一国之大宗。同姓诸侯相当于天子之小宗，异姓诸侯则通过婚姻，与天子维持甥舅之亲，全国近似于一个大家庭。自天下大宗天子以下，逐次分出小宗，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亲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相结合，有效地起到了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这也是周朝政治有别于后世的一个重要特点。

八、井田制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实质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

所有制。秦孝公即位后，就废除了井田制度。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井田"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井田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记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如《周礼·地官·小司徒》载:"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当时的赋役制度为贡、助、彻。皆为服劳役于公田，其收入全部为领主所有，而其私亩收入全部为个人所有是一种"劳役租税"。

史料阅读

1.《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指夏桀无道，汤受天命起兵伐桀，代之为天下的共主）

2.《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3.《诗经·大雅·大明》记载：“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4.《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武王牧野，实抚天下。”

5.《逸周书·度邑》武王:"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

邑，指洛邑。度邑，即规划洛邑。《逸周书·度邑》记载了武王灭商后就打算在伊洛地区营建新都，与何尊中的"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相佐。

6.《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与何尊铭文中"唯王五祀"、"唯王初雍，宅于成周"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