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美学思想的转型
王国维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美学思
想的转型
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史上，王国维无疑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一名具有近代意识的学者，王国维自觉地吸收了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思想，并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相融汇，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思想范式，使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美学思想开始真正具有近
代的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堪称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聂振斌先生指
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的标志，从此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1](P56)因此，对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加以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之后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审美独立
审美独立的思想是德国美学的重要命题。鲍姆嘉登在其1750年出版的《美学》中就
确立了“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地位，认为美学研究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从而使之从理性认识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而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则把人类的心意活动机能划分为知、情、意三大领域，对应的认识的机能分别是知性、判断力、理性，并且对审美判断力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康德的思想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确立了审美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独特地位。
王国维是通过叔本华进入康德的，康德关
于审美独立的思想无疑给他留下了极其深
刻的印象，当然这也带上了叔本华的色彩。在王国维眼中，“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联，即与苦痛相关联”，(P3—4)而审美恰恰是要人摆脱
这种苦痛，进入一个无利害的审美境界之中，“美术一务，在描写人生痛苦与解脱之道，而使吾济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暂时之和平，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P9)因此，审美不同于人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而是人超脱现实关
系所达到的一种独特的“和平”境界，而要进入审美，则必须摆脱各种利害关系，进入无利害的状态，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审美所要求的并不是对象的实际存在，而恰是所谓“物之外者”，即对象的形式。这里实际已经触及了审美独立的又一方面内容——形式性。
形式性是和无利害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审美要求无利害感，它才不系于对象的实践存在，而只系于对象的纯形式，从对象的形式本身获得审美愉悦。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已见出了审美形式性，“如果说一个对象是美的，以此来证明我有鉴赏力，关键是系于我自已心里从这个表象看出什
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事物的存在”。(P41)而王国维无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
可用之点……”(P389)，这一思想与康德的论述显然具有内在相通性，而且他还进一步结合各种艺术形式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术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在于形式，固不俟论，即图画、诗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之为一种之形式焉”。(P389)王国维正是从西方思想中引入了审美无利
害感与形式性等思想，从而确立了中国近代美学中审美独立的地位。“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于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追，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 P391)这一点，明显异于重视“载道”传统的儒家诗教，透露出近代的气息，在中国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审美与人生
王国维早年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这给他
的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叔本华认为，世界只是我的表象，意志是万
物的基础，因而生活的本质就是生活之欲，欲壑难平，因而人生永远是痛苦的。而人的彻底解脱只能是灭绝欲望达到涅磐，审美的位置恰在这永恒的痛苦与彻底解脱。可见，在叔本华的思想中，审美与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审美是人在生活的苦痛中寻得的片刻宁静、求得的片刻解脱。王国维无疑吸收了这些思想，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用自己的语言对叔本华的学说进行了
“重写”，“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也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即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既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既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已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故欲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人生中的欲望与苦痛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而可行的办法则是通过审美获得片刻的宁静。
因为审美是无利害的，是摆脱了生活之欲的，前面已经分析到，王国维认为人通过审美可以达到“和平”的境界。这事实上给予审美在整个人生中以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古典美学中亦有“兴、观、群、怨”，“发愤以抒情”，“物不得其平则鸣”等思想，但从来没有人给予审美以如此重要的地位，从来没有人把审美与人生联系的如此紧密，也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地论述过审美的意义。因此，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的思想资源，把审美与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美学范式的转型。
正是基于这一点，王国维对《红楼梦》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肯定《红楼梦》的悲剧美价值，这一点在当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自觉运用西方
思想资源对中国文学名着进行的批评，为之后的近代文学批评及美学研究提供了有益
的范式。
三、境界说
“境界”是王国维提出的一个独特的美学
范畴，在其《人间词话》中具有枢纽性的地位。
“境界”一词原出于佛家典籍，后来被移
用到文学批评和美学之中，唐代王昌龄在《诗格》中已将“意境”与“物境”、“情境”对举，之后，许多批评家都运用过这一概念。而王国维则拈出“境界”一词作为其文学批评的核心，并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在此”，(P31)在王国维那里，
境界是诗歌评论的最高标准，而且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不单包括外在的环境、事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人心中的感情.用王国维的话说，“境非独谓景物也，
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P36)均也就是说，境界即要能真实地写出
外在景物，真实地传达内心感情，不见雕琢，不事藻绘，成为人的心灵和感情完全自然的流露，王国维对此有一段经典论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
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P8)
但王国维并没有停留在对“境界”的一般论述上，他进一步对境界作了具体区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即“物皆着我之色彩”，外在景物染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十分鲜明地传达出主体的思想感情，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所谓“无我之境”，即“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诗人以理智冷静的态度观察外物，获得外物生机勃勃的本真面目，并为之所吸引，从而使主体与客体完完全全地交融在一起，达到陶然忘我的境地，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叔本华的影响。
境界还有造境、写境之分，“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P34)这些事实上触及到艺术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造境即虚构之境，写境即写实之境，但这二者在艺术中却“颇难区分”，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艺术无疑应立足于人生，但
又不必是对人生的忠实描摹，而应是对人生的超越，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往往各执一端，失之偏颇，而王国维则见出二者实际上并无根本对立。这一点恰恰透露出了王国维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吸收与改造，带有理论上的创新意义。
必须看到，王国维自觉引入西方思想资源，融会中国传统思想，给中国美学与文学批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促进了中国美学的近代转型，使之呈现出崭新的发展面貌。毫无疑问，王国维代表着一个中西思想汇通的成功范例。今天，面对世界范围内广泛而迅速的文化传播，回顾王国维的工作，无疑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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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浅谈王国维在文学研究中的美学思想 ——论叔本华对其的影响 俞捷琦110110079 中文师范2班 王国维是本世纪初中国美学的创始者和奠基者。其学术渊源, 绝大多数论者都追溯到德国唯意志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叔本华。他从叔本华那里吸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原罪——解脱”说；二是“第三种悲剧”说。这两个方面都植根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是其在伦理学和美学上的延伸。 王国维在写作《红楼梦评论》时正醉心于叔本华哲学，他以此分析《红楼梦》，并从中找到了某种对应关系，进而宣扬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因此，解读《红楼梦评论》有助于了解叔本华哲学对王国维的影响。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第一篇美学专论。在此文中，王国维借评《红楼梦》为契机，系统阐发了他从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获得并信奉的美学思想。叔本华说认为人作为“意志的个体”就生活在无尽的痛苦中，而解脱之道就是消除自我意志、成为一个纯粹的“认识主体”；艺术的作用就是让人作为纯粹的认识主体来看待世界，因而得到暂时的解脱。他说：“生活本身、意志、存在本身，是一种持续的痛苦，它部分是可悲的，部分是可怕的。然而，这同样的事情，当它只是作为表象、单纯被观照，或被艺术再现出来，就摆脱了痛苦，成为一种有趣的景观展现给我们。”王国维以同样的观点立论，他说：“宇宙，—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悲剧思想的影响。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对三种悲剧类型的划分和表述均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理论，而且基本是从叔本华的理论中照搬过来的。对人生悲剧的构成，王国维认为有三种：一是悲剧的主人翁，所蒙受的种种苦难是由极恶的人所造成的；二是由某种机遇或命运所造成；三是由于巨大主角所处的位置、关系而不得不然地构成悲剧的结局。前两种悲剧是偶然的，较为罕见的。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如蛇蝎的恶人；也不一定
简析中国传统美学的意义与价值
简析中国传统美学的意义与价值 作为研习中国书画的一名学生，也许对中国的传统美学体会更多更深刻一些，兴趣也更浓。可以说中国传统美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而独特的土壤之中，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特有的领悟、体味、理解与展露。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下面从以下几点试析：人生哲学，独特性，人生美艺术美，其价值。 人生哲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中，确立人的地位，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等一系列问题，而这种哲学观念又影响到中国传统美学，使其在对于人于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的基础之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以“仁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家哲学，构成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美学所体现出的特征乃是以人为本，具有朴素人本主义特征的美学思想。 基于美根源于人、人心、人的义理、道德，因而，受儒家美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道家美学将“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在道家看来，“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无限的；另一方面道又是“无所不在”，因而中国道家的思想，体道、观道、游道，以便使人的现实生命获得安顿，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而道，则不过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的设定而已。 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体现在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这种美学思想是在体验、关注和思考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生成并建构起来的，强调由审美对象的外部形式的，深入到内部实质的领悟，并最终沉潜于深层生命意蕴的感悟，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其认为审美体验活动是主体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心与物、情与景、神与形、意与象、生命与活力的融合，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过程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把审美体验概括成“味”，并发展出诸如“体味”、“玩味”、“寻味”、“品味”、“研味”等一系列丰富的范畴、理论，它们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性质，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或表明审美体验的不同方式。审美体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存在方式，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 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人生美与艺术美。如果说人生论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孕育和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化土壤，那么，人生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根与干，艺术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花与果。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出追求人的审美极境的审美境界论。认为美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审美境界。人生境界反映着人在寻求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而审美活动，则通过澄心静虑，通过直观感悟，顿悟人生真谛，获得审美极境。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境界论与中国传统人学的人生境界论趋于合一。最高的人生境界（审美境界）是心灵的超越与升华。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无论是儒、道美学，还是佛教禅宗美学，都把人生的自由境界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在道家美学中，老子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与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庄子美学更有着对“无所待”而“逍遥游”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向往。佛教禅宗美学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干的利害计较，使心与真如合一，来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中国传统美学对于人生审美境界的追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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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粹(一)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粹和谐思维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思想精粹主要包括: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等和谐思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最高审美标准;“协调之美”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始终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善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和合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观。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美学是研究美的本质、标准、规律的科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美学学科，但却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粹，对于丰富中国现代美学，促进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和之美 所谓“中和”，是指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倚、执中适度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易传》中有关“中和”的论述不下三十处，其中凡带“中”的卦艾都是吉卦、吉艾。“凡吉占都是因为能‘正中’、‘得中’、‘中正’、‘黄中通理’等”。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和”、“执中”、“尚中”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执中”、“尚中”的中和思维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发展，并逐步演化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除了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外，中和思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和思维的理论基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采取“适度”原则，反对“过”与“不及”。从哲学视角看，中和思维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表现。辩证法认为，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就是度，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度两端的关节点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因此，凡事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中和思维正是对“度”的正确把握。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庸之德”的观点。《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在孔子的影响下，荀子一也主张根据“中庸之道”来修身养性，培养中和思维。 从美学的视角看，“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审美标准。《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主张执两用中，注重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在做人方面，孔子认为“中和”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文质彬彬，然后君子”。Lzl在艺术创作方面，孔子评价《关唯》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现了“中和之美”。《乐记》把“中和”作为音乐的审美标准，认为“中和”是音乐的本质，以“中和”为美;“乐者，天地之中和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和之美”成了中国历代艺术家推崇的审美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相比，西方古代也有讲“中和之美”的学者，只不过时间稍晚于中国。德漠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也谈及过“中和”问题，但未能展开。在古希腊，对“中和”或“中庸”研究最深刻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指出:“过度与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他还说:“人们对于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过短。这就是说过度与不及都是对优秀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川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之美”与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十分相似，反映了人类审美思维方式的共性。但西方的中道思维未能传承下去，后来被西方近代的“对立思维”所取代。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却一直延传到今天。因此，可以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显著特色。 二、协调之美 所谓“协调”是指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各种相关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协调或和谐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就是说，物以和为常，协调和谐是万物共存的一种稳定秩序，认识了“和”，也就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认识了规律(常)，人就变聪明了。《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荣亡”;“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善以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
王国维美学观研究论文
王国维美学观研究论文 精品文档 王国维美学观研究论文 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关系”论使美学的研究由对对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审美主体的认识，现代美学的诸多流派都离不开“审美态度”这一基本概念，而“审美态度”正是由“审美无利害关系”发展而来。自然界的存在物可以说都和人的“利害”相关，都有着与人相关的目的，超出某种利害关系似乎是个人的事，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界的存在，尽管其本身的客观属性并没有改变，但是在人的观念中，它则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超功利的美学观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曾遭到一些批评，因为审美从广泛的角度上看，总是带有功利性的，即使是“休息身心”、“凈化心灵”，它毕竟也还是一种功利。然而，康德所谓的超功利是有一定的指向的，他说: 凡是我们把它和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结合起来的快感，谓之利害关系。因此，这种利害感是常常同时和欲望能力有关的，或是作为它的规定根据，或是作为和它的规定根据必然地连结着的因素。2 也就是说，康德将“利害”仍然归结为夏夫兹博里所说的“价值和欲望”。当然，价值——对于“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的“现实性”，与欲望是一致的，如黑格尔所说的: “欲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的动物如果仅是画出来的，对欲望就不会有用。同理，欲望也不可能让对象自由 1/ 20 精品文档
存在，因为欲望的冲动就是要消灭外在事物的独立存在和自由，要表明这些事物之所以在那里，就是为着被消灭被利用。”3 所以其关键在于现实的有用与无用。 无用之用 “价值”问题对王国维来说也正是有用无用问题。他不但在美学上坚定坚持“无用之用”，在其他学科方面亦是如此。他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说: “况哲学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辞其为无用之学而自间接言之，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即令一无所用，亦断无废之之理，况乎其有无用之用哉?”4 但是王国维在哲学之价值问题上还是持其有用的观点，而且“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5。不过他的“用” 亦是“无用之用”。 “用”对王国维来讲主要还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功用”，如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 “永再次动笔，题目意思只具而下笔乃甚枯窘。盖我辈于政治本甚阔疏，思为有用之文则甚费斟酌，若为无聊之文则又不知所以下笔，故屡提笔而终辍。”6 此种“用”已不同于人民生活所需品的“财用”之用，具体到学术上，便是“应用”、“实用”。他评培根之学术曰: “实则彼之说，太偏于实用，彼盖纯以厚生利用为诸学问之目的者也。”所以“倍根非大思想家也，乃大应用家也，大修辞家也。”7在王国维眼里，这种具体的 2/ 20 精品文档 “应用”是属比较狭隘的“用”。而他所宣扬的“无用之用”则主要是源于庄子思想。 儒家不十分强调这种“应用”和“无用之用”，如其论“用”，则主要是指社会功用而言的。如果说“用”带来的是“利”，那么它正是孔孟之所“罕言”的。 这与庄子的“用”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庄子论“用”与“无用”亦分两个层面，
中国的传统美学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教育的影响 中西方历史进程不同、文化源不同，对美的认知异然 “美学”一词源于西方，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近代的产物。18世纪，随着西方哲学和科学的蓬勃发展，美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作为一个特殊门类开始确立。鲍姆加登于1750年第一次使用“美学”这个术语，其含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理论，并把美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的康德、黑格尔等人赋予美学更进一步系统的理论形态，使之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借助西方美学系统理论，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中国哲学体系中没有西方谓之的“美学”理论，但对美的本质、美的意识的感觉、情感，乃至悟性、性情的理解和诠释，在儒家、道家的哲学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却比比皆是，这种理学体系至今保持完整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对事物本质、意识的认知，古籍《易经》、《尚书·洪范》、《论语》、《大学》、《诗经》等皆涵盖其中。客观世界的主观意识起点高，主观世界的客观意识视野广，传统文化中以儒家、道家为主导的哲学理论延续至今，与西方哲学体系中建立的美学理论有所不同，这就是中国学者理解西方文化及美学理论较容易，西方学者真正明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相当不易的道理。 当然，文化本身不是用来比较的，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研究中。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着眼现实世界，认知中西文化的优秀与伟大，使之坚守与传承，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快乐生活才是真正的目的所
在。深入探究美学的意义，真正理解人类哲学思想的建立与发展，从意识形态的演变、长期社会实践经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并促进社会进步和美学理论的完善提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学追求的特点。 中西文明的历史进程、哲学体系不同，宗教、伦理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同，所以对美的本质的认知、审美意识、审美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其皆因文化源不同。 西方文明是海育文明的结果。旧石器时代，人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只有图腾，图腾是禁忌符号。对美的感知是“牙饰”。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开始感觉有神的存在，神存在于大自然，也是大自然本身。神应是美的，光明的。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的地中海文化，城邦的建立、氏族的解体、商业的兴起，这是人世之事，孕育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伦理意识。人凭借对自然的感知，创造出诸神，并将神人形化。男神，健壮的身体，发达的四肢，刚毅的面容；女神，丰盈的体态，柔美的线条。神是美的，古希腊的几何学(点、线、面)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美学意识之美的形态认知，体现在诸神的雕像和为其建造的神庙中。哲学理念的建立，使其显示出人与大自然抗争的力量和超越自我的精神。由此建立的古希腊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第七卷给出著名的“洞穴之喻”，极为形象地阐明这一抽象的二元论哲学概念。柏拉图认为，在我们生活的可见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越可见世界之上的更为真实的理念世界。没有走出“洞穴”的囚徒喻指常人，走出“洞穴”来到理念世界的人喻指
中西文化张力下的王国维美学
中西文化张力下的王国维美学 ; 王国维是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创始者和奠基者。他的美学思想,孕育在同西方新学思潮的接触里,诞生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体认中,他十分注意?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从一开始就重视西方哲学与文学的联系,意识到美学对文学批评的规范作用,并在构建自己的美学观念时大量借鉴了德国古典美学。与此同时,?生于斯养于斯?的民族文化的薰陶,又使他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材料出发,对外来的美学与文学观念进行了改造重构。; 所有这些都是学界公认的。问题在于,这一构成的过程和形态需要作具体的分析,需要正确地辨析述介的成份和创立的成份,弄清王国维的着述中哪些不提名地转述了德国古典美学或哲学的观点?哪些属于他本人的见解?哪些又是误读或创造性复述?不过,正是此种复杂的情况,展露出以学者意识为契合点的不同思想文化交叉融汇的特征,从而为考察从中西二元抗衡及其张力的背景下生长起来的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极佳个例。; 自律的文艺观:传统的反思与康德、叔本华的移植; 王国维的美学建树大致可以1907年左右分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吸收移植外来理论学说为主,对美学基本观念论述得较为集中而有条贯;后期不再倡言美学,而以研讨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为主,但基本观 点已在参互中西的基础上形成。前期接受西方美学及作为美学理论基础的哲学的观念,主要来自康德和叔本华。《静安文集〃自序》曾自述他研习康德与叔本华的过程:先从康德开始,因康德过于艰深而转向叔本华,通过语言通俗优美的叔本华又重新回到康德。; 王国维之所以选择康德与叔本华,并非偶然。通过对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反思,他认识到,西方文化有两大特点是中国本土文化不具备的,一是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密切联系,二是作为这种联系的产物美学的超功利性。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则表现为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不是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的一本小册子《人间词话》,是一部评词的论集，其主要的观点就是用“意境说”来衡量诗词之高下。他在《人间词乙稿序》里就很明确的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这里他提到了几个根本的问题，第一就是人心内外的关系。文艺作品中的“意”是用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抓住情思，而从这个意，外化出来的境，就是主要为了同别人起共鸣，即“感人”。所以意境都是要有的，是要统一于诗文当中的，而这统一的手法有高有低，就决定了上乘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上乘的作品追求浑然天成，不着痕迹，合二为一。这个就是王国维的主要的评价标准。第二是文学的本质的问题，王国维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在于是出于一己之意，而感动外界的，只要缺其一个，就不是文学了。纵观他整个文学思想体系，能够感觉到，前者是更为本质的，因为王国维是一个很纯粹的学人，他对于文学有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定位，反对社会功利性，政治性。这跟后来五四的个人主义有一定相似的地方。而感人只能够说是它的效果，不能起着一个根本上的定位。 这里他又依据意与境的根本关系，物与我以及创造意境的不同方法出发，将意境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 王国维将这两种写法对立起来，是有一定的深刻的见识的，但我觉得，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也仅仅相对意义上的，因为从根本上讲，所有的文艺都是有我的，是人化的一种东西。有无之间的差别，能够用一句更明了的话来说，就是所体现的境是与意的色调一致，就是有我之境；不一致，或者不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就成了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此，并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仅仅将其简单的罗列开来。但只要看他在全书中所表现的观点，就知道他是更为欣赏无我之境的。因为相比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更加自然、和谐，更加浑然天成，更加不留痕迹，这是意境的高度融合。而有我之境相比之下就显得有点刻意。如果说无我之境是将人与境拉开一段距离，人透过这个段距离来观境，那么有我之境的人就是贴近了看景，有时甚至会进入境化成境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距离的、清淡的、可回味的美感。所以王国维说：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这句话就很明显的认为无我之境是很难写并且是很具有审美价值的。基于此种理解，王国维便有了造境和写实两派的区分：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以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这就很像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了。但王国维不会在这个结论上止步，他不满意，他要得出一个能够解释所有的结论，所以这里又回到他那个意境说上面去。他基于意境说，不赞成把这两点完全对立起来，而将其统一到意境这个大的评价标准上去，认为不管什么派，都是来源于自然与人生的，都必须以“意境为上”。王国维的整个文艺思想体系，都是离不开这个意境说的，也就是他是主张诗词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无不人化的风景。
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品格及其当代价值
试论中国传挽美学的独特品格众其当代价值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独特品格人生当代价值 论文摘要: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于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又是体验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也体现于对于当代审美与文化、社会与人生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义。 每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哲学观念以及感知方式等等多方面因子的影响、制约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而独特的土壤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它有它的独特性与根源性。”因而，由此而孕育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有着它的独特品格，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特有的领悟、体味、理解与展露。 中国传统美学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孕育生成的一种很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的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这一特质是深契于美学的根本精神的。美学在其实质上只能是存在的诗性之思。 一、人生哲学: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总是与人学思想有着血脉相关的联系，正如许复观所指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
浅谈王夫之的财税思想
广角视野 w ide angle 浅谈王夫之的财税思想 陈雁峰 陶杉杉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230039) 摘 要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为世人所熟知,但其在经济学方面尤其在财税理论的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王夫之的财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张土地民有,反对以行政手段抑制土地兼并;褒贬传统的赋役制度,提出改革建议;论常平、义仓救荒之策;屯田。他的尊重实际,通时达变的财税思想在中国古代财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王夫之;财税思想;财政;税收 王夫之,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汉族。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他的财税思想做一简单的阐述。 一、主张土地民有,反对以行政手段抑制土地兼并 王夫之认为,自古以来,土地都属于百姓所有,否定了夏、商、周以来的王田制,即使是井田制,也是八家私有而一家公有。君与士大夫可以征发他们的徭役,但不能占有他们的田地。对于三代时期的归田授田之制,他认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如果授田之说成立,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人口增加而土地不敷分配的矛盾。所以土地向来都是百姓自己的,用不着王去授予。至于井田制所说的!一夫百亩?,不是每个成年人授予一百亩田,而是一百亩征一夫的税,所以井田制是以夫定税制,而不是以夫授田制。可见王夫之否定井田制是授田制,而认为是赋税制,即按夫征税制。 既然土地是百姓所有,就不能以任何借口侵占。至于土地兼并,王夫之认为那并不是豪强强夺百姓土地,而是赋役繁重、胥吏横行所致。土地兼并并不能以法令加以抑制,即使以法令抑制也无法实施。所以对汉朝以来所有以行政手段抑制土地兼并的主张,他都持批评态度。在王夫之看来,豪民兼并土地固然是严峻的社会问题,但其根源是官府的问题,而不是豪民,反而是豪民代替百姓承受着官府的伤害。所以官府不应该运用行政手段抑制土地兼并,夺取地主豪民的土地,而应该以减轻赋役等经济手段抑制土地兼并,让百姓守住自己的土地。 王夫之只看到官府征收繁重的赋役和对贫弱百姓的伤害,忽视了豪强地主对贫弱百姓的伤害,所以他的论说只反对官府暴税,反对主管征赋役部门和胥吏的横暴,而为地主豪强土地兼并辩护,从而成为土地私有制的代言人。 二、褒贬传统的赋役制度,提出改革建议 (一)改革赋役制度,度民不度田,以经济手段抑制土地兼并 王夫之认为,土地兼并责任并不在地主豪强,而在于官府的制度和不法吏胥,抑制兼并并不能以限田、均田、经界、推排等行政手段,他主张官府应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惩治官吏的残暴,调整与土地制度紧密相关的赋役制度,即用经济手段抑制兼并,他还开出了两剂!药方?: 1.将以往按田征税改为按人、按户征税,即税人而不税地。即按人征收租税,不考虑其有多少土地,规定每户征租多少,每人征租多少,耕地多而勤勉则收获多,但不多征租税,土地弃荒也不减少租税。如此,百姓就会珍惜土地而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这在土地兼并之世也是稳妥的办法,因为既然失去土地也要缴纳租税,那么土地就不会为豪强兼并了。 2.轻自耕农之税,重佃农之税。即百姓占有土地数量不能超过300亩,这300亩属于自耕田,超过部分属于佃耕之田,官府应该轻征自耕田而重征佃耕田(加倍征收)。王夫之想以加重佃耕土地赋税的办法消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从而降低他们对占有土地的兴趣。 按照王夫之!税人而不税地?和!分别自种与佃耕,而差等以为赋役?的方法,只会使丁多而无田或少田的百姓越来越贫困,而田多之户却越来越富有,即使佃耕田加倍征税,土地所有者也必然会将赋税转嫁给佃耕农(即佃农),获利者还是土地所有者。显然,王夫之是替土地所有者说话的,贫弱百姓只会因此而更加贫困潦倒。王夫之揭示了封建社会土地兼并与赋役制度的关系,提出了以赋税手段来抑制土地兼并的思想,这是前无古人的。但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替土地兼并者辩护,这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 (二)改革缴纳手段,实行以货币之征,以纾民困 王夫之认为百姓向官府缴纳赋税,以钱币缴纳最为合适,既方便百姓,又有利于百姓。他详细分析了货币纳税的好处,认为只就百姓利益而言,就有四个方面的好处:百姓免受官府刁难;百姓免受奸商敲剥;单丁孤寡免受豪右欺凌;百姓可避免积贮的损失。 (三)改革单一农业税制度,实行农商兼并 王夫之认为不仅各类民户都应该纳税,而且各种不同的商品也应该征税,即农、工、商各业都要承担赋税,为国尽责。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普遍?思想,比西方最早的瓦格纳税收普遍说要早200年。 (四)盛赞租庸调制,否定什一中正论 王夫之赞成租庸调制之庸、调,因为它征之于户而非征之于田,符合他!度民不度田?的主张,他认为唐朝租、庸、调均较三代为轻。然而,他既反对限田、经界、推排等限制土地兼并的措施,又认为三代时期从来就不存在授田、归田之事,他盛赞唐朝租庸调制,而租庸调制恰恰是以均田制,也就是以授田、归田制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王夫之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王夫之既否定什一税,驳斥什一中正论,又痛斥林勋复古倒退的思想,认为井田制、什一税不可行,由此可见,王夫之对传统思想的怀疑,已经触及到传统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 (五)主张控制山林川泽之利,反对弛盐茶之禁,以抑制商贾 王夫之否定传统的什一税,但不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和传统的山林川泽国家垄断制度。对于抑商,他主张抑制但又承认商人和商业的地位。总之,对于商人和商业既要抑制,使其不能危害百姓和国家,又能保证商货流通。 (六)主张运用赋税手段抑制寺院扩张 他主张既要用行政手段,又要用财政手段遏止寺院的发展。行政上,以限额的方式减少加入佛教的人数,消减其发展趋势,再疏远冷落寺院的住持,使其失去夸耀的本钱,使佛教冰消瓦解;财政上,一方面宽徭省罚,使百姓不必因逃避赋役和刑罚而遁入空门,另一方面对寺院的僧众!犹然编户征徭之民?。 自唐、宋、元以来,寺院发展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论王夫之的生态美学思想
论王夫之的生态美学思想 （从生态美学的角度看王夫之的美学思想） 受，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又以美的事物反馈于自然，从而谱写了一曲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音。“和谐”一直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它源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所达到的生态平衡，描绘了一幅生态美学的图景。 何为生态美学？所谓生态美学就是以生态为本体的美学。生态美学以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生态美学作为一种绿色的、健康的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与整体性存在；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为最高的生存智慧与理想境界；主张建立人与世界的“亲和”关系，重建对自然的“亲和”态度，强调热爱自然、亲近自然、走向自然、尊重自然进而顺应自然；强调生态关爱与人文关怀；主张尊重生态规律，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最终走向生态观、人文观、审美观的结合，实现人“诗意的栖居”。因为它既是精神的又是情感的，因而它能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能够塑造精神与情感都完满健康的具有生态理性与生态精神的新人。生态美学体现了人类的生态关爱与终极关怀，是当今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美学观，用这样一种生态美学观去塑造和培养人，可以把生态意识、生态审美观念内化为人的情感与信念，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最终实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平衡，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与冲突。
所以生态美学本身就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现代性体现，它有利于人类走出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困境，同时它也是审美观念的根本变革，有利于推动美学的发展与深化。 王夫之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形态。他强调人与自然 他认为审美的对象源于客观世界，离开客观世界，就不能称之为美。因此，他强调“天人合一”“”“” 从古至今谈论美学思想，大多的角度都从诗词格律中入手，却很少从生态美学的角 王夫之 所谓生态美学就是以生态为本体的美学。生态美学以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生态美学作为一种绿色的、健康的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与整体性存在；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为最高的生存智慧与理
浅析王维的“境界说”
浅析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国维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涉猎范围甚广，且多有跨时代之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美学体系的最重要著作之一，是提出和建构境界说美学体系的主要著作，集中体现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人间词话》通篇64则词话，条理清楚，立意明显，全文围绕“境界说”而展开的。其第一则就开宗明义：“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点出了《人间词话》的写作意图。 前人学者对王国维“境界说”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诸如人生角度、哲学角度等，本文则选择了“境界说”的审美之维度来进行论述。 一、“境界”内涵诸说 关于“境界说”内涵的研究众说纷纭，其中佛雏认为“境界”就是能写出具体鲜明的艺术形象，但要包括真切的感情和气氛。叶嘉莹对“境界”一词的内涵加以探究，她认为“境界”出自梵语visaya，意为“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佛家境界，专以感觉经验特质为主。而陈鸿祥则认为叶嘉莹的“境界“虽能给人以启发，但不能探及其真谛。他分析境界的来历是，最能集中的抒发诗人或作者的情怀，标志其艺术风格的名句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气象。 那么究竟什么是“境界”呢？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也。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显然，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主要是指艺术内容的真实性。 近人用艺术形象去解释“境界”，其说有一定的理由。文学作品的特点，就是借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诗人在生活的图画里所显示的东西，总是体现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所以，“境界”不仅是指真实的反映客观现实的生活图景，也包括了作者主观的感情。但是就“境界”这一用语的概念来说，还不完全等同于形象。王国维说“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如果说成“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形象”，就欠妥切。王国维认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诗词中某些具有形象而缺乏真情实感之作，说它是无境界，当然可以，说他是没有形象，也就令人难以索解了。 二、“境界”审美之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境界”从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研究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研究 内容摘要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其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1）以《红楼梦评论》为例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的一篇重要美学论文。王国维借对《红楼梦》的评论，表达了他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苦苦思索。他以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为基础，融含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人生作出的分析是：人既有身，就必有欲望，有欲望就不可能没有追求。然而在生活中，并不是人的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一个欲望被满足了，就会有其他的欲望随之而产生，如此生生不已、循环往复，人就永远处于欲望不能被满足的苦痛之中。但是，即使人的所有欲望都获得了满足，人不再有新的欲求对象了，人也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当人无所事事的时候，空虚、无聊、厌倦之情就会立刻同人袭来，这时生活本身就将变成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这同样是一种痛苦。由此，王国维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即欲望，人生即痛苦。 王国维将入生的本质归于欲望与痛苦当然片面，但这种敢于直面人生、不粉饰和掩盖人生患难的生存态度是比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要深刻的。王国维还把对《红楼梦》美学价值的体认与对国民性的剖析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华国民的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表现在艺术趣味上，则是喜欢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红楼梦》却一反这种传统的乐天文化，以悲剧告终，从而使人透彻地看待人生与痛苦的关系，虽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正是其深刻美学价值之所在。 面对人生的痛苦，王国维把艺术作为解脱的途径。在他看来，艺术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这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只要不是借艺术的象牙之塔来完全逃避现实的责任，我们就不能否认艺术给那些终日作稻梁谋的人们所带来的心灵的慰藉，而且当人摆脱了现实世界中各种功利关系的桎梏和枷锁而进入一个完全自由的艺术世界时，审美的关照方式就可能使人走上接近真理的超越之路。 （二）提倡美育是王国维在美学上作出的一个很大贡献，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能着眼于发展国民的新精神，为使国民感情健康、趣味高尚而谈实施美育，这就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王国维倡导美育，与当时“教育兴国”的时代风气和他所接触的西方美学思想本身就包含美育的内容是分不开的，那时不少国人吸食鸦片、政府又屡禁不止的现实则给了他直接的触动。他分析中国人之所以笃嗜鸦片，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所寄托，而更为深刻的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教育落后，造成国家贫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希望、无慰藉之外，还在于我国文学艺术极不发达，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他曾以饱含感情的口气说道： 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即荷马——引者按）、英之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引者按）、德之格代（即歌德——引者按）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违也。我国人对文学之兴趣如此，则於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
浅析王夫之的情景说
浅析王夫之的情景说 摘要：王夫之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情景说”源远流长，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情景说”理论。其对“情”与“景”的论述尤为全面，许多方面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突破了前人的局限。他从中国古典诗学之强调“触物以起请”的单向联系的模式中走出来，强调了情与景之间相互触发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将“神于诗者，妙合无垠”作为诗歌意境美的最高要求。本文通过探究王夫之诗学理论、分析诗歌创作中的情景关系、（兴及情景之间的关系及其现量说在情景关系中的体现，从更深层次来挖掘情景说的内在意蕴。）结合具体的诗歌作品，浅析王夫之提出的对于情景的艺术处理方式——“情中景，景中情”。以及他所推崇的独特至高的艺术境界——情景秒和无垠。 关键词：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薑斋，又号夕堂，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长居石船山，故有船山先生之称。他是一位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创造性贡献的文学理论家。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情景说，这套情景说关系的论述在其诗论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 在我国文论史上，关于情与景的探讨源远流长，有关情景的论说十分的丰富。到了晚清，王国维将情景论升华并提出了境界说，明末清初的诗歌理论家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前人情境论的思想精华，总结了自两汉的《毛诗序》、魏晋南北朝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钟嵘的《诗品》，直至唐宋以来的诗学，并在明代象征论和情境论的基础上加以融会革新，提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情境论观点——强调创作中情景之间的关系，批评那种以“一情一景为格律”的诗法规范的和情景分离的创作倾向，反复申明“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情与景相互依存，水乳交融而不露痕迹。其情境论是支撑王国维“境界说”走向集大成的巨人，他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著的，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承上启下的、十分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一、简要回顾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情景说。 情景说是中国古典美学、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王夫之之前，我国就已有许许多多的有关情景关系的美学思想和诗学思想的论述。且不说在先前《三百篇》中，许多富有情景交融的艺术魅力的优秀篇章昭示着中国诗歌艺术特征的美学特征。即便是早期的“感物”说的诗学理论中已初步揭示了这一课题。到了魏晋时代，“感物说”得到了丰富和完善。许多文论家在创作中都提到了“感物”，如陆机的《文赋》中有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1】（《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通过陆机在这里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诗歌乃是诗人的主观情感受到客观事物触发而产生的”。但对于情与景的内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唐代，随着山水诗画艺术空前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艺术创作中主客关系的深入思考，“情景”作为诗的美学范畴被正是提了出来。宋代的山水画诗意更趋成熟，已有人初步的揭示了情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运动，即情中有景，静中有情。元代的情景论有所发展，但还不成熟。一方面指出情与景之间应相互渗透——“景在情中，情在景中”。另一方面又坚持从律诗的句法安排角度来探讨情与景结合的具体模式，推崇一句情一句景的组合模式。可见元代的情景论大有发展，但是他最终还是未能摆脱诗的句法结构的束缚。在明代，情景论已经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局面，谢榛抓住了情景交融乃是诗生成之根本，从宋人言情景不离章法句法的狭隘圈子跳了出来，深化了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的诗论家，摆脱不了从诗法给格律角度来论情景，且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混乱。 二，情景交融
中西文化张力下的王国维美学
王国维是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创始者和奠基者。他的美学思想,孕育在同西方新学思潮的接触里,诞生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体认中,他十分注意“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从一开始就重视西方哲学与文学的联系,意识到美学对文学批评的规范作用,并在构建自己的美学观念时大量借鉴了德国古典美学。与此同时,“生于斯养于斯”的民族文化的薰陶,又使他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材料出发,对外来的美学与文学观念进行了改造重构。 所有这些都是学界公认的。问题在于,这一构成的过程和形态需要作具体的分析,需要正确地辨析述介的成份和创立的成份,弄清王国维的着述中哪些不提名地转述了德国古典美学或哲学的观点?哪些属于他本人的见解?哪些又是误读或创造性复述?不过,正是此种复杂的情况,展露出以学者意识为契合点的不同思想文化交叉融汇的特征,从而为考察从中西二元抗衡及其张力的背景下生长起来的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极佳个例。 自律的文艺观:传统的反思与康德、叔本华的移植 王国维的美学建树大致可以1907年左右分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吸收移植外来理论学说为主,对美学基本观念论述得较为集中而有条贯;后期不再倡言美学,而以研讨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为主,但基本观点已在参互中西的基础上形成。前期接受西方美学及作为美学理论基础的哲学的观念,主要来自康德和叔本华。《静安文集·自序》曾自述他研习康德与叔本华的过程:先从康德开始,因康德过于艰深而转向叔本华,通过语言通俗优美的叔本华又重新回到康德。 王国维之所以选择康德与叔本华,并非偶然。通过对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反思,他认识到,西方文化有两大特点是中国本土文化不具备的,一是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密切联系,二是作为这种联系的产物美学的超功利性。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则表现为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不是少数统治者以政治权力对文学艺术进行强制性干预,就是诗人艺术家本身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政治意识,这导致中国文学艺术缺乏独立的意识与独立的价值。为此王国维感叹说:“呜呼!美术(按即艺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乎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着述,往往受世人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而康德、叔本华的美学观,恰恰是以提倡“无功利”的“审美态度”为特征的。 那么王国维在引进康德、叔本华的美学和哲学思想观念的同时,又有哪些改造和重构呢?为便于说明问题,先概述一下康德与叔本华的学说的基本内容。 我们知道,康德哲学的最重大意义,是在知识论或认识论上发动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如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所说:“康德从以往哲学中采取了现象与本体的对立;但是他通过先验的分析扩大了现象的范围使之包括整个人类知识,而剩下物自体只不过作为难以理解的概念而存在。”(注:《哲学史教程》中译本下册第791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叔本华也指出:“康德的最大功绩是划清现象和自在之物间的区别。”(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第56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之所以现象的界定和扩大意味着认识论的革命,一方面是彻底否定了唯理论的形而上学,那种认为凭着从纯粹理性的演绎就足以认识万事万物的信念已站不住脚,另方面是进一步发展了英国经验论对事物属性的分析(注:经过英国哲学家洛克对事物的两级属性的分析,人们已认识到事物的第二级属性如音响、香臭、颜色、软硬、光滑等,都基于官能感受,并不属于客观物体,相反只有事物的第一级属性,如广延、形状、固体性、数量、运动等,才属于自在之物本身。于是原先以为事物可以按它们自身本体的性质而被认识的见解开始动摇。),证明了因智力的介入,即使事物的第一级属性,也只存在于我们的理解力(即知性或悟性)之内,并取决于知性的先验条件如空间、时间、因果性等。因此人类认知能力实际只以事物的现象为对象,人类的知识只限于现象的范围。 这一知识现象论是康德哲学的重要内容,而现象与本体的分析又导致了康德的理性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