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悲剧异同
亚里士多德把悲剧定义为：是对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净化、宣泄）。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朱光潜认为“悲剧这种戏剧形式和这个术语，都起源于希腊，这种文学体裁几乎世界其他各大民族都没有，无论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希伯莱人，都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 中国有悲剧吗？这种疑问将西方对悲剧的定义视为具有普适性的真理，忽视了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下面就中西悲剧的异同进行比较。
一、相同点
1、中西悲剧的起源都与民间活动关系紧密，与宗教关系紧密。2、悲剧性总是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的基础。3、中西悲剧不论主人公出身如何，经历如何，他们总是典型的悲剧人物。4、悲剧冲突往往是在悲剧结构中围绕着由主人公代表的正面势力与敌对势力的对立而展开，不断推动剧情，并导向最终的解决。5、悲剧始终充满了悲剧的气氛与情调，这种气氛与情调和悲剧情节的展开相始终、相表里、相辅相生。6、主题上都追求严肃：悲剧庄重、严肃、沉重。悲剧的主题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表现出来，而且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7、追求一种道德观念认同感：首先，观众能在道德准则上认同主人公的人品。其次，悲剧的最终结果是惩恶扬善，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二、不同点
（一）主人公的不同
西方古典悲剧的主人公一般都为强者。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马洛悲剧中的浮士德等。哈姆雷特是一位典型的西方悲剧人物，他是“朝庭人士的眼睛，学者的舌头／军人的利剑，国家的期望和花朵／风流时尚的镜子，文雅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另一莎剧《裘力斯?凯撒》中的凯撒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认为“恐吓我的东西只敢在我的背后装腔作势，它们一看见凯撒的脸，就会销声匿迹。”在西方悲剧中，这样的英雄还比比皆是，都属于这类人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理想的悲剧人物应该既不是大德至善，也不是十恶不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跟普通人差不多，或者比普通人更好一点。这种悲剧人物“过失”或者说是“悲剧性缺陷”（Tragic Flaw），如古希腊悲剧人物的过度自信（Hubris），麦克白的野心，哈姆雷特的踌躇等，成为悲剧人物悲剧产生的原因。
与西方悲剧主人公相反，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大多为善良、弱小的女子。像窦娥、李香君、杜十娘等。她们没有反抗能力。这些人物往往完善地体现了中国传
统伦理学的某些要求，如忠、孝、义等。软弱加上伦理观念的束缚，中国悲剧人物只能以忍耐、逆来顺受为特征。
（二）不同的悲剧理念
用行动来抗争是西方悲剧的实质。哈姆雷特在冲突中是积极抗争的。在这种抗争中去表现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知的英雄主义的气概，从而赢得人们的尊敬。中国悲剧原先被称为苦情戏（或称为苦戏、怨谱、哀曲），主要描写主人公的凄惨遭遇。中国的悲剧着眼于“悲”、“惨”。人们对主人公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同情。
总之，西方悲剧通过矛盾冲突表现斗争双方迫害与反迫害的关系，其斗争往往旗鼓相当，难分难解，通过主人公的积极的斗争，表现其崇高的精神和品质；而中国悲剧斗争双方主要表现为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主人公往往为某种传统的观念所束缚，从而导致了其悲剧命运，悲剧表现的是人物命运的悲惨。
（三）中西悲剧的结局
中西悲剧的结局也有着根本的区别。
西方悲剧的结局是英雄用生命去斗争，是冲突的白热化。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悲剧往往以喜剧的形式结尾，是冲突的和解。中国悲剧的这种结局是对主人公被动受苦的肯定。王国维认为古代悲剧的“团圆之趣”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并且认为这种悲剧是我国所具有的民族特征，还分析了形成不同特征的原因，是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观之色彩”，他还认为“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四）、从悲剧的本质上讲，西方悲剧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形而上学悲剧；中国悲剧几乎全是社会悲剧。
（五）、从悲剧的产生来看，中国悲剧比西方悲剧晚了近两千年。
（六）、从形式和结构上看，西方悲剧除了希腊悲剧使用歌唱外，基本上是以对白为主的话剧；而中国悲剧则以歌唱为主。
（七）、悲剧向来被誉为“崇高的诗”、“戏剧诗的最高阶段和冠冕”。无论中西的悲剧，它描写主人公或者从事高尚事业受到恶势力阻挠迫害，或者由于自身性格的片面和过错，或者遭到无法回避克服的人生困扰，虽奋力追求、艰难挣扎、拼死反抗，最终仍然别无选择地走进失败与毁灭的过程。在这种抗争过程中，中西悲剧中的主人公有着很大的不同：如西方悲剧主人公由于包含恶的情欲，故能进行绝望的反抗；中国悲剧主人公由于具备善的品质，故而充满希望的祈求。
黑格尔从思辨哲学高度谈论善恶范畴，“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它也可能是恶的。善恶是不可分割的
”。恶或否定的方面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自然的意志自由自在地是一种矛盾，它要进行自我区分而成为自为的和自在的。”“如果它是恶的，那么它就是自为的”。人的恶劣情欲体现了“绝对观念”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推动历史前进发展的杠杆，所以它是恶的，也是善的，中国民族是个道德感极强的民族，她的文化根底实则是一种道德哲学，没有上述关于“善恶关系”的辨证认识，“恶”被视为绝对的不合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是“防”，即将防范恶视为首要使命，置之于开拓善之上，因而中国文化的理想人格范型便是“道德仁者”形象，既富且仁，内圣外工，容不得丁点的恶（至少在其理论形态上是这样要求的），有恶劣情欲的人总是要遭到指责，得不到充分肯定，哪怕他是旷世奇才、时代英雄。
我们总是以道德的眼光（尺度）看待历史，显现出道德至上，道德本位的倾向，这在对待刘备和曹操的传统态度上得到鲜明集中的体现。中国文化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恶的情欲是没有历史地位的。道德至上、伦理主义的历史观，使中华民族向来无视“恶”的历史作用，从而否定悲剧人物邪恶性质的正面价值。因此，中国悲剧的主人公都是纯粹善良的绝对无辜的，其形象具有“雕塑型”，很少发展变化，性格比较单一，是静止不变的伦理实体（忠义化身或孝顺化身）。他们善良正直，品貌修好，是完美的好人，没有丝毫恶的因素，他们进入其中的悲剧冲突乃是“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少有西方悲剧人物自我的心灵分裂和灵魂厮杀，因为他们坚信自身是纯粹的善和绝对的无辜，不会感到自己既是无罪的，又是有罪的。霍布斯认为，人与人之间像狼，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质，西方文化张扬历史理性主义的历史观，肯定恶劣情欲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从而造成艺术对“邪恶”的接纳。西方悲剧主人公往往并不是纯粹善良的好人，而是带有“恶”的情欲，勇于开拓，敢于动作，为了自我的权利和合理性得到实现而不惜干犯他人的权利和合理性。卡斯忒尔维特尔说：“悲剧人物是一些心性高傲，意气风发，以自己的意志为法律，遇事不到衙门告状的人。”“喜剧人物则是一些善良的、胆小怕是的，遇事即到衙门告状的懦夫。”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人物是“不好不坏的人”，即是有好有坏，又好又坏的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特拉赫拉斯，正义凛然，与险恶的命运（人类和自然中的妖怪）搏斗，树立了悲壮的英雄形象，可就是这个希腊人无限崇仰的英雄，也曾在一夜之
间强奸了第斯庇乌斯的五十个女儿。这在中国文化的悲剧观念里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悲剧的主体特征是刚性的，中国悲剧的主体特征是柔性的：西方悲剧艺术张扬悲剧主人公恶劣的情欲、片面的人格。以及由致命倾向产生的悲剧精神，中国悲剧艺术肯定悲剧主人公善良的道德、完美的人格圆融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