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分税制财税改革出现的几点问题及政策建议
浅析分税制财税改革出现的
几点问题及政策建议
范大建
（新疆财经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２）
摘要：本文从阐述我国分税制财税改革后的现状入手，从法律层面、制度缺陷和经济诱因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分税制；财税改革；政策建议
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是建国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也是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实践证明这次财税改革初步规范了税收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与地方级政府的积极性，增强了税收的财政功能，促进了企业的公平竞争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税收收入已从１９９４年的５０００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４年的２５０００亿元（详见附表１），大大增强了宏观调控的财力供给，为建立公共财政构建了基本框架。经过十几年的运作，这种财税体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现，考虑到我国正处于过渡经济时期和经济体制上的特殊性，笔者针对现行财税体制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分析其成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一、分税制改革后出现的问题
１．税收法律依据不足，征收成本增加。
目前我国尚无统一规范的税收体系和税收法典，因此在整个税收体系建设中缺乏法律依据与操作规范，大部分现行是以国务院以暂行条例的形式颁布的行政法规，形成行政机关的既是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造成税收法律级次较低，政策朝令夕改而又常常抵触的被动局面。
改革后形成国、地税两套机构两班人马，人员编制的扩大带来了征纳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在农村，增设一个基层分局，光是固定资产投资就要十几万到数十万不等，但一些乡镇一年的财政就两三百万，税收的效率原则无从体现。
２．各级政府财政扩张，财力与事权不相称。
分税制后中央集中了近６０％的财政收入，地方征收财政收入只有４０％却要担负７０％财政支出；在经济转轨时期又伴随着决策权的分散化。其结果是地方政府的事
权及职责有了增加与扩展。在财权划分中上一级政府为保证本级财政收入进一步集中财力，加剧了下级财政收支的矛盾，在基层的政权乡（镇）政府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乡镇纷纷举债度日，或是拖欠各种应付款项，造成“白条”现象屡禁不止。
３．税收秩序易被扰乱，费挤税现象严重。
为了完成层层加码的财政收入任务，不少地方对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官员实行“一票否决”。在这种压力下，各级政府采取“鞭打快牛”的做法更加导致了税收制度的不稳定，造成政府维持不适当高税负而且企业维持低产量这一无效率的结果，不少地方采用税收“空转、引税、买税”的办法来完成财政收入的“命令性增长”。基层税务部门普遍征收“任务”税。在整个地方财政中形成费挤税，从而影响了征管体制改革的深化，加之我国纳税人法制观念和纳税意识淡薄，偷逃税现象十分普遍；滋长了少数税务人员贪赃枉法。
４．地方税源萎缩，税负公平受到质疑。
分税方案强调集中中央财力、强调隶属关系，影响一些地方形成合理的主体财源。一是工商税收的分成与税收返还方案，地方受益相对较小。二是现行分税制体制鼓励地方发展农业，地方可以得到的涉农税收也部分取消。三是个别税种的税收分配仍带有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行政区划性质。四是之后的税收政策加剧了财力向中央倾斜的力度。由于现行的分成比例造成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广大东部地区考虑着如何让企业充分用足税收优惠政策而藏富于民，西部地区则为年年递增的税收任务而发愁。这种征管压力不一就造成对分税制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二、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１．税收权限一般涉及税收的立法、执法（征管）与司法三权，并以立法权为核心，我国税收的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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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执法与司法、税收与征管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对税务机关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这种状态影响了税收法律的贯彻与执行，同时税收任务又弱化了税收的法律约束。分税制后分设机构征纳成本必然会提高，税务部门未能有效将征纳成本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首先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纳税人资料未达到有效共享；其次现行的征、管、查三分离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化下对税收管理的要求。在现实工作中管理分局只是扮演了一个催缴的角色，随着我国纳税人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稽查力度的加大，管理分局应逐步取消，其相应的职能应由市场中介机构来完成；再者，税务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打着加强基层建设的幌子扩大编制，增设基层单位，以便多发“帽子”解决由于人事垂直管理干部难以升迁这一难题，从而加大了征收成本。
２．财政分权并没有起到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作用，而是促进了政府规模扩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并不明确，经济性事务的划分则更为模糊，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在中央分成比例提高的情况下，与中央给予地方的事权相比，地方政府能够自主支配的收入远远不够。加之我国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庞杂，并且均衡拨款的转移支付力度过小，且采用“基数法”安排转移支付量。不但未能缩小地区收入水平差距，反而使之有所扩大。
３．分税制主要是税种的配置即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方税之间的比例构成及其内在联系。我国现行分税制虽初步确立了税种配置体系，但配置标准混乱，地方税体系脆弱，难以支撑地方财政运行；特别是县、乡级没有形成主体税种。政府间税收分配不科学，分税机制不稳定，导致税收秩序易被扰乱。其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各自都有集团化的利益，带有“经济人”的特征。随着政府财力日益分散，各级政府部门均凭借手中的职权，以种种名义收费、摊派、集资，形成游离于政府预算管理数额庞大的预算外资金及制度外资金。这不仅严重扭曲了政府间财政关系，降低其透明度，而且在肢解政府财政职能、削弱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导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目标偏离。
４．严格意义的分税制是通过直接划分税种和税率来划分税收收入的，其变更必须经法律程序实施，分税机制相对稳定。我国政府间税收分配实际考虑了基数、企业隶属关系等因素，因而缺乏稳定性和科学性。譬如，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只关心所属企业的各级政府，必然对其实施行政干预。而且行政隶属关系的易变性，形成了交叉征收，常常导致政府间税收收入的不稳定，甚至抑制地方政府培植财源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为自身需要形成“保地方企业”的意识，这种保护落后的思想也制约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经济因素在决定税收特征上具有基础性作用。其中税收负担主要由经济结构决定，我国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现行的分城市、农村税收制度，造成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其次是财税体制是决定税收特征的另一重要因素，现行的财税制度造成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平衡；最后是税收征收管理水平也直接决定着税收的基本特征，现行的征管体制中的漏洞造成不同税种、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平衡。
三、建议采取的相应对策
１．要减少税收成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信息化是一条必经之路，《税收征管法》明确提出国家加强各级税务机关的信息化建设，金税工程等一系列信息化平台的建立将逐步形成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模式；借鉴国外的经验，积极构建纳税人服务体系，逐步取消管理分局的设置，发展税务代理制度，增加为纳税人服务方式，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完善纳税人权利的救济制度、税务复议制度和税务赔偿制度。民主办税，实行“双向”监督；加强税收征管队伍建设，确保税务人员准确执法。各级税务机关教育和督促广大税务干部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
根据地方性税源特点，适度扩大地方立法机构的税收立法权，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引导地方税收立法，地方制定的地方税收法规应一律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２．明确事权、财权。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方向，在适度简化政府层级的前提下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改进和完善自上而下的财力转移支付制度。根据区域性原则的要求，公共产品收益范围是全体国民的，应由中央财政负责；涉及省级资源配置和区域受益范围的公共品划归省级财政负责。并根据省、市、县、乡分级体制，实行层次化管理。受益区域交叉的经济管理事权，如具有“外部效应”、跨区域的公共项目，由受益区域内的各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同时加大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地方政府事权。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实施撤乡并镇，查实地方财政收入重新核定上解基数，抓紧消化地方财政收入中积累的水分。最后在改革地方政府的同时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并将其职能放于地方治理的广阔背景下思考，严格区分其供应和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功能，理清财权与事权。
３．修正分税机制，规范税权分配，优化税种归属。其中，增值税、公司所得税、资源税等构成中央主体税种；营业税构成省级地方主体税种，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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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车船税等财产税及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构成县、乡地方主体税种。并适时开征燃油税、环境保护税、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作为地方税的辅助税种；将个人所得税及待开征的社会保障税设为共享税。
中央财政通过规范的分税机制掌握了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的同时，应逐步取消税收返还等补助形式，扩大转移支付规模；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准确判断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整体水平和地区分布状况。估算纳税能力总体水平和地区分布，得到包含税制和经济结构影响的税源规模、潜在税收总量及其地区分布状况。进行准确的收入预测并制订相应的税收计划。编制财政预算，首先由下级地方政府根据客观实际合理确定收支规模，向上逐级编报预算草案备案。财政收支决算结果不应作为“一票否决”地方政府负责人的考核成绩。通过税费改革，使正税、规费、使用者费和必要的集资都各行其道分流归位。
４．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扩大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加快实现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加大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培育小税种，积极推进城乡税制的统一，努力实现不同税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税负的公平。
税收的增长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增长，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消除各种体制和机制对经济发展和增长所形成的障碍。积极稳妥地发展地方经济，尤其是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培育地方财源新的增长点；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各类收费规范、调整为正种。此外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政府依赖的主要税源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同省份的优势税收收入中央可采取
不同的分享方案。在地方财税改革的同时将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和地方债的问题一并纳入，在推动地方经济发
展的角度下通盘考虑，既要促进地方财力的增长又要积极防范财务风险。
参考文献：
［１］詹姆斯Ｍ 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 １０月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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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税收报告２００２－２００３．中国财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 月１版
［４］ Ｒｏｎａｌｄ Ｊ．Ｏａｋｅｒｓｏｎ 著．万鹏飞译．治理地方公共经济．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１版
作者简介：范大建，新疆财经学院财政系２００４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财政。
（上接第９２页）府必须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业投入力度，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目前，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粮食生产成本较高，一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４０％，竞争力较弱。面对入世带来的压力，政府必须充分运用ＷＴＯ的原则，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投入。一是真正落实投入政策。各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按照《农业法》有关要求，使地方财政支农投资增长幅度不低于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逐步提高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使其达到１０％以上。
［注］：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２００５年立项支助项目《市场经济条件下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对策研究》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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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导波，湖南商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市场经济。
分税制起源及改革措施
北方民族大学 公共经济学结课作业浅论分税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 学院：管理学院 姓名：大伟哥 班级：公共管理X班 学号：20099999 2011年11月11日
浅论分税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 一、分税制的历史起源 1980年代，中国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沿海省份由点到线开始全面发展经济，地方和中央采用包税制。包税制的实质是“包盈不包亏”，地方财政每年仅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部分地方采用减免企业税收的方式，截留经济发展成果，藏富于企，加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通货膨胀，造成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的现象。期间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都大约是二三十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迅速下降，形成建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弱中央”状态。中央财力不够，国防建设、国家的基础性投入均面临严重的经费匮乏状态。分税制改革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又称为“分税制”改革。以朱镕基副总理为主导，刘仲藜以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财税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身份，正式开始了分税制改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税收分配制度及税收结构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 二、主要内容 概括来说，其主要内容为： 1、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如产品税），代之以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征收增值税和规范消费税。 2、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财源。 3、为了保护个省市（特别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财税制度。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分配关系的规范方法。大致作法是：按税种划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财力实施宏观调控；中央和地方分设税务机构，分别征税；有一套科学、完整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支付制度。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在短期内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理想模式还缺乏必要条件。只能循序渐近，逐步到位。分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
浅析当代中国税收
浅析当代中国税收 作者：伍梁京 引言：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工具，也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分配手段，税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维持在百分之90以上，但是基于中国特定的政治法律环境，作为财产的再次分配呈现出诸多不公平的现象，凸显政府企业个人的三方博弈，在此浅析一下中国当代各大税种的现状和问题。一：增值税理应取消 增值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增值税收与缴纳之间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增值税起源于法国，当时法国财政收入流转税依赖营业税不仅课税面狭窄而且存在重复增税的问题，导致无法形成有效的财政收入并且偷漏税严重，因此在税改的基础上引入了增值税的概念，增值税本质上属于财产税间接税，转嫁性强，征收与否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争议课题。我国从1979年在部分城市试点增值税，93年实行增值税全面改革，采纳消费性增值税，由于增值税是对产品增值额增税，消费性增值税允许扣除生产资料和用于成产经营的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也就是说这类增值税课税对象不包括生产资料部分，仅限于当期生产销售的所有消费品。谈到上述两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成为第一大税种，比例维持在60%上下，作为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重要来源【增值税在分税制改革实行共享税，中央享受75%，地方享受25%】，但是随着入世以来中国企业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其他税种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逐年增加，况且除了税收以外，国家财政收入的其他来源，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等。因此，对于转嫁税本应作为附加调节税却成为我国第一大税种，本身的不合理性再加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更添加了不光色彩，严重损伤了消费者的利益，作为弱势群体的一方，以及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散，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局面下不得不提出取消增值税的这个构想，再次我从几个方面论证我的大胆构想。第一，增值税真正的缴纳者？众所周知，增值税是基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及进口货物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流转税，纳税人主要是从事生产销售活动的企业，企业是纳税人，由于普遍我们消费者的税收意识不强，我们总以为增值税是企业缴纳的，跟我们消费者无关，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前文所述，增值税具有转嫁性，也就是企业将税负以成本的方式转嫁给我们消费者，我们是真正的纳税人，换句话说是一个终端产品的增值的一部分收益归企业，另一部分税收在分配的形式归国家，承担税负的就是我们消费者，前文所述我们采纳的是消费性增值税，对于企业经营的生产性资料是允许抵扣的，所以企业几乎没有增值税的负担。增值税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是我们个人税负的最大负担，而非个人所得税，下文我将探讨个税的问题。第二，发票真的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吗？我想一个小学生都知道买东西索取发票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开发票就会导致商家或者企业偷逃税款，可索取发票了真的可以维护我们
分税制改革背景
一、中国税收制度历史： 解放初期：中央对地方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 80s中期至90S中期的：财政包干制度 1994年至今：分税制 二：财政包干制度：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划分收支和税种： 它按照企业和事业的隶属关系，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支出彻底分开，明确各自的收支范围，并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按照属地征收的原则划分流转税 收入： 地方：地方所辖企业收入、盐税、农牧业税、工商所得税、地方税收入归地方，工商税则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调剂收入。 中央：中央所属企业的收入、关税收入归中央 支出： 财政 制度 东部和中西部的 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 政府和企业的关 系
中央：中央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企业的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国防战备费，对外援助资金，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以及中央级农、林、水利，气象、工业、交通、商业、文教、卫生、体育、科研等事业费，均属中央财政支出地方： 分级包干： 由于各省情况差别很大,中央政府对全国37个下辖财政单位(包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一些计划单列市)实行六类不同的包干办： “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缴额递增包干”、“定额上缴”和“定额补助” 收入递增包干：以1987年决算收入和地方应得的支出财力为基础，参照各地近几年的收入增长情况，确定地方收入递增率和留成、上缴比例。在递增率以内的收入，按确定的留成、上缴比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超过递增率的收入，全部留给地方；收入达不到递增率，影响上缴中央的部分，由地方用自有财力补足。 三、影响： （一）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同时由于乡镇企业隶属于地方政府管辖,所以乡镇企业的税收不但几乎全部落入地方政府之手。 （二）中央财政增长缓慢，“两个比重”不增反降，影响经济发展。 “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 1979年第一个比重为28. 4%,到1993年已经下降为12. 6%;第二个比重也由1979年的46. 8%下降为1993年的31. 6%,中央财政不但要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维持平衡。（三）地方财政实力大于中央财政实力，所谓的“国家”能力受到影响。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下中央与地方财政间的平衡关系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经济0901 魏光继关键词：分税制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税源差异联系 引语：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正蓬勃发展。“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思想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我国借鉴西方发达国 家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特殊的国情，制定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然 而，一个制度的制定到实施并然存在曲折性，受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环境等诸 多方面的影响。那么，本文就将针对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展开讨论。 正文： 一：分税制的定义 首先介绍一下分税制的定义：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一种财政 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 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 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 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分税制的真正涵义在于中央与地方财政自收自支、自求平衡。当今世界上，实行 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一般都实行了分税制。至于实行什么模式的 分税制，则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政治历史、经济体制、以及各自遵循的经济理论。我 国正在推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不够彻底和完善，但是， 把过去实行的财政大包干管理体制改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初步理顺了国家与 地方的关系，而且调整了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 国际上的分税制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分权为主的分税制，这种类型以德国、 原南斯拉夫为代表。另一种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分税制。这种类型以美国、日本为 代表。两者各具特色。而我国现行的分税制又有何不同呢？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 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 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 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 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其特点主要是： 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 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一般来说，不可能把大税种划为 地方税。但由于地方税不仅对法人(公司、企业)征收，而且更多的是对个人征收，所以， 税源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纳税人手中；又由于地方税征收范围面小，税源不厚，所以收 入零星；由于地方税税种小而多，所以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到所有单位和个人。
营改增的原因及背景分析
营改增的背景： （一）在我国的现行税制体系中，并行着两个一般流转税税种即增值税和营业税。前者主要适用于制造业，后者主要适用于服务业，两税种在税收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尽管可以在税制设计上按照彼此照应、相互协调的原则来确定税负水平，但在实际运行中，两个税种一直难免税负失衡。前者不存在重复征税现象，因而税负相对较轻。后者则有重复征税现象，因而税负相对较重，由此而造成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税负水平差异，以及在整个流转环节中的重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分立并行日渐显现出内在不合理和缺陷。 （二）原有税制重复征税现象严重，造成增值税链条中断。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且无法抵扣，不可避免地会对原营业税单位导致重复征税。而对现行增值税单位，由于在购进服务环节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无进项可抵扣，最终导致对未增值部分也要缴纳增值税，这与增值税自身定义相违背。 （三）原有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发展。从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将我国大部分第三产业排除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之外，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无疑是政府探索改革的积极信号的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并立打破了商品和劳务流转课税方式的统一性，进而形成了不公平课税格局。其表现有两点：一是抵扣链条中断，人为加重部分行业税负。二是人为造成进项税额抵扣不完整。从本质上来说，增值税扩围改革主要目的是避免重复征税，理顺经济关系。现行营业税的弊端很明显，即重复征税 自2012年1月1日上海启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以来，“营改增”已经在全国12个省市快速推进。伴随着“营改增”范围的不断扩大，营业税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分税制改革(2)
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和 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借以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的 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模式。我国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已近10年，其改革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市场经济下的分权原则，划分各级政 府的职责，初步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二是较大幅度提 高了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加了全国性基础设施和公共 工程投入，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和部分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但是，分税制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却也不容忽视，亟待解决。 一、税权划分不明确、不合理 多年来，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一直没有界定清楚，政府包揽太多的状况 始终没有改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也划分不清。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是 划分收入，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尚不 明确的条件下实施的，因而税权划分不明确、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过分强调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而没有兼顾地方政府的利益，造 成税权过于统一；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立法权，税收的灵活性受到抑制，致使地方“费挤税”现象严重，分配秩序十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税权划分体系在运行中所暴露的缺陷不断增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分税制使基层政府财源缩减，只能把筹资目光集中于农业。分税制改 革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把一些原来由地方财政支配的收入划 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在这一制度 安排下，基层政府为了自身收入的稳定，就把筹集收入的关注点由 1994年以前的偏向工业，部分地转向了农业。但是，规范的农业税数 量是有限的，难以提供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处于财政级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重整税收结构后,增值税和营业税并重成为流转税的两大重要税种,且这个时间段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2004年7月1日期,消费型增值税在东北三省的石油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八大行业试点征收;2007年7月1日,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的采掘业、电力业等八大行业也被纳入试点范围;2008年7月1日,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个盟市以及泣川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地区;2009年1月1日,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取代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断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消费型增值税在经济活动中的益处不断展现,反观营业税变动不大,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经济的发展。 转型后的增值税能够有效消除重复征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分工,而这正是目前交通运输业在发展中所欠缺的。并且交通运输业本身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制造业之后另一重要环节,涉及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众多企业与交通运输业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原材料、产成品的运输均靠交通运输,各企业外购交通运输服务的规模不断壮大。可以认为,国民经济中的各部分都离不开交通运输业,包括经济资源要素的开发、运输以及配置等,因此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关联度极高。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也对与之配套的交通运输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促使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因此,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必然是未来的趋势。首先应在税制上,对交通运输进行改革,使其缴纳更符合实际需求的增值税,并且结构性减税,可以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2012年1月1日,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先在上海试点。根据《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11%,对交通运输辅助业(包括仓储、港口、机场等)以6%征收增值税。目前试点范围已经逐渐至北京、天津、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8省市,并且有望在两年内推广至全国。可以说上海的试点走出了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的第一步,后来的试点正是根据上海试点情况不断修订政策。因此,此次针对上海交通运输业试点方案的解析是非常必要的。 1.1.2研究意义
分税制改革历程
最近，有传言称地税与国税人员的分流合并工作将于全国“两会”后启动，关于地税与国税拆分合并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给一位刚到财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的财长是王丙乾。这位工作人员说，每年财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没有钱给地方。王丙乾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图为王丙乾） 财政会变成了“募捐”会。一些财政厅厅长却对王丙乾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做财长非常可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图为王丙乾）
“反目”有没有道理？有！比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包干“契约”，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 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配图）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要地方“作贡献”。（配图）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锅。因此，财政会议上“罗圈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裕地区。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一开就是半个多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下的会议。（配图）
对中国当前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十大成效分析
关键词：分税制财政体制体制改革十大成效 （一）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财政经济实力迅 速增强，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加之税收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结构的 变化，全国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支水平均较低，“两个比重”逐年下降。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公共品供求缺口不断拉大、且显性化，财政 收入相对量的下降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及其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范围过宽的矛盾，使得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和县级财政一直处于“紧运行”状态。改革 开放以来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连续实行了十几年的财 政包干制，又形成了较为明确具体、稳定的地方既得利益，加之中央财力拮据，中央政府均衡地区财政经济发展差距的能力较弱、阻力较大。由于长期计划体 制下形成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合理、不规范、不稳定的责权关系一时难以划 分清楚，也制约了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力度。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制建 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作用范围及 作用方式、收支规模与结构等也需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重新定位，作 为中国政府间公共财政关系制度化表现形式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应从这一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在上述条件下进行分税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只能采取渐进式策略，先构造起分税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在运行中再根据制约 财政体制的各种因素的变化逐步完善，以降低或“分期摊销”改革成本，减轻 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震荡。1994年推出并已运行了4年的分税制改革方案，以划分支出、划分收入、分设税务机构，实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为主要内容，初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 改革了包干体制下多种体制形式并存的不规范、不统一、不协调的状况，为理 顺政府间责权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 （二）增强了政府财政筹资功能，明显遏制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滑的趋势 分税制主要按税种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源，并分设国税局和地 税局两套税收征管机构，分征分管，硬化了政府间资金上解、下拨的预算约束 关系，在划定的支出责任、税源、税权范围内，各级政府当家理财、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压力和动力明显增强，提高了地方政府开辟财源及征税的努力程度，减少了税源流失，增强了财政的筹资功能，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幅下滑 的势头得到了遏制，扭转了财政收入长期低于GDP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被动局面。 （三）调动了地方政府培养和开辟财源、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增强了地方财政 经济的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能力 分税制改革是按照“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渐进式原则推行的，原属地 方支柱财源的“两税”划作中央收入或共享收入后，采取了税收返还的形式， 确保地方既得利益不受影响。具体操作办法是，以1993年为基数，按实施分税制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数额，确定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因此，1993年 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当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大都在30％以上，超过
浅谈分税制改革与土地财权
浅谈分税制改革与土地财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挽救了当时垂危的中央财政，改变了“弱中央”的状态，是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革，搭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必须看到，该体制为种种条件所制约，带有过渡色彩，留下不少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趋于明朗化，对地方财政运转的不良影响日渐突出。”贾康教授这样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分税制渐渐显出它的力不从心，甚至是某些弊端。比如对地方财政运转的不良影响，比如转移支付制度的不规范和随之而来的乡镇财政困窘，比如在当前过多的政府层级下地方与中央之间事权与财权的博弈……而1998 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城镇住房市场持续高速发展，住房价格持续上涨，中国城镇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对其解释也很多，包括房地产业结构，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政府垄断土地供给等，但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1994 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财政集权效应。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将“财权上移、事权留置”，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如中央财政收入占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993年的2210%上升到了2004年的5419%,而地方财政收入占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比例则相应下降,由1993年的7810%下降到了2004年的4511%。与此相对应的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1994年以后地政府财政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维持在改革前的70%左右,而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重则仍稳定在30%左右。表明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在更多地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同时,财政支出负担却仍然留给了地方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的一些财政支出项目,如社会保险支 出(包括退休养老金、失业救济、困难补助和最低生活保障)的规模日益增大。在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和救济几乎总是由中央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基层的政府超负荷负担。 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困难而产生了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以各种方式推高房价，增加建筑业税和房地产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房地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由于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多，产业涉及面广，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重要产业。同时，伴随着房地产投资、消费的过快增长，房价日渐攀升，飞涨的房价已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可能成为社会和谐进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隐患。本文着重从分税制这一制度层面，进一步分析房价增长背后的制度问题。 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许多学者提出了丰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分税制改革和土地财政的形成。华伟、艾华（2007），孔善广（2007）和周飞舟（2006）认为我国实行财政分税制，在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央政府承担的相对义务大幅减少，地方政府则承担了过重的财政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必然会扩大财源，追求GDP 的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在土地和城市建设中获取“土地财政”。 二是土地财政与房价的关系。宫汝凯（2012），张涛（2009）和何苗（2015）认为较高的房价水平总是与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较高的财政分权度又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回归分析显示分税制的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现有财税体制下，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对住宅价格有正向影响。 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学者基本上形成了两个结论：分税制改革是
引发土地财政的形成的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分税制背景下的土地财政是推动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已有研究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逐年增大，房价逐渐趋于平稳，进一步研究分税制改革背景下的土地财政与房价关系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1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分析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要求按照税种实现“三分”：即分权、分税、分管。所以，分税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有效的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通过划分税权，将税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有时还有共享税）两大税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主要有四个特点：分税、分权、分机构和转移支付。分税制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并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质是财政集权的过程，它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权）分配格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11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巨大变化 查阅1978—2014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判断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变化可知：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1978年的85%，逐步回落到近几年的50%附近，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53%，上升
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及改革思考
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及改革思考 一、研究背景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称为“中国改革历程中的经典之作”，它结束了之前财政体制摇摆不定的局面，其框架和规则延续至今。但二十年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现实变化，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比如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而新一届政府正在力推的“营改增”改革，被普遍认为将倒逼分税制改革。 二、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现状 (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 数据显示，2013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为48019.9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19272亿元，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比为40.26%。即地方每支出1元，有4毛来自中央拨款。2014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为51874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预算的69.3%。 (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结构 目前，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方式主要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两种类型。一般性转移支付其主要功能在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体现中央政策导向，主要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农”等公共服务领域。2013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为24538.35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56%，其绝对额及所占比例均呈上升趋势。 三、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
目前，转移支付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事权划分不够明确，财政支出范围界限尚不够清晰。划分“财权”最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划分“事权”，而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恰恰是在对政府“事权”及支出范围没有进行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范围存在重叠、模糊和缺漏之处。 第二，财政转移支付种类过多，转移支付结构不尽合理。我国出台新的重大政策时，特别是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时，往往会对财力相对困难的省市相应的转移支付补助，造成转移支付种类众多。此现象造成年终中央与地方结算时，手续繁杂，制度不规范。 第三，财政转移支付监督机制不够健全，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制约。当补助资金到达地方后，地方政府支配资金随意性较大，往往不能充分贯彻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所表达的政策意图，特别是当支出偏好不一致时，挪用资金的情况便时有发生。 第四，转移支付制度性的改革缺乏法律的支撑和约束。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晰、转移支付资金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随意、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规模不确定等等，皆由此造成。 第五，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完善。许多地方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没按分税制改革要求去规范，地方各级财政尚未建立起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本级收入和上级财政补助稳定可靠、自求平衡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各省辖区内的地区间财力差异依然较大。 四、改革和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思考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效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效 （1）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 （2）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3）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 （四）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考试内容：理解和掌握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 1.科学界定政府职能，调整财政供给范围 （1）财政必须为国家机器的正
常运转提供充分的财力保障。 （2）财政要不断增加对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的开支。 （3）财政要重视发挥收入再分配作用，保证地区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均衡发展。 （4）强化财政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 （5）规范财政补贴范围。 2.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界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 根据市场基础原则、效率原则、分级管理原则等要求，中央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大致可分为三
类： （1）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公共支出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的社会事务，经费由中央财政安排，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各类行政机构和少数由中央政府负责的社会公共事业支出； （2）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社会事务，经费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如一些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统计等公共福利事业； （3）中央负有间接责任，但应通过地方政府具体负责实施的社会事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
3.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例题1·多选题】下列属于科学界定政府职能，调整财政供给范围的内容的是（）。 A.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充分的财力保障 B.规范财政补贴范围 C.强化财政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加大对一般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力度 D.重视发挥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E.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的开支应以财政供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及建议
财政学论文系别数学与统计学院专业名称金融学 班级学号5121233 学生姓名刘星兰 指导教师刘喆 2015年1月5日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及建议 财政体制作为确定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是政府制定和实施财 政政策的重要体制依托，并对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政府运作效率有着深刻影 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伴随着各个历史阶段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 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总体的改革取向是由集权逐步走向分权#在建国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施的是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从第一个五 年计划开始，逐步过渡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后，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分级包干”财政体制。从 1994 年 1月 1日起，中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 体制改革。从 1994年运行至今，分税制财政体制显现出良好的经济与政策效应，基本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形势 的变化，既有财政体制也显现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一、1994 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及之后的调整与规范 1994年分税制改革通过以事权划分为基础界定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 按税种的归属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范围，分设国税与地税机构，建立中央对 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以及实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妥善处理原体制补助 与上解事项，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级财政体制。1994年以后，中央依据体制运行状况和宏观调控的需要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格局、建立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以及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等方面对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 了多次调整与规范。 1、1994年后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的主要调整与变动 (1) 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分享比例 (2) 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 (3) 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出口退税共同负担机制 （4) 成品油税费改革 （5) 其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调整 2、1994 年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完 善 (1) 税收返还制度的发展与规范 (2)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3) 1994年后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与规范
浅谈中国税制改革
浅谈中国税制改革 姓名：任远班级：经济1221 专业：经济学学号：120112006 摘要：税制改革是通过税制设计和税制结构的边际改变来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税制改革可能有很多形式，既有税率、纳税档次、起征点或免征额的升降和税基的变化，又有新税种的出台和旧税种的废弃，还有税种搭配组合的变化。本文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来的税制改革进行分析，以解析出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 引言：“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税收无处不在，通俗说，就是当一个人还在妈妈肚子里一直到入土为安的那一刻，税收始终与之相伴一生。稅收制度自最早的西周“市场税收”源起，经过2000多年的不断演变发展，依然延续至今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国家社会发展和人员的进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论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否其最终的用途都是一个重头戏，国家如何运用税收收上来的钱才是民众所看重的。所以如何让税收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的和谐的发展提供一个环境，如何让税收为经济主体的公平有序竞争提供一个稳定的氛围，如何促进社会的公平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层面的优化与改革是我国税收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正文： 1.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 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各地税收制度很不统一。在一些老解放区，仍沿用革命根据地时期各自制定的征税制度。在新解放区，为了及时开展城市税收工作，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则，除了将旧政权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征税规定加以废除外，一般暂时沿用旧税法。因此，当时全国各地实行的税种不统一，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别也非常大。如面粉税，东北为8%，华东为25%；卷烟税，华东为40%，华北为10%，东北为60%；烟叶在华北不征税，而华东、中南都要征税。至于各地区的完税凭证和管理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很不适应。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讨论研究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和加强税务工作。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于1950年1月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了统一全国税收的要求，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立法权限，提出了加强税收工作的制度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这标志着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迅速建立起来。 随着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城市工商税收收入也开始迅速增长。1950年上半年就达到了与公粮收入相等的地步，完全改变了以往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村公粮收入的局面。1950年6月，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了工商税收，简化合并了一部分税种、税目，调整了部分税率，改进了征收方法，并在调整的基础上修正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同时由财政部公布了这些暂行条例的施行细则，从而使我国新的工商税收制度逐步趋于完备。
(完整版)浅谈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浅谈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分税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府间财政分配管理体制。我国于1994年开始以分权、分税、分级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分税制改革。 1992年财政部选择了天津、辽宁、沈阳、大连、浙江、青岛、武汉、重庆和新疆等九个地区进行了分税制试点，为全面推行分税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作了必要的前期准备。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根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来确定相应的支出范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基本沿用原有规定：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2)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3)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为保证地方现有既得利益，减少改革阻力，采用渐近策略：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以1993年为基期核定，1993年中央净上划收入全额返还地方，并以此作为今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
(4)改革中央与地方结算办法。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简化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但基本上不触动地方既得利益。 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两个比重逐年提高,同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积极性。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至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相应的问题，要使其在我国继续健康发展下去，必须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剖析并找到解决之道。 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划分不合理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模式的要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应有一个明确的分工，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及服务。实施分税制以来，财力层层上移，中央财政实力得到显著加强，而事权却层层下移，基层政府（尤其是省级以下政府）要承担的事务性工作越来越多。由于行政权力的垂直集权，往往出现上级出政策，下级出钱的情况，中央将所应承担的政策负担转移到地方，同样的，在省级政府及其以下的各级政府之间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县乡基层政府承担了与其财力不相匹配的事权。同时，由于基层财政增长缓慢，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支出要求的增长速度，基层政府只能通过借债履行其职能，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无论是相对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还是在更为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基础，提高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十余年来的平稳运行和从容调控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作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渐进改革方案，随着实践的进展和矛盾的累积，体制不完善之处也不容忽视。 支出调控能力仍有较大差距 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彻底扭转了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长期被动的局面，但财权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事权关系也同时得到理顺，通过支出体现的调控能力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一是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偏低。 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的规模平均达到了GDP的40%左右，中东欧等转轨国家2000年分别平均达到了42%和33%。我国财政总支出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呈下滑趋势，分税制改革后这一趋势得到扭转，但直到现在这一比例也只有20%多一点。二是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达到了60%以上，一些转轨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也达到了60%。我国中央政府占总支出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如果持续保持这种低水平的国家总财力和中央政府相对财力，就会在国家财政能力和实际需求之间出现比较大的缺口。三是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不少地方为平衡财政收支，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把某些财政职能转移到其他政府部门，力求避免财政体制对地方财力的制约。这些被外移的财政职能和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威相结合，缺乏必要的财政监督，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规模急剧膨胀。 省以下财政体制有两大矛盾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规范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未作明确规定。由此产生两个矛盾：一是财政收支矛盾随体制运行而越来越集中于基层县和乡，一些正常性支出无法得到保证。财力集中缺乏划分税种的规范性，财权上收缺乏事权调整相配套，使县、乡两级支出基数和支出刚性增大，从而产生了省以下体制的矛盾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不对称问题。二是基层财政矛盾已呈现向中央财政集中的趋势，逐渐形成支出的倒逼机制。在省以下体制无力自行调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不得不在工资性支出、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实施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中央财政收入与实际可用财力之间的矛盾。在转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各地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巨大不平衡，分税制后省际间财力调剂和省内县际间财力调剂的压力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与1995年转移支付制度刚实施时相比，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结构中，各种应急性的专项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已取代税收返还等存量部分居第一位。在这些专项转移支付在财权、事权关系不规范的情况下，它的迅速增加可能使财力增量部分的支出安排脱离分税原则和财权、事权的匹配关系，重新陷入界定不清的状态。 政府行政级次需要调整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 我国分税制概况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一)我国分税制的内容 我国分税制按照征收管理权和税款支配权标准划分，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中央财政的税种，属于中央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地方财政固定收入的税种，属于地方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方式分享的税种，属于共享税。 (二)我国分税制的特点 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 一般来说，不可能把大税种划为地方税。但由于地方税不仅对法人(公司、企业)征收，而且更多的是对个人征收，所以，税源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纳税人手中；又由于地方税征收范围面小，税源不厚，所以收入零星；由于地方税税种小而多，所以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到所有单位和个人。 第二，部分税种的征收管理权归地方。地方政府对地方税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决定开征、停征、减征税、免税，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这是地方税的主要特点。由于赋予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限，从而既能合理照顾地方利益，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不致于影响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物价。因为地方税一般均属于对财产(不动产)、对行为和部分所得以及不涉及全面性商品流通的经济交易课征，所以，即使各地执行不一致，也不影响全局。 第三，税款收入归地方。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力完全集中于中央或过多地分散于地方，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在保证中央财政需要的同时，给地方一定规模的财力及适当的支配权，方能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实行分税制，建立中央与地方相对独立的分级财政，给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加强文化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就成为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目前的分税制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地区差距很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