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时评

“高龄农民工”靠什么老有所依

历史的欠账，不能让历史去还，只能从当下想办法。这关乎基本的代际公平，也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后劲

他们为城市建设奉献了青春与汗水，却未必有可靠的保障，年近退休，还常常在做重体力活儿……日前发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到17%，总数超过4600万，而40

岁以上的将近1.2亿。

“上有老、下有小”，强度大、收入低，风险高、保障少，是这些“高龄农民工”共同的境遇。无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看，还是从“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的现实需要看，都有充分的理由改变他们的境遇、保障他们的权益，让高龄农民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是什么造成了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局？

一则，是历史的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确实经历了一个过程。比如，第一代农民工中的不少人，上世纪90年代随着打工大潮南下、进城，可直到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大部分才开始被纳入社会保障网。这意味着，年近退休年龄的农民工里，很多人不满15年缴费年限，无法领取养老金。未富先老，是这部分群体养老焦虑的社会大背景。

二则，是现实的困境。有专家计算，各类保险的缴费率超过40%，不少企业因不愿或难以承受这个压力，而没有给予农民工到位的权益保障。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不仅“议价”能力有限，还面临异地转移的困难。折腾一圈下来，拿到手的可能还没缴的多，更解决不了眼下缺钱的心慌。于是，不少人被迫选择中断社保，甚至弃保。本来多缴多得的制度设计，就这样成了“能少缴就少缴”的无奈选择。

历史的欠账，不能让历史去还，只能从当下想办法。这关乎基本的代际公平，也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后劲。道理很简单，抗住经济下行压力，终究要靠实业；而振兴实业，终究要靠工人、靠千千万万农民工。倘若高龄农民工们长期行走在社会保障的边缘，势必拉大贫富差距、产生阶层隔阂。反过来，切实增进其当期收入与未来的保障，必将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动力。

如何应对？从技术层面讲，一方面要适当调整社保缴费的费率，降低异地对接的门槛，打破城里打工的职工险与家乡养老的居民险的界限，共同增进企业与农民工缴费养老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对应缴不缴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让农民工维权的腰板硬起来，真正成为主人翁、主力军。

往深里说，高龄农民工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城乡的差距、劳资的矛盾。当前，城镇化率已达54.77%，可农民工及其家属仍难享受均等服务；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跑赢GDP，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仍是一些人的无奈之选。城乡发展一体化任重道远，让农民工分享红利、收获实惠，像城里人一样把根扎下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高龄农民工的境遇，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要“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只有按照这样的要求，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我们才能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成果的障碍，让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让中国梦在普通人的生命中充实起来、延展开来。

2青年，创新时代的晴雨表

深化改革释放的利益空间与发展空间，正向创新创业的年轻人招手，这是他们即将赢得的美好未来

又逢五四。96年前，内忧外患的华夏古国，俯下身来，惊愕地倾听来自青年的呐喊。三千年未有之时代变局，从陈独秀、毛泽东等青年的手中脱胎换骨，迎来青春的新生。

今天，时代故事的主角，再一次选中青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有着伟大的目标，年轻人“生逢其时、责任重大”；“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

很少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让青年当之无愧地成为创新创业辽阔舞台上跃跃欲试的主角。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潮流，将无数青年推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将从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通过互联网、通过大数据、通过“云端”，推向中国，更推向世界。

对年轻人来说，只要有一台联通世界的网络终端在手，一切皆有可能。在互联网上云中漫步，有志不在年高，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有敏锐的眼光、创新的点子，不管你出身如何、背景怎样，这个时代都敞开怀抱，容纳你的梦想。

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20岁到40岁的网民最多，核心群体是20多岁的年轻人。网络上，遍地英雄下夕烟，风流人物尽少年。丁磊26岁创办网易，马化腾27岁创办腾讯，张朝阳32岁创办搜狐，马云35岁创办阿里巴巴……青年是网络的主体，这些“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也必然是“互联网+”的浪潮中创新创业的主体。

创新创业离不开互联网，但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领域。在许多类似“车库咖啡馆”“众创空间”的地方，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激发出许多奇思妙想，并付诸实践，甚至以研发的产品带动了市场的需求。“高手在民间，破茧就成蝶”，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离不开最先拥抱新事物、最早打破旧定势的青年。

天宽地广，对这一代中国青年来说，只要充分抓住机遇，就可能冲上时代的前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声势夺人，激发市场活力的力度前所未有，草根创业的空间之大，也是前所未有。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一年来，全国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达到383万多户，同比增长49.83％，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青年。在一个大众创业的时代，青年人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创新就是改革，创业就是爱国。

国家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正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经济转型，不惜壮士断腕，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扬弃固步自封，拓展梦想空间——深化改革释放的利益空间与发展空间，正向创新创业的年轻人招手，这为他们赢得了美好未来，也因他们而即将创造更美好未来。反腐让风气为之一新，松绑让创新没有负担，年轻人可以不必千军万马同挤国考，不必以职位高低论英雄，让每一个勇于奋斗的青年人，都能在创新创业的市场弄潮，成最新事业、建不世之功。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在一个创新和改革紧密相联的时代，最具创新活力的青年，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这是青年的力量，也是中国的未来。

3从尼泊尔强震看“中国行动”

“中国行动”是人道主义情怀最质朴的体现，也是中国价值最真挚的释放

“众神之国”尼泊尔遭遇的灾难，牵动着世界的心。8.1级强烈地震，黯淡了雪山蓝天间闪耀着阳光的屋顶，也黯淡了高山之国里人们纯真的眼眸。“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共克时艰、战胜灾害”，习近平主席第一时间发出的慰问电，代表着每一个心怀善念关注斯土斯民者的心声。而第一时间，对地震波及的西藏受灾地区展开全力以赴的

抗震抢险；第一时间，相关部门积极调配运力前往尼泊尔接回我滞留游客，快速有力的行动，更让受灾同胞感受到祖国力量。

就在4月20日，我们刚刚纪念了芦山地震两周年；马上进入5月，接踵而来的就是汶川地震七年祭。从汶川、玉树，到芦山、鲁甸，人们心中的伤口虽已不再流血，但疤痕却仍未淡去。这无疑让更多人对于邻国发生的灾难有着强烈的“切身感”，祈愿那不断更新的伤亡数字不再上升。更何况，在尼泊尔已有20多个同胞因之遇难，而一山之隔的西藏震感强烈，损失也很严重，数十人死亡受伤，20多万人不同程度受灾。

这样的感同身受，也正在化为“中国行动”。在西藏，318国道路段加速抢通，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灾区，一系列迅速而有效的措施，温暖着受灾藏民的心。这样的“中国温度”还在跨越国界，给无数尼泊尔人送去关心、支持、行动。在加德满都开了家“中华面馆”的四川人李亮，地震后在损毁的面馆里，熬好稀饭等免费发放。这种“最中国”的食物，或许能让身处困顿中的人们从胃温暖到心。在国内，媒体密切关注尼泊尔的消息，很多网友在准备组织募捐，更多人在网上点起蜡烛祈福，甚至有人自发前往灾区。这一切，是人道主义情怀最质朴的体现，也是中国价值最真挚的释放。

而国家层面的“中国行动”，更释放出强大的力量。“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山水相连的邻居遭遇自然灾害，中国一定会“坚定同尼泊尔人民站在一起”。中国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包括帐篷、毛毯、发电机等灾区急需物资，帮助开展救灾安置工作。26日上午，由62人组成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就已经抵达加德满都。而水电站、通讯设施等中国企业在尼泊尔建设的项目，同样投入了抢险救灾。正如尼泊尔驻华大使所言，中国朋友是“患难之交”，这样的正能量，一定能帮助尼泊尔渡过难关。

这些年来，世界已经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行动”。1个月前，也门纷飞的战火中，中国在撤出613名本国公民的同时，还协助来自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在海地、日本、新西兰等国

的救灾行动中，中国国际救援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更多民间组织也默默参与各种国际公益活动，让人看到中国人的力量。飘扬的五星红旗、“谢谢中国”的真挚话语，成为一道温暖人心的风景。这些行动刷新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向世界递上了一张讲信义、重情谊、解危难的国家名片。

改变世界，需要行动的力量。即便是地震这样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只要能携手同心，也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从这个角度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古训，有着深刻的现代意义。当今世界，还有更多其他挑战，需要我们行动起来。大面积存在的贫困问题、一些地方难以熄灭的战火、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多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些难题的解决，已经有了更科学的思路、更强大的技术。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打破隔绝、敞开心门，一起行动起来。

尼泊尔的很多建筑上，都画着一双眼睛：那是体察世间万事万物的“智慧之眼”。是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要把世界纳入眼中、装在心里、扛在肩上，从感动到行动，有责任有担当，才能凝聚起智慧的力量，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

4农村土地流转何以健康前行

加快推进土地流转健康发展，关键要依法确立土地流转经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着力推进土地流转相关制度、机制、政策与模式的协同创新

农村土地流转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去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准确把握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加强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近日，河北多地上千亩流转

土地“毁约弃耕”，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密切关注。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伴随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大量转移、人地分离和就业分化明显加快，“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和如何提高农地利用率，成为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时期有序推进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既是优化农村土地配置、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近些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农村土地管理立法、制度建设、模式创新，探索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成效。但农村土地开发利用仍面临许多突出问题。一些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常以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由，擅自集中农户承包地对外招商引资，人为地推行不切实际的土地规模流转，土地受让方“毁约弃耕”和土地承包方“违约退耕”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当下引发农村流转土地“毁约弃耕”成因是多方面的，在实践中暴露出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土地流转缺乏长效约束机制，管理决策不善、经营监管不力，致使众多诱人的承诺成泡影，随意性大；二是有些投资者热衷包地、资本下乡伺机谋利，套取农业补贴和补助，致使农业生产投入短期化，持续性差；三是土地流转经营的基础薄弱，多地面临基础设施短腿，“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不到位，致使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竞争性弱；四是土地规模经营深受市场波动影响，现代农业发展的环境脆弱，风险性高。

加快推进土地流转健康发展，关键要依法确立土地流转经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正确处理各利益主体间的协调关系，着力推进土地流转相关制度、机制、政策与模式的协同创新。

充分认识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系统性、复杂性与长期性，亟待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要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美丽乡村建设，激发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制度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为切实保障土地民生提供强有力的顶层制度支撑。

推进承包地流转方式、用途管制与经营管理的创新，需要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意愿，以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准则，依靠创建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土地规模流转监控、土地收益分配管控的长效机制，有效防范当前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中暴露出的耕地污损、破坏和撂荒，以及农田非粮化甚至非农化问题。

针对我国耕地经营分散、细碎化的现实状况，应当结合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实践，深入探索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有效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资源配置市场化、农地经营管理法治化。近年来湖南益阳、浙江绍兴等地兴起的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等典型模式，值得总结推广。

5“一带一路”，参与意味着责任

所谓国家行动，并不是指“国家出钱”。如果关注点仅仅放在“中央会给多少投资”“国家会给哪些特殊政策”这些方面，那就舍本逐末甚至南辕北辙了

最近，在一个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一位领导明确表示：不存在谁在路上、谁在带上，谁不在路上、谁不在带上的问题，“不存在哪个省缺席的问题”。这番表态，体现了中央的精神，也让那些没有被《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直接“点名”的省份，松了口气。

其实，“在不在里面”本身不成其为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发挥作用”。

这几年，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构想的提出并付诸行动，加上之前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的发展战略，中国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四大板块”加“三个支撑带”初步形成。

除此之外，最近几年还陆续出台了若干中观层面的次区域发展规划，比如刚刚出台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等。这些不同层面的区域发展策略渐次推出，反映了我们国家在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思路和政策日臻成熟和完善。那么，怎样理解和把握这些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如何让其真正落地并产生实效？

从以往情况看，但凡一项重大区域发展规划酝酿出台，大多会出现各地竞相要求加入的场面。这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之后，各地积极性同样高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在不在里面”。这当然可以理解。抓住机遇，让本地区的发展搭上国家层面的“顺风车”，既可以顺风顺水，也可以倒逼改革。

不过，有必要提醒的是，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其他区域发展规划，参与其中，更多意味着一种责任。如果关注点仅仅放在“中央会给多少投资”“国家会给哪些特殊政策”这些方面，那就有些舍本逐末甚至南辕北辙了。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表述：某某区域的发展上升为国家行动。所谓国家行动，并不是指“国家出钱”，而是说，该区域的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意味着，相关地区要担当起与之相匹配的“国家使命”。

这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一方面，相关区域内部需要打破各种壁垒，为新形势、新任务下的区域经济合作蹚出新路、作出示范；另一方面，打造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经济区，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它们当好“龙头”，既聚集，更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最后使整个国家发展起来，这又需要区域内外的地区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简单地说，一项区域发展规划一旦上升为国家行动，就被赋予了国家使命和国家责任：既包括创新区域发展体制机制的使命和责任，

也包括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带动周边发展的使命和责任。一个地方如果希望加入某项区域发展计划，就要准备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光冲着争取政策和投资而去。

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区域发展规划的调整和完善，从国家层面而言，一般不会再倾向于针对某一区域实施带有明显差异化的特殊政策，大规模地在某一地区集中投放资金也不太现实。因此，对于任何一项区域发展政策，无论是身在其中的，还是谋求加入其中的，都要有好心态、好状态，甚至要做好“付出更多”的准备。

既要做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儿，又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无论身在哪个“群”、哪个“圈”、哪个“带”，都需要大家一起面对、一起破解，这是共同的国家使命和国家责任。

6“三位一体”彰显司法改革逻辑

体制、环境、主体三位一体的改革模式，抓住了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彰显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对涉及司法体制、社会建设、法治队伍的84项改革举措提出明确要求，彰显了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中“体制、环境、主体”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内在逻辑，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绘就了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改革到深处，体制是关键。要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首先要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司法权作为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的判断权和裁量权，涉及诉请受理、管辖范围、机构设

置、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等诸多环节，必须有完善的司法管理体制和科学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作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继续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体现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决诉讼的“主客场”问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现人权保障和诉答对话基础上的司法文明；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增强民众对专业性司法裁判的价值填补作用……通过上述48项改革举措，使诉讼更加便民、司法更加文明、裁判更加公正、司法更具公信。

文化是制度运行的基础。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离不开诚信有序的社会环境和风清气正的司法生态。司法活动是依法裁量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纠纷和争议的一种专门活动。社会成员的法治信仰、法治理念、程序意识、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和关系法治中国建设的节奏和质量，也是影响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变量。因此，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健全普法责任制，培养社会成员的程序意识、诚信意识和规则意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通过上述18项改革举措，可以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好的司法体制需要一支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法治队伍作支撑。司法权的国家判断权属性，决定了司法活动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判断权的独立性、终局性和强制性特征，又对判断主体的职业品德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因此，将受过专业法律教育、具有丰富司法经验和良好职业品德的优秀人才吸引到法治队伍中来，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对国家司法体制的基本信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提高入职门槛，建立严格的职前培训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根据司法机关的不同层级明确不同的任职标准；健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相互交流机制……通过上述18项改革举措，打造一支公正、高效、廉洁、为民的法治工作队伍。

“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体制、环境、主体三位一体的改革模式，抓住了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彰显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当前，我们要以敢于担当、勇于进取的精神，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准确把握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边界，为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提供体制、环境和主体的三重保证。

7拨亮乡村教师这盏文明之灯

用乡村教师举起的文明灯火，燃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让乡村和城市相携走进现代中国

基础教育的热点话题，这些年常常胶着于择校热、课业重，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就读门槛，多是围着城市打转儿，而乡村教育问题则相对沉默。不少农村孩子担心，艰苦的条件下，还有多少老师能坚守？一些乡村教师孤独地承担着包班教学，在“麻雀校”里成为全能老师，他们薪酬微薄，有的甚至白天教学、业余时间打工来贴补家用，遑论职业尊严？从最近中央媒体的一些报道中，乡村教师的难处，乡村教育的短板，令人关注。

乡村的三尺讲台，事关广大农村中小学生的命运，更关乎整个民族的未来。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乡村教育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就直击肯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教育被提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高度，誓言“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这份源自顶层设计、安排操作细则的改革计划，最令人振奋的，是一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局部“理疗”，将药下到了腠理深处。

比如，城市基础教育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敞开大门，固然令人欣慰，但是，只有乡村与城镇拥有相对均等的教育资源，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才会从根本上缩小。再如，农村大规模撤并乡村学校，对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曾经生动热闹的乡村学校，生源少了，规模小了，教师跑了，乡村文化主心骨何处安放？孩子们翻山越岭奔向遥远的学校，年轻父母在城里辛辛苦苦打拼，祖父母则孤守于空荡荡的村落，谁来撑起乡村的明天？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给汉武帝献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意指乡村教育的根本，是“教化乡邑”。陶行知的话，在今天仍然值得深思：“学校是乡村的中心，教师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小而言之，全村的兴衰；大而言之，全民族的命运都掌握在小学教员的手里”。

掌握着“全民族的命运”的乡村教师，是一盏盏灯火，驱散乡土大地的蒙昧，烛照乡土文明的传承。

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往城市转移，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但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坐视农村中小学的教育差距同城市日渐拉大。对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对向来秉承“礼失求诸野”、以美丽乡村作为精神家园的中国而言，乡村绝不能失守，乡村教育的灯火绝不能黯然，乡村教师的尊严绝不能委顿。对我们来说，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不仅是个教育问题，更是个发展课题。

“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希望在强有力的“支持计划”下，乡村教师以及乡村教育，都将有温暖、踏实而有尊严的未来。而乡村学校承担的潜在责任也将发扬蹈厉：传承文化、维护社会安定、培育有凝聚力的民风民俗。用乡村教师举起的文明灯火，燃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进而让乡村和城市相携，一同走进现代中国。

8“越来越开放”诠释中国机遇

中国同世界的互动越来越紧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一系列“越来越开放”的举措，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互利共赢的决心

中国正在积极走出去，是否还需要外资？政府部门依法推进反垄断，是不是意味着保护主义“抬头”？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疑问时常出现。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与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明确表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对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三个“不会变”掷地有声地宣示，中国将越来越开放。

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兼容并包，有着坚实的现实支撑。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224.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6亿美元，同比增长0.9%。2014年全年，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3778家，同比增长4.4%。这些数据说明，外资非但没有走，还在继续来。

把中国吸引外资的成绩放在全球背景下看，更能显出“风景这边独好”。联合国贸发组织的初步数据表明，2014年发达国家FDI流入量下降了14%，转型经济体FDI流入量腰斩了一半以上，而中国FDI 流入量实现3%的温和增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跃居世界首位。将中国使用外资的数据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比，那些所谓外资“望而却步”“撤离”之类的说法，没有道理。

中国不会奉行保护主义，中国还会继续欢迎外资，这些不是空洞的承诺，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对内来说是改革，对外来说是开放，二者相辅相成，改革离不开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所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继续步步为营推进对外开放。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扩容，到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昂首起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公布，为务实合作点亮了航标灯；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热情也不逊于东部地区。既然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不变，中国对外资的态度只会是：欢迎！

当然，欢迎外资不代表来者不拒。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使用外资时也要有所甄别，政策内容会有相应调整。比如，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日前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就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承接高端产业转移；鼓励外资在研发环节投资，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

去年以来，中国有关部门加强了反垄断的执法力度，部分知名外企收到了罚单，一些人对此存在疑虑。实际上，反垄断是各个国家的普遍做法，而且中国的反垄断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内资企业垄断照罚不误，没有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外商投资创业的环境会越来越规范有序，这恰恰是健康发展的条件和机遇所在。

把握大势才能赢得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国同世界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国机遇的内涵在不断扩充。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扩大，投资机遇在扩大，绿色机遇在扩大，对外合作的机遇在扩大。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多哈回合谈判，倡导亚太自由贸易区，倡导筹建亚投行，全方位推进经济金融合作……这一系列“越来越开放”的举措，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互利共赢的决心，不断诠释着中国机遇的时代内涵。顺势而为，把握机遇，才能站在新一轮发展的风口之上，赢得全新的未来。

9复制推广，自贸区有大未来

今天的自贸区，就是那支奋击的“楫”，就是那张关键时刻打出的“王牌”

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意味着自贸区试验溢出上海，迅速地向北、向南次第落子，进入更大面积的试验操作层面。

这个日子距离上海自贸区挂牌，仅仅一年半。当时，对中央“可复制可推广”的明确要求，以及自贸区试验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哪怕是自贸区改革漩涡中的奋楫者，都未必深刻洞悉其中深意。那时对自贸区最大胆的猜测，是将之比拟为上世纪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和90年代开发浦东新区的里程碑意义。自贸区试验的目标被纷纷定位于经济层面：全球经贸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强国力推新一代贸易规则，中国打出“自贸区”牌，是为了抢占未来全球经贸规则主导权和自由贸易竞争制高点。

这当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现在，我们对自贸区试验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且回望一下中国改革史。1990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说过，“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两年后，他又在南方谈话中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希望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甚至是做“先行者中的先行者”；2015年，他又对上海同志说，要做“先行

者中的先行者”，并且提醒，“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时隔20多年，两位领袖相继将宏观战略的目光投向上海，且都落子“制度创新”。当“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繁复尖锐，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也再度到了艰难、关键的攻坚时刻。今天的自贸区，就是那支奋击的“楫”，就是那张关键时刻打出的“王牌”。

它的意义远超经济层面。诸如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有效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有序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基本制度业已形成……它们无不触碰

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也进入了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绕不开的“深水区”。

而作为“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自贸区诸多改革，诸多制度创新，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政府的自我限权，自我革命。

透视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给了市场主体地位，也给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权力清单，就是明确了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用限制权力来换取市场活力——我们形象地从中看到了壮士断腕的果决。过去，地方启动一项细小改革，“跑部钱进”很艰难；而今是国家十几个部委轮番跑“沪”，不断出台新的放权举措，速度与力度前所未有。约束与限制自己的权力，激发更大的活力，正是这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

这场变革，其作用一言以蔽之：撬动。当自贸区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布点，在上海不断扩容，标志着这场关乎政府功能定位和观念变革的试验，正渐渐迈出上海浦东那一隅。而四个自贸区或将开启各具特色的友好竞争模式，在更广阔的疆域和更久远的未来，让中国改革崭露新的锋芒、赢得新的成果。

9司法改革尤需“壮士断腕”

改革推进者们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启动于去年春夏之交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在一点一点往纵深推进。继去年首批7个试点地区先行先试之后，今年上半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份试点也将全面启动。届时，全国将有过半省份参与到这一改革的进程中来。

与以往改革不同的是，今天的司法改革不再是由下而上的底层创新推动，而是顶层设计主导，中间推进，基层实践。如何将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与基层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这是对处于中间层的改革推进者们的巨大考验。

此轮司法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先行试点地区开展的5项具体改革内容包括，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这些改革措施要变的是长久以来存积于司法机关内外的体制缺陷和

机制弊端，要动的是包括改革推进者自身在内的诸多利益格局。

这条改革路径上不是铺满鲜花和掌声，而是布满荆棘和暗礁。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改革推进者自身——在这一万众期待、多方利益博弈的改革进程中，改革推进者们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比如，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实现法官、检察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有限的法官、检察官员额向谁倾斜？在有些地区的法院、检察院，过去没有考虑过员额比例，院、庭长或者是审委会、检委会超配，现在员额有限，是先让那些有行政领导职务的占上好位置，还是让基层一线的法官有入额优先权？

比如，推行司法责任制，原先承担了大量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事务的院、庭长们要不要办案子？不办案子，怎么可以有具体案件审理

的话语权，又怎么可以占据法官的员额？院、庭长办案质效该由谁来评定、办案过程怎么监督？

再比如，要严格法官、检察官的遴选，不仅要经过六七轮考核、考试，还要由第三方机构——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来最终确定人选，法院、检察院领导们的人事话语权受限，这当中又有多少权力受限的纠结？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此轮司法改革中的关键，绕不过、躲不过。这些改革举措调整的是体制、机制，触动的恰恰是改革推进者的权力、利益。作为此轮司法改革的具体实施者，这些处于中间推进层面的法院、检察院院、庭长，如果没有敢于向自身利益动刀的决心，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改革就不可能走向纵深。

在司法机关之外，同样也要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司法改革不可能由法院、检察院单兵突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一条基本准则，而要保障这项改革到位，必须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它所要革掉的权力不是一群人、一个机构的权力，而是所有试图干预司法的权力格局和制度。这不仅考量着改革者的勇气，更考验着智慧和决心。

上海一位法律界专家在谈及此轮司法改革时，他希望，今后30年是法学家的时代，是法学家与民众共同构建一个能确保经济改革成果公平分配、保证社会公正秩序的时代。法律专家的激情话语背后，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迫切期盼。

10环保需企业政府“并肩作战”

PX项目在多地遭到抵制，垃圾焚烧场引发邻避行动，公众的环境焦虑该如何纾解？全国两会上，刚刚履新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给出了解决之道。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信息公开和民主决策力度，另一方面，“希望企业不要躲在政府的后面，要积极沟通，让利于民，与社区共建，积极做好相关工作。”

近年来，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权益意识不断增强，是社会进步的写照。一些关系生态环境和健康安全的重大项目在决策和推进过程中遭遇反对声音，这未必是坏事。把问题和担忧摆出来，各方协商谈判、谋求最大公约数，不仅不会贻误决策进展，反而更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然而现实却常常以双输收场：从反PX到反乙烯再到反炼油，从反垃圾焚烧到反核电站再到反火力发电站，一些项目即便技术先进、环保措施到位、选址符合要求，也可能因为公众抵制而搁浅，让一些政府部门陷入“你怎么说我都不信、你做什么我都反对”的“塔西佗陷阱”。

究其原因，许多时候主要是沟通不够、彼此误解。但也不可否认，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增加税收和GDP的考虑而不顾环境影响给企业大

开绿灯，当企业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方面遭到公众质疑后又急于帮企业开脱，这样的“家长主义”做派和“单边主义”做法，难免给公众留下“污染猜想”空间。消除公众的环境污染恐慌，就应当把生态保护红线和公众环保诉求作为公共决策的基本考量，把减少公众信息不对称作为同民众对话协商的最低要求，杜绝任何违法项目上马投产。

这当中还有一个环境保护责任细分的问题。政府是环保的责任主体，其中就包括对企业的监管责任。政府部门一厢情愿地为项目保驾护航、替企业说好话，远不如让企业走上环境保护的前台。企业作为项目实施者和环保直接责任方，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和技术权威性，对民众进行专业知识普及，或是邀请公众直接参与到项目风险评估中，远比口头上把“污染和风险可控”重复千百遍更容易取得公众的信任。要看到，企业借助政府招商引资在一地兴业投资，往往居于甩手掌柜的有利地位，项目遇阻由政府出面解决，固然是一种“理性选择”，但终究无益于破解邻避事件的“双输困局”。不污染和破坏环境，是最起码的法治底线，在定期公开环保数据、开辟更多渠道让民众了解企业环保努力等方面，企业应有更多公益担当。

治理环境污染也好，纾解公众的环境焦虑也好，无不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多方参与、协同治理。今年两会上，民革中央就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