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神道的评论

日本的神道的评论 4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始终是一个巨大的他者。

在宗教层面，对两国同样影响巨大的是佛教，佛教对这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他者。中国在接受佛教之前存在的是不成体系的道家思想、宗教色彩浓厚的儒家学说、各种民间宗教以及历史悠久的祖先崇拜。佛教传入中国，凭借成熟的理论与新颖的思想迅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此后中国的宗教体系才得以建立起来，道教也是在与佛教不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日本也是如此，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亦不存在成熟的宗教（实际上，佛教传入日本时尚称“倭国”，而无“日本”的称法，日本二字已暗含了某些神道思想）。佛教成熟的理论在日本同样是迅速站稳了脚跟，慢慢地日本思想界中开始有人意识到佛教始终是一种外来物，寻求一种本土宗教与之对抗便成了他们的课题，于是在佛教发展的大背景下，日本的神道也迅速成熟起来。只是神道的先天不足使得之不得不沦为佛教的从属，平安时代中期产生的“本地垂迹”说确立了佛主神从的地位，神变成了佛在日本的“垂迹”。

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伊势国多度山的多度大神居然通过附身人体，降下神谕称“吾历经久劫作深重罪业，故受神道之报。今冀永离神身，欲归三宝。”（[日]义江彰夫：《日本的佛教与神祇信仰》）就这样，以多度大神为代表，日本全国各地的神灵纷纷要求皈依三宝，神宫寺在全国建立起来，僧侣执掌神宫寺，在神像前诵读佛经，佛教仪式大行其道，神道不振一至于斯。

佛教气焰日盛但也渐渐堕落，人们对佛教渐渐开始不满，这也就为神道摆脱对佛教的依附提供了契机，伊势神道的建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以度会延加为首的神道家们开始有意识的排除神道中的佛教因子，明确神佛的不同，提出神道自身的风俗，确立了神道自身的戒律。这是神道对于来自中国的“外来物”进行的第一次大反抗。

进入13世纪，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传入日本后迅速得到统治者的青睐，贯穿德川幕府始终的官学正是朱子学。于是，神道刚刚摆脱了佛教的压制，神道和儒道的结合又开始了。神儒的结合主要表现是强调神之道即是圣人之道，赋予神道强烈的政治含义。正如津田左右吉所说，“把佛教从神道分离开来，是神道家们继承了儒者的针对佛教的宗教对抗心的结果，且也有受朱熹思想影响的因素，更具体而言，则首先表现于神道是王道、是政治之道的思想上。”（[日]津田左右吉著，邓红译，《日本的神道》，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50页。以下再引本书只标页码。）

大约在江户前半期，是神儒合一的高潮期。江户时代是日本的“锁国”期，这个时期日本与外国的交流比较少，在中国吸收的各种理论得以充分沉淀，国内安逸的环境也适于自身文化的发展。于是，对儒教的反抗在非官方层面迅速就开始了，于是出现了以荷田春满为首的国学四大家，国学迅速发展起来。所谓国学，是指由户田茂睡、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尤其是贺茂真渊所开创，并由本居宣长加以完成的思想系列（[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国学的主要目的是强调日本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先验的，其发展过程则是对抗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一个过程。于是在神道层面的“复古神道”（即国学家倡导的神道）对“儒家神道”的反抗也就成了国学对儒学反抗的

一个分战场，这也是神道对于来自中国的“外来物”进行的第二次大反抗。

从神道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思想界有一种独立的倾向，一种摆脱中国影响的倾向。这种倾向从民族主义的考量来说是合理的，只是日本要想从中国思想中独立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在思想体系的建构中又不得不吸收中国的思想，这是其不得不面对的窘境。就神道来说，可以说其像一个毫无内容而不断延长的空白布筒，它是用每个时代强有力的宗教“习合”来填充其教义内容的。正因为它没有绝对者，又没有以独特的方式形成对世界进行逻辑性、规范性整合的“道”，所以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感染也无抵御的装备。（[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丸山真男的看法虽然略显悲观，但用之描述神道在日本开国前的状况却是大抵不错的。

在以反抗佛教为目的的伊势神道中，明显地存在着儒教、道教乃至佛教的因素。从伊势神宫的祭祀是尊祖敬宗的礼教、神宫即是宗庙来看，其中国思想的首要因素是儒教（P59）。只有皇室才以神宫为宗庙，仪器祭祀为尊祖敬宗之礼，神宫在这方面也引进了儒教思想（P61）。其次是阴阳说和五行说（P62），在附会之下，丰受大神成了显示生命之源的水德的神，天御中主尊由于与之同体，其水德被扩展成了宇宙的根本（P87）。这就是伊势神道利用中国思想反抗佛教的概况。

江户时代国学对儒学的大反抗，更是无比的激烈，学者们迅速建立了以日本文化中心说为基调的国学体系，中国思想饱受批判。山崎闇斋（1618-1682）声言“中国之名，各国自言，则我为中，四外为夷也”，由此，日本学者也开始将日本称作“中国”、“神州”。会泽安（1752-1863）认为, 东方为神明之舍, 太阳所出之处, 日本居大地之首, 应君临四方万国。神道界作为思想界的一支对儒学也有激烈的反抗，贺茂真渊认为日本人在古代是善良的，只是被后来传入的中国思想所污染结果人心变恶了，并提出，日本是日升之国, 中国是日中之国, 印度是日没之国, 故日本是万国之本源。本居宣长则声言“天照大御神之道为天皇治天下之道、广布四海万国诚真之道”（张翔：《日本文化与东、西方文化——江户时代至当代日本比较文化研究述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九零年第六期。），这简直是要把神道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来发展了。

而国学家们激烈反抗儒家的背后，其所用的方式、方法、材料却还是充满了中国色彩。贺茂真渊排斥中国的儒教之道以建立日本之道，理由是儒教所说的道是人为之道因而不是真正之道，以此来证明日本的道是自然之道，是真正的道。以儒教为人为之道，是来自于荻生徂徕，但和荻生徂徕相反的是，他以此来排斥儒教之道，在排斥的同时采取和荻生徂徕的儒教思想相反立场的道教思想，讲道是自然之道（P213-214）。本居宣长人为圣人是人，神不是人；人为之道不是真正的道，神为之道才是真正之道，可见本居宣长所说的“神”是皇祖意义上的“人”，而荻生徂徕的圣人不是一般的人，在创造了道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神。排斥儒教的本居宣长之说，其实明显是从儒教思想变形而来的（P219）。而以日本为世界的本国的思想，是把中国的大中华思想加以逆向运用的结果。为了和中国的华夷思想相对抗，神道家不但主张以日本为中国，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甚至还以中国为“戎”或“西戎”（P231）。总之，国学者们企图把中国思想（及佛教思想）从神道驱除，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本居宣长的思想中基于中国思想的很多，平田笃胤不但继承之，在其思想中还直接引进了一些中国的东西（对佛教也是如此），到了平田笃胤的流派，这种倾向更加显著，在各种问题上随心所欲

地附合中国思想（P259）。

以上即是传统日本神道思想界对中国的反抗情形。其实，国学对儒学的强烈反抗，儒学本身也要负担一份责任，儒学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动辄以“蛮夷”视之，满足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可是也侮辱了邻国的民族感情，在其能及的范围内，他们也自然要建立自己的民族自信，儒学也就成了他们学习的坏榜样，日本、朝鲜就一直在谋求建立自己的“小中华体系”。而二战中日本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细看之下竟隐约有古代中国之朝贡体系的影子，这样说来，直到二战时，日本也没有彻底摆脱中国带给他的心理压力，而中国却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草图。

俱往矣！如今中日两国均在西方化的浪潮下惨淡经营着，谁知将来两国思想界的走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