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当代伦理表达
《我的姐姐》中的家庭伦理、个体情感与时代共鸣
《我的姐姐》中的家庭伦理、个体情感与时代共鸣2021年4月3日，《我的姐姐》（殷若昕，2021）上映刚满24小时，全国票房即超过1亿元。
作为一部以年轻女性视角审视个体、家庭、社会的伦理题材影片，《我的姐姐》在家庭伦理题材向来不受青睐的商业院线上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
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中，栩栩如生的人物间形成了强劲的情感张力。
影片也因其对社会现状的深度体察、基于情感产生的家庭责任与个人诉求成功引发了年轻观众的共鸣，成为2021年中国电影的一大亮点。
一、多元化家庭伦理的着力呈现《我的姐姐》在极强的现实性背景下，展现了一个普通的二胎家庭在父母意外死亡后姐姐与弟弟相互接受的故事。
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安然离家已久，经济独立，准备报考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却在某天得知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去世，留下了一套学区房与一个陌生人般的弟弟。
安然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各怀心思的亲戚中不得不接手父母留下的一片狼藉，并担负起安置弟弟的重任。
在这个关乎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的故事中，首先体现的便是中国影视作品中一贯的传统家庭伦理主题。
在大多数亲戚看来，抚养年幼的弟弟就该是安然作为“姐姐”的责任。
但安然对这个她考上大学后父母生下的二胎弟弟并没有什么感情，加之对理想的坚持与追求，她告诉亲戚们自己养不了弟弟，她准备联系领养家庭。
在不同角色对安然这一举动的种种反应中，呈现了丰富多元、值得讨论的家庭观念。
中国社会中素来有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被视为宗法制下以仁爱思想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
在儒家伦理的观念架构与宗法制度为基本关系的社会中，家庭伦理不仅在基本的家庭单位中引导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也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为不同社会角色确立了日常行为的合法规范。
近代以来的心理学与哲学将伦理理解为“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
如果将伦理视为一种生命的感觉，或与这种感觉有关的知识，那么由于不同生命感觉的存在，也会存在不同的伦理观念。
医学影像学的放射学伦理
医学影像学的放射学伦理医学影像学是一门以影像技术应用于医学诊断和治疗为基础的学科。
其中的放射学部分涉及到使用射线或其他形式的辐射来获取内部结构和功能信息的技术。
放射学的应用广泛，能够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射线的电离性质，放射学使用也存在伦理道德问题。
本文将探讨医学影像学的放射学伦理，包括伦理原则及其应用、隐私保护和风险管理等方面。
一、伦理原则及其应用医学伦理原则是医学实践中的指导准则，它们是在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和权益的前提下，提供良好医疗服务的基础。
在放射学中，以下几个伦理原则尤为重要：1.1 尊重人的尊严和自主权患者有权了解他们接受放射学检查的目的、过程和潜在风险。
医生应该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在患者的知情同意下进行放射学检查。
当患者无法自主作出决策时，医生应尽力与其家属或监护人进行交流，并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为患者做出合理的决策。
1.2 保护患者隐私和机密性患者的个人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
在进行放射学检查时，医生和技术人员应确保患者的个人信息和放射学影像的保密性。
只有在获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有关医疗团队或研究人员，并且需要采取措施保护信息的安全。
1.3 平衡公益与个体权利在放射学应用中，医生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利益把握，平衡公共利益与患者的个人权利。
对于诊断来说，放射学检查能够提供宝贵的信息，但辐射带来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
医生应该依据医学知识和专业判断，选择最适宜的放射学检查方法，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的利益。
二、隐私保护2.1 保护患者个人信息的安全在医学影像学中，患者的个人信息应该得到严格的保护。
医院和影像中心应采取措施确保患者信息的安全，包括使用密码、访问控制、身份验证等技术手段，防止未经授权者获取和篡改患者的个人信息。
2.2 匿名化处理影像数据在研究和教育领域，医学影像数据可能需要用于学术交流和统计分析。
为保护患者隐私，医学影像数据应该进行匿名化处理，去除与个人身份相关的信息，使其不可追溯。
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
参加国际电影节，提高中国 当代电影的国际知名度
加强与国际电影市场的合作， 扩大中国当代电影的海外市场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
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提高电影人才的综合素质
鼓励创新，支持电影人进行 多元化、个性化创作
推动电影产业升级，提高电 影制作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研究方法：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 哲学、伦理学、电影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 法
叙事结构：通过 非线性叙事、多 线叙事等方式， 展现复杂的伦理 关系和道德困境
角色塑造：通过 角色行为、对话、 内心独白等方式， 展现角色的伦理 观念和道德选择
主题表达：通过 故事主题、情节 设置等方式，探 讨伦理道德问题， 引发观众思考
影像风格：通过 影像风格、色彩 运用等方式，营 造伦理道德氛围， 增强观众代入感
和参与感。
题材创新：从传统题材到现代题材，从现实题材到科幻题材 文化多元：关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展现多元文化的魅力 社会议题：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环保、教育、医疗等 国际视野：借鉴国外优秀电影，融入国际元素，提升电影品质
加强与国际电影公司的合作， 共同制作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 影
引进国际知名导演和演员， 提升电影制作水平
研究内容：深入探讨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 伦理问题，包括叙事伦理的起源、发展、 演变等
研究目标：建立一套完整的叙事伦理理论 体系，为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提 供理论支持
研究意义：推动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 理研究，提高电影作品的伦理水平和艺 术价值，促进中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
跨学科合作：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进行合作，拓宽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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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报 人 ：
《2024年见证的伦理_记忆、叙事与电影》范文
《见证的伦理_记忆、叙事与电影》篇一见证的伦理_记忆、叙事与电影一、引言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和文化的综合体，承载着人们对于真实、记忆和伦理的见证。
它通过影像、声音和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诠释世界的窗口。
在这个窗口中，记忆、叙事和伦理的交织构成了电影的深度和广度。
本文将探讨电影如何见证我们的记忆与叙事，以及其在伦理层面上的重要性。
二、电影与记忆电影作为影像艺术的一种形式，是我们对过去的一种记录和记忆方式。
通过电影，我们可以回到历史的现场，见证历史的发展。
同时，电影也能反映当下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情感体验。
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导演和演员通过他们的观察和体验，将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事件和人物转化为影像语言，从而唤起观众的记忆和情感共鸣。
例如，在某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导演通过影像技术重现了战争的残酷和牺牲。
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仅会看到战争的场景，还会感受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创伤。
这种感受是真实的、深刻的，它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与生命。
这就是电影作为记忆的见证，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三、电影与叙事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艺术，通过影像、声音和剪辑等手段，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情感体验呈现给观众。
在叙事过程中，电影不仅要追求情节的紧张和悬念，还要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因此，电影的叙事需要具备一定的伦理意识和价值判断。
例如，在一部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的电影中，导演需要通过情节和人物来呈现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元性。
在呈现过程中，导演需要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既要展现事件的真实面貌，又要关注人物的命运和感受。
这样，电影的叙事才具有了伦理的内涵和价值。
四、电影的伦理责任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具有传播价值观、塑造社会观念和影响人们行为的作用。
因此，电影在伦理上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首先，电影需要尊重历史事实和人物形象，避免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和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
其次，电影需要关注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情感需求，通过影像语言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等价值观。
对于纪录片伦理问题合理化展现的探析——以《日常对话》的创作和处理为例
第4卷第09期HI4.铨^线视点对于纪录片伦理问题合理化展现的探析-----以《9常对话》的创作和处理芴例刘华灿(同济大学，上海201804)摘要：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大部分以拍摄少数群体以及底层群众的困难生活为主要题材，这种独特性导致 中国很大一部分的独立纪录片都面临着真实性和伦理问题之间的矛盾，如何在纪录片中将饱受争议的伦理 问题进行合理展现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问题。
《日常对话〉挺部纪录片充满了大量的伦理问题和矛 盾，但创作者却找到了 一种求真和道德之间的平衡。
本文以这部纪录片为例，从创作者与被摄者关系、“受害 者”角色共情以及视角转换等三个方面来阐述如何做到在矛盾中的平衡。
关键词：纪录片；伦理；合理化；平衡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079 (2021 ) 09-0163-02—'引言纪录片的一大特点在于能够为观众提供真实的世 界参照，在保持人事物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创作者价 值观的表达，因此，纪录片内往往会含有一些创作者自 我表达和观点暗示。
在我国，相比于体制内制作的纪录 片以个人纪录为艺术创作特点的独立纪录片在创作 上拥有着较强的开放性与自由度，由于以独立制作为 前提,其创作上较少地受到出资方或体制的影响，能够 涉及到一些社会性的题材”，其拍摄主题大部分聚焦于 少数小众群体或中国底层人群的生活。
这种拍摄主题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讨论度，再加上创作者用本身的艺 术风格和个性思想对这些主题进行了诠释和创作，容 易引发关于大众对于纪录片伦理道德等问题的争论。
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徐童导演的《麦收》，由于拍摄题材 和拍摄方式等问题存在很大的伦理争议，每一次播放 几乎都受到女权主义群体的抵制；再比如李京红导演 的《姐妹》,被摄者本人针对肖像权和隐私权向创作者 提出了诉讼。
很多纪录片多多少少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收获奖项和名利的同时，面对着被摄者或观 众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拷问和批判，没有寻求到伦理 的合理化展现。
影像时代衍生的道德问题
关键词 ：传播媒介 ； 视 觉禁忌 ； 文化伦理
中图分类号 ：Ｊ ９ ０ — ０ 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２ ０ ９ ５ — ４ １ １ ５（ ２ ０ １ ３） ０ ５ — １ — ５
在影像媒介 占据 主导传播地位 的时代 ，影像媒介 以其 巨大 的传播 效应正越 来越受到世人 的普遍关注 。上 至总统选举 ，下 至百姓请愿 ，没有人会忽略影 像媒介 的作用 ，尤其是互联 网 、 手 机 、微博 、微 信这样 的大众 化的传播工具 ，它可 以使 每个 人 几 乎都成为一个 信息的发布 与转 播 中心 ，并且 可以把 自己与世 界并 联起来 。特别 是在对突发事件 的报道 中 ，当报刊杂志 的记 者 、编辑还在忙着采 访 、编辑 、排版的时候 ，互联 网的 鼠标 已 经 把成千上万 的信息发 向全世界 。新媒体不仅 是一个信息 的获 取 与共享系统 ，而且还成为一种信 息 的验证 与核准系统 。任何
２ ０ １ ３ 年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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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时代衍 生的道德 问题
贾磊 磊
摘 要 ：当今 时代 ，我们信 息的获取 渠道主要 来 自于影像——确切地讲 来 自于电脑屏幕 、电视屏 幕、电影银幕和手机屏幕 ，这四块屏
幕 。它们主 导了我们 对这 个时代 的感知 与认识 系统，甚至决定着我 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影像媒体借助其 大众化的传播渠道 ， 可 以对社会 的各 个领域进行有 效的监督 ，对社会 的不端行 为形 成舆论 压力。可是有谁能够对媒 体 自身的文化 立场进行监督 ，有谁能 够对媒体本 身的价值取 向进行评判呢？ 除了政府 的管理机 构能够对媒体进行行政的管理之外 ，影像媒体 的文化责任 由谁来判定 ，影
《送你一朵小红花》:后疫情时代影像架构中的生命伦理与心灵救赎
颅手术前的内心独白：“对这间手术室里的人来说，除 了我脑袋里的那颗肿瘤，其他都不值一提。”对很多 患者来说，有基本的身体素质和经济条件，接受手术 是从疾病到健康的关键契机，但韦一航却并不期待手 术结果，他对自己的人生也并不抱有期望。高亮度的 刺眼照明，加强混响效果的医疗仪器滴答声与医生的 抚慰之词在主观性较为强烈的第一视点镜头中出现， 配合医疗器械、医护工作者准备工作动作与韦一航头 部的特写中，主人公始终没有在中景或全景画面中与 其他人出现在景框内，这一切让本该处于手术核心位 置的韦一航显得孤独冷僻，与喧闹的环境格格不入。 在手术成功后，癌症复发的阴影、作为癌症患者的自 卑感与病态标签、对家人的亏欠和疏离感依然横亘在 韦一航的和观众心中，成为这个因癌症而起的故事中 挥之不去的阴霾。
二、现代生命伦理与疾病的隐喻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在触及“疾病”尤其是 “癌症”的命题时，很多题材相似的电影或将重点放 在病人抗癌的漫长、反复而顽强的过程上，更多电影 则会让这一命题服务于人物情感线索。但《送你一朵 小红花》中的疾病在从推动剧情的工具升级成关键要 素的同时，淡化了疾病与治疗行为的痛苦本身，将故事 聚焦于离群少年与疾病长期抗争中的精神变化，并通 过多个面对癌症的患者及其亲友与家庭，着力呈现不 同的人在面临癌症带来的困境时的现代生命伦理，而 缺乏切身经验的普通观众很难通过对银幕上角色的 认同设身处地地理解癌症给患者及家人带来的痛苦。 韦一航在手术成功后仍然闷闷不乐，认为自己仍然是 一名癌症患者，没有爱别人的资格，父母的关爱与全 家谈癌色变的氛围对他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在病
影像学中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
影像学中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影像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不过，在应用影像学技术时，也会引起一些伦理和法律上的问题。
本文将重点探讨影像学中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及相关法规。
1. 道德伦理问题1.1. 隐私保护像CT、MRI等医学影像技术可以显示病人的身体部位，从而可以为医疗诊断和治疗提供必要的信息。
但是，病人的身体部位也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
因此，隐私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医疗机构应该确保完善的隐私保护政策，同时确保医疗工作人员遵守相关规定，在没有取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向他人泄露患者的医学影像信息。
1.2. 细致精密医学影像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方案的准确性，医生必须掌握大量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必须精细处理每一个影像。
“细致”、“精密”这两个词也适用于医生们的行为。
如何判断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是否够精细呢？只有对医生进行保密质量控制并评估其专业能力，才能保证患者在医学影像诊断和治疗中获得足够的保障。
1.3. 盲目使用现在，影像技术的普及已经满足了一部分患者的需求，但是在实际应用中，随便使用这种专业技术是可能产生危险或导致误诊的。
影像技术是为患者服务的，在使用前必须进行评估，了解需求并且准确地应用它。
如果患者使用影像技术时没有得到医生的正确指导，就会导致误诊或失误，不仅对患者的身体健康产生危害，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2. 法律问题2.1. 知情同意在进行医学影像诊断和治疗前，患者必须理解影像技术使用风险和侵入性，如果需要穿透皮肤进行检查，还必须了解相关影响和手术症状、药物使用等。
医生们必须详细地告知患者所有可能的影响和手术症状，并在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才能进行手术。
法律界对于患者是否合法签署知情同意书有明确规定，如医生没有告知任何可与病人产生威胁的影响因素或手术，就可能会被对其进行起诉，求偿，甚至撤销执照。
因此，任何医疗机构都必须重视知情同意书的文本，注意签字和患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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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报/2009年/1月/8日/第006版文化批评影像中的当代伦理表达薛峰张霁月张波虞昕毋庸置疑，影视已成为当代人精神生活最为贴近的文化形式，人们希望从影视中获得伦理诉求的满足和精神理想的升华，倘若影视作品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必将引发人们的内在焦虑。
针对当代影视作品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上海大学影视与文学创作批评中心、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部、《文汇报》文艺部和《社会科学报》社联合主办了“影视剧创作与接受:影像中的当代伦理表达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知名哲学家、编导、影视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等儿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叙事伦理与逆向接受周靖波:平民视角照样可以洞察历史，平民美学不能成为浅薄廉价的遁词，我们希望出现更多的有生命感觉的作品。
聂欣如:2000年以后，乱伦的禁忌在电影中的表现逐渐呈现出一种敢于直面的心态。
毛尖:一般的底层电影都会把事情处理得非常残绝，很难看。
这里暗含一个问题:难道底层就是残酷和难看的吗?为什么底层被剥夺了漂亮的权利?沉湎于对底层的残酷表达，最后能达到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传媒大学周靖波教授对跨度十年以上的“当代史题材”电视剧从叙事伦理学角度进行了考察。
他认为当代史题材电视剧在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至善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现过尊重个人记忆的，力图在个人经历中尽其所能地展示共和国某个历史时期的本质因素的优秀电视剧，比如《年轮》、《梦开始的地方》，但不知何故近三五年来，当代史题材电视剧却逐渐抛弃了对个人记忆的忠诚，而出现了貌似展示主人公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却因为题材内容过度漂白，而导致思想内容和情感方式苍白的作品。
周教授发现近年来的当代史题材电视剧在叙事策略上有四个特点:历史命题伦理化、时间空间化、政治历史事件个人化偶然化、剧情风格喜剧化，而这一切又通过平民视角和平民美学的批评修辞得到了评论界的轻率褒扬。
鉴于此，周教授呼吁:平民视角照样可以洞察历史，平民美学也不能成为浅薄廉价的遁词，我们希望出现更多的有生命感觉的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聂欣如教授考察了电影中的乱伦问题。
乱伦并非生理或心理问题，而是社会伦理道德问题。
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手段，往往不断去触犯社会中伦理道德的底线。
在聂教授看来，乱伦在电影中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乱伦直接被批判和唾弃，比如吴子牛的《欢乐英雄》、田壮壮的《特别手术室》。
第二种是乱伦被作为想象的意指。
既然乱伦是社会禁忌不能被表现，有些电影就通过曲折的方式表现乱伦。
比如贝尔托鲁奇的《迷情逆恋》、伯格曼的《穿过黑暗的玻璃》。
第三种是直面乱伦，从正面、直面的角度表现乱伦，比如《老男孩》。
2000年以后，乱伦的禁忌在电影中的表现逐渐呈现出一种敢于直面的心态。
华东师范大学毛尖副教授对底层影像中的残酷叙事提出质疑。
她不太满意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底层电影，因为这些电影的叙事语法中先在地暗含了对底层“残酷”一面的叙事。
这里暗含一个问题:难道底层就是残酷和难看的吗?为什么底层被剥夺了漂亮的权利?沉湎于对底层的残酷表达，最后能达到的力量在哪里?毛尖老师赞同弗拉哈迪的观念:拍爱斯基摩人不是为了暴露，而是为了赞美所要表达的东西。
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更有阮玲玉、金焰这些最美丽的脸来扮演底层，从而给底层一些力量，当前应该是对底层叙事重新进行语法设置的时候。
上海戏剧学院吴保和教授则从喜剧的角度探讨了电视剧的伦理特征，他希望中国伦理剧的创作中有更多喜剧化的表达，以此来展现一个民族的自信和精神力量。
当前中国的伦理剧还是以正剧和悲剧为主，以相对沉重的心态和相对严肃的态度来提倡一种家庭伦理。
喜剧的伦理化表达可能更符合电视剧的文化本质，喜剧化伦理表达虽然不深刻，但可能更符合人性，符合社会生活和地方文化，而更少国家意识或训诫意味。
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考察了影视观众的逆评价现象。
观众通常不会对影视作品中的伦理作出直接判断，但是观众又天生倾向于逆向评价，比如对乱伦的主人公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
如果导演对主人公的道德行为施加了强烈评判，又反而会激发观众对这个主人公跟导演的态度完全相反的评价，给观众带来了评价上的“双面胶”现象，即心理上的焦虑。
因此，道德批评不仅要考虑到伦理标准在规范伦理和纯粹伦理之间或者是超越伦理和有限伦理之间的迁移，还应借助观众的逆向判断来进行。
道德批评的任务是要揭开各种伦理之间的裂隙，让观众看到自己逆向判断的实质。
当观众发生逆反判断的时候，道德批评的任务更艰巨，实际上是要发现失败的伦理叙事如何在伦理失策中承担责任。
(薛峰)伦理表达的嬗变金丹元:虽然今天处在一个消费的社会里，但中国观众还是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深怀情感。
张德祥: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很多伦理价值判断却出现了偏失，比如影视剧中权力对伦理的异化。
赵彤:在传媒格局由电影到电视到网络的变化过程中，伦理观念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当下，影视剧日益成为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伦理表达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参照对象。
影视剧中伦理的表达随着媒体格局的发展而嬗变，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偏失。
首先，影视剧中伦理表达的嬗变。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陈犀禾教授对中国电影中的伦理表达进行梳理。
他指出，中国电影有着家庭伦理剧的传统。
建国后，以谢晋电影为代表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模式。
而“第五代”的电影将对伦理的思考更多地放在现代性的视野下，对中国传统伦理进行重构。
比如《红高粱》中对“野合”的正面歌颂，“野合”本质上是一种不伦现象，但影片中却用摄影机的视角及音乐色彩的运用等将其神圣化，这是与传统伦理背离的。
“第六代”电影则指出了传统伦理在现代性下的尴尬。
进入2000年商业化以后，传统伦理已经被平面化了。
像《好奇害死猫》、《苹果》等影片中开始出现只有在商业社会下才会产生的伦理困惑。
通过梳理，陈犀禾教授主张将伦理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思考。
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伦理观念经历了怎样的转换呢?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赵彤副研究员认为，六十年来我国伦理中的本位观念，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本位至上，到家庭本位至上，进入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新一轮的社会裂变，个人本位主义的伦理观开始兴旺。
体现在影视剧中，从“十七年”电影《今天我休息》中马天民在休息日里一直活动在公共空间，到现在即使《大决战》这样宏大叙事的电影还要腾出笔墨写毛泽东给儿子披上一件大衣，这种转换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每个层次的伦理不是互相代替的，而是成为一种层级递进的交融状态。
当然，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宏大叙事很难进入当下盛行的网络载体。
赵彤副研究员还指出，在传媒格局由电影到电视到网络的变化过程中，伦理观念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在当下网络逐渐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时代里，我们应该怎样思考伦理问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聂伟博士做了题为《“经典”叙事与后“P2P"时代的视觉奇观——新世纪影像的多元伦理可能》的发言。
他通过阐述文学作品以不断的重复阅读方式获得经典化定位，说明影视剧与其类似的过程。
进而指出，在进入新世纪后，电影市场和叙事方法都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2006年，被称为“P2P”时代元年，之后电影的故事性、写实性、教育功能已逐渐被电视以及网络的播客取代。
藉此，我们应该从更多元的维度来思考伦理问题，从简单的社会伦理推演到更大的关于媒介伦理。
其次，影视剧中伦理表达的现状。
伦理表达随着电影到电视，再到网络传媒格局的转换而嬗变，那么，当下影视剧中伦理表达的现状又是如何呢?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研究员张德祥认为，现在影视艺术中伦理价值存在偏失。
他首先指出，现实生活中的伦理状态不佳。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很多伦理价值判断却出现了偏失。
比如影视剧中权力对伦理的异化，这主要表现在某些历史剧中宣扬一种权力至高无上的观念，当面对权力的时候，伦理这样一种普适的价值观也被踩在脚下。
同时，他在将伦理分为亲友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三个层次的基础上，认为伦理偏失还体现为亲友伦理对社会伦理的掩盖。
那么影视剧就应该歌颂善，歌颂伦理，要给当代人提供伦理的精神力量。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金丹元教授认为，虽然今天处在一个消费的社会里，但中国观众还是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深怀情感。
因为它不仅能够抚慰人的心灵，还有道德的担当。
他分析了中国的电视剧越拍越好看，电影却越拍越糟糕的原因。
由于电影尤其是大片，过于注重其商业化，而好的电视剧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金婚》、《亮剑》、《闯关东》等，不仅真实，并且贴近老百姓的视点和接受心理。
视觉冲击是需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影视叙事基本和长期的任务是强化人文品格，强化对人及对社会的关怀，以至于真正有穿透力的作品应该从中寻找到与美学命题息息相关的终极关怀和富有哲理的韵味，从而显示其强大的道德力量。
(张霁月)伦理问题的存在状况麦家:在影视创作上，盲目跟风模仿甚至抄袭问题始终存在，甚至有甚嚣尘上之势。
张志扬: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很糟糕的。
各种“类型”“元素”的说法不胜枚举，这是一种简单化、僵固化的行为，也为现在盛行的“当下至上”、“利益至上”提供了合法性。
影视剧中的伦理表达既涉及到影视创作主体、影视剧文本，又涉及到影视接受主体，因而，围绕影视剧的创作与接受，从影像中的当代伦理表达出发，几位编导和专家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首先，影视从业人员的过失与无奈。
对于影视剧的伦理承担问题，影视从业人员自然首当其冲。
一方面，创作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影响着影视剧的制作质量与水准。
对于作品基本内容的构建从前提上决定着文本的伦理诉求与意义承担。
另一方面，影视界行业规范的缺失形成了对影视作品伦理漠视的推波助澜。
《暗算》编剧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在这次讨论会中指出，在影视创作上，盲目跟风模仿甚至抄袭问题始终存在，甚至有甚嚣尘上之势；在影视界中，“签名付钱”，利用名气和品牌愚弄观众的行为不断发生；同时，执着于以对阴暗面的描绘来标榜探索和创新的倾向及行为愈演愈烈，对光明和英雄的礼赞甚至被指责为老套，这些问题成为切实的当下存在。
《我们俩的婚姻》编导李自人提到了面对现实题材时，编剧及作家创作力的匮乏和创作思维的钝化问题，这从另一个方面呼应了麦家指出的影视创作人员存在问题的事实。
另一方面，麦家也指出，由于影视创作人员和制作人员(特别是后者)实际上从事的是高风险的投资行为，总是面临着票房和收视率的压力，而影院和电视台相对来说是单纯受益者，这种利益与风险的分担不均也印证了影视创作人员的无奈。
李自人指出创作最终无法回避掉对受众的迎合问题，这也体现了影视从业人员的相对被动地位。
上海大学文学院的程蔷教授也认为，就影视创作而言，也受到诸如投资方、受众心理的诸多限制。
其次，是影视剧创作模式的是与非。
影视剧的创作是否存在一种模式?肯定模式是否意味着僵化不前?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程蔷认为，就电视剧创作而言，宏大叙事最终总要落脚到家庭伦理、婚姻等范畴来表现，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