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以家庭作为道德重建的中心
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
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问题”还是“主义”的话题在90多年前已经由陈仲甫与胡适之先生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我再次思考这个话题缘于一场讲座。
11月5号晚上，甘阳讲座时，一位政管院的研究生发问：“甘阳先生，您在80年代曾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后来转向新左派，现在又倾向保守主义，请问您能回答一下为何您的思想会有这么大的转向呢？”（大意）甘阳回答：“关于主义我过去谈的很多，现在当然也还可以谈。
但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的主要关注点不在这方面，我更多地倾向于就我能达到的条件去干一些具体的事情，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大意）我深以甘阳的回答为然。
必须承认，“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广阔的可以讨论的空间，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国情而言，如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主义”上，在“主义”无法得到有效性进展的条件下便冷落时局与人生（或不问世事或牢骚满腹），则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
我们周围充斥着太多由“主义”层面生发的声音。
无论是从哪种“主义”出发，他们都希望从根本上给现实来一个脱胎换骨。
大家都以宏大叙事的语调，以全称判断发语，予现实以疾风暴雨般的抨击。
动辄“现在中国……”、“现在C.C.P……”、“现在中国人……”云云，大有“包举宇内，并吞八荒”之心。
这样的风雨要不要？要。
但是不能全是这些，因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根本无法在任何一个体制下能轻易“全盘××”。
更何况，就我所见，这些全称判断所下的结论往往都不能做到完全正确，有时候甚至是大部分错误。
真正有效用的入手处恐怕还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层次，完全可以按照各人的条件各自入手。
例如，暴力拆迁问题。
入手之处有立法的层面，有监管执法的层面，有舆论评价的层面，有物质支援层面，有直接的法律援助层面等等，这些东西都有人去做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
若果按照某些“主义”者的分析，必须打到“××执政党”才能根除，那么我觉得这将永无解决之期望。
且不说打到“××执政党”不知何时才能变成现实，就算你打倒“××执政党”之后新的“××执政党”就不会再暴力拆迁吗？等到那一天，啥菜都凉了。
甘雨事件感悟心得体会(3篇)
第1篇导语：近期，甘雨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作为一名关注社会热点、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我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思考，现将我的感悟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
一、事件回顾甘雨事件是指我国某地一女子因家庭纠纷，在一酒店内纵火，导致包括自己在内7人死亡。
事件发生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家庭暴力、心理健康、法律法规等多方面的关注和讨论。
二、事件感悟1.家庭暴力不容忽视甘雨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
2.关注心理健康，预防悲剧发生从甘雨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心理问题是导致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受害者长期承受心理压力，最终走向极端。
因此，我们要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预防悲剧发生。
3.法律法规的完善与执行甘雨事件反映出我国在家庭暴力、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力度，保护受害者权益。
（2）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3）加大对家庭暴力案件的查处力度，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社会关爱与支持在甘雨事件中，受害者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却得不到有效的关爱和支持。
这说明我国在社会关爱和支持方面还存在不足。
为此，我们要：（1）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
（2）倡导全社会关爱家庭，关注弱势群体，共同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3）加强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的心理健康，预防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三、心得体会1.提高自身素质，关爱他人甘雨事件让我深刻认识到，家庭暴力、心理健康等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努力。
作为一名青年，我们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关爱身边的人，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2.关注社会热点，关心国家大事甘雨事件提醒我们，要关注社会热点，关心国家大事。
文化民族主义,刺猬的抑或狐狸的——评甘阳《将错就错》
文化民族主义：刺猬的抑或狐狸的?——评甘阳《将错就错》丁耘2002年10月这是一个小文章大行其道的时代。
后现代主义的说得好，“书”其实已经终结了。
如此看来，编文成书无非是个障眼法。
但如文集碰巧呈现了一个前后呼应的有机整体，只有一个可能：这些文章或者本来就是有意无意地围绕着同一问题发生的。
学院图书馆是书籍应该在的地方，报纸专栏是小文章应该在的地方。
小文章一旦被编为真正的书，就出现了言说的错位。
那些原该在学院里为学院人写作大书、考虑唯一问题的人，却去报纸上开专栏为传媒大众写些琐碎细事，这已经是一个错位；再把这些琐细文章编辑为书转交学院人琢磨，只能算将错就错吧。
报纸读者与书籍读者的性格大不相同。
报章作者与书籍作者的性格也呈现差别。
西谚有云：“狐狸知道许多小巧，刺猬却知道一件大事”。
以塞亚·伯林曾拿来给两类思想者画像。
毕生关注唯一永恒问题，因此有一元论倾向的思想者，是谓刺猬；不断关注不同事情，有多元论立场的是谓狐狸。
从这个比方看，眼里只有一部大书的自然是刺猬，而手头写下许多文章的无疑就是狐狸了。
伯林本人的重要著述都是文集，没有写出大书虽是他一生的憾事，但这个事实，和他对一元论的不断批评一起，印证了伯林似乎是个言行一致的狐狸。
大陆学界介绍伯林最早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甘阳。
自此往后，可以发现甘阳与伯林的相似越发多了起来。
卷轶对平生，文名满天下。
在其本人，却是好谈第一、编书第二、撰文只落得第三。
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种种机缘，甘阳忽然为香港的报纸写起专栏文章来。
彼时彼地，晨报早已替代了晨祷，而甘阳于海外负笈多年，或已熟习这种处境下的劝谕技艺。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繁华处毕竟不适合领受这种文字。
今将之编为一集，大陆学人终于有了阅读与索解的机会。
《将错就错》文凡八编，东拉西扯，左右逢源，看来是典型的狐狸踪迹。
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也不止一处谈到了伯林。
文集较前的部分谈了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而终编（“世界大同”）关于伯林的关键词则是“民族主义”。
高中语文论述文本阅读专项训练专题复习含答案
高中语文论述文本阅读专项训练专题复习含答案一、论述类文本阅读1．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各题。
学者的本分胡成①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识创新意义上的发现和发明。
就其成败得失来看，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那么似可以说成功的学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学者各有各的烦恼和伤心。
一般说来，学术上能够成功之人，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研究正确的问题，需要天赋、训练、勤奋，当然还要有点运气。
这就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研究的佼佼者。
毕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终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却不见得能有收获。
②当然，有幸做出点成绩者大有人在。
不过，倘若不能进入学术史意义上的“发凡起例”，或者说带来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那点成绩也只是为他人建造巍峨大厦增砖添瓦。
这就像吾人进到北京故宫，首先映入眼帘而赞叹不已的，是炫丽的房顶、威严的大殿、堂皇的拱门、挺拔的圆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修造这些建筑所用的青砖绿瓦。
好在，终生以学术为业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的自恋情结。
即使生不逢时、身处逆境，也没有太多想到知难而退。
③由此说来，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多数人注定一无所获，失意而归。
韦伯语重心长地质问那些年轻学生：“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也无创痛吗？”在他所谓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的讲述里，很难说没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④韦伯的这一质问怕还有实实在在物质生活上的羞涩和失落。
目前很多大学的薪酬制度，采行的是“竞赛制”，教授分为“基底工资”加“岗位津贴”。
就基底工资而言，几乎所有学者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
作为补偿，基底工资之上加了一定数量的“岗位津贴”，评定标准是所谓数字化的业绩考核。
所以，当下“不成功”的学者，最终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而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当年的韦伯更能经受住各种“折腾”。
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专项训练专题复习及答案
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专项训练专题复习及答案一、论述类文本阅读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公共危机主要是指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件。
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公共危机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对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以控制为导向型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一种重要手段，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直面我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现实，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模式变革。
公共危机管理也被称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按照传统观念，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安全相对应，而与国家安全鲜有关联。
这是因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分别主要指称国家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二者没有交集。
如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国家安全理念将内外部安全整合在一起。
今天的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双重使命：一是有效预防、应对公共危机，最大限度地限制、控制其影响，确保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二是防止公共危机传导、放大、演化为国家安全危机。
不确定性是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们难以根据既往的经验或对未来精准的预测来全面把握公共危机的缘起、演进，它们往往会超越人的常规思维。
公共危机越发不受地理边界或职能边界的限制，具有较强的传播与扩散能力。
在全球化时代，关键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高度互联，其崩溃将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引发公共危机的全球跨境传播。
2011年泰国发生洪突，淹没了众多生产金业，由于泰国生产全球28%的硬盘驱动器，洪灾发生后，世界各地的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生产受到影响。
进入21世纪后，以控制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危机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质疑。
工业社会对一切事物进行严格、精确的控制，以产生所追求的秩序，公共危机管理者可以按照控制的逻辑，构建应急组织并采取按部就班的响应行动。
但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危机管理模式适合应对复杂程度低、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不适合应对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
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21世纪》：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20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甘阳：有所不同。
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 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
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
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之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
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
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
辽宁省沈阳市郊联体2024_2025学年高二语文上学期期中试题
辽宁省沈阳市郊联体2024-2025学年高二语文上学期期中试题考试时间：150分钟试卷总分：150分留意事项：本试卷由第I卷和第II卷两部分组成。
第I卷和第II卷选择题部分，一律用2B铅笔按题号依次填涂在答题卡上；第I卷和第II卷非选择题部分，按要求答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宏大的转折》用镜头寻找红军战士的闪光踪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动身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宏大的转折》选择深化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
作品讲解并描述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发生的事情。
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成功与复兴的宏大转折和起点。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宏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阅历，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名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日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
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
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慢慢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2024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80多年前，长征的成功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干脆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的大发展。
甘阳：《四书》是“反启蒙”的启蒙
甘阳：《四书》是“反启蒙”的启蒙
吴铭
【期刊名称】《社会观察》
【年(卷),期】2012(000)001
【摘要】思想界部分文化保守主义学者试图从《四书》教学入手,解放和重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按学者甘阳的理解,其中逻辑在于：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的新的迷信,因此,＂反启蒙＂必须被看成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从这一视野来看,《四书》教学的意义在于重构古典视野,以培育和保持对于现代性的制衡力量。
【总页数】2页(P78-79)
【作者】吴铭
【作者单位】《社会观察（上海）》编辑部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4.7
【相关文献】
1.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2.启蒙与反启蒙的灵魂：萨德——“启蒙之子”与“放纵侯爵”的内心博弈
3.启蒙,反启蒙及政治
4.君主—主权、启蒙—反启蒙与民族—国家——对克劳塞维茨“三位一体”战争观之展开
5.尼采的幽灵:鲁迅“反启蒙的启蒙”思想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甘阳：以家庭作为道德重建的中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1.29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只能像西方一样，建立在赤裸裸的、毫无关系的个体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认为目标只是重建一个没有血肉的、抽象的伦理共同体的话，我认为是错误的。
虽然现在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道德底线崩溃现象的报道，人们普遍感到中国社会道德一片迷茫，不过，情况未必那么悲观。
媒体报道的特点是往往会比较突出某一些现象，当然用意是好的，会引起关注，但是如果把媒体上比较凸显的一些例子夸大，好像中国社会人人都已经没有道德，大概没有那么严重。
我认为，中国基本的道德基础还是有的。
现在假定我们中国社会还有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感的话，这个道德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比较相近的经济大转型时期，道德迷茫是相当普遍的，包括美国和英国现代历史上的转型时期。
美国比较明显，从1870年到1930年这五六十年间是他们的工业化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大规模扩张，但在1900年前后是美国道德迷茫的最低点。
1900年前后美国很多小说描写的状况和我们现在非常像，包括腐败问题。
1900年前后最有名的一本小说题目就叫《民主》，讲的是资本主义的高速扩张完全毁掉了原先社会的道德基础，特别是共同体的基础。
因此，中国在转型期间遭遇的问题可能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可能未必那么悲观。
我认为需要检讨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道德问题上最基本的一些想法是有问题的。
如果道德行为需要一些规范，这些规范一定要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可能说建立一个新道德就建立一个新道德。
但是，中国社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不断的革命加上改革，老是在动荡中，或者老是在变动中，这就使得所有人都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变的，包括道德。
现在的确出现了一些很不应该出现的事情，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对一些很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可以振振有辞地辩护。
最明显的就是范跑跑事件，这种事情在美国很可能是要坐牢的，学生家长们可以起诉他。
但他在社会媒体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喝彩声，似乎他是在提倡一种新道德、新伦理，用这种新的道德伦理来辩护自己，甚至大家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认为，一个现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基本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都是传统的。
我们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包括要有诚信、不要杀人、不要放火、不要偷盗，哪一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所以一个真正良性的现代社会，不在于形成一套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道德，而在于传统道德在现代生活当中有很好的维持。
传统道德维持得越好，可能这个社会相对运行得越好。
但是，我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在提倡一种非常混乱的、非常没有根据的道德主张：因为要进入现代社会，要进入新社会，所以要有一套和传统道德截然不同的新道德。
然后到解放以后，我印象很深的是"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
新东西则是新思想、新道德、新习俗、新习惯。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最正面的道德楷模是雷锋，雷锋比较好是因为他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和儒家伦理最好的部分。
其实中国农村老百姓的基本行为方式长期以来都非常传统，从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甚至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直都很传统。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冷战结束以后曾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
她一直比较关心东欧，她说，东欧国家在西方通常被称为是极权主义，而这种极权主义有其特点，即极权主义的政体基本上不触及普通人的一般道德。
无论是前苏联也好，东欧也好，其实大多数人在所谓极权政治中的基本道德行为是传统的。
而在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在十年之内比任何极权主义都更广泛彻底地摧毁传统的道德。
桑塔格这一深刻观察指出了，资本主义说到底对道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撕裂了整个共同体的纽带，包括道德。
像诚信这种基本道德需要以一个共同体的存在为基础；如果这个共同体本身已经不存在，如果这个社会完完全全是由彻头彻尾赤裸裸的个人所组成的话，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我们要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新道德、新伦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应当要用比较有强度的、有基础的道德来制约市场经济发展，要使市场经济能够服从最基本的伦理规范。
资本主义追求的就是利润，市场经济必然唯利是图，如果一个资本家不唯利是图也不对，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
不可能从市场经济的内部产生出不讲利润的道德，它的内在需要就是唯利是图。
如果资本主义有道德，那么它一定是外在的东西，基本上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在人类千百年文明历史中所形成的基本道德规范。
在西方社会，基本上是以基督教、天主教等等为基础所形成的道德。
做慈善从根本上说也是外在的，而不是市场经济内在生长出来的。
我不大认为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本身能够产生道德，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
市场经济最大的动机就是追求利润，可能现在语词说的好听一点而已。
如果我们要谈道德，首先要知道，什么对我们社会的道德基础、道德规范冲击最大、破坏最大？如果认为现在对我们道德影响最大的不是资本主义这套东西，而是别的东西，那么我认为，连敌人都搞不清楚，提出的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的。
假定我们社会基本的道德基础还是存在，或者大多数人在做事时是有道德规范的，而不是真的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要说真的无法无天，坦白说就是大老板他们会无法无天，普通人并没有资本无法无天。
）那么，我们无论是谈社会诚信的重建也好，社会同情的培养也好，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单位到底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某种群体？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要应该明确确定中国基本的道德单位是家庭。
以家庭为中心，是一个比较能有效克制恶性个人主义发展的基础。
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道德主体承担单位，如果只是像西方那样，明确规定就是赤裸裸的个人，然后大家在赤裸裸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行为规范，这在中国社会是不对的。
因为儒家的基础和基督教的基础不一样，基督教不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赤裸裸的个人。
如果我们不是把道德重建的全部重心放在重建家庭、保护家庭之上，如果连一个家庭都不能建立起来，我们谈亲情、谈同情、谈爱心都是空的，都是大话、废话。
我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禁止学生募款，我有时候说得很残酷，大家每天都希望发生汶川地震这样的事件，以便来表达你的爱心，如果不是大灾难，你们好像都不知道表达爱心。
爱心就在日常行为中，爱心在和父母的关系中，爱心在和同学关系中，不要舍近求远，而是就近去培养。
否则那些老是说表达爱心的，不过是在作秀，不过是想追求社会的认可、喝彩。
与重视家庭、保护家庭最切近的是儒家传统。
这方面有很多错误的看法需要澄清。
比如，最近十年来，伦理学家一直在辩论所谓"亲亲相隐"的问题。
某些似乎很了解现代社会的人把"亲亲相隐"批得一塌糊涂，说"亲亲相隐"毫无疑问是不对的。
这里不想进入这个争论。
最近中国正在准备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订，就是明确把"亲亲相隐"原则引入刑事诉讼法。
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知道"亲亲相隐"在所有西方国家都是一个原则。
有些人根本不了解西方，却振振有辞地认为"亲亲相隐"完全错误。
其实所有西方国家，除了反叛国家罪和杀人罪这两种最严重的罪行不可以包庇之外，其他所有情况下亲人都有权利"亲亲相隐"。
因为这两种罪行危害到人之为人这类社会共同体最为核心的价值。
说西方的这些法律背后没有道德考虑，是不可能的。
而且，事实上中国传统对这个问题的考虑远比西方深刻，但现在西方做得比我们好。
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条修订吸取了西方国家在刑事诉讼法上的基本做法，我相信它会顺利通过。
与此相关的例子是，不久前修订后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公开征求意见，引起轩然大波。
"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完全没有考虑到家庭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两个人结成一个家庭，是否完全是随意结合和随意分离？如果根据财产划分原则把家庭分成两个孤立的个人，这是非常错误的，而且特别不保护女性。
"司法解释三"草案很简单，现在每个家庭都要买房，问题买的房是夫妻两人的共同财产，还是按照开始的出资比例判断是谁的财产？目前中国年轻夫妻的房子很多是男方的家长出的钱买的。
"司法解释三"草案的办法是，如果房子是男方家长买的，一旦离婚房子就应该归男方，女方就没份了。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很令人费解。
法学界方面已经有一批学者对此做出了批评，而且中国司法部门的最后定稿对此有所吸收。
这些例子涉及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社会道德的基本单位到底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家庭。
我们的道德关怀到底落实在哪里，这是很基本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道德重建，首先要确定道德重建的主体是什么。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只能像西方一样，建立在赤裸裸的、毫无关系的个体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认为目标只是重建一个没有血肉的、抽象的伦理共同体的话，我认为是错误的。
而且事实上西方的一些看法只是理论推导。
其实伦理学的悲剧在于，通常一个社会的伦理学理论越发达，它的道德基础越薄弱，因为伦理道德都被抽象化了。
伦理和别的理论并不一样，伦理的东西如果不能落实到人心，不能落实到实践，而只是变成抽象的理论，那表示这些伦理机制已经差不多完蛋了。
我认为西方很多人的伦理学理论都变成一种理论游戏，无助于社会伦理的重建。
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