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解放”概念看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关联

从“政治解放”概念看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关联作者：王凡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2期[摘要] 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概念的分析，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所追求的“人的解放”的理论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马克思之前，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布鲁诺·鲍威尔给出了“政治解放”的解答。

马克思批判地考察了“政治解放”这一概念，并对“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进行了区分，提出了“人的解放”的理论主题。

另一方面，对“政治解放”概念的批判性考察是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分歧的公开表达，是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界分，由此马克思开始逐步对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清算，最终实现了其哲学立场由思辨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关键词] 犹太人问题；政治解放；人的解放；市民社会；自我意识哲学[中图分类号]B51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2-0072-06由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就“政治解放”所作的分析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即人的解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试以“政治解放”这一概念作为基本的理论线索，力图分析马克思哲学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之间的理论关联。

马克思认为，在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上，布鲁诺·鲍威尔所提出的“政治解放”具有不彻底性，而真正的任务是实现“人的解放”。

对“政治解放”这一概念的批判是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分歧的公开表达。

在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关系中，对“政治解放”的批判性考察就成为两人哲学思想的界分，由此，马克思开始逐步对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清算，最终实现了其哲学思想历程的转变。

一、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的解决方案（一）犹太人问题的提出犹太人问题，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

一方面，自1816年普鲁士当局宣布“五四”法令，禁止居住在当地的犹太人在国家中担任公职以来，居住在普鲁士境内的犹太人就完全被排挤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一部分犹太人凭借其过人的个人能力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资本，操纵着普鲁士甚至全欧洲的金融。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国家的经济。

改变政治上受歧视的地位，同基督徒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实现在宗教、民族和政治上的平等，就成为犹太人一直以来的要求。

从求得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出发，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宗教对人的意识还有巨大的影响，而当前的宗教领域仍然是一个异化的领域。

因此，他们倡导并要求摆脱基督教的束缚，提出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

（二）“政治解放”的解答布鲁诺·鲍威尔（以下简称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领袖。

1837年，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结识了鲍威尔、科本等人。

马克思与鲍威尔曾有过十分密切的交往。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问题在德国是一个宗教问题。

德国犹太人渴望获得的解放是公民的解放、政治解放。

犹太人之所以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原因就在于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存在着最顽固的宗教对立。

为了消除这种对立，使犹太人获得政治解放，就应当消灭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宗教上的对立，即“废除宗教”。

所以，犹太人要想获得政治解放就需要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

另一方面，鲍威尔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其反映了“宗教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宗教约束和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1]23。

作为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的德意志国家，其本身也还带有宗教的性质，并没有能力解放犹太人，因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实现社会解放的唯一途径。

鲍威尔提出在德国需要进行宗教改革，使宗教和现代国家分离。

实现宗教和现代国家的分离实质上是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在要求。

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

与此相关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国家必须从宗教的支配下解放出来。

而那维护封建社会的旧有的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

诚如马克思所说：“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

”[1]28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意味着资产阶级建立的政治国家在政治上将不再受教会的干涉，因而在意识形态上也才能摆脱教会的垄断和操控。

因此，鲍威尔认为一旦国家废除了国教，也就标志着宗教的被消灭，人作为公民便能够获得解放。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鲍威尔认为只要对基督教国家进行批判，只要实现了宗教解放的政治解放，就能解决犹太人的解放问题。

（三）马克思的质疑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最顽固的宗教对立，并不是单纯由宗教自身所决定，而是由一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宗教解放只是使宗教不再以“特权宗教”的权威形式而存在。

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不是单纯的宗教或神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

犹太人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既然问题的产生有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那么仅仅对宗教进行批判，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产生这种问题的社会根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思想的不彻底性。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没有对解放理论进行前提批判，而“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有哪些条件？”[1]25。

马克思认为，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仍然保持着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对立，因而批判的真正任务是人的解放。

在这一问题上，鲍威尔所犯的错误是“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1]25。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4月第31卷第2期王凡：从“政治解放”概念看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关联二、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的肯定、批判与超越马克思对鲍威尔“政治解放”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中。

《论犹太人问题》是1843年处于思想转型时期的马克思写的一篇论战性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通过犹太人问题与人类一般历史过程的深刻联系，马克思对“政治解放”进行了逐点分析与批判，具体考察了鲍威尔所提倡的“政治解放”的意义和限度。

（一）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的肯定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是对宗教解放的超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政治解放的进步性。

首先，通过政治解放，实现了现代政治国家和宗教神学的分离。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国家并不需要宗教从政治上充实自己。

现代的民主制国家，把宗教仅仅看作市民社会的其他要素之一。

民主制国家的基础并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人的基础。

民主制国家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

其次，政治解放为现实的、实际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一个必要环节。

政治解放使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实现了宗教解放的政治解放，也就意味着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了私法领域。

宗教成为纯粹个人事务的形式，人们获得信仰自由的权利。

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他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了出来。

在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是独立的自然状态的个人。

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利己的个体被承认，这种个体在市民社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得到了认可。

最后，政治解放同时也意味着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

政治革命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革命。

通过政治革命，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

过去诸如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等这些人民与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种种表现也被政治革命所推翻。

伴随着政治革命的过程，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逐渐被消灭。

同时，被分裂的个体成了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

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假象也被揭穿，“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

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摆脱束缚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

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得到解放”。

[1]45（二）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的批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政治解放的完成并不代表宗教的消灭，宗教和政治国家可以并行存在。

社会没能通过消灭宗教的政治解放这一途径清除自身的弊病。

相反，政治解放完成后，宗教并没有消失，反而壮大了。

现实情况是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仍然存在着。

另一方面，宗教精神也未真正实现世俗化。

在民主制国家，作为占国家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宗教只是“在这种国家中实现的人的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1]36。

宗教的理想性与非世俗性，使得它在完成了的民主制中更加富有神学意义。

政治国家是通过基督教国家的完成来表明自己是国家。

实质上，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国家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中介者。

它是以中介者的形式替代了宗教。

其次，政治解放是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的完成，但它并没有批判国家本身。

马克思说：“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

”[1]28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国家，赋予公民的是抽象的、不真实的权利。

马克思举例分析了像北美这样已经建立了民主制的现代政治国家。

它们从法律上宣布取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这看似是历史的进步，但实际上，私有财产仅仅是以政治的方式被废除。

在实际生活中，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在发挥作用。

现实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本身不能承担起宗教解放和人的解放的重任。

因此，我们不仅要消灭宗教国家、基督教国家，还要消灭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我们不仅要实现宗教解放、政治解放，还要实现人的解放。

最后，政治解放还造成了人的类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之间的二元对立。

市民社会中的人过着双重的生活：政治国家的类生活和现实的物质生活。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

”[1]46而“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1]32。

显然，政治解放中蕴含着深层次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于，在政治国家中，人是抽象的，人的类生活是虚幻的；在市民社会中，人是真实的感性的单个存在，但人却是异化的，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

同样，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处于对立之中。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被政治国家所消灭。

但实际上，政治国家也必须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

因此，要想彻底解决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对立生活状态，解决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就需要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