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白居易论稿

专精博约守正出新——我读《白居易论稿》摘要：在我国唐代文学史上，白居易是仅次于李白、杜甫的诗坛巨擘。

他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歌富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他的诗歌主张与诗歌创作，及其对通俗性、写实性创作的突出强调与全力表现，都对我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历来研究白居易的人为数众多，研究成果也蔚为可观。

但留下的有争议的疑点和难点也不少。

近日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白居易论稿》，从白氏的生平、思想、创作及诗论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堪称近年来白居易研究著作中的卓荦者。

关键词：白居易论稿知人论世史料翔实守正出新专精博约《白居易论稿》的撰著者蹇长春教授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主编、中文系主任，长期从事唐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研究用力尤勤。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致力于白居易研究，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相当学术质量和水平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他是一位学养深厚、善于思辨、才情横溢而又学风端实、勤奋著述的学者，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白居易研究专家之一。

《白居易论稿》一书，共收论文二十一篇，分为三部分：上篇七篇，专论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中篇八篇，专论白居易的诗论及创作；下篇六篇，为白集杂论。

另收附录两篇，为《<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及《八十年来中国白居易研究述略》，虽列为附录，依然是重要的学术论著，更显出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中肯的学术见地。

这二十三篇论文，是蹇长春先生在过去三十年来所发表的白居易研究文章中精选出来的。

《白居易论稿》一书由著名的文史专家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卞孝萱教授作序。

卞《序》从四个方面深刻而允当地评析了《论稿》的学术见地与特色，不啻是一篇高屋建瓴的“导读”。

本学期，有幸拜读了蹇长春教授的论著《白居易论稿》（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读后颇觉受益匪浅，这里谨以喜悦和钦佩的心情，谈几点读后感。

一、结合时代背景，力求做到“知人论世”对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事贬江州，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不但不援手论救，反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其落井下石这一历史公案，以往论者多从王涯的性格和人品层面去探究原因，而本书《白居易的江州之贬与王涯的落井下石——兼论元和朝局及乐天遭贬的政治原因》一文指出，“王涯为什么出此下策，对白居易落井下石？窃以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其贪婪、阴狠的本性；二是为了迎合皇帝，讨好守旧的官僚集团，特别是讨好恩遇正隆的大宦官吐突承璀。

”，“只有把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联系贞元、元和之际朝中新旧两派势力尖锐对立的政治形势，结合各自对待永贞内禅及永贞革新的态度，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弄清问题的本质。

”从这一角度出发，著者得出了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新观点，即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线。

著者指出，白氏前期“志在兼济”，积极进取，与元和前期士人们渴望“中兴”，人心思治的政治氛围有关；而贬江州之后，反思官场的险恶。

逐渐以“中隐”为“独善”之计，这固然受到明哲保身的消极思想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为宪宗晚年的倒行逆施，及接踵而来的穆、敬、文、武诸朝，国是日非，大唐帝国日益走向衰飒没落的历史大趋势所决定的。

至于把元和十年白氏因论事遭贬，看作其思想变化的契机，只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在论及王涯落井下石的问题，著者不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为王涯的个人品质，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指出：王涯诬陷白居易，固然处于其贪婪、阴险的本质，但更为主要的是为迎合皇帝，讨好守旧的官僚集团，特别是讨好“恩顾莫二”，炙手可热的大宦官吐突承璀。

从这样的角度和深度去立论和分析，显然比以往的说法更深刻，更具有说服力。

二、史料翔实、见解中肯，大胆设疑、守正出新蹇长春教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极其熟悉，并善于梳理和把握，因而使论著做到了文献翔实。

这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础。

所谓对研究对象的熟悉，落实到白居易上，首先是对白氏诗文文本反复阅读、烂熟于心，并有所体悟和生发；其次对白居易所处时代要有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诸如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以及文人心态、诗文创作、文学思潮等等，从而把白居易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长河中去认识、去把握；另外，还须对前辈及当代白居易研究者的论述有相当的了解，以便批判继承，守正出新。

我读《白居易论稿》，深感蹇长春先生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

其论述都详尽地占有史料，寻幽探微，详加对比和分析，以事实说话，以理服人，既有白居易本人的诗文为准的，又有翔实的社会史料为参证，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提出自己的新见地。

此集之中，著者在深研白集文本，详细占有历代有关白居易研究资料，并虚心汲取借鉴当代学人（如陈寅恪、岑仲勉、顾学颉、朱金城、卞孝萱等）关于白氏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研文本，知人论世，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不拘于成说，不迷信权威，敢于面对并回答有争议的热点问题。

本书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开拓和创新，这样才有所谓学术研究、论文写作的针对性，既不是空泛的一般陈述，也不是因循陈说。

蹇长春教授即是针对白居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有的放矢的。

例如，长期以来对白氏的诗歌创作比较重视，论述也多，而对散文及其他写作却很少涉及，为此蹇先生写了《<百道判>及其学术价值》、《唐人为什么重视判的写作》和《关于<白氏六帖事类集>》三文，分别加以介绍、分析和论述，既补前人研究之不足，又给我们更全面的认识白居易开拓了视野。

在前人的研究中，有人曾企图否认元和时期曾经存在过新乐府运动，也有人认为白居易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典型”，针对这些问题，蹇先生专门写了《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和《白居易讽谕诗的人道理想》、《从“有为而作”的主张到“为人生”的艺术观》等专论，运用文艺学的知识, 认真分析探讨了“文学运动”的具体内涵和构成“文学运动”的基本要素, 认为白氏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大体上是符合现代意义上“文学运动”的基本要素的, 并指出运用现代文艺学观念评价分析古代文学时, 宜宽不宜严, 这一事实求是的态度对推进古代文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著者以细致的考辨、严密的论证论述了新乐府运动的三个层次, 尽可能地展现了新乐府创作的原生态, 并进而阐述了白氏的诗歌理论,从而论定这一以反映时事、关心民瘼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确实是存在的, 其文学实践及所产生的影响, 足以称之为“文学运动”。

不仅如此, 著者还关注到白氏诗论和新乐府运动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探讨白氏讽谕诗的人道理想; 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为人生”的艺术观, 探讨白居易诗论的现代意义。

著者不为时俗世风所动摇,不盲从, 立足文献, 融会贯通, 表现出可贵的学术追求和学术个性。

对《长恨歌》主题的探讨, 详细辨析“主题”的文艺学内涵, 总揽各家之说, 客观公正地予以评说, 提出了《长恨歌》主题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 不啻是理解《长恨歌》永恒艺术魅力的一把金钥匙。

可以说,如若没有现代文艺学的知识, 是无法达到这一研究境界的。

这些，都说明蹇先生能密切关注他所从事的学术领域的研究动态及其热点问题，因而，其研究成果，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

作为一部作家专题论文集，《白居易论稿》的主要学术价值，正在于著者通过锲而不舍的钻研与探索，在翔实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白氏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诸方面，都作了有益的探索，而且总是选择有争议的疑难问题作为切入点，知难而进，因而在这些方面，均有所开拓与创获。

例如，如所周知，由于白氏思想儒释道杂糅，错综复杂，前后矛盾，历来被视为白居易的一大难点，对白氏思想作总体把握与真切剖析的文章，也及为罕见。

为此，著者先后发表了《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白居易思想略论》以及论白氏思想分期的《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于今口不言》，论白氏“中隐”观念及其影响的《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等论文。

明确指出，“儒家思想始终为白氏思想的主干，只是前期的激进民本主义，更多地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积极面，而后期儒道互补的中庸主义，则更多地反应了儒家思想的消极面罢了”。

他还明确回答了关于白氏前后期思想分期问题的争论，坚持白氏转变不在元和五年（810）卸任拾遗之际，而在元和十年（815）贬江州司马之时。

著者还指出：作为白氏后期处世态度的“中隐”观念，陈义虽不甚高，却切实可行，因而，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仕途遭际与白氏相仿佛的士人们，大都选择了白氏所标榜的“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的“中隐”的道路；这也正是白氏抒写其“中隐”生活情趣的闲适诗大受后期士人们的喜爱而广为流传的原因所在。

再如，关于《长恨歌》主题，学术界长期聚谈不休，形成五派，观点对立。

著者主张打破“单一主题说”的禁锢，分层次地把握作品的悲剧意蕴。

即在不同层次上，分别把《长恨歌》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以便使爱情说、讽喻说和时代感伤说这三派主要观点，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并使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这样，就有分析地肯定了各派观点的合理性，避免了其片面性，从而变以往在论争中各派观点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这一观点，被学术界认为是《长恨歌》主题研究的新进展。

三、见微知著令人信服，是专精于博约的有机统一《论稿》是研究白居易的专著, 但所涉及的问题却非常广泛, 是专精与博约的有机统一, 显示了著者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

如因白居易曾任职翰林, 著者穷本溯源, 对翰苑制度有深入的研究, 如此才彰显了白氏任职翰林对其思想情感的深远影响。

论“司马青衫”, 虽是论白氏服色变化——江州司马时著青, 除忠州刺史时“假绯”, 长庆元年夏加朝散大夫初着绯, 却能够深入明晰地探讨唐代的服色制度——“唐制：百官服色不视职事官, 而视其阶官之品的”的特殊性, 见微知著, 令人信服。

论《百道判》而探讨“唐人为什么重视判的写作”, 皆能不随人后而有所发明。

又如, 探讨白居易的“中隐”观念, 提出屈原、陶渊明、白居易为古代士人提供了三种生活模式, 而白氏模式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现实性, 这无疑是深刻的。

论《长恨歌》主题的多层次性中, 对明清小说研究的关注等等,《论稿》中同样特色鲜明。

这样专精与博约的统一与相互启迪, 使所论述问题既具有深刻性亦兼具广博性, 尝一脔而知一鼎之滋味, 如此的深厚学养与广博知识的研究, 是值得肯定和令人向往的。

由以上的简略分析可见, 《论稿》以坚实的文献功底、通脱的思辨才力, 全方位把握, 深情撰述,条分缕析, 深入浅出, 实乃著者学识、才情、思辨力和高超文字驾驭能力的体现。

《论稿》虽以白居易研究的专著面目出现, 却蕴含了丰富的唐代文化内容, 展现了著者深厚的学养和细密的思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