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杨丽娟时间报道策划

难道说，这没有价值？
□李鸿谷（《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精神病——这是我最初对杨丽娟的本能判断，我的一些同事也差不多与我一样。

做这样的报道有意义吗？最终的答案是《你不会懂得我伤悲》给出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记者的创造。

常识
如果回到新闻操作的现场，不是现在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后，而是最初我们决定做还是不做这个报道的时刻。

相信我们的本能判断——精神病——多少会阻碍我们决定投入资源去做这个报道。

但是，这里面有个习以为常，却可能失误的现实。

我们判断杨是精神病，有什么证据呢？严格来说，这其实是需要有执业资格的专业医师才能给出的鉴定。

相信多数记者没有这份证书，即使有，你也要有一定的测定，才能够得出你的结论啊。

时间紧迫是新闻操作的常态，这一现实常常使我们必须动用自己的常识。

但是，我们必须学习警惕常识。

细想一下，常识虽然“常”，但偶尔也会失效。

技术
杨丽娟是不是精神病，可能不仅仅是你去采访几个专业医师就能完成的工作。

因为他们也需要测定，才能给出结论。

如果你去过医院，看过医院的检查报告之类的东西，会发现他们的结论是非常谨慎的。

只是我们记者常常大胆而且自以为是。

好，我们就假定她是个精神病。

那么她是否仅仅只具备病理学的价值呢？也许未必。

即使她是个精神病，那么促成她患上这种病症的原因会是什么？按精神病的一般归因，有遗传、基因、社会……诸多因素。

早期的医学研究一般多集中于社会因素，现在又多集中于遗传与基因因素。

社会因素才是记者可以介入的领域。

如果摈弃社会因果，其实我们多数报道，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犯罪事件，甚至如杨丽娟之类的八卦新闻，可能新闻都无法进入了。

也许要摈弃的不是社会归因，而是简单的社会归因，这其间的技术核心是：寻找环境证据。

社会，或者换成环境，是证据，而不是肯定的因果。

这是关键。

环境证据
如果以《你不会懂得我伤悲》来讨论，我们的好奇心与关注焦点是杨丽娟这个人，那么构成这个人的环境证据有哪些呢？
第一自然是她的家庭。

或许这是这篇文章最精彩的地方。

这些材料的来源，容稍后讨论。

它的获取，我仅从文章上看，亦有值得学习之处。

第二是场域——唉，这个词太文绉绉。

家庭之外的学校、乡镇种种，即构成杨及其一家生活主体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一方面构成记者信息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是信息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他们是信息源，却忽略他们同
样是环境的一部分。

他们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你的核心人物。

第三是“社会”，这或许是这篇文章稍弱之处。

但从操作者的角度理解，媒体的现实是，我们一般新闻报道，往往直奔此处而去，纠缠所谓社会意义与价值。

这方面的信息，在一定的意义上，已有足够充分的供给，因此而有所省略，也无太大损失。

技术部分其实说起来简单，就是上述的环境证据。

可能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使用这些证据。

很多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些材料，更多的时候是远远没有这么多的材料，记者的职业本能就开始在这些材料里搭建因果关系了。

有些时候，新闻的一般原理也挺害人。

没有线性的因果关系，难以完成传播责任；但简单的线性因果，又往往使我们失去了把握事实的可能性。

所幸，这篇报道没有这样。

传播与寻找事实的可能性，这或许是两难境地。

它需要的是一种平衡能力。

而这种平衡能力的前提，正如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常识持有警惕一样，是要对我们因果关系的简单认定持有更大的警惕。

如这篇报道，她的家庭、她的场域……可能都有导致她这一特殊个案的因素，我们一定要给出结论吗？我怀疑。

也许记者的责任在于，你能否供给足够丰富的环境证据——这些证据越丰富，越可能让读者用自己的经验而非你的强力去完成“果”的推导；即使记者自己完成“果”的推导，也有足够证据自我完成。

这篇文章至少做到了“丰富信息（因）”的提供。

当然，平衡是必须强调的。

因为对因果关系搭建的过分警惕，可能导致的弊病是，我们的记者没有逻辑能力，只有混乱的材料。

而这里要说的是，你必须超越简单逻辑，在简单逻辑之上完成丰富性。

信息源
非常重要的信息源，或者我个人认为的核心信息源，是一个化名叫万龙的人，他是杨丽娟妈妈的情人。

他所提供的材料，从另外的层面揭开了杨家人自我想象的叙述。

这很关键。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个人的信息供给，这个文章接近事实的可能性，要弱很多。

另外就是记者的观察。

“她脱掉黑红色的皮鞋，坐在床沿上，低头抠着脚趾，努力想抠掉大脚趾上残留的红色指甲油”。

这样的细节非常精彩。

我个人的想法有时极端，很多时候，一篇上万字的文章，能够让人记住一两个这样的细节，就差不多成功了。

想想我们自己看过的文章与书籍，能够记住的，不正如此。

而这些特别有赖于记者状态放松的采访。

当我们努力去搭建无趣与低级的因果关系时，这些精彩就流失了。

价值
新闻价值或许是一个困惑。

新闻价值，还有真实，永远是新闻从业者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很难给出如同考试一样的标准答案的。

如果掉一下书袋，这两个词，价值与真实，是欧洲古典知识体系的关键概念，是康德以降哲学家所深思的核心概念。

很多时候，我在听记者大谈这两个词，并以此作为判断标准时，我的反应是逃避。

我并不反对你来讨论价值与真实，但你不可以这样滥用。

举个小例子，大约现在还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课程。

它里面的一对经典概念，就是价值/价格。

马克思用足够长的篇幅来讨论它们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一件新闻作品，也这样来讨论，那可能不太容易吧。

所以，马克思以后的经济学家——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工具理性成为主流后的产物——用的更多的概念是价格，而放松对价值的讨论。

我们是否可以借鉴一下，把新闻价值这样一个过于高高在上的概念放下来，用“价格”的概念来替代呢？
比如杨丽娟的报道。

我们如果难以在新闻价值上达成共识，不妨换一个思考的方向。

新闻的功用之一，是不是把小部分人的经验变成公众的知识与经验呢？你想想，比如战争、灾害、事故……其背后的所谓新闻价值，大概都如此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杨丽娟的报道，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自己的逻辑起点。

这也是我来讨论南方周末杨丽娟报道的起点。

就杨丽娟报道而言，或许原始的，是我们的一点低级的好奇心，但这篇把源自八卦的兴趣，变成了一个对特殊个人/家庭的观察，也即对其成因的探究，这种种之“因”达成其“果”，是在记者与读者共同的作用中完成的。

它最终的结果，完成的是一次沟通，帮助我们扩大了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场域一种现实的了解与理解。

难道说，这没有价值？
其实，价值难以讨论，却也在记者的创造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