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本意是要写一部帝国经济史的著作，但是这本书却成为了传播学中不朽的著作。

在本书开头的序言中，麦克卢汉曾写道：如果说黑格尔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的历史外观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

初看《帝国与传播》，就好像是在讲述西方的上下五千年，因此完全被浩瀚的历史和伊尼斯宏大的历史学识的所震撼。

我不再是仅仅身为后代人的历史旁观者，他带领我从另一个角度，即媒介决定论的角度看历史。

看到后来，我发现伊尼斯笔下的帝国史其实“不是事实的编纂，而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洞见”。

他就像是拿着放大镜看历史，用显微镜“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细微的考察，进行深入的检视”。

意在揭示文明兴衰的原因。

麦克卢汉推崇伊尼斯的研究方法，称赞它是“能够从内部也能够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

1.《帝国与转播》作者简介以及内容简述1.1作者简介作者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毕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硕士学位，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

1920年起，一直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

伊尼斯知识广博，通晓政治经济学和史学，对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尤其熟悉。

他是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是世界级的著名学者。

伊尼斯是口头文学的百科全书，是修辞学家梦寐以求的楷模。

主要著作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等书，以及传播学的经典《传播的偏向》和《帝国的传播》。

1.2内容简述《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６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

书中叙述人类传播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纵横几千年，跨越几万里，涉及埃及、巴比伦王国、口头传播与希腊文明、文字传统与罗马帝国、羊皮纸与纸张、纸张与印刷机。

作者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他所研究的帝国，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帝国。

作者把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

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

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该朝换代的折腾合帝王更替的沧桑。

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

帝国的更替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使用媒介不断改变的历史。

媒介材料的不断改变，是不同帝国，不同时代间的分别。

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对不同的文明进行对比。

“任何媒介（即任何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人和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2.帝国与纸张2.1文字传统与空间偏向文字传统主要是指倚重记录在介质上的记录，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的一种传统。

通常情况下，在人类社会文明的最初阶段通常是以语言传播，人际交流为主的口头传统。

而随着民族的扩张壮大，其传统必然改变，从口头传统向文字传统的演化是必然的趋势。

当国家的领土过大后，帝国的统治者所要求的是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巩固自己的统治，通常情况下大帝国所拥有的广阔领土，难以凭借语言间的交流来完成了，虽然口语交流具有表达感情丰富，易于理解等优势，但是他不可保存，易于在传播过程中失真度高，缺乏稳定性的问题是在非现代化设备的条件下无法克服。

而书面词，所书写下来的文件，便于保存，并且不易失真，可有效地克服帝国在空间上的缺陷。

文字传统所要依靠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这样的帝国可以集中行政管理军队，领土扩张和法律，但是却要牺牲贸易和国际经济。

比如，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字传统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一直担任着至关重要的国家统治工具的角色，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帝国在统治时通常采用文官制度。

罗马奥古斯都时期建立了文官制度。

恺撒曾经任命获得自由的能够识文断字的希腊奴隶充当罗马的铸币官员。

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文字传统与口头传统不同的一点是口头传统重视时间，口头传统重视个人的价值，强调人与人的交流，而文字传统则重视各类规则、体制，它所重视的是稳定，它忽略个人的需求。

注重古代圣贤人的教育而忽略，而忽略的变化发展，创新求异。

往往重视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

在文字传统的帝国往往忽视了思辨，时代的差别在书面传统国家看来并非主要问题，对辽阔国土的稳定统治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因此新生事物往往得不到重视，而人类的个性，至乎于人权等概念与广阔的空间比起来也变得微不足道了。

2.2文字传统与纸的密切关系虽然最初的文字的载体有岩壁，有龟甲兽骨，有泥板等各种各样的载体，但是最终各大文明基本都殊途同归最终选择制作为文字的承载体。

纸，由于其特有的性质，非常适合于文字的书写，以及携带和保存。

纸的出现为文字传统国家的传承提供最好的媒介。

由于莎草纸的出现，埃及的文字摆脱了石头这种沉重的媒介，促进了埃及文字从圣书文字向草书的简化过程，促进了文字的传播，纸张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文书阶级的出现，促进了文官体制的演进，从而加深了文字传统对埃及文明的影响，并且能够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埃及帝国。

比较之下，缺少适当书写材料——纸，的希腊确实另外一番景象，希腊由于莎草纸以及其他便利性的书写工具的匮乏，因此长时间倚重于口头传统，学者多为博学善辩的人，并且在消息的传播中，极力倚重于语言，涌现出了荷马一族的游吟诗人的行业，这样的一种缺乏书面传承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希腊社会的一种城邦各自独立状况，直到后期文字的与莎草纸的传播广泛起来后，才相对多的涌现出一些作品，虽然到后期伴随着向文字传统的演变，促进了希腊城邦间界限的消失，并且成就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缔造的马其顿帝国，但是由于其口头传统的严重影响，最终导致亚历山大的帝国在形成不久便分崩离析。

历史上的血脉传承长时间的帝国基本都是建立在纸张上面的文字传统的文明。

在中世纪的时候虽然欧洲的文字载体仍然是纸，但是却是口头传统复苏一个时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纸张，中世纪所使用的纸张以羊皮纸为主，在十五世纪以前由于经济的因素，纸张不能大量用于书写，昂贵的羊皮纸，以及繁重的抄写工作导致了教廷的知识垄断，而俗世由于知识、纸张的缺乏，口头传统出现了回归，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僧侣世界的统一和俗世却处于大分裂状态的景象。

建立在羊皮纸上的知识垄断诱发新媒介比如纸的竞争。

强调空间的重要性，民族主义君主制的发展说了这个问题。

政治组织的指示垄断倚重纸张，一种都市的工业和贸易。

这两种知识垄断的融合，使法兰西帝国的力量和影响大大增加了。

从伊尼斯书中的观点来看，他并不认为羊皮纸是一种是适当的文字传统的载体，并不是一个倚重空间的载体，这是由于羊皮纸的昂贵，长时间保存的特点，他把羊皮纸算作一种倚重时间的问题，因此羊皮纸所适合的是宗教性帝国的统治。

3．帝国的血管——道路道路在帝国的统治过程中就好像血管一样，维系着帝国庞大身躯的正常运行，各类文书，信息往来于不同的地区之间，支撑着整个帝国的统治，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是否善于行政管理，能否建立建成一个传播体系，在帝国的统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波斯帝国修筑的全长1677英里的“御道”，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仿照波斯建立了一套驿站接力的邮路以及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驿道、运河、丝绸之路的传播体系，都为帝国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驿路的出现缩短了空间距离，加强了统治的效率。

这种驿路传播方式依赖着纸张这个媒介，不可否认，口头传统的那种传播方式，在长距离的传播过程中，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并且没有接力邮路的建设，就很难提高邮路运输的效率，通常情况下，如果采用口头和传译，通常采用的是信使全程传递，这同时局限了信息的传播量，因此庞大帝国的首选必然是依托于纸张与文字的媒介。

罗马帝国的衰落是是一种传播上的衰弱，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切断了罗马与埃及地区的联络，从而导致罗马帝国信息传播所赖以生存的莎草纸的供给出现了短缺，进而导致罗马帝国对庞大领土失去了有效的控制力，最终演化为了帝国的逐步分裂与衰败。

4．建于驿道上的帝国——中国根据《资治通鉴·外纪》里所描绘的我国自黄帝始就非常重视对道路的丈量统计，并且任命官员改进道路质量，通拓道路，确保车辆通行，但是当时尚无专门的官吏，以临时分工委派为主。

殷商的八次迁都促进了晋豫鲁间的道路交通，根据考古挖掘出来的马车来看当时道路宽度至少已经有5米宽了。

而此后的周秦时代对道路的管理，为以后的道路交通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秦朝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初次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各尺度的统一，度量衡货币的统一，书同文，车同轨，促进了商贸经济的交流，促进了驿站的建设，同时为了维护对国家的统治，秦朝加强了在大道上的邮驿建设，《史记·高祖纪》注：“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主亭之吏，掌逐捕盗贼”。

乡里亭长地处驿道，可能兼任驿站亭长。

汉唐时期是道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是我国领土向外拓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唐两个大帝国，都是空间跨度极大地国家，如果没有合理驿道系统，凭借文书系统，进行中央集权统治，则国家统治将难以为继下去，在汉唐都有专门的官员掌管道路系统，隶属于专门的部门下，虽然在汉朝亦部分实行纷争制度即郡国制度，但是与西方分封制不同的是，我国的驿传律令，在各个地方单位都得到了贯彻，从而确保了中央的统治，即使发生地方叛乱，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来讲，也无法构成真正的威胁。

至宋元时期，驿路是一个不断健全的过程。

《元史·地理志》称：“元有天下，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公元1324年，根据史料统计，全国共有驿站1519处。

在元朝开疆拓土的同时，道路的建设都是随军进行的。

到明清时期，驿传制度已经臻至完善，传驿速度达到了空前的速度，中国帝国通过道路建设将空间的距离对统治的阻碍缩减到了最小。

在电报，电话等新技术发明前，中国的驿传速度令与1793年来中国的英国使团赞叹不已，当时从北京到广州传驿一封官方邮件，仅需10天，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邮驿速度仍然是欧洲邮驿速度的八倍左右。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同时代的东西方的驿传并不具备可比性，中国高效的邮驿服务的对象仅仅是皇家以及官方，或者与官方有着重要关系的富商，而西方的邮驿事业面对的对象则是大众，真正担负起的是大众的传播工具的作用。

五千年的文字传统孕育了中国的道路传统，完善的道路系统巩固了中国的对庞大帝国在空间上的控制，这是一种骄傲，但同时也是一个这种传统在一定范围内禁锢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思路，过分的完美导致了依赖，懒惰的心理，恪守祖宗的规矩，没有统治的危机，长时间的安定，造成了中国近代落后的局面。

但是毕竟不可否认的是，文字传统偏向加强空间观，为形成今年的中华民族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