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俄罗斯社会团体的发展历程及其制约因素
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_80
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一通过比较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俄罗斯和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无疑已经成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经典案例。
无论从变迁的方式路径，还是从制度安排、改革绩效上，两国都有很强烈的反差。
这种反差源于制度建设的不同思路。
具体体现在：第一，在制度变迁的方式及路径选择上，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采取了“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变迁方式。
强制性体现在，改革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有意识的领导下进行的，政府是推动改革的主体；诱致性体现在，在变迁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人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从变迁的速度上看，中国往往被看成是“渐进式”的典型。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
应该说，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的20几年基本上是本着层层推进、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方式进行的，可以认为是渐进的。
但在局部某些领域，并不排除激进式的变迁，正是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使得制度变迁的效果与速度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
第二，中国的制度变迁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避免了由于意识形态的强烈震荡而导致人们对改革的恐慌，使我们有一个一贯的、统一的、科学的和稳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改革能够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而俄罗斯则一开始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使得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没有了方向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导致社会不稳定，极右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盛行。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成本。
第三，在产权制度的构建上，1978年以来，中国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变革，把权力下放到了个体层面，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逐步承认了私人所有制的地位（注：1982年新《宪法》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分别确立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地位。
）。
但是与俄罗斯不同，这种改革并没有采取全盘私有化的方式，而是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产权形式并存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形式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引导私有制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同时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俄罗斯黑社会组织迅猛发展原因论文
俄罗斯黑社会组织迅猛发展原因论文摘要：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促使人们不断追求财富，于是金钱万能，贪图享乐等负面思想观念充斥于人们的价值观中，在利益的诱导下，人心浮躁，市场道德逐渐被忽略。
经济危机之后，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亚文化传染性的作用下一些处于社会底层、心理失衡并缺乏合法手段获取财富的人们看到了非法致富的先例很容易联合起来，背离法律原则，建立黑社会犯罪团伙，从事犯罪活动。
一、社会转型初期经济改革失败与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问题成为其猖獗的根本原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为培养出资本主义基础推出了以“休克疗法”和私有化为标志的经济改革。
改革的失败对黑社会势力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 不正当竞争与经济危机的冲击为黑社会犯罪提供了社会基础“休克疗法”对待市场经济的政策是“让市场来决定一切”，政府全面放开对市场的干预。
这种过分自由放任、片面强调市场作用、失去了政府控制管理的经济政策致使俄罗斯经济处于无序的状态，出现了大量不正当竞争的现象。
如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非法垄断，妨碍公平竞争；经营者以盗窃、胁迫等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等。
自实行“休克疗法”以来俄罗斯经济瘫痪，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居民损失了4600亿卢布储蓄，物价上涨51倍，而名义工资仅提高11倍，而1998年的经济危机为萧条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1998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84.4%，美金卢布比价从1992年的1：222跌到1998年的1：6000，并实行币制改革，将新旧卢布的比价订为1：1000。
在国家推行私有化改革的同时，必然催发人们对于金钱的欲望，同时不正当的市场竞争导致了大量失业、贫困人群的出现：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失业率逐年上升：从1992年的4.1%到经济危机爆发后1999年的15.2%；1992年贫困人口的比例为33.5%，经济危机时期据1999年8月30日俄《今日报》报道：6千万俄罗斯人生活在官方的贫困线以下，即32美元/月，大约占俄人口的40%；全体居民总收入的45%掌握到了10%的人手中，贫富极限值的比列为48：1。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矛盾与问题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矛盾与问题冯玉军2011-03-05 10:38:34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了全面的社会转型进程。
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并未实现其政治精英的理想预期，而是引发了诸多的矛盾与问题。
政治上，新国家体制的建设既缺乏周密设计的制度安排，又没有对民主观念充分尊重的政治文化，导致政局动荡，权力危机频发；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并未导致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寡头坐大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较量表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最终成型；社会上，权力重组并未根除旧体制的“顽疾”，新包装下所进行的实质上的“精英延续”使很多旧的管理模式与风格仍然保留在新体制中；外交上，“国家身份”的模糊使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
俄罗斯的转轨之痛对任何一个社会转型国家都是应该警醒的教训，总结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作者介绍]冯玉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副研究员。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为本国公众描绘了一幅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取向的美好前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由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由实行“三权分立”向“民主制度”的发展、从社会功能发育不全经由培育中产阶级向“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使俄罗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和国家强盛。
但十多年的转轨实践并未实现这些政治精英们的美好预期，改革之初确定的目标已经扭曲，历史的合力使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长期的痛苦转轨进程。
那么，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究竟存在哪些矛盾与问题?它的转型之痛何时才能够终结?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总结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与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全盘西化与“可控民主”新俄罗斯政治体制建设的总体趋势是由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向“分权制”过渡。
在联邦一级，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上，强调联邦制原则，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
俄罗斯入世主要阶段、谈判焦点与阻碍因素
GMEP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系列研究报告2011年8月12日N0.2011-013俄罗斯入世：主要阶段、谈判焦点与阻碍因素曲文轶（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策智库GMEP特约研究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报告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GMEP）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GMEP是长策智库的研究项目之一。
GMEP 的宗旨是：立足中国的国家利益，依据中国的国际战略，及时深入的分析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和地区国别，为政府决策和企业经营服务。
GMEP的其他系列报告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快讯》、《GMEP工作论文系列》等。
本报告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长策智库及作者所在单位的观点。
未经GMEP授权，请勿发表、引用和传播。
俄罗斯入世：主要阶段、谈判焦点与阻碍因素①曲文轶（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策智库GMEP特约研究员）一俄罗斯于1993年6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出了加入申请。
由于关贸总协定改组为世贸组织，1994年12月俄罗斯又重新向世贸组织提出了加入申请。
迄今为止的俄罗斯入世进程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1993-1999年为准备阶段。
事实上，双方从1995年起才开始谈判工作，但前3年带有磋商性质，重点是俄罗斯向世贸工作组提供关于俄罗斯经济和外贸制度的信息。
1998年俄罗斯形成了关于关税和农业谈判的最初方案，1999年提交了服务贸易谈判的方案，为双边谈判提供了可能。
但当时俄罗斯处于经济社会危机之中，政府软弱无力，入世谈判进展缓慢，成果寥寥。
（二）2000-2007年入世谈判取得实质进展。
2000年4月在向联邦议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普京称“入世是俄罗斯对外经济政策的优先方向”。
普京还将2004年设定为俄罗斯入世的“最后期限”。
俄罗斯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入世进程，包括制定、修改法律法规以与世贸组织的规定相符合，调整并降低进口关税等。
试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机制
试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机制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自中世纪开始即有着独特的发展路径。
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俄罗斯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机制，这些机制限制了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顺利进行。
这些障碍机制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
首先，政治体制方面的障碍成为了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瓶颈。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这种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利于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使得政治权力很难被有效制衡。
同时，政治体制的缺乏政治多元化和竞争机制导致了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过度，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其次，经济体制方面的障碍也限制了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
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存在过度依赖能源资源的问题，这使得俄罗斯经济的韧性较差，面对国际油价和货币波动时容易受到冲击。
此外，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也使得俄罗斯难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创新力，也导致了经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再次，社会问题也成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
俄罗斯社会存在较大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这不仅使得社会的稳定性受到威胁，也使得社会中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
同时，由于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差异，粗放型农业模式和城市化进程不够协调，这导致了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和城市化的不充分。
最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问题也为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俄罗斯传统上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文化氛围，这使得俄罗斯在推行民主和市场经济时面临着困难。
同时，由于苏联时期的集体主义社会背景，许多人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念存在抵触，对现代化进程的接受度较低。
综上所述，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种种障碍。
这些障碍机制限制了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顺利进行。
要推动俄罗斯的现代化，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例如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以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文化传统的转变等，以期促进俄罗斯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
一通过比较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俄罗斯和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无疑已经成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经典案例。
无论从变迁的方式路径，还是从制度安排、改革绩效上，两国都有很强烈的反差。
这种反差源于制度建设的不同思路。
具体体现在：第一，在制度变迁的方式及路径选择上，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采取了“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变迁方式。
强制性体现在，改革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有意识的领导下进行的，政府是推动改革的主体；诱致性体现在，在变迁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人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从变迁的速度上看，中国往往被看成是“渐进式”的典型。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
应该说，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的20几年基本上是本着层层推进、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方式进行的，可以认为是渐进的。
但在局部某些领域，并不排除激进式的变迁，正是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使得制度变迁的效果与速度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
第二，中国的制度变迁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避免了由于意识形态的强烈震荡而导致人们对改革的恐慌，使我们有一个一贯的、统一的、科学的和稳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改革能够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而俄罗斯则一开始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使得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没有了方向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导致社会不稳定，极右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盛行。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成本。
第三，在产权制度的构建上，1978年以来，中国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变革，把权力下放到了个体层面，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逐步承认了私人所有制的地位（注：1982年新《宪法》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分别确立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地位。
）。
但是与俄罗斯不同，这种改革并没有采取全盘私有化的方式，而是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产权形式并存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形式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引导私有制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同时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浅析影响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若干因素
浅析影响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若干因素摘要：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起就启动的民主化改革进程如今正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处境，本文分别从理论的、现实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
从理论上讲，这一民主政治的回潮现象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从现实中看，俄政府在政治、经济危机面前的无能导致民主制度政治合法性的缺失，适当的威权也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选择；从文化的角度，俄罗斯受东方东正教专制传统的影响的程度显然要远远大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俄历史上政治文化也基本体现了“专制、集权”的特色，缺乏民主传统；追溯到社会起源，向现代化转型这一关键性时刻机遇的丧失，是俄罗斯永远的一块硬伤，外生型的民主进程注定了要历经曲折，多灾多难。
关键词：俄罗斯民主威权专制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以后，打着秩序、法制、公正的旗号，向金融寡头开刀，强化中央集权和社会调控，在国内外引起了“专制倾向”的责难。
学术界关于俄罗斯民主问题的讨论也很多，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俄民主化过程中已出现威权政治的回潮现象，还有观点认为俄正处于由高度集权化的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更有甚者，认为俄根本不具备民主的特征。
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在有一点上却是达成了共识，即俄罗斯的民主道路的确路途曲折，任重道远。
本文试图从理论、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多重视角探讨影响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若干要素。
（一）从理论上讲，民主化进程中的回潮现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也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揭示了这一规律，他认为，近代世界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头两次民主化浪潮的每一波之后都出现了一次回潮。
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美国革命和FaGuo革命，实际上到了19世纪国家层次上的民主制度才出现，不过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是偏离民主，要么回到传统的威权统治形式，要么引入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
第二波短短的民主化始于二战，截至六十年代初期，到五十年代末回潮出现，政治发展和政权变迁都呈现出了极强的威权主义色彩。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一、论文报告标题：1. 俄罗斯经济的追赶与起步阶段2. 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3. 经济改革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4. 俄罗斯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5. 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影响二、论文正文1. 俄罗斯经济的追赶与起步阶段俄罗斯经济在苏联解体之后，开始了一段追赶发达国家的历程。
接受西方市场经济理念的俄罗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达到苏联解体以来的峰值，追平了1990年的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经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经济、贸易和资本的进口，而缺乏基础设施和技术进步的支撑。
2. 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1990年代初，俄罗斯政府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以推动市场化经济。
这次改革引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取消了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系统。
然而，这次改革导致了俄罗斯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
针对这些问题，俄罗斯政府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以进行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
这些改革重点包括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税收法规的完善、财政管理的增强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
此外，俄罗斯政府还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控制，并寻求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
3. 经济改革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改革改变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放弃了计划经济的体制，采用了市场化的经济体制。
其次，这些改革对俄罗斯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改革提高了俄罗斯的生产率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改革还促进了俄罗斯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与外部世界保持了密切联系，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改革。
最后，这些改革带来了俄罗斯社会稳定的机遇，创造了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的条件，有助于减轻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
4. 俄罗斯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俄罗斯经历了世界两次经济危机，同时也对外政策越来越保护主义，使得贸易合作受到限制。
俄罗斯的GDP增长逐渐放缓，并受到了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简析俄罗斯社会团体的发展历程及其制约因素李峰2013-2-27 14:49:42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6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哈尔滨 150018) 摘要：随着经济增长、政治和社会的转型，俄罗斯市民社会也随之得到逐步发展。
作为市民社会发展核心标志的社会团体数量不断增加，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现实经济社会状况、自身消极因素和民众信任度等因素对社会团体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团体；市民社会；非营利组织中图分类号：C912. 21；D751. 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6-0015-04作者简介：李峰(1981-)，男，黑龙江加格达奇人，助理研究员，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各种社会团体大量产生和发展。
俄罗斯作为一个转型国家，社会团体也逐步发展起来。
俄罗斯2002年7月25日最新修订的《俄罗斯社会团体法》规定：“社会团体是指根据利益一致原则联合起来的公民的动议，为了实现社会团体章程中规定的总目标而自愿成立的、自我管理的非商业性组织。
”[1]一、俄罗斯社会团体的发展历程俄罗斯社会团体的发展历程主要由四个阶段构成，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的萌芽阶段、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初步发展阶段、普京执政期间的繁荣发展阶段和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的稳定发展阶段。
(一)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俄罗斯真正的社会团体最早出现在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
要知道，在苏联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时代，执政党和国家控制着一切，官僚化的国家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功能，致使整个苏联缺少社会团体发展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后，制定了多项政治和社会改革措施。
在1987年苏共一月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进一步谈到“社会经济自治”时提到了关于“发挥劳动者主动精神和自主精神以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管理民主化的广泛性的可能性”问题。
为培育民众的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创造性精神和责任感，鼓励他们直接进行政治参与，并允许他们建立非正式的社会团体。
他提出“多一些民主”，大力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这些都是开放公民社会、提倡公民结社的标志，民众也开始普遍欢迎和积极响应这些开放性的政策。
由此，涵盖范围很广的各类社会组织纷纷建立，其中以人民阵线为代表的各类公民自发团体组织骤然兴起并迅速壮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组织后来发展为俄罗斯现在较为著名的社会团体，比如俄罗斯生态与环境保护组织等。
1989年7月，叶利钦与萨哈罗夫等一批持不同政见的议员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要求“公民有组织社会团体和政党的自由”。
可以说，社会团体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实施社会生活民主化的产物。
但是，这些组织的建立也并不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当时它们并未被赋予合法地位，仍旧是弱小的、支离破碎的，还不足以成为构成政治舞台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这个政治活动的舞台仍被看做政党—国家的当然的权力范围[2]。
所以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社会团体的数量较少、力量薄弱且缺少必要的合法性基础，应该属于社会团体发展的初步萌芽阶段。
(二)叶利钦执政时期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执掌俄罗斯政权，政府通过多项立法对现有的社会团体进行保护和规范，并鼓励发展俄罗斯的社会组织。
俄罗斯联邦在1991年1月和12月通过决议，宣布《苏联社会联合组织法》适用于俄罗斯联邦全境，这为社会团体的成立提供了法律基础。
1993年《俄罗斯宪法》第30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组成社会联合组织的权利，其中包括组成工会组织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
这就以法律形式保障了俄罗斯公民的结社自由和建立社会团体的权利。
1995年4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第3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公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并且无须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事先批准，成立社会联合组织。
俄罗斯联邦公民也有权在遵守其章程规定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联合组织。
其第7条规定，社会联合组织的法律组织形式可以是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社会基金会、社会机构、社会自治机关。
而其中的社会组织又包括政党、工会、妇女、青年组织等，社会运动包括具有政党性质的社会政治运动[3]。
1995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了《非政府组织法》，1996年又颁布了《非营利组织法》，这些法律确立了非政府组织的合法地位。
叶利钦执政期间，社会团体发展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大为改善，俄罗斯的社会团体得到了迅速发展。
1993年，在联邦和地方司法机构注册的社会团体的数量为5万个，1997年夏天达到6. 6万个[4]。
而到了1998年，俄罗斯在册社会团体发展到15万个[5]。
仅在新西伯利亚州， 90年代中期公布的非政府组织有400个，到1999年达到1 800个[6]。
要知道，在整个苏联时期，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不存在的，非政治和非国家的公民社会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考虑到这一因素，俄罗斯独立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2]。
可见，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罗斯的社会团体数量有了较快增长，但由于苏联长期的集权统治和“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俄罗斯社会团体在此时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三)普京执政时期普京2000—2008年任总统期间，使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上均有相当程度的提升。
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培育俄罗斯公民意识，建立自上而下的政治和法律保障体系的措施，促使俄罗斯的社会团体也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发展壮大起来。
普京强调社会团体的发展对民主的推进作用，主张社会团体和联邦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
2001年，普京特别召见了七个联邦区的总统代表，敦促他们推动市民社会的建设和鼓励社会团体的发展。
同年6月，普京又会见了社会团体的代表，鼓励社会团体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建立一个“公民组织议院”。
据统计，莫斯科到2001年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已经达到2万个。
2002年，普京为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倡议组织了“公民论坛”，广泛吸收和容纳社会团体，与政府管理部门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
在普京的倡导和政府的积极措施推动下，俄罗斯社会团体数量不断增多，在全俄罗斯定期或不定期参与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人数接近200万。
2004年普京再次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他向全国致辞说：“我向你们保证，我国人民所有的民主成果将得到保障。
而且我们不会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我们将巩固多党制。
我们将巩固公民社会，竭力保证媒体言论自由。
”2006年1月1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和俄联邦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了俄联邦《修改若干俄联邦法律文件法》，修改部分俄联邦法律，其中重点修改了1995年颁布的《社会联合组织法》和1996年颁布的《非营利组织法》。
社会团体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普京执政后采取一系列举措自上而下地发展社会团体，使俄罗斯社会团体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四)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俄罗斯更加注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在2008年梅德韦杰夫就曾指出，我们的市民社会经过20年的发展、壮大，今天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今后，它应该成为我们稳定发展的根本。
同时，在颁布《反腐败法》时着重强调了社会团体的作用，要求社会团体要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政府也继续着力发挥它们对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
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公益性非商业组织帮助国家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将继续支持它们的工作。
一些非商业组织从事公益性活动、帮助没有社会保障的公民，立法的进一步修正将面向简化它们的工作程序。
为此，首先要引进社会非商业组织制度。
取得相应资格的组织可以直接得到来自国家的支持。
政权机关将给予这样的非商业组织财政、信息方面的帮助。
不仅仅是这些，还要给予它们重要的税收优惠，分配国家和政府采购，转移物资以供其从事公益性活动。
”在梅德韦杰夫执政期间，国家关于社会团体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俄罗斯社会团体也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时期。
二、俄罗斯社会团体存在的问题俄罗斯社会团体的发展特点可以总结为瞬间出现、快速转型、国家推动等，也正是这些使得俄罗斯的社会团体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一)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西方社会团体的出现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政治自由化的政治文化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等变革运动，使得市民能够以一种和政治权利结构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组成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团体。
与西方上百年社会团体的发展相比，俄罗斯社会团体是在国家快速转型中由国家力量自上而下来推动和建立的。
虽然在表面形式上与西方相近，但其基础却是俄罗斯的本土政治文化。
俄罗斯传统的村社文化和苏联中央集权的高度管控限制，使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缺少民主的成分，个体独立意识发展不充分，且有较强的依附性。
俄罗斯虽然是个欧洲国家，但政治传统一直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
俄罗斯历史传统是君主独裁制和中央集权制，无论是沙皇统治公社，还是领主控制农奴，国家始终扮演唯一的统治者的角色，土地由国家掌控，个人没有土地所有权，以村社为社会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使俄罗斯人形成了强烈的依附性，始终依赖于一个集团或群体，而缺少独立意识。
俄罗斯公社那种庞大的中央集权专制下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到1917年，而后的苏联时期也一直奉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执政党控制一切权力，国家承担一切社会职能，使俄罗斯人民形成了神圣的国家观念，并以绝对的形式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俄罗斯民众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依附型性格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社会团体的发展。
(二)俄罗斯现实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力图通过“休克疗法”加快私有化进程，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迅速转轨。
然而，这却导致了经济崩溃、国家控制能力减弱、社会自律能力下降、社会动荡、犯罪猖獗等社会和经济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陷入其历史上最大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经济大幅下滑。
从中俄两国经济横向比较来看， 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强，而在十年后却仅为中国GDP的1/3。
所以说，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休克疗法”式的制度转型，不仅摧毁了苏联原有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俄形成一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7]。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社会团体发展的基础，严重制约了社会团体的发展。
1996年后，随着对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反思和调整，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扭转过度经济自由化倾向，放慢私有化速度，调整对内对外政策，逐步加强了俄罗斯国家的控制能力，社会秩序大为好转，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自律水平也不断提高。
社会团体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虽然得到了较大改善，但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加强，却又同时限制了社会团体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