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
封建考论
“新君主国”的出 现
①领土: 有比较明确的国家疆界 领土 有比较明确的国家疆界; ②国王: 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 国王 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 民族: 出现“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 ③民族 出现“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 ”“法国人”“西班牙人 等民族概念; 等民族概念 ④军队: 常备军的建立 是近代国家兴起的重要标志 军队 常备军的建立,是近代国家兴起的重要标志
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 )
1154年，法国最强大的贵族——安茹伯爵亨 利继承英格兰王位。亨利二世是英格兰的国 王，又是法兰西的安茹伯爵、兼诺曼底公爵。 作为国王，他是英国的统治者；作为公爵和 伯爵，他又是法国的臣民。 英法之间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百 年战争。 在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死后，英王爱德华三 世正式提出继承法国王位。 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1337年 - 1453年间的战争。
地方长官的权利;废除巴黎和地方高等法院讨论国王敕令的权力; 地方长官的权利 废除巴黎和地方高等法院讨论国王敕令的权力; 废除巴黎和地方高等法院讨论国王敕令的权力 停止召开全国三级会议
一个信仰、 ②削弱教权：国王高于教皇. “一个信仰、一种法律、一 削弱教权：国王高于教皇 一个信仰 一种法律、 位国王” 位国王” 军事：扩充常备军， 确立法国在欧洲的中心地位; ③军事：扩充常备军，开始扩张,确立法国在欧洲的中心地位 建 立常备警察部队 ④文化繁荣与君王威仪: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文化以宫廷 文化繁荣与君王威仪 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文化以宫廷 文化为基地，体现王国威势，张扬国家财富， 文化为基地，体现王国威势，张扬国家财富，培育社 交礼仪，为各种文化类型提供了成长舞台。 交礼仪，为各种文化类型提供了成长舞台。
渊博不易 明辨亦难——读冯天瑜教授《新语探源》的几点感想
2019.6News 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学术园地冯天瑜教授著述等身，但从未率尔操觚，故每立一言，发一义，都是视野开阔，征引宏富，而且事关大旨，意义深远。
研读《新语探源》后，才领悟到该书“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深远意义。
传统的中国学者治学必须先辨名实。
然名实所包含的问题有古有今，有大有小，其所在范围又有自然现象（如天地、山水、生物、人体等）、社会现象（如社会组织、古今典章制度、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等）和思维理论等不同领域。
如中国历代都有“诗传名物”的考订，不过都是致力于弄明“诗传”中的草木花鸟虫鱼。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华梵术语的格义对译，经数百年的融合涵化，其梵语中的有关概念才被汉土缁流理解接受。
至明清两代，西学或直接或间接经过日本输入中国，西语和日源汉字新词在中国植入和使用，使得以翻译、借词为主要表现的译学产生。
与传统训诂考据只在存量的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不同，由于新物和“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
即有牵合，终嫌参差。
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
”可知翻译文字、厘订新语是一种创造性的增量工作，故严复先生说“一名之立，旬日踟躇”，一语道尽个中艰辛。
在科学知识的领域中，每一个概念或理论名称的产生、使用和变化，都体现出一定的历史过程。
如果抛开研究对象本身的历史过程及客观上曾有的研究和评论，就难以真正理解和把握研究对象。
冯教授的《新语探源》从传统的训诂考据和明清以来的译学为入手之处，高度融合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政治史和逻辑学，“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从而构建出自成一体的“历史文化语义学”。
这种通人之学不能以训诂考据学、语言学、文化学或最新的所谓“知识考古学”等专门之学视之，而须以上述诸学为基础加以融合创新而成。
《新语探源》以文化传播和文字交流为视角，从“汉字文化圈”的历史谈起，继之回顾汉、唐时代的佛经翻译，进而分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翻译事业，重点则在讨论晚清翻译西书时的新语厘定和对中日间文字互借而形成的汉字新词的分析和归纳。
“封建论”：是对概念的误植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封建论”：是对概念的误植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作者：周建明来源：《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内容摘要冯天瑜先生考证了中西历史上的“封建制”，认为20世纪以来指称中国自秦代以降为“封建社会”是概念的“误植”，导致“泛封建论”，从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
但是我们认为，“封建论”是革命理论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撇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而从“名实”的角度来辨析“封建论”，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关键词封建论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名实历史虚无主义作者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海：200020）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①，对20世纪以来学术界，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所指称中国传统社会为“封建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对封建概念的误植，还认为这不仅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的问题，而且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构筑。
[1 ]从而对“封建”在中外历史上的存在形态，对封建概念进入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历史过程，对如何出现“泛化封建论”，以及如何“得以推广、定型”进行了考证，并主张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概念来取代“封建社会”的概念。
冯先生的论著出版以来，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封建”名实问题讨论集》、《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两本论文集出版。
这些论文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对“封建”的名实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封建观、如何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讨论。
但是，这些讨论还缺少一个维度。
“封建论”进入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认识中国社会和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物。
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石之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围绕着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核心目标展开的。
因此，“封建论”是否是对中国社会的误读或对中国社会在概念上的误植，已不只是史学研究的学术是非问题，也必然涉及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评价，即作为革命的理论，对中国是封建、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和推翻封建主义的目标是否正确。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节选阅读答案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节选)阅读答案冯天瑜《中华文化史》(节选)高三议论文阅读题及答案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城市不具备自立的经济，而与乡村间在经济上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的基础是，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的同时，经济上依赖乡村，没有发展成独立于乡村之外的经济中心。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城市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作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无论是天子驻跸的都城，还是地方大吏主持的郡邑、州治、县城，都是按照国家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修筑起的，城市的结构模式，也是严格遵循礼制，如国都一律“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宫殿置于全城中轴线上，市场受官府控制，置于宫殿宗庙背后。
各地方性城市的格局也仿效都城。
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国家政权(中央一级或地方各级)所在地，其主要职能是实施对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至于工商业，在宋以前的城市生活中不过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古代中国城市，无论是都城还是州县所在地，与乡村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单向性的，即城市从乡村征收贡赋、调集劳役，一般却较少向乡村提供产品，广大乡村则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轨范内生存。
国与野、都与鄙、城与乡之间，政治上是前者对后者的压迫与控制，经济上则是后者对前者财富和劳力的供应。
这使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消费性的，城市手工业基本是为官府服务的官手工业。
宋以前，中国城市普遍实行市坊一厢坊制，规定各种作坊、商店必须开设在市区某一街区，交易聚散有时间规定。
自宋代开始，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民间活力日增，限制民间商业发展的厢坊制度被突破，代之以市、集镇、瓦子等商业贸易场所，出现《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那种繁盛的市井社会，城乡间的双向物质交换有所发展，有人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中国的“都市革命”。
然而，直至明清，中国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军事堡垒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包括宋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城市，未能摆脱帝王—官僚的直接控制，没有成为自然经济结构的离心力量，并始终是其核心部位和统治中心，城市也就不可能提供瓦解自然经济的强大动力，而只是无止境地从乡村掠取产品和劳役。
拨开近百年_封建_概念的迷雾_读冯天瑜_封建_考论_张绪山
作者简介 *张绪山 ;,-<3 / = !男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
0 0 !!!
历史归纳出来的 ! 封建主义" 概念# 这就是冯天瑜新著 $ ! 封建 " 考论 % 经 过 细 腻 &详 尽 &严 密 的 考 论 所 得 出 的 结 论 # 整个论证过程显示出冯氏扎实的考证 & 论辩功力和沟通 中外学术的宽阔视野 ’ 令人佩服 # 然 而 ’ 这 只 是 探 究 近 百 年! 封 建 " 概 念 名 实 错 节 之 历 程 的 本 相 ’ 属 于 基 本 的! 解 构 " 过 程 ’ 在 此 基 础 上 冯 氏 所 尝 试 的 ’ 是对误 用! 封 建 主 义 " 本 义 的 秦 汉 至 清 的 中 国 社 会 进 行 重新命名 # 冯 氏 建 议 以! 宗 法 地 主 专 制 社 会 " 名 之 ’ 试 图 从 各 主 要 方 面( 社 会 组 织 形 态 & 经 济 特 点 & 政 治 制 度 特 征 ) 来 概括这个 历 史 阶 段 ’ 显 示 了 他 对 历 史 思 考 的 周 密 ’ 但 这 样 概 括出 来 的 名 称 所 显 示 的 弱 点 是 过 于 繁 复 # 每 个 概 括 性 词 语 对于 它 所 标 示 的 特 定 社 会 阶 段 的 主 要 特 征 ’ 都 有 顾 此 失 彼 的 不 周 密 性 ’ 如 当 今 人 们 所 认 同 的! 资 本 主 义 " ’ 就 没 有 明 确 凸 显 !" 世纪 ￣２０ 世 纪 西 方 社 会 运 行 的 ! 商 品 － 市 场 经 ! 民 主 制 度 " &! 自 由 主 义 思 想 " 等 典 型 特 征 # 既 然 中 济" & 国 古 典 文 献 中 的! 封 建 " 概 念 凸 显 的 是 秦 汉 以 前 的 商 周 社 会制度的 典 型 特 点 ’ 而 辛 亥 革 命 以 来 的 中 国 社 会 以! 共 和 " ( 民主 ) 相 标 举 ’ 那 么 秦 汉 至 清 代 的 中 国 社 会 是 否 可 以 名 之 为! 皇 权 社 会 " * 首 先 ’ 此 称 在 口 语 和 文 字 表 述 上 更 为 简 约 明 快 + 其 次 ’! 皇 权 社 会 " 这 一 名 称 可 以 显 现 出 这 一 时 期 中 国 社 会 不 同 于 西 欧! 封 建 社 会 "( ｆｅｕｄａｌ! #$%&’() ) 的 突 出 特 点 + 最 后 ’ 也 至 关 重 要 的 是 ’ 无 论 商 周 社 会 的! 封 建 " ’ 还 是 辛亥革命以 后 的! 共 和 " ’ 都 是 政 治 制 度 概 念 ’ ! 皇权社会" 正是 从 政 治 制 度 层 面 上 清 晰 地 标 示 出 它 与 前 后 两 个 阶 段 的 区别 ’ 以及这个较长阶段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 # 鸦 片 战 争 以 后 ’中 国 社 会 进 入 大 转 变 时 期 ’主 要 目 标 有 三 , 由封闭 半 封 闭 的 小 农 经 济 转 变 为 商 品 经 济 ’ 即 经 济 的 市 场 化 +由 皇 权 专 制 转 变 为 民 主 制 度 ’即 政 治 的 民 主 化 +由 传 统文 化 转 变 为 近 代 文 化 ’ 即 文 化 的 科 学 化 # 在 这 三 个 层 面 中 ’ 政治 民 主 化 作 为 经 济 市 场 化 和 文 化 科 学 化 的 枢 纽 ’ 在 近 代中 国 社 会 变 革 中 具 有 关 键 意 义 # ! 皇 权 社 会 " 命 名 的 提 出’ 使人更容易明白近代以来政治制度变革的症结和关键 所 在 ’换 言 之 ’突 出 近 代 以 来 反 皇 权 专 制 这 个 主 题 ’符 合 近 代以来中 国! 现 代 性 " 改 造 在 政 治 层 面 的 根 本 要 求 ’ 较 之 一 个 模 糊 不 清 的! 反 封 建 " 命 题 ’ 更 能 切 中 要 害 ’ 因 此 这 种 定 名也更具 有 现 实 意 义 # 如 此 说 来 ’ 以! 皇 权 社 会 " 命 名 秦 至 清的中国社会 ’ 是否更贴切些呢 * 冯氏对于初步拟订的! 宗法地主专制社会 " 表示! 不敢 自是 " ’ 希望! 求之高明 " & ! 寄望于 来 日 " ’ 以考虑此间的! 愚者一得 " *
冯天瑜：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未生异意。
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降，魏源、徐继畲于19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西周、福泽谕吉等于19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严复等于20世纪初，先后以“封建”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使“封建”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
日中两国近代启蒙学者先后以“封建”译“Feu－dalism”，本来大体是准确的，因为“封建”的汉语古义(封土建国)与“Feudahsm”的西义(封土封臣)具有通约性。
当然，中西封建制又有差异，简言之，前者是“宗法封建制”(西周有完整形态)，后者是“契约封建制”(西欧中世纪中期有完整形态)，两者的差异并不能否定以“封建”对译“Feudalism”的大体合理。
但是，时至20世纪20年代以降，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泛化封建观及“五种社会形态说”传人中国，将具有“君主专制”和“地主经济”等“非封建”社会结构的秦至清称之“封建社会”，又经由1929－1933年中国学术界的社会史论战，使这种泛化封建观逐渐普被中国，成为从学术界到大众“日用而不辨”的术语。
将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称之“封建时代”，使“封建”，发生了“概念”与“所指”的错位——甲、泛义封建(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本义(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而且同本义指示的方向相背反；乙、泛义封建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西义(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大异其趣；丙、汉字词“封建”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全然是外在强行注入的。
因而泛化的“封建”违背了汉字文化的造词规则。
用这样的新名“封建”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等，也随之偏离正轨。
中国何时开始封建社会
许小年：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时间:2010-12-15 17:07 作者:许小年字号：大中小点击:次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
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
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 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
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
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
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
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
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
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
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
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
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
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参考书目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一、介绍一下中国文化西来说，并谈谈你的看法。
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补充参考书目：1.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张光直、徐苹芳等著：《中国文明的形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陈星灿：《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5.王明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6.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7.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二、疑古学派是怎么回事情，谈谈你对疑古学派的理解。
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
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补充参考书目：1.顾颉刚等：《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田旭东：《﹤古史辨﹥及疑古学派之我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文史哲编辑部：《“疑古”与“走出疑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廖明春：《钱穆与疑古学派》，《原道》第5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5.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尤其是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三、如何理解夏商周文明的关系？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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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一在近百年中国社会的语汇中，“封建”一词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词之一。
但它在各色人等言语中的流行，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也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
在普通民众语言里，“封建”一词及其相关概念，表达的是“愚昧”、“落后”、“反动”、“腐朽”、“顽固”等意义，对立于“文明”、“进步”、“开化”等现代概念；而作为政治和学术术语，与“封建”概念相关的词汇，如“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封建专制”、“封建意识”等，除了表达民众流行语的基本意义外，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标签，标示一种社会形态，具体说，是指自秦代以至晚清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
然而，“封建”是中国传统典籍固有的词汇，它的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秦汉以降至晚清的中国传统文献，基本上沿用这个意义。
近百年中国社会流行的“封建”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概念在意义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延续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封建”概念，与之保持贯通；而且，这个被赋予新义的“封建”概念被强行对应于表示欧洲中世纪社会特征的Feudalism，掩盖了中西社会结构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封建”概念使用上的这种变化始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他认为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之道德”、“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政治”，实际上是将秦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视为封建时代。
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在中国传统意义上使用“封建”概念；由于日本幕府体制下的“封建制度”与中世纪西欧的Feudali sm“酷似”，日本以“封建制度”或“封建主义”对应Feudalism，较成功地实现了东西方现代学术语汇的对接。
游学日本的陈独秀将日本人作为“前现代”标签的“封建制度”移来，贴在了秦代以至清末的中国社会之上，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反动”的公式。
不过，真正使这种观念广为流传的，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理论的影响。
列宁对现实中国“半封建国家”认识，斯大林的封建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概念的本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扩展了“封建社会”的内涵，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包括了小农经济、超经济强制和皇权专制主义等一整套概念。
后来又经过毛泽东的采纳，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种用法改变了传统上一直沿用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后不存在“封建”制度的观念。
因此，以“封建社会”指称秦汉以至明清的中国社会，既不符合中国典籍的古意，也难与西欧feudalism对接，也不符合马克思以西方历史归纳出来的“封建主义”概念。
这就是冯天瑜新著《“封建”考论》经过细腻、详尽、严密的考论所得出的结论。
整个论证过程显示出冯氏扎实的考证、论辩功力和沟通中外学术的宽阔视野，令人佩服。
然而，这只是探究近百年“封建”概念名实错节之历程的本相，属于基本的“解构”过程，在此基础上冯氏所尝试的，是对误用“封建主义”本义的秦汉至清的中国社会进行重新命名。
冯氏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试图从各主要方面（社会组织形态、经济特点、政治制度特征）来概括这个历史阶段，显示了他对历史思考的周密，但这样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
每个概括性词语对于它所标示的特定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都有顾此失彼的不周密性，如当今人们所认同的“资本主义”，就没有明确凸显16－20世纪西方社会运行的“商品－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自由主义思想”等典型特征。
既然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封建”概念凸显的是秦汉以前的商周社会制度的典型特点，而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以“共和”（民主）相标举，那么秦汉至清代的中国社会是否可以名之为“皇权社会”？首先，此称在口语和文字表述上更为简约明快；其次，“皇权社会”这一名称可以显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feudalsociety）的突出特点；最后，也至关重要的是，无论商周社会的“封建”，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共和”，都是政治制度概念，“皇权社会”正是从政治制度层面上清晰地标示出它与前后两个阶段的区别，以及这个较长阶段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大转变时期，主要目标有三：由封闭半封闭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即经济的市场化；由皇权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即政治的民主化；由传统文化转变为近代文化，即文化的科学化。
在这三个层面中，政治民主化作为经济市场化和文化科学化的枢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具有关键意义。
“皇权社会”命名的提出，使人更容易明白近代以来政治制度变革的症结和关键所在，换言之，突出近代以来反皇权专制这个主题，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改造在政治层面的根本要求，较之一个模糊不清的“反封建”命题，更能切中要害，因此这种定名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如此说来，以“皇权社会”命名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否更为妥切呢？冯氏对于初步拟订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表示“不敢自是”，希望“求之高明”、“寄望于来日”，显示出一个史学家谨慎、务实的开放态度。
冯氏异日修订大作时是否可以考虑此间的“愚者一得”？二考证“封建”概念在中国、日本和欧洲典籍中的本义，是《考论》全书立论的前提，探求泛化封建观在中国生成的来龙去脉，则是其主旨所在。
作者指出，“封建”名称在近代中国的使用分为五个阶段，即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2）、大革命前后（1922－1928）、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1929－1933）、1939年以后；泛化封建观发生、确立于最后四个阶段：五四时期出现在陈独秀等个人著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共产国际文件的译介被中共所接受，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获得学术形态的表述，1939年以后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在共产党内确立其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由于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和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特殊地位的强化而最终占据支配地位。
就其传播进程而言，后两个阶段尤为关键。
对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泛化封建论者改造“封建”概念的过程，冯氏的观察细致而准确，认为其具体的做法是，“先将本来‘依实定名'形成的关键词'封建'的固有概念加以剔除，然后根据所论时段（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标准，加以’封建‘一名，充作其内涵，再把这种重新制作的'封建'名号，冠于秦汉至明清这段历史之上。
”冯氏告诉人们：“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
'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
”那么，这种具有明确意向的概念改造何以能够顺利实现？冯氏认为，主要得因于“社会形态”学说在中国史研究的运用，具体地说，是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研究者在风云际会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并运用唯物史观，“承袭列宁及共产国际的思路，为解决中国历史分期及社会性质问题而构筑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内采用新的术语系统”的结果，是“社会形态”理论作为“科学”被加以推广运用的结果。
这一认识符合历史事实，但深层背景似乎还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才能看清。
在20－3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不管论战各方在具体观点上存在何种分歧，论战者均声称自己的观点符合“科学”。
这种现象乃是时代整体思潮的集中表现。
清末民初以来，国人逐渐认识到，百年以来西方的强盛，主要受益于科学之赐，中国未来倘无科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所以“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惟有科学。
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族先觉者们认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因此决心为这两位“先生”在中国的落户而赴汤蹈火，甚至“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 到20年代初科玄论战开始时，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
”在对科学的信仰业已形成气候的社会氛围中，“科学”概念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如陈独秀认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社会科……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科学。
”甚至连丁文江这样的职业科学家也认为，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谈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都是科学，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做泛化处理。
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的胜利，以及它所营造的“科学”普适性的观念，使“科学”名义下的“社会形态共性论”很容易被普遍接受。
其次，20世纪初叶，中西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空前剧烈，帝制的崩溃，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攻击，使服务于旧制度的传统儒学道德信仰已经严重动摇乃至崩坏；传统文化道德信仰的失落，使整个民族失去了预测未来前途的凭措，内心的焦虑和担忧更为强烈，急需一种应时的信仰加以抚慰。
在这一点上，以“科学”信仰为基础的具有决定论特点的“社会形态共性论”，恰好适应和满足了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的愿望和需求，也使得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式文化人在接受这种理论后有足够的勇气指点民族的未来前途。
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开头便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组织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
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有甚么不同。
”他明确表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沿着科学的研究路径，“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指郭氏所挑战的”国故家“－－引者）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很显然，“社会形态共性论”是郭沫若得出“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有甚么不同”断论的“科学”理论依据，也是他清算历史、待望未来的既定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