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包围我们的恐惧和焦虑

石勇：包围我们的恐惧和焦虑●石勇一1889年的秋天，6岁的卡夫卡上小学了。

他从家里出发，经过一个肉类市场，再从那里到德意志男子学校。

三十年过后，他一如自己在几乎所有作品中的不动声色那样平静地回忆道：“我家的女厨师......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学。

她总是吓唬我说，她要向老师告状，说我在家里很淘气......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去学校的路无比漫长。

”( 燕南, )此刻的卡夫卡已经接近生命的黄昏，他甚至看到自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代表黑暗的深夜。

但那双忧郁、恐惧的眼睛仍然注视着尘世的一切，那些切入人类的存在困境的气质仍然弥漫在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之中。

他继续写道：“女厨师一边向前拽我，一边对我发誓说，她非要把这一切告诉老师不可；这时，时间已经不早了，雅各布教堂上的大钟敲八点了，校铃也跟着响了起来，其他孩子向学校跑去，我一向害怕迟到，于是，我同女厨师一起也向学校猛跑，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嘀咕：‘她准会告诉老师的。

也许，她只是吓唬吓唬我，她不会告诉老师的。

’最终，她真的没有告诉老师，她从来没有告过我的状，不过，她一直有可能去告我的状，而且，这个可能性在不断地增大，她老对我说：‘昨天，我没在老师那儿告你，今天我非告你不可。

’她是绝不会放弃这种可能性的。

” ( 燕南, )再也很难找到这种虽然极为平淡，但却震憾灵魂、让人在“恐惧与颤栗”中体味到生之荒谬的话了。

这就是卡夫卡，一个平静地注视着这个吞没了他的世界的清醒的说梦者在他生命的暮年所为我们燃起的一道烛照生存困境的火光。

在一个晚上，一个叫布鲁姆费尔德的老光棍在一个小球的追逐、骚扰、监视中走向了人类的囚徒境地。

这使人想到这个世界实质上是一个监狱，我们都在“流放地”中被“机器”慢慢地以技术和法律的名义施刑。

而我们在看到老光棍已经失去了摆脱这个不可思议的小球的能力时，我们的惊愕也已经尽收卡夫卡的眼底。

老光棍的挣扎就像是一幕活剧，我们在注视着，而在幕布后面，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卡夫卡的那双注视着我们的冷漠的眼睛。

这是一种直逼我们的存在本身的拷问。

( 燕南, )从精神分析的眼光看，卡夫卡的这个经历已经让他陷入了一种焦虑和恐惧的“情境”。

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这还应该是神经症的“致病”的情境。

在这里，神经症似乎不是通过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文明的压抑”的方式来加以实现的，它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女厨师的威胁已经内化了，从此它已经驻扎在他心中化为一个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却又无时不刻不在神经症的动力中心像幽灵一样活动的存在。

威胁的内化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种是它的反复出现，另一种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似乎永久地存在。

前一种通过重复的实践――操作原则引起生理――心理机制的相应变异，从而造成外在威胁的强行楔入，后者则在无形中构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导致人产生心理畸变，在一种自我监视中将自我的分裂放大到极端。

( 燕南, )毫不令人吃惊，“女厨师”代表一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这种实体或力量也许是国家暴力机器，也许是一种意识形体系，也许是某个权威，也许是某个团体，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许直接就是抽象的、却又弥漫在我们的周围的“文明”本身。

在这些超人的实体或力量面前，我们就像是年幼的卡夫卡，渺小、柔弱得不堪一击。

我们的存的具有它们的属性，我们必须向它们俯首称臣。

我们因具有了它们的属性而一直被它们所控制，直到彻底破碎我们的心灵。

我们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在恐惧之中被它们裹挟而去。

( 燕南, )二按恩斯特.卡西尔的说法，符号是人超越于纯粹动物生存的一种特征。

在帕斯卡尔眼里，“思想”使人这一像“苇草”一样柔弱的生灵走出了动物界的藩篱。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认为：人正是靠后天创造的文化才能成为人，从此沿着文化创造的轨迹向不可预知的未来走去。

( 燕南, )人是文化动物意味着人的身上打上了鲜明的文化属性的烙印。

从此一切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精神形态都期待着能“武装人”。

人的大脑成了教育高手、宣传大师们竞相争夺、殊死搏斗的领地。

谁能创造出这些东西内化入人的思维结构、精神世界、人格结构谁也就能控制人和社会。

文化创造者和意识形态鼓吹者就像是一个巫师，念念有词，具有驱鬼唤神的功力，人们在他们面前不过像是一架被他们发出的指令遥控的肉体机器。

当人主动或被动地被这些指令所控制时，他们寻找到了一种能带来安慰的、也许是麻醉也许是清醒的、但总归是以迷失最原初的人本身的存在为严厉前提的精神定位。

( 燕南, )然而，这样的“存在的文化属性”让属于“人”而不是“文化”和“社会”的属性染上形形色色的颜料时，也使人的自我出现分裂，使人与人之间从此实现隔离。

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认同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使人们的陌生化借助于“社会虚荣心”，借助于“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达成了彼此的敌视和对立。

人与人的争斗悲哀地体现为文化观念与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

在这里，人的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自以为一切都是他的工具的人本身恰恰成了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的工具。

生活在某个社会环境下获得某种文化社会属性意味着对自身的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甚至是对原本的那个“自我”的遮蔽。

这种被遮蔽的困境与压迫、奴役、仇恨、屠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的存在根本不可能除掉这些文化社会属性而达至“澄明”，就如同我们根本不可能揪着头发离开大地。

因为除掉了这些东西，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们已经什么也不剩，作为“人”我们只能瓦解，只能轰然倒地。

( 燕南, )既然文化社会属性已经构成了人的存在本身，人的存在就通过这些东西的存在来获得确证，那么，正是文化映射出了人，而文化的价值正是构成人存在的价值依据的东西。

从这种意义上讲，鼓吹自己的文化，以及与这个文化融为一体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等便几乎是人的一种本能。

存在者总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这是任何一种存在者的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质规定性之一。

而非常明显，价值判断无法离开异质文化属性的对比，越借助强力手段，甚至不惜以毁灭对方的存在为方式的对比虽然在心理上正是不自信和恐惧的证明，但至少在感觉上，它确实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最能消除存在的焦虑、同时也快富快感、虽然已经显得疯狂但正是依靠疯狂才掩盖了存在的困境的凸显自己的存在和存在价值的途径。

( 燕南, )这种产生于人类社会的独特的现象说明：任何一种被人们认同的东西都避免不了被夸大、被神圣化，甚至被奉为一切价值的标准、像上帝一样具有绝对权威的命运。

而当它们从一种价值一跃而为一切价值的标准时，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一切便都成了它们的祭品。

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许可以对此进行说明。

在人类历史中，即使是当初最富正义感和人道精神的、并且是针对具有普遍性之维的人性发言因而可以超越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思想都难以逃过被歪曲和篡改的命运。

在别有用心或是真诚的阐释中，那套话语仍然存在，但内容早已被偷偷置换，它的本质精神更是早已被损毁殆尽。

但是，即使耶酥和马克思能穿越历史时空看到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作为和丧尽天良的大清洗，莫非我们也有资格认为他们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 燕南, )三我们的存在产生的问题，追究下去自然可以还原为存在的本体层面的问题。

在这里，许多宗教和哲学的文本都若隐若现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些关于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命运的轨迹。

( 燕南, )19世纪的科技理性的主宰一切使它具有了成为新的上帝的潜力。

当一种绝对价值面对强大的、能改善人的存在状态的技术力量而束手无策时，它便已经走向黄昏。

这是“偶像的黄昏”，尼采借一个疯子的口吼道：上帝死了，从此一切都失去了中心。

( 燕南, )然而，对于无神论者们来说，将上帝认为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错误。

被杀死的上帝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终结。

而每个人心中都仍然需要、并且一直存在一个上帝，这个上帝是抽象的、无形的，却又与我们的存在须臾不离。

它是一种非实证性的信仰，一个精神家园，一种终极关怀，一种心灵的安慰。

很难想像，没有这个“心中的上帝”，在心理上我们将如何生存。

( 燕南, )人与世界的未分化的经验意味着人的完整。

而意识的分裂意味着人走出了他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大门。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悲剧。

《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当初生活在幸福的伊甸园里的人类先民并没有被分为两极，即男人和女人。

然而当后来亚当企图确立他的存在时，这一与世界的统一便已走向了它的终结。

要确立自己的存在便必须有一个对象，一个中介，因为任何存在都不可能仅仅通过本身而得到映射。

它必然要求人具有与世界异质同构的意识，要求主体和客体结构的产生。

这样，完整的宇宙意识便以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分裂的形式加以割裂。

( 燕南,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从大自然中脱胎而出后人获得了生命，他开始具备一个“人”的雏形；依靠理性和文化，他开始踏上通往人的生成的道路。

在尼采优美的笔下，人是一个“过程”——一座介乎于“猴子”与“超人”之间的“桥梁”，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不断生成的运动。

在黑格尔的语境里，从大自然中分裂出来的人的存在历程对应于“绝对精神”的“异化”，在未达至重新与自然相统一的时刻，人的存在便相当于“绝对精神”在运动中的“反题”阶段。

而马克思认为，人的诞生仅仅意味着他像一道灵光唤醒沉寂亿万年的大地，私有制以及国家暴力机器等超人异化实体和力量使人异化变成“非人”，“真正的人”存在于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以国家和统治的存在为特征的“人类历史”不过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

这些思想家不约而同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视角都看穿了人存在的缺憾和有限。

人从自然之家的走出意味着他已从被规定性的存在境遇中中挣脱出来，他获得了自由。

他的自由和超越维度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自身的存在状态。

然而，正如弗洛姆在他的《逃避自由》里所指出的，这种自由实际上与痛苦和不幸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自由了，但也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他被隔离了，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苦伶仃地活着，孤零零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人被抛入一个漫无边际和危险的世界一样。

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

” ( 燕南, )这些焦虑和痛苦，孤独和恐惧，怀疑和无力，便是一个丧失家园而又无家可归的人的心理特征。

弗洛姆曾经指出只有两条“回家的路”：一是人类之爱，一是创造性的工作。

它们确实能让人获得短暂的回家体验，但这种感觉不可能成为一种生活和生命状态，在人与世界分裂的因素之一的外在异化环境未得以改变从而造成干扰的情况下，它们甚至是稍纵即逝的。

说到底它们只能解决人的社会问题，而不能解决人的存在问题，尽管它们确实延伸进了存在的领域之中。

一个与他人、与自己、与世界分裂的人实际上已失去了对完整的体验，从此陌生而危险的世界便构成一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