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新商帮兴起的积极效应现
在新的形式下如何发挥商会的作用

在新的形式下如何发挥商会的作用在新的形式下如何发挥商会的作用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更需要商人组织中国人世后,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越来越融合,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面向国内外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商会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一定会碰到许多需要协调的关系,比如,与用户、消费者、媒体、政府,以及同行之间的关系等。
还会碰到许多困难,甚至是危机。
面对这些情况,一个企业独自去应对,力量肯定是有限的。
只有形成一个行业组织,通过群体的力量,才能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应对的条件和平台,商会组织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同时,单个企业需要在行业中参与一些行业共同性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克服困难,不断在发展。
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企业是非常需要商会组织的,同时,商会组织在中国几十年,在国外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商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关键是要实行政企分开,把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精简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督部门,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
在市场经济地运行系统中,政府要作为中心、轴心,在宏观上规划、调控和引导着经济发展的走向和态势。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客观上需要功能更强的沟通宏观面和微观面的中间协调层。
在政府与市场主体——企业之间,有一个中间组织,仿佛一个纽带,连接着众多的部件在轴心的动力下有规则地运转;又仿佛是润滑剂,润滑着各个部件与中轴的摩擦,这个组织就是行业商会。
政府领导、支持、规范着商会,商会是政府的帮手,是政府工作的支持者,它服务于政府,服务于企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中介作用。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商会,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也是维护正当的市场竞争和有序的市场竞争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或者说中间层次。
我国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热点分析与理性思考

市场研究DOI:10.19699/ki.issn2096-0298.2020.06.005我国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热点分析与理性思考①云南财经大学滇商研究院 姚建峰 田生湖 喻凡摘 要:通过对1977—2018年CNKI收录的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识别并深入探讨了我国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与五个热点领域。
研究认为未来应该注重商帮研究新生力量的培养,通过建立专门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研究人员、创新合作机制等途径激发学界研究热情,拓展商帮研究视野和史料挖掘渠道,以期对深入挖掘商帮的历史功绩和现代价值有所助益。
关键词:商帮 晋商 徽商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3(b)-005-03我国商帮发展历史悠久,不仅对资本最初积累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帮经济又开始出现并日益繁荣起来[1]。
学界对商帮研究方兴未艾,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亮点。
以CNKI学术文章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技术,从现实基础与热点领域两个层面勾勒我国商帮研究的整体图景,以期对商帮研究有所助益。
1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时间范围为1977—2018年。
以“商帮”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剔除通知公告、书评、约稿和报刊载文等非学术文献记录,有效样本文章共计3310篇。
采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是Citespace和Netdraw软件。
2 商帮研究的现实基础2.1 发文作者分析参与商帮研究的作者共2862人,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高产作者包括李刚、范金民、杨涌泉、刘建生、梁小民、王世华、徐志频、郎咸平、燕红忠、宋伦、黄滨、孙善根等,他们代表了商帮研究的中坚力量。
图1是商帮研究者成果发表的时间线图谱。
可以看出,李琳琦、王世华、李刚和范金民等学者长期致力于商帮研究;而杨梓润、汤庆慧、杜平和杜君立等学者近几年才涉及商帮研究,是商帮研究的重要新生力量。
中国新商帮

中国新商帮作者:高峰来源:《上海企业》2012年第05期我国新一代以区域地缘为特色的现代商帮已初现雏形,初步形成了以山东、苏南、浙江、闽南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五大现代区域性商帮,它们已日益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在中国的消亡,以晋商、徽商、陕商等为代表的封建商帮,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辉煌而迅速走向衰落。
而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发展时,崛起的现代商业适应了现代生产流通的社会化分工的发展要求,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我国新一代以区域地缘为特色的现代商帮已初现雏形,初步形成了以山东、苏南、浙江、闽南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五大现代区域性商帮,它们已日益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被人们称为“五大现代商帮”的是: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以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区域为代表的珠三角商帮;以济南、青岛、威海、烟台等区域为代表的山东商帮;以苏州、无锡、常州等区域为代表的苏南商帮;以及以厦门、泉州、漳州等区域为代表的闽南商帮。
而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中国现代商帮是新粤商和新江浙商人,他们分别代表着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重要经济区域的商业力量。
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其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皮鞋、服装、低压电器等轻工产品制造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有近500万浙商、80万浙籍企业活跃在中国本土各个地区和全球五大洲市场。
作为传承经世致用思想的永嘉文化传人,浙江商帮在商品经济潮流中确立了产业集中、竞争力强、优势明显的区域商帮品牌。
闽南商帮,都各自在电器、通讯、电子、玩具、服装、纺织、鞋业、酿造等加工制造领域,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明显的比较优势。
同时,新五大商帮所在区域大都拥有完备的现代港口设施和商贸物流通道,造就了这些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优越地缘环境。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
产业结构视角下现代商贸流通产业的辐射效应及优化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逐渐由“资源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面临我国经济转型要求使得我国商贸流通产业获得不断发展的契机,而且现代商贸流通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愈来愈明显。
一、现代商贸流通产业的辐射效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地位逐渐提高,商贸流通产业对其他产业或地区的辐射效应越来越明显,同时城乡商贸双向流通促进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逐渐由“资源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也逐渐转向扩大内需,因此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空间很大,并且商贸流通产业对整个产业链的行业都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
第一,商贸流通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愈来愈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传统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小,而相反的是内需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向。
随着经济发展,商贸流通产业的地位越来越高,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纪,欧美地区将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定位于服务经济,之后一些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调整国内产业,将一些耗费资源或污染较严重的制造业,以及一些其他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转移至其他发展较慢的发展中国家或较为落后的国家,转向朝服务经济发展,而商贸流通产业在服务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如表一所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由2010年的401512.8亿元增长至2013年568845.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率为8.75%,其中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贡献率逐年增加,至2013年已是46.8%的贡献两次,而位居我国第三产业重要地位的商贸流通流通产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0年的156998.4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237809.9亿元,发展速度较快。
第二,促进农业和工业发展,强化其生产功能。
在传统经济中企业的发展全由政府决定,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市场的供求关系,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流通产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途径,围绕在企业和消费者身边,因此商贸流通产业与市场需求相通,促使商贸流向有市场需求的地区,并凭借其市场渠道优势熟悉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第一、第二产业生产,因此与其产业链上的上游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局限于此,并且对相关的生产企业进行投资,从而内部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凭借其价格优势维持稳定的供求关系,防止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受到生产商的价格或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同时也通过投资促进第一、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强化生产,对其他产业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
试论新旧商帮的本质特点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试论新旧商帮的本质特点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商帮已在各个地区行业中逐渐形成。
清朝前期,随着商业日渐发达、商人队伍逐步壮大、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商帮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著名的十大商帮。
到现代又涌现了新的五大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以及珠三角商帮,商帮经济逐渐复苏。
当然,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根本的区别,其对经济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异。
标签:商帮本质特点商帮经济复苏影响所谓商帮,是指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地域性商人群体或商人集团。
它常常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所结成,并有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
明清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行业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壮大,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各地便出现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商帮,成为激烈商战中的一支支劲旅。
一、明清商帮的发展1.发展历程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
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
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
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
宋代的文献中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也没有看到关于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的描述。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商帮(或称晋商)、徽州商帮(或称徽商)、陕西商帮(又称西商)、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江西)商帮、龙游商帮。
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网络,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和组成的。
而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16、17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和徽帮最为著名。
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
新式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及其影响

新式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及其影响宁波大学雷咸林前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在列强经济侵略的冲击下,加速着自身的分解,使商品货币经济日渐取代自然经济而有较明显的增长。
进入光绪年代,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一般条件早已具备。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近代性嬗变,中国的近代新式企业开始兴起,发生了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并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下开始的,同光之际,清政府认定曾是“目前大患”的“内寇”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作为“长久之患”的“西人”入侵危机依然存在,而且势必持续存在,制定了“自强”的国策。
因此,我国的第一批新式企业是政府官办的军工企业,以制造洋枪洋炮。
安庆的内军械所、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湖北汉阳的湖北枪炮厂等都属于这一时期的企业。
光绪朝的头20年(1875—1894年)里,一些地方督抚继续奏设制造军火的局(厂),总计增添了13家。
最著者是江南制造总局,继截至同治末已具一定规模之余,于光绪四年设炮厂、五年设炮弹厂、七年设水雷厂,十六年设炼钢厂,十八、十九两年又增设栗色火药厂和无烟厂。
截至二十年,累计生产了245具车床和刨床以及300余具机器,5万余支枪、近600尊炮、近600枚水雷、100余万发炮弹、400余万磅火药等等,以及兵船、小型船只15艘。
这些产品表明,江南制造总局固仍以制造军火为主业,实是一家兼行制造机器、造船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工厂。
但是随着这些企业的经营目益陷于困境,特别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经济亡国的危机日盛。
这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的强大不仅在于坚船利炮,而且在于其发达的工商业和合理的制度。
憬悟于“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浚饷源莫如兴商务”(这个“商务”是广义的,包括举办工矿等企业),洋务运动又补充以“求富”的内容。
于是洋务派19世纪70年代初提出“求富”的口号,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新式企业,仿照外商公司而开设“官督商办”公司,开创了中国的“殖产兴业”时代。
爱国主义如何推动现代商业模式创新

爱国主义如何推动现代商业模式创新在当今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爱国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它已经逐渐成为推动现代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力量。
爱国主义能够激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引导企业关注国家需求,从而创造出更具竞争力和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
首先,爱国主义促使企业关注国家的核心需求和战略发展方向。
当企业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时,便能敏锐地捕捉到市场中的潜在机会。
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的重视不断提高,一些具有爱国情怀的企业家积极投身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商业利润,更是为了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需求。
这种以爱国为动力的商业决策,使得企业能够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迅速发展壮大。
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优化,新能源汽车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逐步走向国际,提升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其次,爱国主义能够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从而为企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在现代社会,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体现爱国价值观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一些国产品牌在宣传中强调自身的民族品牌身份,突出产品的国产化率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爱国消费者的支持。
这种基于爱国情感的消费选择,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不得不进行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优化品牌形象和营销策略。
例如,某国产手机品牌在面临国际竞争压力时,通过强调自主研发的芯片技术和独特的设计理念,激发了消费者的爱国热情,从而实现了销量的大幅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断改进生产工艺,优化供应链管理,创新销售模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商业模式,推动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再者,爱国主义能够促使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加大投入,从而推动商业模式的变革。
国家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而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有责任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试论新旧商帮的本质特点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三、新旧商帮的本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1 明清 商 帮 的 本 质 特 点 及 影 响
精神 ,加之辛亥革命后战乱的影响,因而很 快就 走上 了衰败没落
之路 。
商帮团体 的共性特征是抱团能力。在粤商 中.潮汕帮的抱 团
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 弘治(4 5 0 ) 间.主要经 能力是有 目共睹的 .但它更 多的是基于血缘 、宗族和同乡的关系 1 6 -1 5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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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新商帮兴起的积极效应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后,以按地缘关系区分的企业商会的成立为标志的商帮全面复兴,新商帮的兴起有着积极意义,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华商业文化、构建和谐商业、实现企业间合作、共赢、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中华商界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都发挥了至关重耍的作用。
关键词:新商帮商业文化和谐商业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商帮通常是指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共谋发展”为宗g的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商人群体。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帮曾经极度辉煌,后沉寂。
改革开放后,商帮全面复兴,以按地缘关系区分的企业商会的成立为标志,新浙商、新粤商、新闽商、新冀商、新沪商、新豫商、新晋商、新渝商等新商帮迅速成长起来。
2006年5月,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召开,十大商帮结成“中国商帮联盟”,旨在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协作。
有人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没有必要宣传、经营商帮概念。
笔者认为,新商帮兴起具有重大意义,其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必将日益凸显。
新商帮兴起有助_T中华商业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明清时代的各个地方商帮把“仁、德、礼、义”等道德观和商业经营的趋利性巧妙结合,总结出富有智慧的商帮文化。
他们秉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商业思想,恪守“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的经商理念。
这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商人们获得了高度的公众信赖,最大限度保证了各自经济利益的实现。
一些商帮文化还十分注重经商讲究个人道德修养,讲究平淡恬和、宠辱不惊的境界,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情怀,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
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商人们经营品种与特色、经营原则与方式、经营手段与策略等存在较大差异,商帮文化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晋商坚毅稳健、守信通变;徽商贾而好儒、众志协和;鲁商帮豪爽诚实、大拙大智;洞庭商帮审视度势、以变求存;龙游商帮稳中求进、守本经营;宁波商帮四海谋财、灵活善变。
传统商帮文化中体现出的商业道德、商业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商业文明建设富有启迪意义,其中丰富的经营谋略与法则也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汇通天下的晋商、富可敌国的徽商代表着旧时中国商业形象,随着时世变迁,商帮辉煌逐渐消退,终归沉寂。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商帮(以温州、台州、宁波、杭州为基地)、山东商帮(以胶东半岛基地)、江苏商帮(以苏南为基地)、福建商帮(以闽南为基地)、广东商帮(以珠三角为基地)等出现并活跃起来,鲜明地域文化特征与我国大经济时代的重新结合,塑造出新商帮的形象。
当然,现代新商帮与传统意义的旧商帮有着根本区别。
旧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官府联系密切,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而现代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
同时,摆在现代商人面前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激烈竞争,更要在全球范围内拼搏,亟待做大做强,这就要求新商帮不但要汲取原有区域旧商帮的优秀商业传统,更要把中华商帮的商业精髓融会贯通,“市场不分东西,商人不分南北”,“学天下”进而“贏天下”。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趋加快,现代商业模式、商业行为不断革新、发展,各商帮的地域性界限逐渐模糊,原有鲜明特色也势必逐渐消减。
然而,我们仍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看每个地方群体商人的商业特征,北京商人的智慧、江浙商人的勤奋、上海商人的精明、四川商人的超脱、广东商人的信任、山西商人的专注、东北商人的豪爽。
伴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烈竞争,各商帮出现了相互学习、彼此兼容的发展趋势,这将有利于中华商业文化的创新,再创中华商帮的新辉煌。
同时, 新商帮的兴起,也昭示出商业文化的新发展。
相当一部分历经创业艰辛而先富起来的商人群体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以回报社会、回报燊梓为己任,以提升社会认同度和群体形象为奋斗目标。
他们已经体现出较为强烈的企业自尊和责任意识,而不再是那种只顾“低头赚钱、抬头看天”的内敛式、狭隘式商业思维,这是一种值得珍视的新商业文化。
正如首届中国商帮峰会《杭州宣言》称,全体中国各商帮应做到“更高、更新、更远,做大、做强、做久;继承传统商帮精神,提升现代商业文明”。
新商帮兴起有助r•构建和谐商业在旧商帮时代,构建一个较为和谐完善的协作网络,是地方性商帮增强内聚力和外拓力的有效途径。
商帮内部一般很少相互排挤,而是主张同行互助、共同成长,以求集聚取胜、以势取利。
他们大都十分注重自身整体形象,拥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
各商帮之间也能彼此尊重,诚信合作。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新商帮文化素质更高,视野更开阔,社会责任意识更强,可以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他们能够相互监督、严格自律,有效维护交易秩序,规范市场竞争,构建和谐商业。
同时,商帮内部也会形成一些竞争与合作规则,减少内耗与拼杀,降低商会和企业的经营成本。
现代社会中,商会是商帮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和交流平台,不仅有强化社会管理、弥补政府“失灵”的功能,而且具有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
利用商会的管理和中介机制,更可以减少企业交易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
甚至,商会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扮演着除政府外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成为市场竞争和秩序规范的维护者。
一个典型案例是2002年6月浙江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面临欧盟各国的反倾销调查时,温州烟具协会以集体的名义出面应诉,并最终获胜。
烟具协会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自始至终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统一聘请应诉代理律师;成立应诉小组,为各应诉企业提供应诉所需要的行业材料;与立场一致的欧洲进口商协会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换意见;在欧盟官员来华现场调查期间,代表打火机行业进行游说和说服工作;代表本行业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利益关系方进行联络、信息传递和磋商。
温州烟具协会在这场反倾销诉讼中将集体行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o有学者认为,新商帮的出现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垄断力量和政治干预力量,从而影响公共利益。
这样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整体看来,商帮的团队示范效应,就其内部而言将更有助丁•形成自律意识,就外部而言则亦有利于社会对其群体的监督。
所以,新商帮的形成对维护秩序、规范竞争、构建商业文明能够起到良好的催化作用,因此利大于弊。
以河南省浙江商会为例,自2004 年3月成立至今,参加商会的会员没有刑事案件、金融违法案件、偷税漏税、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
商会常务理事以上人员中,担任各地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15人之多,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多年的发展实践,使各商帮充分认识到:唯有共同维护市场秩序,才能给彼此带来商机。
只有相互信守承诺、协力营造商业环境,才能达到共赢和多贏。
正如《杭州宣言》所言,“站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商海,中国新商帮将以更锐气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探讨中国企业如何摆脱地域局限和传统的…红海‟过度竞争模式,引导中国商人走向大联合时代,联合打造…蓝海战略‟高地,…做强‟企业。
走向未来中国振兴之大道,中国新商帮将更具好学精神,以更和谐的绿色经济,更规范的商业准则,更负责的产业报国打造企业文化力,…做久‟企业。
”新商帮兴起有助子众商家实现共赢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群体联合才能以集团性优势在竞争中显示实力,合作共贏才能有自身发展。
旧商帮十分重视发挥群体力量,比如晋商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建立的地方性同乡组织山西会馆就主张“本互相而谋福利”,对促进晋商群体尚信守规、维护同乡和同行商人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晋商和其他大商帮之间也体现了良好的互利共贏关系,被赞誉为“虽未经国家法律之规定,而守范围、重信用、敦品行,此其所长也”》陕西与山西相邻,风俗习惯相近,两省商人在各地商业活动中紧密结合,在许多城市建有山陕会馆,世称“西商”或“山陕商帮”。
晋商不轻易建立“相与”关系,一旦建立,则善始善终。
祁县乔家开办的“复”字商号,对已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各种支持和便利,若对方发生经营困难,则及时援手相助。
“复”字号的这种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信很高,其他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关系为荣,“复”字号的业务也越做越大。
这种“相与”类似于现在的联营协作,起到了整合及调动资源、扩大商业规模的作用,使众商家以群体的姿态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
通过协作、交流,发展互助、互惠关系,增大认同感、归属感,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寻求多贏、共赢,也是新商帮的取胜之道和共同特征。
现在有人称第一商帮“新浙商”为“结义经济”。
所谓结义经济,是指实力不等的各种商人依靠血缘、宗族、同乡的传统关系紧密连接,一旦发现商机整体出动,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迅速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角落。
由于这种“结义经济”远不同于市场上商人间普通的合作关系,他们有着相互信任、倾力合作的基础。
不管什么地方,一旦有商机存在,他们集中的地方很快就会形成产业集群,实现规模经济。
例如抱团经营是浙商在最近20年间从全国商帮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在合作投资逐渐成为市场趋势的时候,浙商已经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拥有做好合作投资的先天优势。
他们习惯了团队出动,习惯了在商会这个平台上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而且将其制度化、规模化。
在各个商帮商会中,浙江商会一向以制度完善、管理严明、公信力强著称,商会的社会影响力确实毋庸置疑。
在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对浙商商会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
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浙商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抱团经营使浙商价值地位得到提升,再加上各地政府对这种商业价值积极效应的期盼,使商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反过来这种力量又增加了商会在与政府谈判中的砝码。
这种良性博弈最终使浙商的力量更为强大。
新商帮兴起有助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只因有着牢固的乡族观念、共同的文化认同,各商帮都有着强烈的回报燊梓、反哺家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或返回家乡捐资兴学、修桥铺路、开办企业,或成为家乡政府招商引资的主体对象和牵线搭桥的助手。
因此,商帮及其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耍支柱,他们在发展产业集群、加强地区联系、推动城镇兴起、促进人口流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例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都离不开浙商、沪商、苏商和粤商的重大贡献。
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促使发达经济体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
浙商、闽商、粤商等商帮通过发展产业集群形成各自竞争优势,进而也带给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产业集群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经济相当发达。
在浙江,超亿元的产业集群就有500多个,如温州的皮鞋产业集群、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永康的五金产业集群和嵊州的领带产业集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