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训练学发展历程的回顾

运动训练学发展历程的回顾运动训练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21世纪展望摘要运动训练学理论源于运动训练实践，又指导着运动训练实践。

现代竞技体育的百年历程，孕育并推动着运动训练学理论的发展，形成了包括一般训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和专项训练理论3个层次的理论体系。

在21世纪，运动训练理论将一方面向竞技体育理论扩展，同时在不同竞技能力的培养、训练过程的控制及有关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现代科技也会更全面、更有力地介入其中。

运动训练学是研究运动训练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研究提高人体竞技能力及运动成绩规律的科学，是现代体育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

1 运动训练理论与运动训练实践象所有科学的理论一样，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也是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同时，它又服务于训练实践的需要，推动训练实践的发展。

如众所周知的训练周期学说，是前苏联训练学界根据训练活动的系统化、长期化以及制定全年训练、多年训练计划的需要而总结提炼出来的关于训练过程的结构与组织体系的科学理论。

再如，从50年代未期开始，美国教练员们从运动训练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力量素质对其它各运动素质的基础作用，发展等动训练、离心训练、间停训练等多种力量训练的理论与方法，现已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

德国的格什勒和阿因德尔在中长跑训练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了世界纪录创造者哈尔彼格(德)、扎托倍克(捷克)等优秀中长跑运动员的训练经验，提出和建立了间歇训练的经典理论和练习体系，首先对中长跑、游泳等各种周期性运动项目，继而对更多专项的训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竞技运动成绩水平的迅速提高。

在20世纪行将告别我们的今天，随着竞技体育成为世界注目的热点，奥运会成为全球性的盛大节日，体育产业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人们对运动竞技水平的更高追求，必然会极大地促进运动训练理论以至竞技体育理论的迅速发展。

2 运动训练学发展的世纪回顾20世纪运动训练学发展的行程经历了萌芽、形成、深化及扩展3个阶段。

2.1 运动训练学学科建设的实践准备与理论准备随着竞技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运动训练的组织与效果也引起人们日益加大的关注，各个运动项目训练实践的发展逐渐孕育了不同专项的训练理论，以人类跑、跳、投等基本运动能力为主要训练内容的田径运动，其专项训练理论对其它运动项目专项训练理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启示和推动，继而在各专项训练理论的基础上，吸纳基础理论学科(如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体育教育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等)的知识与营养，建立起来了一般训练理论。

尽管在20年代就已有了关于一般运动训练理论的初步研究成果(如美国墨菲1913年的《体育训练》)，但直至20世纪50年代，有关训练科学的研究才逐渐从单项实践经验的总结发展为对运动训练普遍规律的揭示。

1962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家运动训练问题国际科学方法讨论会”，集中地反映了有关研究的成果。

其中，《现代运动训练体系》(苏，奥卓林)、《运动训练的远景规划》(苏，纳巴特尼柯娃)、《运动训练的分期问题》(苏，马特维也夫)、《运动训练方法的研究》(保加利亚，彼特科什杰列夫)、《现代运动训练中的身体训练问题》(罗马尼亚，柯兹马)等已经构筑起了运动训练学理论的主体框架；而《运动训练的生理学问题》(苏，法尔费里)、《运动训练的生物化学基础》(苏，雅可夫列夫)以及《运动员心理训练的概念、内容和分类》(捷，瓦涅克)等则展示了运动训练学的多学科联系。

应该说，这次会议为运动训练学系统理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2 运动训练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深化1964年前民主德国莱比锡体育学院哈雷博士主持编写的《训练学》函授教材，第1次把有关训练的各种问题系统地汇集在一部专著之中，标志着系统的训练学理论的形成。

其后，在西德、日本、苏联、中国分别出版了一些系统论述训练理论的著作。

如联邦德国马丁的《训练学基础(上、下)》(1997/1980)，前苏联马特维也夫的《运动训练原理》(1977)，普拉托诺夫的《现代运动训练》(1980)，中国过家兴等的《运动训练学》(1983)。

与此同时，专家们也继续对训练理论的某些专门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运动员的专门耐力》(前苏联，纳巴特尼柯娃，1974)，《技术训练》(德国，葛欧瑟1982)，《人体运动负荷的研究》(中国，安朝臣，1983)，《论运动训练过程》(中国，田麦久，1988)等。

2.3 项群训练理论的提出与建立我国学者田麦久等1983年在对主要竞技项目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提出在一般训练理论与专项训练理论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层次的构想，于1990年发表了《项群训练理论及其应用》的论文，继而出版了研究专著(1998)，分别阐述了依不同主导竞技能力而划分的8个项群的训练特点，使运动训练的理论体系更趋完善。

这是我国运动训练学界对运动训练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

2.4 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两个流派当代运动训练理论的研究可以明显地分为两大流派。

一派以俄罗斯、德国和中国为代表，学者们注重理论研究的严谨与理论体系的完整。

另一派以美国为代表，学者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单学科研究的深入以及具体运动项目训练方法的实用性。

如福克斯《运动生理学》(1979)中大量结合运动训练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许多运动生物化学家为促进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提高发现并提供了多种有效的强力手段；游泳专家康西尔曼博士创立的等动力量练习法则有力地促进了游泳等竞速运动项目水平的提高。

3 21世纪运动训练学学科发展展望21世纪的运动训练学将随着竞技体育水平更快的发展而既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又向更纵深的层次探索；将会更好地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市场化相适应；还将更多地从其它科学学科汲取丰沃的营养。

3.1 运动训练理论向竞技体育理论扩展运动训练活动是更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生产运动成绩”这一直接目标实现的过程来看，竞技体育活动包含着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以及运动竞赛3个基本环节，此外，竞技体育的宏观规划与管理，则是指导竞技体育活动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

这4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紧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彼此交流的分支学科，组成了竞技体育活动的完整体系。

而传统的运动训练学理论中关于运动员选材的一般的原则性描述，早已远远不能满足运动员选材工作的迫切需要了。

作为直接表现和评价运动训练成果的重要竞技活动—运动竞赛丰富的具体内容和巨大的社会价值，也是原有运动训练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与运动竞赛有关的部分所无法完全包容的。

乌克兰学者B.H.普拉托诺夫1987年出版的《竞技运动理论》已反映出运动训练理论扩展的意识。

此书的篇目为第1篇：竞技运动导论；第2篇：运动竞技系统及运动员的竞赛活动；第3篇：运动训练系统；第4篇：计划、统计、训练和比赛的外部影响因素。

我国学者亦已积极地投身于这一理论发展之中。

谢燕群(1990)、刘献武等(1991)的《运动员选材学》、曾凡辉等人的《运动员科学选材》(1992)、刘建和等的《运动竞赛学》(1990)是在这两个领域中开拓性的劳动。

3.2 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更加纵深发展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主要集中于训练内容、训练过程的组织以及影响训练活动的社会文化因素这样几个方面。

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任何项目任何运动员的竞技能力都是由其体能、技能、运动智能及心理能力组合而成的。

人们对这4种能力的作用、构成及其训练方法的认识和把握都在不断地加强和深化，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的特点也在不断地变化。

回顾运动训练理论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到，多年来对于人类体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对运动员体能潜力的挖掘也相对比较充分，但对运动员技、智、心等能力的理论研究则要薄弱得多。

这一状况必然会影响不同类型运动项目竞技水平的发展。

近年来，欧美诸国对运动员协调能力的培养，对运动技能的形成与发展，对技术训练的规律和方法的研究日益活跃。

在美国，运动技能学(Motor Learning)已是高等体育专业教学的骨干课程之一；在德国，连续举办了关于技术训练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我国，陈小蓉等著的《竞技体育技战术创新理论》(1992)则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田麦久与他的博士生们对于竞技能力的结构进行了系列研究。

刘大庆的研究(1997)指出，优秀选手竞技能力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都是非衡的，优势子能力对于劣势子能力有着重要的补偿效应；梁慈民的《竞技体育前沿技术》揭示了前沿运动技术发展的若干规律；姚家新(1998)阐释了中国古代兵法计谋对现代竞技战术的制定和运用的重要启迪；张英波(1998)认为，运动训练中的空间因素与时间因素的协同程度极大地影响着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的幅度、质量、速度和时机；其它如权德庆等致力于揭示儿童协调能力的发展规律(1998)。

这些研究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将会继续深入下去，并将在国际上产生应有的影响。

对于运动智能和心理能力的研究和开发，则更有待于运动训练学界、教育学界与心理学界协力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21世纪运动训练过程研究的新热点，仍然集中于对运动训练过程的有效控制。

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应用科学的诊断方法和手段，及时评价反馈以及对于训练计划的必要调节。

在年度训练过程方面，人们将表现出对于运动员最佳竞技阶段以及竞技保持阶段的训练规律进行更加深入研究的巨大热情，加强对于运动员竞技高峰期训练特点的研究，并进一步探索如何使优秀选手保持更长的运动寿命。

在年度训练过程的组织与控制中，研究的重点将集中于灵活地安排训练的大周期和有选择地控制优秀选手参赛的次数和强度，这是全球经济市场化中竞技选手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3.3 重视研究影响训练与比赛的社会学因素作为一种既要求社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又能够对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体育活动，竞技体育的组织与发展都受着社会学因素强有力的激励与制约。

而且随着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这种激励和制约会更加强烈，更加深刻。

由之，对于影响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的社会学因素的研究也必然日益加深和加强。

欧美各国对于这一领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多次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中，研讨的内容一般均偏重于社会学问题。

例如1992年第8届奥运会科学大会上报告的有关论文即有：竞技运动与优秀运动员之间的国际交往与理解(芬兰)；儿童与竞技体育经历(美国)；体育霸权与日本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本)；优异运动成绩意识对全民体育发展的影响(加拿大)；奥运会：自我控制与被控体系(俄罗斯)等。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时期，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则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急待研究的问题有：(1)市场经济对于运动训练、运动竞技活动所产生的影响；(2)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如何适应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的新形势；(3)“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对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活动的影响；(4)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体育的协调发展；(5)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状态的文化学背景；(6)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的竞技体育，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