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制度机制选择

“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制度机制选择2013年03月27日16:05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10期作者：张平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2 【内容提要】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2007年增长平均速度14.2％的一半，可预计“十二五”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大致在8％上下，从GDP平减指数来评价，中国经济已进入通缩，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新世纪十年10.5％的两位数高经济增长时代。

中国经济“十二五”期间已开始进入减速发展阶段，“十三五”预计将进一步减速，在预计的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经济基本处于一个减速通道，可理解为是由“结构性”引起的中长期经济减速。

因此，常规化的总量宏观政策已经无法对冲结构性减速的调整，需要结构性的改革，以便在基础框架下应对“结构性”减速带来的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建立新的体制机制完成走向“减速增效”的均衡发展道路。

【关键词】结构性减速通缩资产购买体制改革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多年冲击了全球经济的稳定，改变了世界分工的格局，全球经济进入到高度的不稳定和全球经济再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未能幸免这一冲击和再平衡调整过程。

中国面对次贷危机，2008到2009年采取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使2010年经济增长恢复到了10.4％的两位数增长一年，同时付出了高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的代价，但随着宏观调控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冲击，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到了二次下降过程，预计2012年全年GDP的增速为7.7％，CPI为2.6％，PPI与GDP平减指数为负值，实体经济已经进入通缩。

鉴于2013年全球经济仍受到欧债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等的影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保持在7.6％，CPI 在2％以下，PPI、RPI等生产相关的价格指数继续为负，GDP平减指数会连续两年为负，通货紧缩加剧。

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2007年增长速度14.2％的一半，可预计“十二五”经济增长平均增速大致在8％上下，意味着告别了新世纪前十年10.5％的两位数的高经济增长时代。

按全球经济减速计算的一般标准看，如果以某年为减速年，该年前后七年相比若减速2个百分点，则可被认为减速，以此推算中国“十二五”开始已经进入到减速发展阶段。

面对经济减速，一个最直截了当的问题是此轮中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性”，即受到自身政策调整或外部冲击的短期总量周期性波动，还是有着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即由于经济结构原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很多人也对此争论，但基于潜在增长率核算框架的大多学者一致预期了“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潜在增长率下调到6％左右。

“十二五”已经开始减速、“十三五”预期进一步减速，在可预计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期间里经济基本处于一个减速通道，应可理解为是由“结构”引起的中长期经济减速。

认真对待“结构性”减速带来的宏观不稳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了。

当前的经济减速问题不能仅仅限于常规的稳定化政策。

因为常规化的总量宏观政策已经无法对冲“结构性”减速的调整了，需要“结构性”的改革，建立新的体制机制，并配合宏观稳定政策才能应对当前的“结构性”减速挑战。

一、经济增长减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中国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2年预计的7.7％，2013年难过8％，预计低到7.6％，这一增长速度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两位数的高增长渐行渐远。

当前中国发达地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的经济增长与2007年15％以上的水平相比折半，这些发达地区2012年大致只有7.5％以下的水平，而且没有找到新的发展动力，依据区域发展的趋势判断，中国其他地区也会依次进入下降通道，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趋势明显。

从制造业PMI和工业增加值来看，今年一直处于收缩过程。

9月份中国汇丰PMI为47.9，连续11个月在枯荣线以下，中采PMI9月49.7，连续两个月低于枯荣线。

中国8月工业增加值8.9％，9月预计仍在9％以下，中国工业增加值一般认为在10％以上经济健康，新世纪以来在10％以下的月份一般不超过4个月，而今年进入第二季度后，一直持续在10％以下，近来又低于9％，工业制造业的潜在增长水平会继续下调。

中国工业增长的实际速度仍有很多值得争论的地方，一是从工业主要产成品来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可能只有6％左右；二是从发电量、货运量、石油消耗等投入看工业增长也应是低于8％的水平，且仍处在下滑趋势中；三是从最为敏感的价值指标利润和税收看，都出现了负增长，8、9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和税收双双负增长，而且都在逐月扩大，尽管这些指标都有一定局限性和季节特征，但都指向中国制造业的衰退。

当前的制造业的核心问题是缺少竞争力，生产率难以提升，中国经济实体进入一个收缩过程，去库存、去产能仍将继续，加快更新改造，转型升级都需要一个过程。

从物价形势看，上半年CPI同比上涨了3.2％，7月份CPI同比增长1.8％，为30个月以来新低，8月份物价指数有反弹，达到2％，9月份价格再次回落到2％以内，可预计的2012年第四季度通胀压力将继续下行，四季度低于三季度仍在2％以下，全年物价2.6％。

今年物价下降，明年物价翘尾因素下降，2013年通货膨胀水平低于2％。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生产者价格(PPI)、原材料采购价格(RPI)指数3月份开始负增长，而且近来有逐月加速负增长迹象，7月份PPI达到－2.87％，8月份PPI扩大到－3.5％，RPI 扩大到－4.1％，导致制造业企业去库存，制造业进入“通缩”状态，从GDP平减指数来评价，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通缩。

可以预计2013年经济增长率低于今年，经济增长保持在7.4％的水平，物价保持在2％以下，GDP平减指数依然为负，中国经济通缩风险不断加大。

我国经济放缓的短期和长期决定因素有很多，短期因素有最终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出口导向受阻，企业、政府、银行和房地产行业“去杠杆化”，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边际效率已经显著下降。

经济放缓的长期决定因素有人口转变和城市化速度逐步趋缓；创新不足和资本—产出比率长期下降；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全球再平衡的持续都导致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有关中国潜在增长率分析论著很多，近年的文献，如世界银行(Worldbank, 2012)认为2016～202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7％，2021～2025年降低到5.9％；刘世锦与张军扩等(2011)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降至6.5％～7.3％；蔡昉与陆旸(2012)认为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逐渐降至2011～2015年的7.19％、2016～2020年的6.08％。

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简称前沿课题)提出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和预测，认为2011～2015在7.8％～8.7％之间，2016～2020年降到5.7％～6.6％(前沿课题，2012)，张平(张平等，2010；张平，2011)均对潜在增长率做出了讨论，并认为宏观未来的调控目标要以潜在增长率趋势为政策基准。

按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标准看(巴里·埃肯伯格、罗德里克，2012)，以某年增长为基准年，前七年增长均值和后七年增长均值相差2个百分点，作为减速的简单标准看，中国以2007年为标识年，前7年(2001～2007)年均增长10.8％，2008年开始增长已经实质减速了，当时仅仅认为这是一次外部冲击，2009年的强政策刺激直接稳增长，经济增长2010年刚上两位数，就出现了5％以上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飙升，说明实际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我们把2008到2010年作为特殊的“危机—反危机”的过渡期忽略，可预计2011～2017年潜在增长速度将会放缓到8％以下，比2001～2007年下降2.5个百分点，如果拉长一点看，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10.5％，而2011到2015年均增长在8％上下，预计“十三五”经济减速特征会更为明显，增长速度在6％左右，可以看出2011～2020年中国年增长速度实质性地要下到8％以下了，潜在增长水平下台阶已经是非常现实了，中国当前经济减速本质上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是长期结构扭曲使然，因此具有“结构性”特征，很难用经济短期周期扰动的总量来解释了。

国际比较来看，潜在增长率下降有一定的趋势性规律，但各国发展阶段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调整好了，会出现潜在生产率回升，迎来新的繁荣，但大多国家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平稳化是关键。

中国经济当前面对的问题不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与否，而是直面下降如何应对可能带来的挑战，日本一直以不承认潜在增长率下降作为调整基准，不断刺激经济导致泡沫丛生，最终引发了泡沫破灭后的长期衰退。

对中国而言，2016年后的潜在增长率即使下降到5％～7％，我国依然是高速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回到现实，我们要直接面对的就是三大问题：一是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干预，扭曲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减弱了市场激励作用，投资回报率低，劳动生产效率不断下降，必然导致经济减速；二是减速可能导致通缩引起宏观不稳定的应对，经济增长率的降速直接导致了实体经济部门陷入通缩，随着实体部门的通缩，资产部门的收缩压力在不断加大，面对整体经济的收缩，如不能采取积极应对，会导致非常大经济波动性；三是面对全球再平衡的自我平衡，需要积极调整自身的结构。

全球再平衡的基本经验(IMF, 2009)告诉我们三条，即调整需求结构、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发展服务业，需求调整有赖于收入分配，而竞争力提升需要政府减税、最终需求补贴激励等多种方式才能激励制造业的加快更新改造和创新，而放松管制，积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发展或改造出高效的现代服务业。

当前直接面临的就是如何应对挑战，使经济能平稳减速，调整好经济结构，走上以提升效率为主线的均衡的可持续道路。

二、“结构性”减速下的通货紧缩风险加大“结构性”减速最大特征是增长的均值出现中长期的下降趋势，而不同于主动调整和外部短期冲击的“临时”影响，如中国1998年和1999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自我主动宏观政策的调整，连续两年出现了8％以下的经济增长，并伴随了通货紧缩，但新世纪后其主动在金融、削减政府、国企改革、放松管制等多方面的调整效益开始起到效果，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加入WTO迅速推动了经济的大繁荣，经济再次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但正像我们前面讨论的有关增长的预期则是持续出现下降的特征，最根本的问题是原有的发展动力下降，如出口导向被再调整所抑制，连年对经济负贡献；而以比较竞争优势著称的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低“污染”成本和税收优惠等条件都开始转变，当前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2015年后人口红利消失等；政府通过资源干预进行积累的模式也受到产能过剩和配置效率低等影响而变得越来越无效，加上城市化进程过半，再靠土地城市投资驱动和服务业低效发展解决就业都难以为继，“结构性”减速的长期困扰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