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参合农民受益公平性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参合农民受益公平性研究刘盈利（华北煤炭医学院2006级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河北唐山063000）工作单位：煤医外语系联系方式：手机—151********；204978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政府为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而实施的一项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新农合制度能否从真正意义上使参合农民享受公平合理的医疗服务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本文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参合农民受益公平性状况出发，分析影响参合农民平等受益的因素并总结出促进广大参合农民平等受益的对策建议。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参合农民受益公平性许多研究者从卫生服务需要与利用，医疗费用补偿情况等角度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参合农民的受益情况进行研究。

其结果主要形成了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参合农民受益具有公平性，医疗补助有利于穷人。

胡金伟等(2008)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益公平性分析结果表明：从居民受益角度看，20%最贫困人群获得政府医疗总补助的45.85%，门诊补助总额的23.44%，住院补助的46.26%。

20%的最富裕人群得到15.37%的政府医疗补助,18.06%的门诊补助，15.32%的住院补助。

贫困人群获得补助的比重高于其人群比重，而富裕人群获得补助的比重低于其人口比重。

反映在集中指数上，总补助的集中指数是负值，医疗补助有利于穷人[1]。

封进等（2007）认为，目前实行的“人头税”式的缴费方式，主要的受益者并不是富人，而是收入较低且健康状况也较差的个体[2]。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参合农民受益并不公平。

汪宏等( 2005) 利用入户调查资料, 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四部模型”研究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概率、合作医疗参加者对卫生服务的利用以及农民从合作医疗获得的净收益，其结果表明合作医疗受益存在着不公平性：高收入参保者从中受益相对较大，特别是高收入者中健康状况较好的参保者[3]。

金凤（2007）将贫困测量方法和集中曲线法应用于新农合受益公平性研究，发现高收入人群从中受益最大，新农合受益存在着垂直不公平；在贫困人口内部也存在着受益的垂直不公平[4]。

田庆丰等（2006）从卫生服务需要量、卫生服务利用率、医疗费用以及从新农合得到的费用补偿等方面分析不同收入水平的参合农民的受益情况发现：河南省新农合试点县,贫困农民住院者年平均住院费为2833.34 元,非贫困农民为4460.97 元,贫困农民低于非贫困农民;每一住院农民从新农合基金中获得的补偿,贫困农民为787.22 元,非贫困户农民为1095.69 元,贫困农民低于非贫困农民[5]。

任苒等（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新农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费用负担的不公平，但新农合在改善医疗费用不公平的作用是有限的，低收入人群从新农合医疗费用补偿中受益相对低[6]。

二、影响参合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平等受益的因素（一）、制度因素：赵晓强（2006）通过对贵州省X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受益面和合作方案的分析讨论得出：统一的参合费用不利于贫困群体，同时统一补偿标准对参合群体中的贫困人口也显失公平[7]。

徐立柱（2007）比较了山东曲阜市和嘉祥县低收入农户的受益状况，认为两地的合作医疗补偿方案是造成两地低收入农户受益差异的原因。

曲阜市经济状况较好, 没有设置起付线, 势必有利于低收入农民更多地进入合作医疗基金的补偿范围获得报销, 嘉祥县出于基金安全的考虑, 在乡镇、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分别设置了起付线, 虽然不高但对于当地收入较低的贫困农民来说, 形成一种门槛,阻碍了经济状况较差农民获得补偿的机率[8]。

胡金伟等(2008)研究后也认为现有补偿模式引发了受益公平性问题, 首先,家庭门诊帐户的开设虽然有许多优点，但因为家庭门诊帐户只在家庭成员内部共济使用，对于整区域内的新农合资金的风险共担的功能几乎丧失，并不能体现区域内的公平性。

其次, 补偿比例不高引发起了受益分配失衡, 最后, 覆盖大病医疗支出已经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目标, 但是由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地区间、个体间的消费能力和获得补偿能力的差异，使其公平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9]。

（二）、社会经济因素：陈璐等（2007）认为门诊的利用更多地受到个体经济水平、文化程度、职业及医疗保障制度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10]。

李晓梅等(2006)通过对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会泽县农民卫生服务需要和利用公平性的研究,发现地理位置和经济收入对卫生服务的利用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较好的,距离县城较近的乡镇, 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明显大于经济发展差的偏远乡镇, 卫生服务的利用也会大于经济发展差的偏远乡镇。

在不同经济收入的人群中, 对住院服务的利用有明显的不同, 低收入人群的利用率低, 并且随收入的增加,住院率也呈现增加的趋势[11]。

沃红梅等（2007）的研究证明：受益情况存在区域的差别[12]。

（三）、卫生服务机构因素：孟庆跃等（2008）从卫生服务利用分布及新农和住院服务资金补偿分布出发研究新农和不同收入人群受益情况, 结果显示:卫生服务机构的层次越高，不同收入组利用的比例差异越大。

各收入组居民利用不同层次卫生机构的比例总体上存在显著性差异（χ2=28.205，P<0.01）[13]。

车刚等（2007）在云南省三个试点县调查后发现，医疗机构的费用上涨直接降低了农民的受益水平，使参合农民的利益受损，公平性难以体现[14]。

三、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受益公平性的对策建议（一）、完善新农合政策：金凤（2007）建议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以新农合为主体、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为延伸、医疗救助制度为托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适当提高筹资水平，扩大筹资渠道; 降低低收入人群共付率,适当调整现有的新农合补偿模式；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增强对低收入人群的筹资保护作用[15]。

徐立柱（2007）建议加强基线调查,合理确定起付线和补偿[16]。

胡金伟等（2008）建议限定更大的参加单位，提高补偿水平；不断完善家庭门诊账户；扩大“基本医疗安全服务包”覆盖范围；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进程，巩固新型合作医疗，把它列入社会保障体系范围，通过立法，强制参保[17]。

任苒等（2007）认为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和构建过程中, 应拓宽和开辟新的筹资渠道, 提高筹资水平;建立合理的新农合补偿模式, 降低住院补偿共付率, 减少家庭自付比例, 减少农村居民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18]。

（二）、重视低收入，弱势群体荏苒等（2007）同时提出：在制定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和卫生筹资政策时, 政府卫生筹资应按照医疗需要和家庭的支付能力进行分配, 优先向贫困者倾斜, 提高低收入和贫困人口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确保高医疗需要和高疾病风险、低支付能力的贫困者先受益、多受益。

要在发展和建设健康保障制度的同时, 同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进度, 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医疗救助的力度和救助范围, 改善受益公平性[19]。

金凤（2007）建议关注贫困人口，促进贫困人口间的受益公平性；重点关注处于贫困边缘的低收入人群。

此外，府和全社会共同努力，帮助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缩小人群间的收入差距，是从根本上改善新农合受益公平性的前提条件[20]。

陈璐等（2007）建议在追求健康公平的目标指导下, 对低收入人群和老年群体的筹资和补偿政策应有所倾斜, 保障其基本医疗需求, 从而提高健康水平[21]。

卜让吉等（2006）也认为政府补助目标应将低收入人群或其他弱势人群作为政府公共卫生补助的重点目标[22]。

郑振佺等（2004）建议启动贫困农民医疗救助体系，对那些花费高额医疗费用的贫困家庭给予适当的救助[23]。

（三）、合理控制医药费用车刚等（2007）认为医疗机构的费用上涨直接降低了农民的受益水平，尽管在第三方支付存在的情况下医疗机构费用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费用上涨都是合理的,相反,现阶段医疗机构费用上涨是因为对供方行为的监管措施缺失,而放任医疗卫生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医药费用控制和监管,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良性发展[24]。

（四）、有效利用资金左延莉等（2006）认为新农合要有效的利用资金,应该做好小病的防治工作,防止小病熬成大病的概率,这不仅仅提高新农合的资金的使用效率,还能减少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概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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