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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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楼宇烈先生讲中庸

国学大师楼宇烈先生讲中庸

国学大师楼宇烈先生讲中庸《中庸》的成书年虽无确考,但自宋以来却是儒家学派,特别是新儒学即道学的最为重要的经典。

那么下面小编带你来了解下国学大师楼宇烈先生讲中庸吧。

国学大师楼宇烈先生讲中庸中庸之道是人生的一大智慧,也是一大品德,然而就连孔夫子也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说明,在生活中,按照中庸之道去为人行事并非易事。

那么,中庸之道是否如我们日常所说“没有原则”呢?我们又该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中庸的智慧?本系列中,国学泰斗楼宇烈先生将为我们讲述中庸的魅力,探索中庸之道的奥秘。

“折中”并不是一个坏词,“折中主义”就有点问题了,把折中绝对化了。

《史记》中说:“六艺折中于孔子”,意思是说,我们要以孔子对六经的阐释作为标准。

所以“折中”是一个标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不走极端。

“折中”本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个褒义词,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有标准。

就像我们讲六经,那就要以孔子所讲的为标准。

折中主义于现代恰恰是儒家最反对的,这叫“乡愿”。

中庸跟乡愿是相对的,乡愿就是不讲原则、没有标准,随风倒。

这是孔子所批判的。

中庸原则不是一个僵化的原则,而是根据不同场合、不同事情有不同的标准,这不是折中主义,不是不讲原则。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是孔子的感叹。

中庸作为一种德行它是最高尚的,但是百姓能够按照这样去做的很少,而且很久以来没有人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做了,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按照中庸哲学去做很难。

也有的人对中庸这个词到底是一种品德还是一种原则产生疑问。

实际上,中庸首先是一种原则,儒家的实践原则就是中庸,不光是儒家,可以说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以中庸作为实践原则的。

张三丰有一句话“夫道者,中而已矣。

”道就一个“中”字,天下之道就是“中”,所以:“儒曰致中,道曰守中,释曰空中”,都讲“中”,整个中国文化都是围绕着“中”。

中庸作为一个实践原则,我想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家都很容易接受的。

日常生活中,例如:我们不能吃得太饱,也不能饿着,这就是个中的问题;对待子女不能不爱,也不能过分地爱,也要掌握中;不能从早睡到晚,这要掌握个分寸,也是中。

2021年全国高考乙卷语文试题变式练习之论述类文本阅读

2021年全国高考乙卷语文试题变式练习之论述类文本阅读

2021年全国高考乙卷语文试题变式练习之论述类文本阅读原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于人文研究来说,计算方法以往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而存在的,而今天已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种新的人文研究形态应运而生,这就是“数字人文”。

学者莫莱蒂曾设想一种建立在全部文学文本之上的世界文学研究,人们必须借助计算机对大规模的文学文本集合进行采样、统计、图绘,分类,描述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然后再做文学评论式的解读。

为此,他提出了与“细读”相对的“远读”作为方法论。

弄清计算机的远读与人的细读之间的差另,不仅能使我们清晰地界定计算方法在人文研究中的作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确立人的阅读的价值。

计算机是为科学计算而创造出来的,擅长的是“计数”,而非理解。

要处理自然语言文本,计算机必须先将文本置换成便于计数的词汇集合,或者用更复杂的代数模型和概率模型来表示文本,这一过程被称为“数据化”。

数据化之后所得到的文本替代物(集合、向量、概率)虽然损失了原始文本的丰富语义,但终究是可以计算的了。

不过,尽管计算机能处理海量的语料,执行复杂的统计、分类、查询等任务,但它并不能理解文本的内容。

远读是数字人文的基石。

大规模的文本集合上的远读,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对文本集合整体统计特征的描述,一是对文本集合内在结构特征的揭示。

例如,数字人文学者米歇尔等人对数百万册数字化图书进行多种词汇和词频统计,以分析英语世界的语言演变,这属于前者;莫莱蒂用地图、树结构来分别展示文学作品的地理特征和侦探故事的类型结构,这属于后者。

无论是宏观统计描述还是内在结构揭示,都是超越文本具体内容的抽象表示,所得结果都是需要解读的。

正如米歇尔所说,在巨量文本集合上得到的统计分析结果,为人文材料的宏观研究提供了证据;但是要解读这些证据,就像分析古代生物化石一样,是有挑战性的。

对远读结果的解读,仍然是依赖学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对本领域的认知和理解。

一句话,人的阅读不可替代。

楼宇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与传承

楼宇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与传承

楼宇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与传承本文摘自《君子之风与大学之道》来自楼宇烈先生讲课实录《敬天法祖尊师重道--小学教育中的文化传承与教育之道》这一百多年来的文化沉浮,曾经也有人问我,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怎么认识,有个什么看法?我四个大字,失魂落魄,或魂飞魄散。

失魂就是比如我刚才讲的这八个字,就是魂,魄就是我们的行为,魂就是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魂丢了,我们外在的行为各个方面也不讲究了。

举手投足,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什么场合应该怎么样,大家也都忘了。

本来中国是世界上出了名的礼仪之邦,现在快变成最野蛮的野蛮部落了。

你到外国去经常是这样的,找中国人是最好找的,在公共场合说话声音最大的一定是中国人,不顾场合的高声喧哗一定是中国人。

你看看,一个礼仪之邦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落魄,失魂落魄,魂飞魄散。

现在,很多人要重建,怎么重建是很艰难。

我觉得我们要一点一滴地做起。

我开始提到的《弟子规》,是我们从小养成言行举止习惯的一种教材。

我们不在于用教材让大家来背诵,而是一条一条地去做,从小养成习惯。

敬畏自然,以天为则我们怎么样努力地让大家来恢复“敬天法祖,尊师敬道”的灵魂和精神?天就是我们的大自然啊,中国人是最敬天的,要向天地学习,我们人所有的德行都是从天地万物学来的。

我们怎么样来称颂一个圣人的?我们到孔庙里看一看,我们是怎么样来称颂孔子的?两句话,一句话是“万世师表”,他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向他学习,为人师表;还有一句话“德配天地”,孔子的德行可以和天地相匹配相并列。

天地是无私的广大的包容的,无所不容无所不包,“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他长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可是他又是同样地去看待他们。

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我就在天上盖着你,我不喜欢这个,我就不盖你,地也没有说不喜欢你就不载你了。

天地是最无私的,心胸是最广大最包容的,而且不去主宰它的,让它自由生长的,“生而不有,长而不宰。

”因此天地之德行是我们学习无穷的源泉,根本的源头。

北大学子问道两岸国学名家楼宇烈、曾仕强

北大学子问道两岸国学名家楼宇烈、曾仕强

北大学子问道两岸国学名家楼宇烈、曾仕强*导读:尽管刚刚入夏,但北京气温已经超过35度。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不到100平方米的未名书院内,数十名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尽管刚刚入夏,但北京气温已经超过35度。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不到100平方米的未名书院内,数十名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子们却早已围坐整齐,等待一场由两岸著名国学名家楼宇烈和曾仕强两位老先生带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文化盛宴。

因为今年是近代史上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新文化运动兴起100周年,同出生于1934年的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和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畅谈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道,在北大学子们看来别有深意。

*与外国相比中国文化更显博大精深两位国学名家的对话,从一曲《泛沧浪》古琴演奏落声处开始。

谈国学就不能不谈孔子,但我第一次接触孔子却是在英国。

曾仕强首先从自己求学经历拉开对话序幕。

曾仕强说,他年轻时是在美国学的行为学,因为那时候台湾一向都是以美国马首是瞻,这是那时代的毛病。

可是我学了美国那套管理以后,感觉跟中国人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实务上根本就行不通。

因此我就到英国去,我发现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美国人很毛躁,而且满脑子都是快快快,这些都还不是他们的致命伤,美国的致命伤只有一个,就是只相信看得见的部分,根本就不相信看不见的部分。

曾仕强说,在中国,人们是相信动机而不相信行为的,因为行为都是由动机决定的,但美国却相反,不相信动机。

从美国到英国,曾仕强发现英国文化的内涵比美国丰富得多。

而且我到英国以后有一个最大的感受,觉得孔子好像是生在英国似的,这不是玩笑。

曾仕强说,英国人约会到你家的时候,他真的不会进去。

非要你请他三次才会进。

当时我不理解,后来熟了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说,这是他们给我一个准备整理家务的时间,大概整理完了的时候他们才能进去。

而进来以后,只要你家里哪个地方稍微零乱一点他从来不看那个地方,这是孔子精神。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楼宇烈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楼宇烈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楼宇烈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中国的文化不是靠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自己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

中国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人的道德的自觉和自律。

这就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

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产、特产。

而西方文化中近代以来所高扬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中国文化中,从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奠定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

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

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最理想的一种社会。

所以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一种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中的两个优秀传统。

一个是“以史为鉴”,一个是“以天为则”。

关于“以史为鉴”,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新唐书·魏征传》)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历史著作在全世界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中国有二十四史或者说二十五史,还有很多野史或辅助性的历史资料。

中国每个朝代等到政权相对稳定以后,第一件做的事情是制礼作乐,第二件做的事情就是修前朝的历史。

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成果。

西周初期人们反思夏商两代兴亡的原因。

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他们看到夏代开始是大禹治水。

当时天下洪水泛滥,民不聊生。

楼宇烈: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误读

楼宇烈: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误读

楼宇烈: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误读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思维,我们也没有去深入探究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缺点。

例如,一谈到礼教,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呢?礼教吃人。

近代以来,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太深入人心了。

对于礼教,说它吃人之外,还给它扣上一顶封建的帽子,礼教被习惯性地表述为封建的、吃人的。

实际上,礼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什么身份的人,这样身份的人言行举止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

另外,人们还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即讲到什么事情时一定会问这个想法有科学依据吗?这样问没有错,但是如果有些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就一棍子打死,问题就很大了。

很多人说,与科学相对应的宗教不科学、迷信。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文化样式是一种分科的学问。

什么叫科学?大体来讲,就是一种分科的学问,如宗教、文学、哲学、艺术、物理、化学等。

分科之学起源于近代西方,古代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综合性的学问,因其具有一体性,也都不是分科来讲的。

现在大家惯用的、狭义的科学,就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科。

我们有时也称其为自然科学。

在中国,科学曾经是一些人手中的棍子,到处打不科学的事物。

其实很多人也没搞懂什么叫不科学。

宗教就不科学吗?宗教研究的是人类的精神、情感生活,怎么能说它不科学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思想论战,现在常称其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一批学者认为,科学能解决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

另一批学者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因此,玄学不能被忽略。

直到现在,争论依然存在。

在科学与人文中,人文精神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以人文为特征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人们常问的是:“这个有科学依据吗”?可是很少会有人问:“有人文依据吗”?所谓人文依据,即不仅把人看作一个物质生命体,而且必须要看到,人是物质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高级生命体。

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精神生命来谈物质生命,否则,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如果不能用精神生命来管理物质生命的话,人类很可能会做出连禽兽都不如的事情,这就牵涉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关系的问题。

北大教授楼宇烈:中医是一种生命哲学,治病在“方”不在“药”!

北大教授楼宇烈:中医是一种生命哲学,治病在“方”不在“药”!

北大教授楼宇烈:中医是一种生命哲学,治病在“方”不在“药”!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科学的,模糊不可实证的。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实证观念和思维,认为你是你,我是我,所以无法认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观念。

中医的阴阳理论反映的是平衡,五行学说反映的是整体的相关性,这些可以说都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理念。

所以中医的存亡,其实牵扯到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

北大教授楼宇烈:我们对中医有太多误解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中医是生生之学本文为楼宇烈2011年接受《瞭望东方周刊》兰溪访谈的实录。

视频为其他访谈。

1、治病在“方”不在“药”兰溪:上个月采访一位荷兰的心理治疗师,他认为癌症不是病,是一种负面情绪积累的产物,并自称治愈过癌症病例。

楼宇烈:我也看到过这种说法。

有两位英国医生写文章,认为现在对癌症治疗存在两大弊端:过早地诊断,过分地治疗。

有的医学理论认为一定要把癌细胞消灭干净,不然就可能转移。

所以有些病患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分治疗。

手术、化疗,这些方式对身体伤害很大,能不用尽量不用。

癌症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不一定要割除,也可以和癌症并存,有病例显示,有些癌细胞会自动减少。

其实,现在西医也在批评这种对抗疗法,倡导顺势疗法。

兰溪:所以广告词上常用“中西医结合”。

楼宇烈:人们西医治不好就找中医试试,“死马当成活马医”,实际上对中医很不信任。

现在都用西医的方法训练中医,中医也要化验、检查,看着化验单。

这里面有苦衷,万一治不好,家属找麻烦,怎么办?如果有化验单、心电图在手,(家属要)打官司都不怕。

所以有这样一句话,“中医糊里糊涂治好人,西医明明白白治死人”。

现在西医的病名多得医生都记不过来,如果去看中医,哪有人会问得了是什么病?因为西医的习惯是化验,分析药的成分。

对某个病有疗效,要问究竟什么成分在起作用。

中药在西方还没有被认同,他们还不太了解中医不是靠药治病,而是靠(药)方治病,药方是很多药在一起的调配,不是单位药的概念。

2013,超越六大困惑的深层智慧——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先生答问

2013,超越六大困惑的深层智慧——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先生答问

把 现 代 化 根 植 到 自己
我 们 自己

我们 向西 方 国家学 习

为什 么 就 不 学 西 方 人 对 他

的传统 中
们 自 己 传 统 文 化 的 自尊和 自爱 呢 ? 我 有

次说 了很激烈的

近 年来
无 论 是 在 西 方还 是 存 东 方


都 出现 了


个 了解


最 不 尊 重 传统 的

者 自爱


智 者 自知


如 果 我 们 对 自己 的文 化传 统 都 不 尊
-
个 非 常尖锐 的 问题


在 我看 来

我们 今天 要 进


步发
怎 么 能t 上 男 0人 尊 重 我 fr l ? 要 想 影 响 世 界
'

首 先就 要影 响

必 须 树 立 自觉 的 文 化 主 体 意 识

看 到 人 们 对 自己 文 化 的 漠 视 甚 至 鄙 视



我感到非常痛


世 界 潮流 下 面
在 以西 方 文 化为 主 导 的道 路上 走下 去 呢

我 们 要 想 得到 别 人 的 尊重


首 先 要 自己 尊 重 自己

是 应 该把我 们 的 现 代化 根植 到 自己 传 统 的 土 壤 上 面去 ? 这 是
到 底该 有

随着 人 们对 于 东 方 文 化 基 本 精神

怎 样 的认 识 与 态 度 ? 让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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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楼宇烈发布时间:2007-01-11 06:48来源:光明日报2007年第1期总第18期双周四出版主持人:王保纯计亚男殷燕召电话:67078808传真:67078118演讲人:楼宇烈演讲地点:北京讲坛演讲时间:2006年10月▲楼宇烈汉族,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主持人开场语国学问题百年来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讨论?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关注?当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人们认为是传统文化作怪;当政治独立、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开始文化反思;当经济全球化开始、强势文化借着现代技术迅速传播的时候,人们也出现了反思和寻根。

百年来的讨论说明了什么呢?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所有的国学讨论,归根到底都是东西文化的交流,是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如何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国家。

下面我们听楼教授为我们详细解析。

最近看到不少媒体报道,国内一些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成立了国学院、国学课堂、企业家国学培训班。

这几年,社会上很流行儿童读经,其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

一些媒体称出现了又一轮国学热。

我认为,不能说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国学热,其实一百年间国学就没有中断过,虽然时高时低,时凉时热。

为什么会这样?从这个现象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国学的概念从诞生起就争论不断■我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

什么是国学?虽说百年来不断在讨论,但是并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说法,因为这是个新名词。

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东渐,产生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

最初用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这样不同的名字来区别。

后来又提出国学的名词,其实也就是中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旧学,因为它是国产的。

在一段时间内,把中国的文化都加上“国”字,比如说中国的绘画称国画,中国的武术称国术,中国的戏剧称国剧,中医称国医。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小渔村高楼林立的广州夜景国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现代的学科分得很细,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考古等等。

哲学里面又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但国学应该归哪一学科呢?国学包括了文、史、哲,政、经、法等许多内容,是个综合的学科。

因此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国学很难作为单独的学科确立它的“名分”。

我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国学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就是章太炎(即章炳麟—编者注)。

他以传统的小学作为国学的基础。

小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也就是阅读古籍基本的方法。

从这里入手,再学经、史、子、集四部,章太炎认为这就是国学。

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

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追根求源,都在这里。

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

梁启超的思想就更开放一些,他认为国学应该是中国历代学术的思想史。

后来钱穆传承了梁启超的说法。

他讲的国学讲义录和章太炎先生讲的不一样:钱穆先生主要讲国学思想的转变。

到了胡适先生那里,国学的范围就更扩大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说一切属于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叫国学。

在那个时代,知名学者对国学的理解就是不同的。

还有这些知名学者研究的路线、范围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态度、目的也不一样。

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研究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成分传承下来。

胡适先生研究国学,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从故纸堆里刨垃圾,把它们扫除掉。

我觉得给国学定义很难。

比如有人认为国学就是西方的汉学(以汉文字为载体的就是汉学),但中国自己也有研究所谓“汉学”的啊!所以我的理解是: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作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要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

尽管这些传统文化里有“道”、“器”、“艺”的分别,但是每一种文化里面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

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

而文化又是历史的载体。

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认同,我们哪有历史?所以,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

鸦片战争前,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很有研究。

他研究这段历史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

”也就是说,后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认同这个民族、不了解这个国家。

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鸦片战争使我们开始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我们反思这种否定。

为什么说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呢?首先我们看看近代百年,我们是怎样开始怀疑否定自己的文化的。

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所以,当时成立各种制造局和工厂拼命制造船、枪炮,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这以后形成了所谓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主要是要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动,即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一下子搞了30年,代表是建立了北洋水师,可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却战败了。

1895年严复发表了文章,认为只学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还要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改革,并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他举例子说:牛和马,牛可以负重,马跑得快,不能要求牛体马用,马体牛用。

意思是说,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体。

这个说法在当时看来非常有道理,可是现在看来这话不一定全面。

而且,如果参照我们的邻国来看,当我们提出中体西用这样口号的时候,日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和魂洋才”,以他们本土文化为载体,来吸收西方的文化。

日本后来没有改变这样的口号,一直延续下来。

他们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的方面。

但是中国从这之后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去吸收西方的文化。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章炳麟胡适这些知名学者曾经激烈讨论过我们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怎样的态度。

后来又发生了旨在“改变政治制度文化”的戊戌变法。

但戊戌变法同样失败了,这时人们考虑到不仅仅是器物文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文化的问题,而是在器物文化、政治制度文化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才有后来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在整个的精神层面,也就是价值观、社会观念这个层面上进行改革,大量引进西方的东西,彻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在当时来讲,跟中国的传统政治结合得最紧密的是儒家。

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因此新文化运动是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到了“五四”的时候,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整个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冲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有很多人去那里考察,发现欧洲的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它那种以物质文明为主体的文化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当时像梁启超去了欧洲考察以后,在1920年初就发表了一篇很大的文章,后来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欧游心影录》。

他反思了当年他们这一批人要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想法是不是对头,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自己来反思的东西。

到了1921年,梁漱溟先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讲到了东西的文化其实是各有优缺点,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文化。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时期里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反思: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行不行?因为这种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不断出现了探讨国学问题的学会和组织。

比如说,1905年就出现了国学保存会和国学扶轮社;章太炎举办了国学讲习会,曾经三次举办讲习会讲他对国学的理解等等;1915年成立了国学昌明社;1919年在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国学院;1920年,在无锡成立了国学专修馆,培养了一大批讲授国学的导师。

除了这些学会和组织,这个时期也出版了许多和国学有关的杂志,像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等等。

在这次反思中出现的国学热潮,一直延续到1936年左右。

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一统天下”■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

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盲目追求别人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

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争论就更激烈了。

有一批学者公开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影响很大。

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全盘西化才有可能。

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是1933年,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提出中国的学术界一共有三派:第一派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衷派,提倡调和的办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西洋派,也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他自己则是主张第三派,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唯有彻底西化才有出路。

那时他的思想和很多人有共鸣。

他认为西方文化无论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们也没有西方人那么讲究。

在西方文化里面,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过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找不出任何西洋的好处。

这是非常极端的说法,但是恐怕现在也有不少中国人是这样的一种看法。

公开西化的文化主张出来之后,1935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所谓本位文化,也就是国学的问题。

这个宣言里面开头的第一句话非常惊人。

“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

”这和全盘的西化一样,也有些绝对。

宣言中说到:“中国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闭关自守,也不要盲目的模仿。

”他们认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的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我想这提得非常切实。

中国本位建设的主张提出之后,坚持全盘西化的人就批评说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本。

当然,这种主张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赞同。

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没有本位意识的话,是绝对不可以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绝对不可以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能是让他族文明征服。

如果你失去了本位,盲目追求别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被其他文化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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