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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九韶与中国剩余定理

秦九韶与中国剩余定理

秦九韶与中国剩余定理报告人:宋文法一、前言: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及火药,影响整个世界既深且广。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更是在整个世界的数学知识历史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是领先外国发现很久很久的,除了商高定理、圆周率的逼近、刘徽的极限割圆术,还有中国人的中国剩余定理,而谈到这个世界闻名的数论问题,更不能不谈南宋末年秦九韶的贡献。

二、自小勤奋好学的秦九韶:秦九韶(1202--1261年),南宋末期人物。

秦九韶性敏慧,勤奋好学,幼年随父居中都(今北京),受到名师指导,学习日益增进,在建筑方面也极有才能。

宋朝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秦九韶考中进士,先后担任县尉、通判、参议官、州守、司农、寺丞等职。

他虽置身政治,但对数学的研究并未放弃。

在政务之余,还广泛搜集历学、数学、星象、音律、营造等数据,进行分类研究。

宋朝淳祜四至七年间(1244--1247),把长期研究积累的数学知识加以编辑,以四年的时间,在1247年九月,在浙江湖州完成了《数书九章》十八卷,此时中国的局势,正是在蒙古入侵中原,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秦九韶因此书而名留千古。

三、孙子问题:在《孙子算经1》下卷第二十六题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数学问题,一般人称它为「孙子问题」2:今有物,不知其数。

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

问物几何?《孙子算经》所给的答案是:1清代戴震根據該書中有出現長安、洛陽、佛書等用語,排除該書作者為春秋軍事家孫武,近人錢寶琮認為《孫子算經》成書在西元400年(南北朝時期)左右。

《孫子算經》是一部在古代供數學初學者使用的入門書,包括度量衡制度、大數進位法、籌算記數法、九九乘法表及整數乘除法等。

困擾現在小學生的雞兔同籠問題,也早就出現在此書。

2也稱「物不知數」問題,中國後來的「韓信點兵」、「鬼谷算」、「隔墻算」、「剪管術」、「秦王暗點兵」之名,皆是指同一類的數論命題別名。

「术曰:三三数之剩二,置一百四十;五五数之剩三,置六十三;七七数之剩二,置三十;并之,得二百三十三,以二百一十减之即得。

《九章算术》开方算法系统和与现代计算机程序的比较

《九章算术》开方算法系统和与现代计算机程序的比较

《九章算术》开方算法系统及其与现代计算机程序的比较傅海伦中国古代把开方法与二次、三次或高次数字方程解法统称为开方术。

《九章算术》少广章提出了完整的开平方、开立方程序。

一、《九章算术》的开平方程序开平方相当于求x2 = N的根。

开方术曰:「置积为实。

借一算,步之,超一等。

议所得,以一乘所借一算为法,而以除。

除已,倍法为定法。

其复除,折法而下。

复置借算,步之如初,以复议一乘之,所得副以加定法,以除。

以所得副从定法。

复除,折下如前。

…」[1]《九章算术》给出的术文言简意赅,在开方筹式中每一个数字的记数和入算,都严格遵循位置值制。

由于其中明确指出:「复除,折而下」、「复除,折下如前」,可见,这是一个具有一般性的机械化算法程序。

即是说,不论平方根有多少位数,反复实施这一程序都可求出来。

所以,在此有必要对一般情形下的这种机械化程序加以剖析。

以总的来说,开平方的程序是:首先作四行的筹式布算,即从上到下的四行依次布以方根(「议所得」)、被开方数(实)、法和借算,然后机械反复实施「超」、「议」、「除」、「折」的四大步骤,直至「适尽」、结束。

「超」:将置于个位上的借算自右向左隔一位移一步,移到与实的最高位(N为奇数位)或次高位(N为偶数位时)对齐为止。

若移n位,这相当于将方程进行倍根变换,变换后的方程为102n x12 = N的形式,如图 (2)「议」:议得根的第一位得数为a1「除」:以a1乘借算102n得102n a1作为法。

置于第三行,使得以法除实时,恰得商a1,而余数N1小于102n a12:N÷(102n a1) = a1 + N1 / 102n a1[2]。

「折」:撤去借算,将法102n a1加倍为定法,并将定法向右退一位为2‧102n-1a1如图(4),再在下行个位上布置借一算。

为求方根第二位得数,需要重复以上四个步骤:「超」:将置于个位上的借算自右向左隔一位移一步,显然祇需移n-1 步,即102n-2如图(5),这又相当于求方程102n-2x22 + 2‧102n-1a1x2 = N-102n a12的正根。

宋元数学四大家

宋元数学四大家

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时期达到繁荣的顶点,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

其中秦九韶、李治、杨辉和朱世杰成就最为突出,被誉为“宋元数学四大家”。

秦九韶(公元1202-1261),字道古,安岳人。

其父秦季栖,进士出身,官至上部郎中、秘书少监。

秦九韶聪敏勤学。

宋绍定四年(1231),秦九韶考中进士,先后担任县尉、通判、参议官、州守、同农、寺丞等职。

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

他在政务之余,对数学进行虔心钻研,并广泛搜集历学、数学、星象、音律、营造等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宋淳祜四至七年(1244至1247),他在为母亲守孝时,把长期积累的数学知识和研究所得加以编辑,写成了闻名的巨著《数学九章》,并创造了“大衍求一术”。

这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近代数学和现代电子计算设计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他所论的“正负开方术”,被称为“秦九韶程序”。

现在,世界各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数学课程,几乎都接触到他的定理、定律和解题原则。

秦九韶在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英国数学家取得的成果要早800多年。

李冶(1192—1279),金朝、元朝间真定栾城(河北省栾城县)人,原名木子治,字仁卿,号敬斋。

因与唐高宗同名,后更名为冶,是我国十三世纪卓越的数学家,与奏九韶、杨辉、朱世杰一起共称为宋元四大数学家。

1230年,李冶赴洛阳应试,中进士,授高陵(陕西省高陵县)主薄,末到职,后调任钧州(河南禹县)知事。

1232年,钧州被蒙古兵攻占,便微服逃到北方。

1234年,金灭,隐居山西崞县桐川、太原、平定及河北元氏等地专门研究数学。

1248年完成“测圆海镜”12卷。

1251年定居河北省元氏县封龙山下,收徒讲学,与元好问、张德辉交往密切,时人尊称为“龙山三友。

” 1259年,他把前人的数学研究成果搜集起来加上自己的观点写成“益古演段”三卷,晚年完成了“敬斋古今黈”四十卷,他一生的著作中还有“泛说”四十卷,“壁书丛削”十二卷等,但大多己失传。

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纪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纪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纪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期刊名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年(卷),期】2017(023)003【总页数】4页(P40-43)【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N27来自全国41所高校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以及博物馆界、出版社等单位200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其中有114位教授级参会者.会上,73位专家学者共同回顾科技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探讨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环境下科技史家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以及科技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开幕式上,吴文俊院士、干福熹院士和李学勤教授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李文林教授、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研究员到会致辞.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常青院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黄一农院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范岱年研究员分别做了“把握时代脉搏,开拓学术新境——自然科学史研究所60年之发展”“对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探索”“e考据与科技史研究:以《红楼梦》中的戥子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与科学技术史”等大会报告.为缅怀老一辈科技史家的治学精神和学术贡献,此次学术研讨会特邀部分机构学术带头人做了专题报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研究员、韩琦研究员、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冯立昇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常青院士,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王思明教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胡化凯教授,钱宝琮之孙钱永红先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教授、纪志刚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郭世荣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刘兵教授等纷纷缅怀了竺可桢、李俨、刘仙洲、梁思成、万国鼎、王振铎、钱临照、钱宝琮、席泽宗、严敦杰、李迪、许良英等老一代科技史家“开辟草莱”的卓越贡献.此外,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一个重点.会议期间还组织了科技史学科建设沙龙,回首近年发展历程,共商科技史学科发展大计.与会学科点代表对于科技史学科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谋求学科的发展空间,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认为全国科技史研究工作者的团结协作和互助共赢非常重要.与会专家们就每年举办一次科技史机构联席会议达成共识,并赞同东华大学承办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建议.中国学者开展科技史研究已历时百年.1957年1月1日,在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建议和关怀下,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建制化的开端.在李俨、钱宝琮等前辈奠定的学术基础上,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中国科技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即将迎来六十华诞之际,举办此次“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汇聚全国科技史同行,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学术传统,探讨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战略.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中国科技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技史事业将充满新的活力,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致辞吴文俊(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干福熹(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李学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文林(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王渝生(中国科学技术馆)大会报告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把握时代脉搏,开拓学术新境——自然科学史研究所60年之发展》常青(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对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探索》黄一农(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e考据与科技史研究:以〈红楼梦〉中的戥子为例》范岱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1994)与科学技术史》韩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仰望李俨先生》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科学史泰斗席泽宗院士的学术贡献》分组报告(一)科技史家与史学钱永红(钱宝琮之孙)《钱宝琮与他主编的〈科学史集刊〉》冯立昇(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开拓与传承:刘仙洲与清华大学的机械史研究》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万国鼎先生:中国农史事业的开拓者》胡化凯(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严谨求实不务虚华——忆钱临照先生的学术风范》刘兵(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对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的若干个人回忆》郭世荣(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李迪先生的科学史编史思想初探》(二)科技史回顾与展望席龙飞(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中国造船史的三大泉源》戴念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自然科学史所60年学术界石》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随想录: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农业》高策(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山西小西天大雄宝殿防尘机制初探》张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的科技史研究》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对话“亲密性技术”——回顾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与中科院自然史所》王渝生(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开创与传承》万辅彬(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大本营对边陲科技史事业的指导》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丝绸之路与中国纺织史研究》潜伟(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科技史与考古学:历史回顾》罗桂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博物研究琐谈》石云里(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关于明清天文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王星光(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应用价值刍议》关晓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古代科技史与文化遗产》杨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日本科技史界的东京工大学派》田淼(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史所研究西方科技史的回顾与展望》吕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所)《求真求实与经世致用——20世纪以来水利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刘益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史视野下的科技与社会研究——在科技史所成立60周年之际的回顾与展望》韩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姚大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新环境下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在技术史学会国际化委员会(IC,SHOT)工作的几点体会》(三)冶金史/度量衡史华觉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考古的开拓者王振铎先生》刘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材料和工艺:夏商时期的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陈建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商周青铜工业的中原与边疆研究之所思》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侯马铸铜作坊的性质、年代与一组特殊鼎》李延祥(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原早期锡料产源探索》关增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中国古代度量衡标准器的起源与发展》(四)医学史/天文历法史/其他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当代医学史研究的趋势及面临的问题》朱建平(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青蒿素姓中还是姓西:从中医辨治模式谈起》马来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格物致知”与科学》李勇(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北京))《再论金文历谱》冯锦荣(香港大学中文系)《天文·气象·仪器:香港皇家天文台的早期历史》周卫荣(中国人民银行钱币博物馆)《科技史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与实践》(五)数学史/科学与文化郭书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让科学史走出书斋——以中国数学史为例》李兆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史教材编写的几点体会》罗见今(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20世纪80年代中算史研究的新气象——中国科学史第三、四、五届国际会议回眸》刘浩民(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比较数学史的问题系统》纪志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严敦杰与〈西镜录〉》邹大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均输新探——基于出土文献的研究》徐旺生(中国农业博物馆)《天人之际:中西君权神授内涵不同及其对科学发展的不同预后》姜生(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丹田学说和〈周易参同契〉形成与汉代的考古证明》(六)传统技艺/古籍整理林聪益(南台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从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研究谈科技史的应用》何国卫(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广船开孔舵的技术分析》吕厚均(黑龙江大学科技处)《北京天坛回音建筑及声学现象机理研究》李晓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传统工艺与中国品牌》孙显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典籍整理的思考与展望》(七)近现代科技史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的诞生和演化》张九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世纪中国科技史研究》陈正洪(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气象科学技术史研究若干启示——以NWP为例》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尹晓东(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巴伯奖学金与中国八位女物理学博士》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世纪50年代三峡工程决策始末》鲍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俄文翻译——中国早期计算机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20世纪20-40年代一场全球的讨论》张澔(义守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清末Fresenius分析化学之中译本与底本》黄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Understanding the Cognitive Modes of Scientific Practices"(八)科学编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思想史李醒民(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倪根金(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竺可桢与梁家勉交往考——基于两人来往书信的考察》杨小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天旋、岁差与“西学中源”》。

中国教育报2022年度教师推荐的10大童书

中国教育报2022年度教师推荐的10大童书

中国教育报2022年度教师推荐的10大童书1 《不止一个达尔文》
孙轶飞/著
天天出版社
2 《敦煌灵犬》
顾春芳/著
译林出版社
3 《九章算术(少儿彩绘版)》
郭书春/著上超/绘
接力出版社
4 《你的生物钟是几点?》
陈晔光(中国科学院院士)/主编
徐璎徐小冬张二荃/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5 《你看见喜鹊了吗?》
戴芸/文[英]郁蓉/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6 《卧底机器人》
[英]戴维·埃德蒙兹[英]休·弗雷泽/著
李玮/译
中信出版集团
7 《小穿山甲》
[英]珍·古道尔/著马岱姝/绘赵可/译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8 《一双大鞋》
薛涛/文朱成梁/图
明天出版社
9 《中国》
于大武/著·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10 《中国恐龙地图》
金海月杨静谢丹/著董亚楠/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名单按书名音序排列)。

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国外机构及著名学者的介绍

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国外机构及著名学者的介绍
ois-Xavier D'Entrecolles)等关于中国植物学的调查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关于中国植物染料的描述 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关于中国法医学和动物学的介绍 宋君荣(An-toine Gaubil)关于中国天文学的经典研究
日本的中国科学史学研究
现在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代表人物
中国科学思想史:村上嘉实、吉元昭治、坂出祥伸、寺地遵、小林清市 古代天文学:中山茂、桥本敬造、宮岛一彦 数学史:児玉明人、川原秀城、清木达雄、武田时昌 医学史:宫下三郎、赤崛昭、樱井谦介、小曾户洋、石原明 农史:米田贤次郎、守屋美都雄 中国地图学史:海野一隆、船越昭生、高桥正 工业技术史:伊藤武敏
林力娜(K.Chemla),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数学史,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进修学习,完成博士论文《李冶的《测圆海镜》研究》(1982)。她对 《九章算术》颇有研究,曾与中国著名科学史学者郭书春合译《九章算术》 (2004,法文版)。
詹嘉玲(Catherine Jami),对明清之际中西科学交流史和清代数学史方面有
代表作《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

法国的中国科学史学研究
马若安(J.C.Martzlof),当代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法国学者,主要研究中国清代
数学家梅文鼎和李善兰,曾出版《梅文鼎的数学著作研究》(1981)、《中国数学 史》(1987)等专著,但是近年来他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中国古代天文学。
美国进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学者还有宾州大学的斯维兹,达姆斯 学院的马绛,纽约城市大学的道本周。
• 斯维兹(F.J.Swetz),他主要从事中国数学史方面的工作,研究内容多以幻方和 社会学教育史为主;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 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 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论文正文】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一些彼此对立的研究结论;正确地分析存在着的矛盾结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有新的认识。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华大典 各典、分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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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郭书春,1941年8月生于山东胶州。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导师。

曾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

著有汇校《九章算术》及其增补版、《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LES NEUF CHAPITRES—Le Classique mathematique de la Chineancienne et ses commentaires(中法对照本《九章算术》,合作)、英汉对照《四元玉鉴》(Jade Mirror of the Four Unknowns,合作)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合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辞典卷》(合作)等。

目前正主编《中华大典·数学典》。

土豆网地址/playlist/id/6958012/收藏分享评分分享到: QQ空间腾讯微博腾讯朋友回复引用订阅 TOP子居管理员帖子13343 精华2 积分30864威望2#发表于2009-9-13 12:45 | 只看该作者踩窝窝送礼物问候Ta关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概况与特点(一)]的字幕: 我给各位讲的就是中国传统数学。

这个讲座分这么三部分,第一部分想简单讲一下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概况与特点。

这就是第一讲。

后边几讲就讲一下中国传统数学中的重要的数学家和数学典籍。

第三部分就要讲一下中国传统数学的主要成就。

这62 金钱24058 贡献973 在线时间404 小时么三大块,大约分二十讲。

我今天讲第一讲就是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概况与特点。

数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基础学科之一。

我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传统数学。

大家都还记得2002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国际数学家大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开。

那么大会的会标大家还记得,就是这个形状。

那么这个会标是怎么来的呢?是根据中国古代一部著作就是《周髀算经》中的“弦图”来设计的。

那么大家还知道吴文俊先生受中国传统数学的构造性和机械化的启迪,转向了数学机械化的研究,首先在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方面取得了突破。

那么他又从《九章算术》的方程术的消元法和元朝《四元玉鉴》中的四元消法得到启示,结合现代数学的理论,发现了三角化整序法,由此得出了彻底解决高次联立方程组的解法。

这是目前唯一完整的高次代数方程组的解法。

国际上称为“吴方(算)法”。

那么大家还知道许多中小学教学中,引入了中国传统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改革教材,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譬如说河南济源市有一个五龙口小学,本来是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小学,但是它用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的“率”的思想和珠算、心算结合的这个方法来教学,大大提高了数学教学的质量。

把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小学,变成了一个周围两省、三市,好几个县的无数家长争先恐后地把孩子送来的这么一个名校。

那么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古代数学还有活力,能够古为今用,在当今的数学研究和数学教学中还继续发挥作用。

吴文俊先生在为我的汇校本《九章算术》写的序言中说:“由于近代计算机的出现,其所需数学的方式方法,正与《九章》传统的算法体系若合符节。

《九章》所蕴含的思想影响,必将日益显著,(在)下一个世纪中凌驾于《原本》思想体系之上,不仅不无可能,甚至说殆成定局,本人认为,也决非过甚妄测之辞。

”我下边首先要讲一下这个算术、算学和数学。

数学在中国古代常称为算术。

所以许多数学著作都冠以“算术”之名,譬如《九章算术》、《孙子算术(经)》。

(改字幕)算术实际上就是“算数之术”。

它对应于今天的,按照英文来讲,它不是对应arithmetic而是对应mathematics。

就是它包括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方面的内容。

算术后来又称为“算学”、“算法”、“数术”、“术数”宋元之后,它又称为“数学”。

“数术”和“数学”是有数字神秘主义的倾向。

但是中国传统数学著作中,全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数学。

没有任何数字神秘主义的东西。

那么清朝,“算学”和“数学”并用。

1936(1939)年6月,中国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就确定用“数学”而不是用“算学”来指称mathematics。

我第二点就想讲一下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历程。

关于中国数学史的分期, 20世纪的中国数学史界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这些不同看法主要表现在始自先秦到元中叶的分期上,而对元中叶到明末,中国传统数学的衰落,明末到清末的中西数学的融会贯通,尽管各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在学术界没有太多的争议。

关于先秦至元中叶的数学的分期,大体有以下几种: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李俨将其分成三个时期,他将先秦的数学称为上古期,两汉魏晋南北朝称为中古期,隋唐宋元称为近古期。

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另一位奠基人钱宝琮先生,既考虑了数学内在的发展,又考察数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关系,他打破了按王朝的革鼎分期的方法,分成了秦统一以前、秦统一以后到唐代中期、唐代中期到明末这么几个阶段。

日本学者薮内清也分成三个时期就所谓古代的数学(先秦)、《九章》的世界(两汉至魏)、六朝至唐宋元的数学。

还有一些别的分期方法。

我认为,钱宝琮的分期方法是可取的。

数学史的分期,应该以数学内部的发展为主要依据,同时要考虑相应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和思想、文化背景。

我们根据钱宝琮的思想,结合近三十年来中国数学史研究的研究成果,将中国数学史分成以下几个阶段:中国数学的兴起原始社会到西周的数学,中国传统数学框架的确立春秋至东汉中期的数学,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体系的完成东汉末至唐中叶的数学,中国传统数学的高潮唐中叶至元中叶的数学,传统数学主流的转变与珠算的发展元中叶至明末的数学,西方数学的传入与中西数学的融会贯通,就是明末至清末的数学。

显然这种方法是钱宝琮分期方法的修正。

就是说,中国传统数学,有三次大的高潮。

在这三次高潮之后,都有不同的衰微。

下面简要介绍这几个阶段中数学发展的情况。

首先讲中国传统数学的萌芽远古至夏商周三代的数学。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当早,然而夏、商、西周三代没有任何数学著作流传到现在。

我们只能从出土文物和一些典籍中看到它的只零片爪。

我们先民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数和形的概念。

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大多为圆形或其他规则的形状。

传说中,伏羲创造了画圆的“规”和画方的“矩”,不少文物中有伏羲和女娲执规矩图,也有说是黄帝的臣子倕创造了规和矩和准绳的。

大禹治水的时候,便是“左准绳”、“右规矩”。

那么人们丈量土地面积,测算山高谷深,道里远近等等都要用到数学知识。

据《周髀算经》记载,公元前11世纪人们已经认识到,尽管“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但是使用数学方法可以知道天高地广。

商高在答周公问的时候介绍了勾股形和圆方的某些知识,和用矩来测量高、深、广、远的基本方法。

周公发出了“大哉言数”的赞叹,表明当时的数学知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大哉言数》后来在50年代成为华罗庚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说明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从辨认事物的多寡产生了数的概念,并且以结绳、木刻来记数。

《世本》说“隶首作数”,隶首是黄帝的臣子,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那么这个时候出土的许多陶片上有数的刻画。

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有许多数字,最大的数字是“三万”,并且有了位值制的萌芽。

《老子》说“善数不用筹策”,说明最晚在春秋时候人们普遍使用了算筹。

算筹其实在陶器中有好多算筹的符号。

算筹的完善应该在春秋以前。

算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工具,并且采用十进位值制记数。

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是当时世界上最方便的记数制度。

算筹和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是两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长于计算,不能不说与这两项成就有密切的关系。

用算筹进行计算,就是筹算。

中国传统数学的主要成就大都是借助于筹算来取得的。

相传西周初年时候,贵族子弟教育中有六门必修的课程“数”是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六艺”,六艺之一。

刘徽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 “九数”就是数学的九个部分,这个九个部分当然不是后来那个郑众、郑玄所讲的九数,但是这个周公九数是二郑九数的先导,并且有后者的一部分(内容),这个恐怕是肯定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到西周,数学已经成为一个学科。

第二想讲一下中国传统数学“九数”框架的确立就是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春秋战国秦汉数学。

秦汉、战国春秋、战国、秦、汉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体制、事功、疆域、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这个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基础。

在春秋时候,尽管没有数学著作流传到现在,但是这个《左传》中记载了两次筑城的工程,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589年的楚国,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11年的晋国。

这两次筑城虽然没有列出算式,但是在规划筑城的工程、计算立体的体积、分配工作量、组织施工以及后勤供应,乃至简单的测望以及公平负担等的计算数学方法时都必须用到的粟米、衰分、体积、商功、测望甚至均输等问题的算法,而且计算相当准确,计划相当周密。

这正是“九数”的一部分。

《周髀算经》记载了陈子答荣方问,在这里边就提出了,数学的表现形式是“类以合类”,数学的方法所谓“道术”具有“言约而用博”的特点,学习数学要能“通类”,做到“问一类而以万事达”等重要思想。

陈子的话表明了当时存在着大量的“类以合类”的数学方法和知识。

陈子的思想是对已经存在的数学知识的一个总结,同时也规范了后来中国传统数学的形式和特点。

《九章算术》和《算数书》的主体部分的表现形式就是“类以合类”。

所以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完成于陈子之前,是无可怀疑的。

战国时候,人们的数学知识更加发达。

当时思想界百家争鸣、诸子林立,为数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创造了良好条件。

刘徽说:“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

”尽管战国时候的《九章》已经不存在,但是先秦也没有一部著作流传到今天,但是,人们通过田亩和国土面积的测量、粟米的交换、城池的修筑、水利工程的设计、赋税的合理负担、产量的计算、测高望远等等生产生活实践,积累了大量的数学知识。

根据《九章算术》体例和结构的分析,《九章算术》的主体部分与二郑所说的九数,就是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赢不足、方程、旁要十分吻合,说明二郑和刘徽所说的“九数”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九章算术》主要地反映先秦的数学成果,汉简《算数书》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佐证。

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数学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而西汉编定《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是这个高潮的总结。

因此,在朝代的革鼎上,春秋战国和西周同属于周朝,但是在数学上不能将春秋战国的数学与夏、商、西周混为一谈。

它应该属于两个阶段。

也就是说,从远古到夏、商、西周是一个阶段,是中国传统数学的萌芽阶段。

而春秋战国开始了数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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