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始末
50年前的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始末
５０年前的《汉语拼音方案》制订始末（组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
由韦悫制订的一套民族形式汉语拼音。
虽然它也是由汉字基本笔画构成，但看起来却与汉字形式相差甚远。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大会决议。
新中国刚刚成立，文字改革便作为一件大事摆在中央面前。
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制订《汉字简化方案》、大力推广普通话……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
经过几年反复推敲和审定，第一批230个简化字见诸报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今年２月１１日，《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整整50年了。
现在，汉语拼音早已不只是一个注音识字的辅助工具了，电脑输入、火车代码、专用名词拼写、手机输入、对外汉语教学、图书索引、手语、旗语……越来越多的行业离不开它。
汉语拼音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而50年前为了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专家们付出的心血，经历的波折，却少有人知。
“中国文字应走拼音化道路”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的来信。
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
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
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虽然,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天,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
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其实,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化文字的呼声,由来已久。
汉语拼音五十年
这种从古汉字里变化而来的字母，犹如从中国文化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新枝，它迎合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在国内公布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画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声调则另加标记。注音字母显然优于传统的反切法注音。1930年，注音字母更名为注音符号。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经审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罗马字母拼写中文的国际标准，各国将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转写者按中文普通话读法记录其读音。
然而，这样一套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汉语拼音方案》，却只有五十年的历史。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议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
1905年，卢戆章把编写的《中国切音新字》专程送到北京，满腔热忱地希望得到清政府的支持。
晚年的卢戆章定居鼓浪屿，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但仍然坚持教授切音字，有人赠他这样一幅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
公元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年夏天，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庚子国变。
当时，参与制定方案的都是中国最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
回望历史，作为其中唯一的健在者，现年102岁的周有光先生无疑有着深切的感受。
五十年来，《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为我们开启的是一扇走向现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大门。然而这扇大门的背后却有着一条寻道图强的漫长路途，这就是百余年来激荡沉浮的中国拼音之路。那么，这条道路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在这次事变中，清政府的昏庸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民众的麻木无知也使甲午战后就高呼教育的改革者们愈发痛心疾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拼音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
1955—1957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18年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1920年进入小学的注音字母是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汉语拼音注音字母，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之前最主要的拼音方案，我国大陆在1958年以前，小学语文都是教学注音字母，台湾一直在使用注音字母。
《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2月1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公布并实施以来，结束了“国语注音字母”的历史，将一套更先进、更科学、更完善的汉语拼音体系推向基础教育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
由于《汉语拼音方案》具有字母国际通用、表音准确的特点，不仅为我国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近年来，台湾的一些地名也开始使用汉语拼音。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目录检索已全部改为汉语拼音。
新加坡多年来都在汉语教学中使用汉语拼音。
可以说《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国现行汉语拼音教学的唯一范本。
一、方案内容（一）字母表注：Vv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
上表中名称音是用注音字母（注音符号）来标注的，读音是用汉语拼音标注的。
《汉语拼音字母表》由26个字母构成。
这26个来源于三个不同的类型。
一类是来自单韵母，它们是：A、O、E、I、U 5个；一类来自声母，它们是B、C、D、F、G、H、J、K、L、M、N、P、Q、R、S、T、W、X、Y、Z 20个（这里是依照小学教材里的分类标准）；另外一类则是来自外来语，只有V，它是专门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在以上三类中，5个韵母由于都是元音，发音比较响亮，只有一个读音，不容易混淆。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作者：周有光来源：《百年潮》2016年第12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群众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把研究制定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胡乔木同志具体负责和指导。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
大约在1952年初，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早几年在苏联访问时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
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定具有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
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台。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月刊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1952年出版。
我体会到，一种字母成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固定的民族形式。
新创字母不难，但被广泛认可为民族形式极难。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国务院领导。
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
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
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现在已难以找到。
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料，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
《汉语拼音方案》研制历程及当代发展——兼谈普通话的推广
玉 章 同 志 当 选 中 国 文 字 改 革 协 用 现 成 的 国际 通 用 字 母 ，必 要 时 黄 劭 、许 德 珩 、舒 舍 予 、钱 俊
会 常 务 理 事 会 主 席 和 方 案 研 究 作个 别 调整 。
瑞 。审 定 委 员 会 １７日第 一 次 会
委 员会 主任 。
议 听取 王力《关于修改汉语拼音
科 学 学 部 委 员 、国 罗设 计 者 之 一 案 音 素化 体 现 了科 学 化 ，采 用 拉 年 、钱 俊 瑞 、谢 觉 哉 、罗 常培 、魏
黎锦 熙 先 生逝 世 ４０周年 ，中科 院 丁 字母 体 现 了 国 际化 。之 后 ，吴 建 功 、萧 三 等 各 界 名 流 。 理 事
生逝 世 ５０周 年 ，中国科 学 院 院长 则 ，为 《汉 语 拼音 方 案 》的研 制 提 志 韦 、张 友 渔 、叶 圣 陶 、叶籁 士 、
郭 沫 若 先 生 和 中科 院 哲 学 社 会 供 了 理 论 指 导 — — 汉 语 拼 音 方 杨 静 仁 、黎 锦 熙 、廖 承 志 、潘 梓
学 部 委 员 吕叔 湘 先 生 逝 世 ２０周 玉 章 组 织 了《汉 语 拼 音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方 案 》的 会 构 成 说 明 了 吴 玉 章 先 生 的 巨
年 。 纪念 上 述 前 辈 ，就要 维护 简 研制 工作 。
大 号 召 力 ，也 说 明 中 国文 字必 须
化汉字 ，推广普通话 ，推行《汉语
字 （简 称 “北 拉 ”）设 计 者 之一 、拼 际 领 导 完 成 了 新 中 国 语 言 文 字 西 林 、田汉 、艾 思 奇 、光 未 然 、成
音 方 案 设 计 领 导 人 吴 玉 章 诞 生 工 作 的三项 任务 。
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一种标音符号体系，用于在汉字之上标示其读音。
它是中国拼音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为母语学习者和外语学习者提供了学习、记忆和发音汉字的便利工具。
本文将介绍汉语拼音方案的起源、发展和特点。
一、起源与发展汉语拼音方案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当时，为了更好地介绍中国语言，尤其是汉语的发音，一些语言学家开始探索拼音标记系统。
1892年由马关赛和卡涅基美国基金会共同创办的《牛津中国语言字典》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其中使用了类似注音的符号标示汉字的读音。
20世纪初，为了改进汉字文字的科学化和简化，洋务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倡导拼音的先驱者，积极尝试将汉字转写为拼音文字。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拼音化运动更加活跃，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几个拼音方案。
最早的拼音方案是“老白话转写法”，出自英国传教士道格拉斯·怀特（ThomasFrancisWade）和赫利奥·巴拉戈（HerbertAllenGiles）之手。
这个方案采用了拉丁字母和附加符号结合的方式，用以标示汉字的四声和音节。
“国音字母”方案是在清末民初时期推广的，由兰福德（RobertH.Matthews）在广州研究并形成，后经北京大学签发。
它采用26个拉丁字母和6个附加符号，用以标示汉字的声母、韵母和声调。
“注音符号”方案是由台湾教育部于1948年颁布实施的。
它在国音字母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符号，以适应汉语教学和母语学习的需要。
注音符号采用了37个发音符号，包含声母、韵母和声调。
“通用拼音方案”是1956年由中国教育部颁布并推广的。
它是在反复调研和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旨在统一汉字的拼音标准，使之便于学习和使用。
通用拼音方案主要基于国音字母方案和注音符号，结合了汉语语音规律和外来语音的特点，采用了26个拉丁字母和4个声调符号。
二、特点与应用汉语拼音方案的特点如下：1. 字符简单规范：拼音方案使用了拉丁字母作为基本符号，这是国际通用的文字系统，易于输入、阅读和记忆。
汉语拼音方案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汉语拼音输入汉字被普遍使用，汉语拼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须臾不可 或缺。汉语拼音作为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作为各外文语种在指称中国事物、表达中国概念时的重要 依据，作为我国对外交流的文化桥梁，被广泛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对外交流等领域。
与时俱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根据党的十八大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要求，努力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认真总结55年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成绩与经验，妥善 处理好新形势下汉语拼音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推行力度，使汉语拼音在新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汉语拼音方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颁布的方案
01 历史背景
03 方案内容 05 国际影响
目录
02 制订过程 04 与时俱进 06 纪念活动
汉语拼音方案（英语：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是一套使用拉丁字母为现代汉语 注音的方案。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来， 汉语拼音的推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国重要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
《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制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汉字不是表音文字，从直音、反切起，中 华民族为汉语寻找一个科学适切的拼音方案的努力就不曾停止。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兴起了切 音字运动，创制了20多种拼音方案。五四运动前夕，民国政府颁布了汉字笔画式的注音字母，在帮助识字、正音 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钱玄同、赵元任等创制了“国语罗马字”，30年代，郭质生、瞿秋白等 创制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但未能形成统一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作出进行语言文字改革的重大决策。1956年至1958年间，国家成立了“汉语拼音 方案审订委员会”，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 决议》。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 是近现代以来汉语拼音运动的继承与发展，是研制阶段1000多个海内外建议方案的集大成者，其拉丁(罗马)字母 形式，以及“音素化”和“国际化”的特点顺应了历史潮流，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眼光和胸襟。
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是一种将汉字音节转写成拉丁字母的方案，旨在为汉语文字提供音标，便于字音的学习和使用。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拼音在中国成为了主要的文字标识系统，也被广泛应用于汉语的教学和国际交流中。
拼音方案的历史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中国传教士，他们试图用拉丁字母来记录汉字的发音。
然而，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拼音方案被广泛接受。
20世纪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了广泛的研究和调整，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
这个方案在音节拆分、音标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范，使得拼音系统更加简明、准确。
拼音方案的基本规则汉语拼音方案基于汉语的音韵特征，遵循一定的拼音规则。
其中，最基本的是声母和韵母的拼合。
声母一般位于拼音的起始位置，代表一个音节的开头声音，而韵母则位于声母之后，代表一个音节的韵部。
在汉语拼音方案中，声母和韵母的组合较为灵活。
有的汉字只有一个音节，例如“爸”字的拼音为“bā”；而有些汉字由两个音节构成，例如“中国”两个字的拼音为“Zhōng guó”。
此外，拼音方案还涉及声调的标注。
声调在汉语中十分重要，不同声调可以改变词义。
为了准确表示声调，汉语拼音方案使用了世界通用的数字1-4来标记四个声调。
汉语拼音的应用汉语拼音在语言学、教育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首先，汉语拼音方案对于汉字的学习和教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拼音标注，学习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汉字的发音，提高学习效果。
在学龄前儿童学习汉字时，拼音方案也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工具。
其次，汉语拼音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由于汉字在世界上的独特性，拼音方案成为了汉语学习的基石。
通过拼音方案，不懂汉字的外国人也能够准确地发音和理解汉语。
拼音方案的争议然而，汉语拼音方案也并非完美无缺，存在一定的争议。
首先，一些人认为汉语拼音方案过于繁复，难以掌握。
比如，韵母的发音有时并不直观，需要记忆一些规则和例外。
此外，声调标记也给许多非母语学习者带来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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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汉语拼音方案》制订始末新中国刚刚成立，文字改革便作为一件大事摆在中央面前。
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制订《汉字简化方案》、大力推广普通话……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
经过几年反复推敲和审定，第一批230个简化字见诸报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今年２月１１日，《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整整50年了。
现在，汉语拼音早已不只是一个注音识字的辅助工具了，电脑输入、火车代码、专用名词拼写、手机输入、对外汉语教学、图书索引、手语、旗语……越来越多的行业离不开它。
汉语拼音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而50年前为了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专家们付出的心血，经历的波折，却少有人知。
“中国文字应走拼音化道路”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的来信。
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
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
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虽然,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天,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
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其实,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化文字的呼声,由来已久。
早在清末,轰轰烈烈的“切音字运动”就开始了。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
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人,突然发现与西方相比,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已落后如许。
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教育落后盖因汉字太难。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
他们发现西方拼音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国民识字率很高。
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就连许多饱学之士都会发出“汉字至难”的感慨。
对于汉字的反思到五四时期更达到了一个高潮,鲁迅甚至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呐喊。
同时,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的探索也从未间断。
1892年,一个名叫卢戆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
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
他希望,通过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话一律”,从而“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但当他把这套方案提交给清政府后,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
虽然,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没有得到推广,但是一场“切音字运动”,却徐徐拉开了大幕。
《官话合声字母》、《赠订合声简字谱》、《中国音标字》……在清朝行将灭亡的最后十几年中,各种拼音方案不一而足。
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
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他一筹莫展。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
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
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
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
汉字笔画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
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会议后期,读音统一会副议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
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字母”。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
新中国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应用40年了。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
在语言学家、人大中文系教授胡明扬看来,这些拼音方案自身都存在着致命缺陷。
“北拉”曾经在解放区广泛推行,甚至取得了与汉字相当的地位。
许多当地农民学会了这套拼音文字后,都能用它写信、读拼音报。
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经常闹误会。
“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因此使得它始终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转。
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
上世纪40年代,胡明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
他记得,英国老师用威妥玛式注音点名叫道:“枪枪枪。
”“枪枪枪是谁?我们谁也不知道。
其实,威妥玛式里‘枪’、‘张’、‘江’都是一个拼法。
张长江,就变成了‘枪枪枪’。
”由于,这些方案都不尽完美,谁也说服不了谁。
一时间,汉字的注音方式乱象纷呈。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新中国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曾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
”对于这个提议,郭沫若、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
但两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
毛主席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
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现年103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向记者揭开了谜底。
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
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
据周有光回忆,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
”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
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
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
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
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
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
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
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5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
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
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为了能直观地了解所谓“民族形式”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记者翻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在当时韦悫委员提交的一份“民族形式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找到了这个“民族形式”样本。
可让记者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民族形式”虽然也是由汉字基本笔画构成的,却丝毫看不出汉字的影子,倒有些与朝鲜文字类似。
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拼音方案小组的曹澄方记得:“那时研究了几个民族形式的字母,送给毛主席看,他都不满意退回来了。
”委员们非常苦恼,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制订陷入了绝境。
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
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
刚刚参加工作的曹澄方,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分析汇总这些来信。
各种各样的意见方案纷至沓来,令委员们感到茫然。
一个宁静的午后,在人大外语系任教的胡明扬正在办公室里打字。
突然,他听见背后一个人问:“你这个打字机,能不能打汉语拼音?”胡明扬回头一看是吴玉章。
他回答:“那恐怕要看怎么拼了,如果是字母还可以,有符号就麻烦了。
”听完胡明扬的话后,吴玉章若有所思地走开了。
胡明扬知道,吴老在思量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的问题呢!“我赞成用拉丁字母”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
在开幕式上,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
应该把文字改革,和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联系起来。
”这一天,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专家拿出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汉字简化方案和6种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其中有4种汉字笔画式方案,一种斯拉夫字母式方案和一种拉丁字母式方案。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可当讨论6种汉语拼音方案时,与会代表却保持了礼貌的沉默。
九天的时间过去了,会议通过了汉字整理部提供的汉字简化方案,可拼音方案委员会提供的6种拼音方案,却没有议定。
散会时,专家们坐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谁都不想最先离去。
最后,吴玉章先站了起来,拍了拍身边人的肩膀,缓缓走了出去。
会议结束后,正准备赶回上海上课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
“当时我说,不行呀!语言文字我是外行,就是业余搞搞。
可是,吴老说,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外行。
”回忆往事,周老哈哈大笑。
虽然老本行是经济学,但在中国语言文字界,周有光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解放前,周有光就曾在上海参加过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
1954年,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周有光,又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
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
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