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学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六中学高二3月月考语文试题(Word版)

2017-2018学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六中学高二3月月考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0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隋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

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

进士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

唐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参加进士科考试被认为是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

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等。

唐代取士由地方举送中央考试，称为乡贡。

被举送应试的人通称为举人。

唐人常说“举进士”，例如韩愈《讳辩》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意思是应举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这种人在唐代就称为进士。

韩愈《送孟秀才序》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就是指当时应举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说的。

唐初设有秀才科，不久即废，但是唐人后来仍通称应进士科考试的人为秀才。

唐代中央主持科举考试的机关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称为知贡举。

唐人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

同榜的人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称为题名会。

宴会于曲江边的亭子内，称为曲江会。

又遍游名园，以同榜少年二人为“探花使”，探采名花。

唐人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称为前进士，还要参加吏部“博学宏词”或“拔萃”的考选，取中后才授予官职。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其后以博学宏辞，授集贤殿正字”。

白居易进士及第后，因为取中“拔萃”，所以授秘书省校书郎。

韩愈虽然进士及第，但是由于应吏部考选未中，未能得官。

为此，韩愈以“前乡贡进士”的名义三次上书宰相求仕。

以上所说的进士、明经等科通常每年都举行考试。

此外唐代还有所谓制举，这是由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据说是要选拔特殊的人才。

无论取中进士、明经等科与否，都可以应制举。

考期不固定，科目由皇帝临时决定，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文辞秀逸科，风雅古调科等等，前后达百十种。

这些称为制科。

唐代博学宏词科本来也是制科，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以后改为吏部选人的科目，每年举行考试。

宋代制举恢复博学宏词科。

宋代最初也以进士、明经等科取士。

宋神宗时王安石建议废明经等科，只保留进士科。

进士科不考诗赋而改试经义，此外仍考论策(后来也间或兼考诗赋)。

礼部考试合格后，再由皇帝殿试复审，然后分五甲(五等)放榜，授予官职。

（选自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有删改）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A．隋代以前，统治者曾创设九品中正制品评人才，选人授官，至隋代设进士、明经二科，以科举取士代替。

B．在唐代，科举进一步发展，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秀才诸科都先后成为取士科目。

C．从隋唐至宋，科举考试科目屡有变化，但进士一科始终得到保留，而且在各代都一直最受重视。

D．隋唐进士科考查诗赋和时务策，宋代常考的只有经义，诗赋只是间或入选的兼考科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唐代经地方举送到中央参加考试的人称为“举人”，其中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也通称为“秀才”。

B．唐代称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者为“前进士”，《送孟秀才序》中的陈述表明，当时进士及第者甚众。

C．进士及第第一名在唐代称为“状头”或“状元”，后世科举中的“秀才”“探花”等称谓也可能与唐代有关。

D．柳宗元、白居易因分别取中“博学宏词”和“拔萃”而授官，而韩愈虽同样进士及第，却在这种吏部的考选中失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制举是唐代科举考试的组成部分，但从考期和考试科目不固定等特点看，只能算是进士、明经等常科考试的补充。

B．博学宏词科在唐代本是制举科目，后来改作吏部考选科目，宋代又在制举中恢复，可见唐宋制举也在发生演变。

C．地方举送，礼部考试，至宋代又增加皇帝主持的殿试，科举制度得以完善，跟后来的明清科举已无区别。

D．隋唐至宋，科举考试的资格、科目、内容和及第后的授官制度等在继承中变化，这应与各朝代的时代需要和人才观念有关。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万鞋墙梁衡①陕北多山,千山万壑。

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

近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搜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

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耧、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奇。

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

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

”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②这鞋平常是踩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最贱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

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绽开线头,鞋底也磨成了薄片。

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

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辛酸的回忆。

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磁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

③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

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经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

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

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

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

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开始,一直到为妇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她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

遇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

男人们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

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企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

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

⑤鞋不但是人情关系的标志,还是社会进步的符号。

有人说,看一个人富不富,就看他家地上摆的鞋。

我是1963年进大学的,同班有一位从湘西大山里考来的同学,赤着脚上课。

老师问,为什么不穿鞋。

他说长这么大,就没有穿过鞋。

1968年大学毕业,按那时的规矩,我到内蒙古农村当农民劳动一年。

生产队饲养院的热炕,是冬季的晚上村民们聚会、抽烟、说事的热闹地方。

腾腾的烟雾和昏暗的灯光中,炕沿下总是一大堆七扭八歪、又脏又瘪的鞋,其中有一双就是我从北京穿来的,上面已补了13个补丁。

90年代我已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那时的会议通知常会附一句话:请着正装。

“正装”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穿皮鞋。

⑥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

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最著名的如巴黎公社墙、犹太人的哭墙,还有国内外经常看到的烈士人名墙,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

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

⑦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

做鞋,首要是结实。

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

将麻搓成绳,锥一下,纳一针。

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的刺刺声入睡的。

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人找了一双,不为穿,是想数一下一双鞋底要纳多少针。

你猜多少?2500针。

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呀!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⑧鞋墙不朽。

(有删改)4.下列对文章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不恰当的一项是 (4分）A.文章开头一段写赤牛村名不见经传和老高建起的农耕博物馆也未有见奇,以此来反衬“一堵万鞋墙”给“我”的惊奇感受。

B.第二段通过“隆重聚会”和“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这两个比拟,把无生命的鞋写活了,一个“请”字表达了作者的敬意。

C.第五段以“赤着脚上课”反映出湘西的贫困,以“一大堆七扭八歪、又脏又瘪的鞋”反映出农村的落后,以“着正装”反映城市的富裕。

D.这篇散文运用以小见大的构思手法,通过塑造“穿之不觉,弃之不惜”的鞋这个意象,表达了深刻的主旨,语言庄重质朴。

5.如何理解“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磁墙,又像是一个黑洞”一句中“磁墙”和“黑洞”的含义?（4分）6.文章结尾说“鞋墙不朽”,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以这句话作为结尾有什么用意?请简要分析。

（5分）(三) 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2小题，8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8题。

余冠英先生传略蔡文锦余冠英先生，1906年5月16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府江南提标中军参将余道生内宅，学名冠英，字绍生，笔名灌婴、白眼。

五四运动中，他带领同学走上街头向市民演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编辑了《卧薪尝胆》杂志，发动了全市罢工、罢市，查禁了英货、日货。

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改国文系。

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37年8月5日，清华园沦于日寇魔爪，先生一家南逃避难，于9月28日到达昆明。

先生在联大任教，生活艰苦，他不仅要走十余里路去授课，还在一家公司做文字工作贴补家用，在坡上种菜。

在联大，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并主编了《国文月刊》。

1999年7月17日，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函示：冠英先生学问文章，可谈者多独其抗战时期在昆明主编《国文月刊》对大后方学术之推动极为有功。

余先生在联大发表了《信与达》《谈雅》《谈新乐府》等论文，还发表了《潜广新乐府》，运用新乐府的艺术手法愤怒声讨日寇与汉奸的罪行。

1945年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发生，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相继被害。

清华等校广大师生多次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斗争，在激烈的历史命运的抉择中，余冠英坚决地站在了人民一边。

他参与组织对闻一多先生的公祭，是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委员。

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先生任国文系教授，并主编《语言与文学》，其间发表了《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谈〈西洲曲〉》等论文。

风雨如晦，1948年6月18日朱自清先生等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百十师长严正声明，先生名列其前，虽每月损失数百万法币，影响家庭生活至巨，但仍义无反顾。

朱自清先生病殁，他写了《佩弦先生性情嗜好和他的病》，并任朱先生文集编委。

1952年先生调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为资深研究员，后任该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上世纪50年代先生有《乐府诗选》《诗经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等著作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