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

龚橙（号半伦），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龚橙是联军的翻译官。

龚自珍的思想发展体系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龚自珍的第一个阶段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

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

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

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

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

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

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嘉庆十五年(1810)，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龚自珍的第二个阶段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

龚自珍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显示了他绝异的才能。

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

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

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次年（1819）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任内阁中书。

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作品多伤时、骂坐之语。

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

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

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

同年，他开始戒诗。

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龚自珍的第三个阶段29岁至去世。

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

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继续担任低微的官职。

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

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

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

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

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

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

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

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许多著名诗篇和散文名篇也写于这一时期。

改革建议,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

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

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

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

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

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

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

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

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

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

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

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

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

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

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

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

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

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

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

”（《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

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

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

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

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

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

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

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

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己亥杂诗》自注）。

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

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

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钜《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

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

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

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

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文学创作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

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

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

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

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

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

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

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

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

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

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

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

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

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

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

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

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

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