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_省略_3_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_王锋正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一、内容综述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规制在各国政府的政策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环境规制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对各行业的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探讨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其特点。
首先本文从理论层面对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外部性调节手段，可以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
正向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提高环境成本，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发展；负向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限制企业的生产活动，降低其市场竞争力。
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其类型、强度以及行业特征等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其次本文选取了中国工业行业的代表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各行业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一般来说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受到的环境规制压力较大，其就业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较为明显；而低污染、低能耗的行业受到的环境规制相对较小，其就业受到的正面影响也更为显著。
此外本文还发现，随着环境规制的深化，部分企业可能面临产能过剩、技术落后等问题，从而导致部分行业的就业压力加大。
本文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绿色发展，为受环境规制影响的企业提供转型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施，避免因政策执行不力导致的就业问题。
同时政府还应关注不同行业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发展的双赢。
A. 研究背景和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环境规制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就业产生了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分析，旨在为政府制定环保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为学术界研究环境规制与就业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三大经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Ｔｉ ｔ ｌ ｅ ： Ｔ ｈ ｅ Ｉ ｍｐ ａ ｃ ｔ ｏ ｆ Ｅ ｎ ｖ ｉ ｒ ｏ ｎ ｍｅ ｎ ｔ ａ ｌ Ｒ 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ｏ ｎ Ｅ ｎ ｔ ｅ ｒ ｐ ｒ ｉ ｓ ｅ ’ Ｓ Ｅ ｉｃ ｆ ｉ ｅ ｎ ｃ ｙ ｏ ｆ Ｔ ｅ ｃ ｈ ｎ ｏ ｌ ｏ ｇ ｙ Ｉ ｎ ｎ ｏ ｖ ａ ｔ ｉ ｏ ｎ ｉ ｎ Ｃｈ ｉ －
ｃ ｙ ｏ ｆ ｔ ｅ ｃ ｈ ｎ ｏ ｌ ｏ ｙ ｇ ｉ ｎ ｎ ｏ ｖ ａ ｔ ｉ ｏ ｎ ｂ ｙ ｕ ｓ ｉ ｎ ｇ ｐ ａ ｎ ｅ ｌ ｄ ａ ｔ ａ ｏ ｆ ｔ ｈ ｅ Ｔ ｈ ｒ ｅ ｅ． Ｍ ａ ｊ ｏ ｒ Ｅ ｃ ｏ ｎ ｏ ｍ ｉ ｃ Ｒ ｅ ｇ ｉ ｏ ｎ ｓ ． Ｔ ｈ ｅ ｒ ｅ ｓ ｕ ｈ ｓ ｓ ｈ ｏ ｗ ｔ ｈ ａ ｔ ：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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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主要方法、潜在问题及其修正
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主要方法、潜在问题及其修正王勇;李建民【摘要】环境规制强度能否有效测度直接影响实证分析的可靠性.本文从污染治理投入、污染物排放、综合评价和自然试验与替代指标四个角度对现有环境规制强度衡量的主要方法进行了总结.多维性和可比性是环境规制强度测度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多维性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规制措施和污染物排放的多样性上.地区间产业结构和行业污染强度的不同会导致现有环境规制衡量的可比性偏差,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趋势带来了环境规制强度的低估,甚至严重偏离实际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趋势.【期刊名称】《财经论丛》【年(卷),期】2015(000)005【总页数】9页(P98-106)【关键词】环境规制强度;衡量方法;修正【作者】王勇;李建民【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62.2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开始实施越来越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基于环境规制成本与收益的考虑,环境规制实施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影响:投资、贸易、就业和生产率等,成为众多研究所关注的问题。
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环境规制强度的有效测度,环境规制测度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比如对“污染天堂效应”的检验,环境规制的测度决定着地区间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别以及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转移路径,最终影响污染天堂效应是否存在的结论。
随着环境污染的急剧恶化,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日益增强,关于环境规制主题的研究日益丰富。
但是环境规制的测度仅是对国外研究文献的简单借鉴,且环境规制指标使用混乱,这对于环境规制影响的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极为不利。
因此,十分有必要详细严谨地讨论目前环境规制衡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一)基于污染治理投入的衡量方法企业承担的污染减排支出越高说明面临的环境规制越强。
企业维度的衡量依赖于企业环境支出调查,如美国环境保护署进行的污染减排支出(PACE)调查。
环境规制_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硫排放_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_王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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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固体悬浮 物 排 放 研 究 表 明，环 境 规 制 及 其 产 生 的 威慑 能 够 减 少 大 约 28% 的 污 染 排 放 量［2］。Nadeau （1997） 对美国 175 家造纸厂 1979 － 1989 年数据进行 分析，得出强规制可以降低企业的违法数量［3］。Dasgupta 等人（2002） 通过分析监管和污染收费对中国镇 江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在企业层面，与污染 收费相比，监管对企业环境绩效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它能减少 0． 4% － 1． 18% 的总悬浮固体和化学需氧量 引起的水污染［4］。马士国（2008） 通过建立一个可计 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研究了征收硫税对中国 SO2 排 放的影响。研 究 发 现，硫 税 税 率 和 减 排 率 之 间 存 在 明 显的非线性特征，即为实现等额增加的 SO2 减排目标， 所需征收的硫税税率呈现拟指数的快速上升趋势［5］。 李永友、沈坤荣（2008） 利用我国 1994 － 2006 年跨省工 业污染数据实 证 分 析 得 出，我 国 采 取 的 环 境 政 策 对 减 少污染排放起 到 了 显 著 效 果，但 这 种 效 果 主 要 是 通 过 污染收费制度实现的，其作用弹性达到 0． 4［6］。可见， 国内外多数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减少 SO2 的排放。 环境规制真的能带来 SO2 排放的减少吗？ 基于此，提 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与绿色产业发展——基于我国30省(市、区)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与绿色产业发展——基于我国37省（市、区）的实证分析方永恒，霍璐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安710000）提要:基于绿色发展理念和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两种实际运用较广的政策手段，选取我国37省（市、区）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绿色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34省（市、区）的绿色产业发展水平，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以及两者交互效应对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我国绿色产业发展呈正“U”形非线性关系，即轻度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表现为抑制作用，只有达到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才能有效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政府补贴政策对绿色产业发展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两种政策交叉施用对我国绿色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
因此，应继续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出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改善政府补贴方式，充分发挥两种政策的互动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政府补贴；绿色产业；交互效应中图分类号:F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43-3637（2424）46-0439-09DOI:14.13433/ki.kfyj.2020.40.440―、弓I言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在经济发展背后也存在诸多生态环境问题。
尤其是近年来的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森林资源锐减等突出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健康。
面对日益激化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的矛盾,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0],再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一个新高度。
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途径，而绿色产业是绿色发展和绿色经济体系的基础，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生态文明的关键。
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琢境规制、餐济多祥榷与饨源襪欢—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张瑞，陈雪，孙夏令（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北京10008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能源强度、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倒U 型”非线性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显著“U型”非线性关系；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影响，东部地区环境壁垒已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快形成产业准入的环境壁垒，淘汰落后高耗能产业，增加具有“节能倾向”的研发投入，“东缓西快”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由“褐色”向“绿色”转变。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能源强度；面板数据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1-0024-08—、弓［言环境规制是政府为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的系列环境政策m。
中国实施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意图倒逼企业“节能减排”。
目前环境规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但关于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果，研究观点存在差异。
第一种是“遵从成本效应”的正向影响，即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会提高企业污染治理支出，导致其生产成本增加，为保证自身收益，企业对能源需求大幅增加，提高能源强度。
彭树远、Jorgen-son支持这一观点ST,国内尤济红和高志刚通过对新疆地区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增强不能提高能源效率⑷。
第二种是“创新补偿效应”的负向影响，即环境规制的增强可以倒逼企业进行节能技术创新，在产出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了对能源的需求，从而降低能源强度。
万伦来等认为有力的环境规制可以降低能源强度。
第三种是“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既存在正向影响，也存在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者：斯丽娟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07期摘要：本文采用2004—2016年黃河流域9省份101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基于最优权重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选取距地面10米风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缓解测度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每变动一个标准差，将引致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相对于均值变动约为20%;黄河流域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邻地效应，即本地绿色技术创新会在城市间正向溢出;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有效弥补创新外部性，保证绿色专利供给。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黄河流域城市;空间杜宾模型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率实现9.5%，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990 865亿元。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显现，《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地级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35.8%，全国土壤侵蚀总面积为294.9万平方千米。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生态效益成为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发展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成为必然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差异较大，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仍未彻底完成，环境规制与发展必须进行权衡，而波特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会形成创新补偿，而技术创新将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进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因而探索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Braun和Wield[1]最早提出，绿色技术指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能源及原材料消耗的工艺或产品。
为促进绿色技术发展而开展的有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可称之为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Value Engineering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Based on the Regulatory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陆晴晴LU Qing-qing（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蚌埠233030）（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233030，China）摘要:为探究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考虑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在引入二次项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的作用减弱，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会推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现水平下的人力资本抑制绿色技术创新。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based on panel data from30provinces from2011to2019,considering the regulatory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rough a fixed effect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directly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secondary items,there is a"U"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at is first suppressed and then promoted;the regulatory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eakens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hinder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increasing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D investment will incentiviz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and the current level of human capital inhibit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关键词:环境规制；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调节效应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digital economy；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regulatory effects中图分类号:F27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22）19-001-03doi:10.3969/j.issn.1006-4311.2022.19.0010引言过去几十年，粗放式发展造成了资源浪费，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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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25卷第5期增刊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25No．52015收稿日期：2014-12-23作者简介：王锋正，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型产业成长、技术创新与战略、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等。
基金项目：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资源型产业与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编号：IRT1258）；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新驱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机理与路径———基于开放式创新视角”（编号：2014MS0703）；内蒙古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创新驱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路径与政策”（编号：2014RKX0601）。
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王锋正郭晓川（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摘要本文选取我国12个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结果显示：考虑行业规模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两个控制变量时，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反之则会降低甚至产生抑制作用，说明“波特假说”具有前提条件性；环境规制强度对开采洗选业绿色工艺创新和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关键词环境规制强度；资源型产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中图分类号F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5（2015）05增－0143－04伴随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资源型产业实现了大规模开发与扩张，创造了史无先例的成长速度。
但是，这个快速成长是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
加强环境规制是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资源效率的重要手段，但也会导致治污成本的上升［1］。
因而，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增强环境规制时，提高增长质量。
随着“绿色化、生态化”发展日深人心，绿色技术创新（GTI ）已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2］。
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GTI 的影响，对实现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经营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国内外学者针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展开了激烈争论。
突出观点主要有三种：①环境规制促进GTI ，即合理的环境规制能促进专利技术研发、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技术扩散，产生“创新补偿效应”［3］；②环境规制抑制GTI ，即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增加额外成本，挤占绿色创新投入，阻碍绿色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效率［4］；③环境规制对GTI 的影响不确定，可能是非单调关系［5］；可能是不同地区存在差异［6］；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作用不明显，而市场激励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则有积极作用［7］。
回顾已有研究，主要特点是：①环境规制对GTI 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观点；②针对资源型产业，研究环境规制对其GTI 的影响较少；③从创新结果和过程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影响较少。
基于此，本文以资源型产业为对象，选取我国2003－2011年面板数据，比较考虑和未考虑控制变量两种情形下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GTI 的影响，以为制订环境规制政策，促进资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绿色技术创新是指基于产品生命周期，创新过程的每一阶段严格遵循生态经济规律，以实现产品成本总和最小化为目的的技术创新。
与传统意义创新相比，GTI 是更倾向于改善环境质量的技术创新，可分为绿色产品创新（GPTI ）和绿色工艺创新（GPSI ）两类。
所以，研究环境规制对GTI 的影响，可以分解为环境规制对GPTI 和GPSI 的影响，其中GPTI 和GPSI 是因变量，环境规制强度（ERI ）是自变量。
根据Sterner 和Turnheim ［8］的研究，行业规模（ISC ）、科技活动人员投入（TSI ）是影响GTI 的主要内在因素，因此本文选择这两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用以解释在考虑和未考虑控制变量的两种情形下，环境规制强度对GPTI 和GPSI 影响的差异。
本文以C —D 函数为基础，建立起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资源型产业GTI 影响的四个基本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考虑和未考虑两个控制变量的情形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5期增刊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GPTI的影响模型；模型3和模型4是考虑和未考虑两个控制变量的情形下，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GPSI的影响模型。
此外，本文对四个模型都采用了双对数形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各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和方程的异方差性。
模型ⅠlnGPTI it=lnαi+β1lnERI it+β2lnISC it+β3lnTSIit+εit（1）模型ⅡlnGPTI it=lnαi+β1lnERI it+εit（2）模型ⅢlnGPSIU it=lnαi+β1lnERI it+β2lnISC it+β3lnTSIit+εit（3）模型ⅣlnGPSI it=lnαi+β1lnERI it+εit（4）其中，lnGPTI表示GPTI指标对数，lnGPSI表示GPSI 指标对数，InERI表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对数，InISC表示行业规模指标对数，lnTSI表示科技活动人员指标对数，α表示截距项，β表示待估参数，i表示第i个产业，t表示时间（2003－2011），ε表示误差项。
（1）因变量。
GPTI是指既能满足客户功能性需求，又符合环保要求，低耗高效的设计、开发与生产新产品。
与传统产品创新相比，GPTI更重视创新产品各阶段的节能降耗。
因此，本文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作为GPTI的衡量指标，比值越大，则GPTI程度越高。
GPSI是推进GTI的基础与关键，主要通过绿色工艺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等，达到有效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目的。
由于GPSI主要聚焦于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发与引进或对现有工艺设备的改造升级。
因此，本文借鉴毕克新等［9］的观点，采用R＆D经费内部支出与技术改造经费投入之和来度量GPSI，投入越大，则越有利于GPSI。
（2）变量。
有关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视角：①基于环境规制政策的视角，如Smarzynslca和Wei［10］；②基于污染物处置费用的视角，如Fredriksson与Millimet［11］；③基于污染密集度的视角，如Cole和Elliott［12］。
本文借鉴Cole和Elliott的观点，采用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规模以上工业行业总产值的比值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
当行业单位产值的排污量越小，则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高。
（3）控制变量。
行业规模，本文使用所选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度总产值作为度量指标。
科技活动人员投入是指各工业行业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投入情况。
一般来说，科技活动人员投入越多，行业的GTI效率越高，形成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就越少。
因此，为了剔除行业全部从业人数的不利影响，本文使用所选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3行业选择与数据来源资源型产业的主要特点是依赖于特定的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开采、加工和利用。
通常将其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广义资源型产业是指以能源、矿产、生物、动物、土地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勘探、开发、利用、更新和保护的产业；狭义资源型产业是指对能源、矿产资源的开采洗选和初级加工的产业。
考虑到易识别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狭义的定义，并遵照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口径，将其分为开采洗选业和初级加工业两类，共13个行业。
考虑到2002年前后的工业行业统计分类和命名存有一定的差异，且由于“其他采矿业”的数据缺失太多，故从样本中剔除。
最终确定的研究样本为12个行业（见表1）。
表1资源型产业分类及代码开采洗选行业初级加工行业代码名称代码名称B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C25石油加工及炼焦业B0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B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C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B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C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B10非金属矿采选业C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3金属制品业D44电力和热力生产供应业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2003－2011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多数变量指标的数据并非通过年鉴直接获得，而是基于计算整合处理所得。
另外，本文对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其目的主要在于降低变量数据的波动性，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现象，且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原有关系。
4实证结果与分析本文采用State12．0对我国12个资源型产业的面板数据首先进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见表2）。
表2变量相关系数GPTI GPSI ERI ISC TSI GPTI1．0000GPSI0．2512＊＊＊1．0000ERI－0．3024＊＊＊－0．1238＊＊1．0000ISC0．3792＊＊＊0．6867＊＊＊－0．3526＊＊＊1．0000TSI0．0869＊＊0．4759＊＊＊－0．1649*0．2051＊＊1．0000注：*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所得。
王锋正，等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表2可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行业单位产值的排污量越小，环境规制力度越强，则单位能源消耗量的新产品销售收入越高，越利于GPTI，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GPTI 呈正相关关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行业单位产值的排污量越小，环境规制力度越强，则R＆D经费内部支出与技术改造经费投入之和也就越大，越利于GPSI，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GPSI呈正相关关系。
行业规模、科技活动人员投入对GPTI和GPSI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采用State12．0软件，首先对我国12个资源型产业的面板数据总体进行实证计量分析，以辨析在考虑和未考虑行业规模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两个控制变量的情形下，环境规制强度分别对资源型产业GPTI和GPSI的影响。
（1）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GPTI的影响。
由表3中的模型Ⅰ结果可以得出，在考虑两个控制变量情形下，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的GPTI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行业规模越大、科技活动人员投入越多的资源型产业，严厉的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地促进行业积极开展GP-TI，开发和生产“绿色化、节能型”新产品，进而减少新产品开发、生产及使用中的环境污染。
模型Ⅱ的结果显示，尽管在未考虑两个控制变量时，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GPTI也呈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系数为－0．2654，低于考虑两个控制变量的系数（－0．5841）；而且其仅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低于考虑两个控制变量的显著性（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