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册府元龟中的秦汉史料价值
《新五代史》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新五代史》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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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亿改文文言文翻译
杨亿改文文言文翻译杨亿改文文言文翻译 1杨文公尝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
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迈九皇。
”门人郑戬遽请于公曰：“未审何时得卖生菜？”于是公为之大笑而易之。
译文杨文公（名亿，北宋著名文学家）时常告诫他的学生，做文章应该避免套用方言俗语。
不久，他拟了一篇奏章，里面有句话说：“伏惟陛下德迈九皇”。
有个学生郑戬看了，觉得“德迈九皇”读音很像“得卖韭黄”，便立刻请教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得卖生菜？”杨亿给这一问引得大笑起来，于是把这—句改掉了。
杨亿简介杨亿（974—1020）北宋文学家，“西昆体”诗歌主要作家。
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浦城县）人。
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送阙下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
淳化中赐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
性耿介，尚气节，在政治上支持丞相寇准抵抗辽兵入侵。
又反对宋真宗大兴土木，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动。
卒谥文，人称杨文公。
文学成就1、史馆修书杨亿博览强记，尤长于典章制度。
曾参预修《太宗实录》，主修《册府元龟》，咸平元年（998）书成。
景德二年（1005）与王钦若主修《册府元龟》。
2、诗作在史馆修书时，曾与钱惟演、刘筠等人唱和。
他将唱和诗编为《西昆酬唱集》。
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他们写诗的目的是“在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
更迭唱和，互相切磋”，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写的诗，其题材范围必然是比较狭隘的。
全集70个诗题，主要有三类题材：一是借古喻今的怀古脉史诗，如《始皇》、《宜曲》、《汉武》、《南朝》、《明皇》等皆属此类；二是描摹物态的咏物诗，如《鹤》、《梨》、《柳絮》《萤》、《泪》等；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生活内容的闲适诗，如《直夜》、《夜宴》、《别墅》等。
集内诗歌重雕琢用典，铺陈词藻，讲究声律，被称为“西昆体”，在宋初诗坛上影响颇大。
在西昆诗人中，杨亿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朱熹评之为“巧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3。
文献学课件整理版
学这课有什么用？1.教你读书（目录学）；2.教你查资料，写论文；3.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十分重要；4.了解、弘扬民族传统文化；5.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文本。
一、文献与文献学（一）什么是文献文献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是科学研究的基础。
1.传统意义上的“文献”：文指典册，献指贤人。
孔子《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东汉郑玄《论语·八佾》篇注中解释“文献”两个字的意思时说：“文：文章；献：犹贤也。
”“文献”一词最初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同样重要的部分构成的：一是记载古代文化的文章史料；一是学识渊博，熟悉掌故的贤才。
2.元代以后，“文献”一词，演变为偏义词，专指图书典籍。
宋末元初，马端临写了一部论述古代典章制度的书，名为《文献通考》。
明成祖永乐年间编成的《永乐大典》，原名《文献大成》；就完全是各类图书资料。
3.现代：“文献”指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
（二）什么是文献学（1）定义：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学问。
梁启超首创“文献学”之名，认为“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按时间分，有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
（2）古典文献学1.定义：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
亦即广义的校雠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历代古籍，研究内容主要是考证古籍源流以及整理古籍的理论与方法。
2.研究对象：历代古籍。
古籍，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用雕版、活字和手抄的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
凡是近代铅印出版物以外的文字材料，均属古籍的范畴。
3.研究内容：文献本身：文献的形态与文献发展史。
文献整理：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注释等。
（三）古典文献的载体1. 甲骨：现存最早的文献载体甲骨文：商周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写或刻在龟的腹部、背甲，以及牛肩胛骨上的文字。
甲骨卜辞：是商代的占卜记录，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祭祀、原始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文史类笔记
中国古代文学：文史类笔记《西京杂记》历史琐闻轶事类笔记，称汉代刘歆撰，实为晋代葛洪托名之作。
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丹阳句容人，道教理论家，其著作还有《抱朴子》、《神仙传》等西汉的杂史。
《西京杂记》是一部记载西汉历史佚事类笔记。
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西汉故实和轶闻逸事的荟集之书其所写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内容则包括典制礼仪、天文地理、宫室苑囿、草木虫鱼、奇珍异宝、风俗民情，还包括了诗词曲赋、文论书函和秘闻逸事，采摭丰富，多怪诞不经，不足征信。
其中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则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另外像人们喜闻乐道的“昭君出塞”、“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匡衡“凿壁借光”等亦皆首出此书，被后人引为典实、成语，对诗词、戏曲、小说的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西京杂记》版本有一卷本、二卷本和六卷本三个系统：首载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为两卷本;《旧唐书·经籍志》作一卷;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始著录有六卷本。
属一卷本的，有《历代小说》本;属于二卷本的，有《抱经堂丛书》、《正觉楼丛刻》、《龙溪精舍丛书》、《闽中丛书》等;属于六卷本的，有孔天胤本、《秦汉图记》、《汉魏丛书》、《稗海》、《津逮秘书》、《学津探源》、《四库全书》、《古今逸史》、《笔记小说大观》等本。
后人重新点校本，多以六卷本为基础。
历代重要版本有：1.明万历陕西布政司刊本，六卷;2.明嘉靖沈与文野竹斋刊本。
六卷;3.明嘉靖三十一年关中官署刊本，六卷，前有嘉靖三十一年孔天胤序，又称“孔天胤本”;4.汲古阁抄本。
六卷;5.明黑格抄本。
二卷;6.《稗海》本，六卷;7.《四库全书》本，六卷;8.《四部丛刊》本，六卷;9.《津逮秘书》本，有毛晋序;10.《抱经堂丛书》本，二卷。
辽宋夏金元史基本史料
《中国藏西夏文献》
《中国藏西夏文献》丛书由宁夏大 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 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牵 头，联合全国二十几个文博与学术 单位整理编辑出版。该书共分北京、 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新疆、 台湾、金石等8编17卷，分装18巨册。 《中国藏西夏文献》所收的西夏文 献有写本、刻本，也有现存世界最 早的木活字印本和泥活字印本；既 有西夏文，也有汉文、藏文。内容 除大量佛经外，还包括辞书、字典、 医方、日历、题记、便条、请假条、 欠款单、户籍文书、军抄装备文书、 审案状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 物价值。
金人撰述
• 《大金集礼》40 卷，金章宗明昌六年 （1195）礼部尚书张玮等进，是我国古代 被保存下来的礼志的重要文献之一。是书 依尊号、册谥、祠祀、朝会、燕飨、仪仗、 舆服等门类编次而成，为元修金史的《礼 志》、《仪卫志》、《舆服志》等所本。 此书可据以补订金史诸志，是金朝掌故的 总汇。
金人文集
二、《大金国志》
记述金代史事的纪传体史籍。四十卷。宋 宇文懋昭撰。全书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 一卷，文学翰苑二卷，楚国张邦昌录和齐 国刘豫录各一卷，册文等一卷，天文、地 理、制度、风俗等七卷，许奉使行程录一 卷。书前有《经进大金国志表》，表末署 “宋端平元年（1234）正月十五日，淮西 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臣宇文懋昭 上表”。但据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分析，该 书应是伪托宇文懋昭之名，缀集诸书而成， 编者当系元中叶书铺中人。在编纂体例上 有冗杂失次，轻信伪书的缺陷。尽管如此， 它将金太祖至哀宗共一百一十七年金国事 迹汇集编次，保存了不少史料。所载制度、 服色等或为他书所不载。可与《金史》相 参考，是研究金史的重要著作。
《魏书·刑罚志》译注札记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十四辑2020 年，第 062 -077 页《魏书•刑罚志》译注札记周东平* **”*本文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魏书•刑罚志》译注”（批准号：20FFXB034） 的阶段性成果。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译注稿主要采用轮读会的方法，紧扣中华书局新、旧版《魏书•刑罚志》之志文，在句读（如神塵律“分大辟为二 科死斩死入绞”）、校勘乃至极个别版本文字上（如“狱理是 诚”）提出己见，以供商榷；阐释《魏书•刑罚志》的书写风格、 法律思想，关注北魏律的胡汉融合、礼法合流，剖析经典案例中 的情理法，提炼北魏的法律治理观念，挖掘志文的法学内涵与中 国传统法的精髓，助力读者加深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理解。
关键词：《刑罚志》 译注特色 中古五刑 祥（详）刑狱成二十五史共有《刑法志（个别称“刑罚志” “刑志”）》十四篇。
《〈魏 书•刑罚志〉译注》是继我主编的《〈晋书•刑法志〉译注》（人民出版 社，2017）之后，将要出版的第二部有关中国历代刑法志的译注。
正史前 四部的《刑法志》，都是价值独特且难以重复的法史经典史料，值得精读—062 —《魏书•刑罚志》译注札记细绎，吟味不已。
我们的《〈魏书•刑罚志〉译注（稿）》©工作紧扣中华书局2017年和1974年出版的新、旧版志文，结合其他古籍版本和相关译注本，细心研读，对志文的个别句读、文字的斟酌，尤其文意演绎，都有详细译注，并提出己见和争鸣，借此请教方家。
一《魏书・刑罚志》新译注的特色（一）《魏书•刑罚志》目前的译注本概况两汉以降迄于隋代，史书皆为私人史家修撰；唐代之后，官修正史成为制度。
北齐天保二年至五年（551-554）,魏收受高洋之命编撰魏史，修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其中有《刑罚志》一卷。
尽管《魏书》在当时就引发“众口喧然，号为’秽史'”，②后代对《魏书》也褒贬不一，但学界还是公认魏收独力完成的“十志”排列有序,亦见史识，是《魏书》最具价值的部分。
二十世纪以来辽宋交聘使节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以来辽宋交聘使节研究综述作者：王雪峰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1期主持人语：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在此期间，辽朝与宋朝，宋朝与金朝之间，既有战，也有和，具体言之，南北政权之间，确有战争冲突，但更有和盟交聘、互通有无，这种互动与交融为中国的下一个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本栏目的三篇文章，便是对学界关于辽宋交聘使节、辽宋贸易、宋金“海上之盟”研究成果的归纳评述，透过这些研究，您可以领略到辽宋两朝频繁往来的聘使风采，探知辽宋两国官民在榷场贸易和民间贸易方面的积极沟通，领悟辽宋金三个政权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此消彼长，进而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内涵并与之深深共鸣。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導师蒋金玲摘要：辽宋关系是十至十二世纪东亚地区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辽宋交聘也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二十世纪以来，学界主要围绕辽宋双方的使节类型、职责、人员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是对前贤研究成果的整理归纳，以便对辽宋交聘中使节问题展开更进一步的探究。
关键词：辽宋;交聘使节;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1-0001-07自澶渊之盟后，辽宋交聘成为定制。
在一百六十多年的辽宋和战中，大部处于和平时期，因此辽宋关系的节点是澶渊之盟。
宋太祖时双方就开始遣使联系，这为后来交聘制度提供模式，奠定基础，宋太宗时由于辽宋交战，双方联系中断，至澶渊之盟辽宋联系续接，两国交聘逐渐完善发展，而后双方遣使交聘次数频繁达到极盛，其所形成的交聘制度对以后宋金关系也产生重要影响。
双方交聘过程中，使节的作用至关重要，从使节类型、职责、选派、出使到职毕归国，每个环节都反映着当时重要的历史背景，因此探究使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辽宋关系。
故而梳理学界对辽宋交聘使节研究甚有必要。
一、辽宋双方使节类别的研究学者统计，辽宋时期交聘使节达上千人次[1]，研究显示辽宋双方根据不同交聘需要，将对外交往事务类官职分为多种，大体上以出使和接待两方面为主要类别，具体又分为常使、泛使、伴使为三大类型，在此之下根据任务又有细致分工。
中国历史文献学
• 甲骨文于1899年为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 后为刘鹗（字铁云）所得，拓印出版名《铁云藏 龟》，为著录甲骨文之第一部著作。
• 后罗振玉、王国维等陆续搜求整理，董作宾、郭 沫若等贡献亦多。
• 罗、王、董、郭合称“甲骨四大家”，亦称“甲 骨四堂”（罗号雪堂，王号观堂，董字彦堂，郭 笔名鼎堂）。
万片，单字约4500个，可认者不及一半。
价值
• 别集数量多，价值大。 • 其收录一个作家全部或部分作品，为研究作家生
平、背景、思想等的主要依据。 • 别集之序、跋以及相关资料为研究作家作品提供
很多便利。 • 别集也是总集、丛书编纂的基础。
• 3，单行文献
• 单行文献，指单独印行的一个或几个作家的一种 作品或著作，又称单行本。
• 单行本与别集区别：别集作者只能是一位，作品 可为全部，也可为部分；单行本作者可为一位， 也可为多位，但只能是一种作品或著作。
• 1940s长沙战国楚墓出土一批著名帛书后流失国 外。
• 1970s长沙马王堆西汉王陵再次出土重要帛书， 有《老子》等，价值极高。
• 5，纸质文献的历史沿革。 • 中国造纸历史悠久。 • 1933年于罗布泊发掘之中国早期植物纤维纸，
早于蔡伦造纸150余年，此当为西汉纸。 • 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大大降低成本，使纸张普
• 校勘，为纠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 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恢复 或接近文献原貌。
• 校勘学，即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 规律的专门之学。
2，历史文献学的其他内容：辨伪、 辑佚、标点、注译、检索。
• 辨伪 辨别文献中存在的各种作假情况，伴随伪书而产 生，张舜徽称：“古代典籍堆积如山，其中真伪 参半。” • 辑佚 把散佚文献从其他文献中逐一辑出，重新整理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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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册府元龟》中的秦汉史料价值跃进作为宋代四大书之一的《册府元龟》，篇幅最大，但常为后人所忽略。
原因之一，就是该书资料的采录范围主要以官方修撰的所谓“正史”为主，且不注出处，核对起来非常繁难。
其他野史杂记以及诗文笔记等多所不取。
而这些正史，世间流传既广，校勘亦精。
因此，《册府元龟》就不像其他三大书那样受到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明代以来，此书只有一刻，中华书局1960年据以影印，分装十二巨册。
此外，还有若干宋刊残卷凡五百八十一卷及若干残页。
中华书局1989年汇刊而成《宋本册府元龟》，凡四册，这两套书，我早就购置，并时常随兴之所至翻阅，但是并没有认真通读过。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种刊本，各有长短，要想真正判断其价值，只能两书对读，并参考相关史籍，舍此而别无长策。
这当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个人现在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时常感到遗憾、感到不安。
凤凰出版社今年推出的由周勋初先生主持整理的《册府元龟》，煌煌十二巨册，装帧典雅，印制精美，既给人赏心悦目的形式美感，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这些读书人渴望做而又很难做到的刊对工作。
不仅如此，全书还力图推寻这些文字的来源，力求恢复这些史料的原貌。
全书以中华书局影印的明刊本为工作底本，宋本残存的部分，就以宋本勘对；其他部分则尽量核对其史料来源，加以比对。
这样做，事实上就起到了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源学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该书不标出处的缺憾。
作为整理工作，比较重要的还有全书后面所附的人名索引，共约五万人，群分以人，查对极为便利。
《册府元龟》编纂在赵宋初年，所能收集的史料，自然以唐五代为多。
譬如薛居正《五代史》，大部分就可由《册府元龟》辑出。
相对来讲，唐前史料应当有限。
尽管如此，当年陈垣先生还是从中发现了《魏书•乐志》所缺刘芳上书言乐事缺失的一页(见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足以证明该书的文献价值。
即使是采自寻常史籍，但是因为这部大书分门编排，凡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共一千卷，各门其实就是一部专题资料库。
譬如《列国郡部•建国》罗列先秦各国之名及开国君主和郡望所在，非常清晰。
又譬如《迁徙》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官方移民简史。
周勋初先生在前言中从史料学、校雠学和学术史三个方面对此书的价值作了高屋建瓴的论断。
我在浏览这部巨著的过程中，对于其中的秦汉史料有所关注，发现其中确有很多内容值得重视。
这里也追随周先生的思路，从史料学、目录学、版本学三个方面，就《册府元龟》中的秦汉史料价值略作阐发，不辞续貂之讥。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帝王部•名讳》收录两汉帝王的讳字，可与王观国《学林》卷三“名讳”条相互比勘。
又如《帝王部•颂德》记载倪宽至傅毅所作赞颂，无异于这类作品的编年记录。
《帝王部•文学》无异就是两汉帝王文学创作的类编，《台省部•封驳》论及封驳、奏议等汉代四品，《计邦部•俸禄》就是历代官员工作收入的记录。
这里特别提出来讨论的是《国史部•总序》中的一段记载：“秦并天下，有太史令、御史之名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御史张苍掌柱下方书之类是也)。
汉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 (以司马谈为之。
天下文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谈卒，子迁嗣)。
宣帝改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书。
其修撰之职。
以官领之。
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
”可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为太史公，而非太史令。
《报任安书》开篇自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云云，其书也称为《太史公书》。
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都笼统地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太史令，恐有不确之处。
这条材料给我们另外的启示是，武帝时代的太史公，权位还比较重要，因为“天下文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任安被刑后写信给司马迁求救，也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宣帝之后，其职权被削减，“唯知占候而已”。
另外一条材料也比较引人注意：《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国史部•采撰》记载：“又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命班勇所记云。
”由此来看，《汉书•西域传》的编修，班勇也曾参与。
又《汉书•高祖本纪》颜注引臣瓒注：“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
”据此，则刘邦当生于秦始皇即位为王前一年，即公元前二四七年。
但是《史记集解》引晋人皇甫谧的说法以为“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
《太平御览》八十七引《史记》云：“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时年六十二。
”与皇甫谧记载相同。
今本《史记》无此。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以为：“秦二世元年纪，《史记集解》引徐广云：高祖时四十八，与皇甫谧说同据。
据《六国表》，秦昭王五十一年，岁在乙巳。
高祖盖以是岁生。
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时年四十八。
五十一为汉王。
五十五年即真。
以汉十二年岁在丙午崩，寿六十二。
瓒说恐非也。
”《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高祖初封汉王，五年平项籍，即皇帝位，在位通为王十二年，年六十二。
”记载得明明白白。
又《史记•外戚世家》载：“昭帝立时，年五岁耳。
”张守节《史记正义》：“《汉书》曰：‘后元二年，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
明日，武帝崩。
太子即皇帝位。
’五岁者，褚先生误矣。
” (见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
《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武帝“少子昭帝立，母曰赵婕妤，在位十三年，年二十六，无子。
”据此，昭帝应在十三岁即位。
这样，昭帝即位时的年龄问题，就有三种说法。
当然，根据《汉书•昭帝纪》记载：“后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
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
明日，武帝崩。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
”对此，颜师古也作了有力的辩证。
尽管《册府元龟》记载有误，但是却提供了一条前所未见的另一记载。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国史部•采撰》就是一部先秦至五代时期的《艺文志》。
《谱谍》收录汉刘向《世本》以下族谱家谱之类的著作。
《掌礼部•作乐》又是一部先秦至五代的音乐简史。
《学校部•注释》则是一部经典注释的目录著作，如记载“汉孔鲋为陈胜博士，撰《论语义疏》三卷”就未见史书记载。
《总录 部• 立言》则是文人学者的论著目录，如记载赵岐“欲奏守边之策，未及上，会坐党事免，因撰次以为《御寇论》”。
文章虽然失传，却保留下来目录，据此可以考见赵岐的政治主张。
将这些目录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作比较，时常会有差异，或互有补充。
如《总录部•养生》记载王充“年渐七十，力志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
《总录部•文章》：“蔡日，赋一篇(史阙官)。
”又载：“玄成复作诗，自著《复玷缺之█难》，因以戒示子孙。
”又载：“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时实难》以自寄。
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
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
”这里提到的王充《养性书》、蔡日赋、韦玄成《复玷缺之█难》以及侯瑾《应时实难》等文，都可以补证史传之阙。
从版本学的角度看，《总录部•自述》收录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蔡邕《释诲》等，多见于《文选》。
以往的《文选》版本研究往往忽略宋本《册府元龟》中收录的这些作品。
此外，《总录部•书信》收录薄昭、司马迁、杨恽、冯衍、赵壹、孔融等人书信，也见宋本《册府元龟》。
《宋本册府元龟•谏诤部•直谏》记载贾谊《陈政事疏》，就与史传及《新书》多有不同。
这些重要的版本学和校勘学的资料，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版本校勘问题向来复杂。
这部大书出于众手，当初的编校就已存在许多问题，给整理者也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譬如《学校部•教授》记载“孙期，字仲彧，济阴武成人”，武成误，当作成武人。
又记载“董均，字文仲，犍为资中人也”。
均，当作钧，字文伯。
同书卷七百六十七《总录部•儒学》载“董钧，字文伯，犍为资中人”。
或可为证。
《学校部•刊校》：“刘珍少好学，安帝时为谒者仆射。
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驹骖、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一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这里显然衍“一”字。
《总录部•儒学》载：“赵毕，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作《诗细》，历神渊。
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
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传习焉。
”案：赵毕，当作赵晔。
又，《总录部•文章》：“苏李为辽东太守，有赋二篇。
”案《汉书•艺文志》作苏季。
同部记载“贾偃赋二篇”，据《汉书•艺文志》，当作张偃。
这些讹误，很可能是原来编纂过程中就存在的。
如果逐一核对，是可以校改过来的。
还有一些是整理方面的问题，譬如断句和标点，时有可商之处。
如《总录部•名字》载：“虞诩祖父经为郡狱吏，尝称曰：‘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
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故字诩曰‘升卿’。
武平故城有碑云：‘诩字安定。
’盖诩之别字也。
后诩果为尚书令。
”从文意上推断，“子孙”二字当下属。
又，《邦计部•迁徙》载：“元鼎六年，开西南夷，置郡县。
徙吕氏以充之，因名不韦县 (谓秦徙吕不韦子弟于蜀汉。
故以为名)。
”按：括注内的“汉”字应当属下。
又，《学校部•注释》著录“董仲舒为江都相，……好看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
《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皆其所著书名也)复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於后世(《隋志》载仲舒撰《春秋决事》十卷)。
”按：“闻举”亦书名。
《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义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
”因此，“闻举”二字当属下，且应加书名号。
同卷又记载：“后仓通《诗》《书》为博士。
至少府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曲台殿在未央宫)。
”“书”当作“礼”，后仓为礼学大师，史有记载。
《总录部•立言》记载刘陶“著书《数有》十万言”。
这里，“数有”似非书名。
整理这样一部一千多万字的大书，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小有讹误，实在瑕不掩瑜。
更何况，有很多问题是在该书编纂之初就存在着的。
不管怎样，通过这样一个整理本，《册府元龟》的史料价值，是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的，这是毋庸质疑的。
原载：《古籍整理情况简报》2007年第10期总第4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