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

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何雪松陈蓓丽2013-4-7 10:40:34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06期【作者简介】何雪松，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上海 200237）；陈蓓丽，上海商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助教（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工作在理论、实践和体制等不同层面呈现十大发展趋势：(1)实践方法的嬗变；(2)认识论的多元化；(3)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4)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5)介入聚焦的转移；(6)专业关系的重构；(7)短期治疗和折中模式的盛行；(8)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9)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10)社会工作教育的不断革新。

在熟知国际前沿的基础上确立遵循国际规范的专业制度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西方社会工作/实践方法/介入/个案工作近年来，社会工作在我国呈加速度发展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200多所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逐步介入不同社会服务领域，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渐次展开，上海相继建立资格考试制度、注册制度和专业社团，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工作的国家职业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如何继续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如何进一步确立其学科地位和学术认同？在探索如何回应这些挑战之时，了解当代西方社会工作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无疑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为此，本论文介绍当代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十大趋势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实践方法的嬗变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是传统实践方法(traditionalpracticemethods)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社会工作发展的早期，这些工作方法对很多社工而言是各自分立的，他们往往容易偏好某种方法而对其它方法熟视无睹。

很多社会工作者就自称个案工作者，对社区工作少有涉及。

尽管1951年全美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提出要进行多方法实践取向(multi-methodpractice)的社会工作教育，但这一提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pp.1-5)。

1960年代以降，社会工作实践方法在若干层面出现了变化。

首先，综合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generalistpracticeapproach)出现。

这一模式认为社工应以全方位的观点看待案主的问题，包括个人、家庭、组织、社区和更大的社会环境。

该模式宣称，案主的问题决定社工的实践方法，而非相反。

然而，综合取向的实践模式因其似乎过于简单而遭受批评，针对不同实践领域、问题领域、高危人群的高级综合模式或专门实践取向(specialistpracticeapproach)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相应地，社会工作的三大直接方法的传统分类受到挑战，新的分类方式出现。

一种分类方法是将社会工作的方法划分为针对个人的社会工作、针对小组的社会工作、针对家庭的社会工作、针对组织的社会工作、针对社区的社会工作。

另外一种分类方式是将社会工作实践区分为微观实践（个人、家庭、小组及个案管理）和宏观实践（组织、社区和政策），也有人将小组归类为中观实践。

其中，个案工作这一提法渐次式微，一个标志性事件是《socialcasework》于1990年改名为《familiesinsociety:thejournalofcontemporaryhumanservices》。

临床社会工作和个案管理取而代之成为针对个人的社会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宏观层面的实践影响日增。

宏观实践旨在实现组织、社区和政策层面的有计划改变。

社工不仅要在组织和社区层面促进改变，而且要在政策层面推动改革或改良，倡导作为一个宏观的介入方式日益受到重视。

由此，社会工作的宏观理论得以长是进展：反压迫实践、女性主义视角、赋权视角、激进视角和社会发展视角都直面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因素或推动有计划的变迁。

从传统的三大方法到今天的宏观和微观之分表明社会工作的实践方法在不断发展变化：个案、小组和社区已经难以概括社会工作实践方法的全貌，临床社会工作、个案管理、家庭服务和政策倡导作为新兴的实践方法正不断扩大影响。

二、认识论的多元化认识论就是我们认识世界和为这种认识不断争论的基础，这构成社会工作的理论演进的哲学背景。

自《社会诊断》发表以降，社会工作就一直高举科学大旗，而认识论基础正是实证主义。

然而，198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的认识论从过去的实证主义一元论转型至实证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多元共存之局面。

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就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会从相异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实证主义作为主流认识论基础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尤为深刻。

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包括：只有那些能够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观察中找到证据的东西才能称作为知识；任何一般观念都必须有客观所指，而且这个“客观所指”与“事物”必须是我们能够通过实验或观察找到证据的；价值不是知识，因为它无从证明；科学方法是实证主义者唯一接受的探索世界、为知识提供证据的方法[2]。

按照实证主义的逻辑，社会工作理论就是对真实世界的高度概括，这样的概括需要科学方法收集的证据所支持。

实证主义者相信经由科学研究能够发现什么介入方式对案主有效，并坚持认为这样的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具有同样问题的其他案主。

但实证主义遭遇来自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的挑战和批判，从而揭开了社会工作的认识论之争。

社会建构主义否认存在客观事实，认为我们观察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人造的”，由此人们形成不同版本的“事实”，这些只有置于其情景和关系中才能理解。

人们要考虑价值、意义和意图对于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

相应地，理论和知识也是相对的、具有历史特殊性，它们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所以社会建构主义警示我们要怀疑日常生活世界所呈现的面貌，并不断反思自己的立场或隐含的价值取向，尤其要关注所谓的共识背后隐匿的权力关系。

叙事治疗、寻解导向治疗和优势模式都深受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

它们不再拘泥于缺陷、问题和障碍，而是试图关注案主的优势、意义、故事和能动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帮助案主改变境遇。

以寻解导向治疗模式为例，该视角的发问方式是“我们如何建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的假设是：肯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不止一种方法；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被建构；助人者和被助者都参与这一建构过程；“建构”一词意味着解决方法可以被创建或组合[3]。

所以，社工和案主应该聚焦于“此时此刻”共同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明显不同于实证主义旗帜下的传统实践模式。

女性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影响不断深入[4]。

女性主义者试图以女性自身的经验和价值观来理解女性的生活和经历由此避免男子中心主义，因为女性和男性对自我的理解和评价方式不同且有着相异的对道德问题的思考方式。

然而，女性的“声音”被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实证主义观念所压迫而“沉默”。

所以女性主义认为应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并凸现下列重要理论前提：强调社会情境的重要性，尤其是性别权力关系；确认个人的即为政治的；以包容的立场试图重新平衡正常与异常之认知；采取解构的立场去颠覆以男权为中心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

相应地，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实践聚焦于性别，关注性别为本的权力动态，避免性别歧视的语言，洞察影响女性的经济和社会议题的负面因素，促进女性赋权，倡导支持女性赋权的公共议题[5]。

可见，社会工作正进入一个认识论的多元并存时期，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受惠于这一论争，这使得社会工作的研究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不断反思自己的哲学前提，澄清自己的理论立场和实践模式，这有利于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6]。

三、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社会工作在何处介入？个人抑或社会？尽管从社会工作的字面意义来看，社会工作的介入点是“社会”，而非“个人”。

早期的社会工作主要以心理动力学派或心理分析为基础，实践是以个人取向为主。

然而，随着客体关系心理学、自我心理学和自身心理学的发展并引入社会工作，社会工作逐步在个案工作之中关注案主的关系环境，这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介入的纬度。

然而在1960年代社区组织风靡一时之后，以改变社区、组织或政策为目标的宏观社会工作迅速衰落，社会工作的主要关注点再次定格为以个人为中心，临床社会工作盛极一时。

美国的社会工作毕业生更是乐意在私人执业机构从事心理咨询服务，这无疑对社会工作的宗旨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学者发出“我们失去了神圣的目标”之警示。

这促使社会工作者去反思自己的价值立场和专业宗旨。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面对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1970年以来，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妇女和移民的自主意识增强，对现有的权力体系有诸多不满，包括批评社会工作者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社会工作实施着重个人问题的解决和治疗性服务的提供，弱势群体关心的结构问题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等[7]。

如此不满对现存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构成了挑战，激进视角、赋权实践、反压迫和反歧视实践都试图回应案主遭遇的结构性因素。

尽管宏观的、具有激进意味的模式尚未被社工广泛采用，但其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些模式的出现亦折射出社会工作背后隐匿的持续的意识形态之争，尤其是社会工作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和反思性—治疗性理论之间的歧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工作需要努力寻求合作与互助，从而让最受压迫和最弱势的人们获得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

所以社会工作应增强人们的学习和合作能力，这一过程会创造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并参与其中的体制。

但现存体制下，精英们为自身利益占有权力和资源从而维持一种具有压迫性、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工作要消除之且代以更为平等的社会关系。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论者批评反思性—治疗性理论所追求的个人实现和社会实现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接受现存社会秩序的实质即为支持和增进精英们的利益，从而扼杀了被压迫者的机会结构，而他们恰恰应是社会工作的主要受益人[8]。

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旨在改变人们生于其间的结构情境从而整体性地改善案主群体境遇的社会工作理论将会不断涌现。

对结构性因素的关注和激进模式的兴起体现了社会工作致力于将介入焦点重新带回“社会”的努力，这既是现实背景的驱动所致，亦是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结果。

这有助于社会工作宏观实践的拓展和理论思考的深入。

四、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社会工作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实践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并以不同的概念建构来指称科学知识与专业实践结合的方式——从经验临床实践、经验证实的治疗到最近风靡一时的证据为本的实践。

证据为本的实践是关于社会工作实践要立足于科学研究的结果并从众多证据中找出最佳实践的一整套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

它基于以下三个原则：实践者要了解如何阐释和运用研究发现；实践者要学会在其职业生涯中以科学研究指导实践；研究发现要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传递到实践者手中[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