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数据劳动及其正义重构

2019年第3期数字资本主义的数据劳动及其正义重构张雯［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人类进入数字化社会，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推动资本主义跨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与此相适应，智能时代的人类劳动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跨越到了数字劳动阶段。

数字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时代的开显和表现，是人类认知劳动的延展，在本质上是人类延展认知劳动，因而兼具物质性和非物质性。

尽管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驱动的人类劳动新形式，但它并没有脱离资本逻辑的统治，依然隐匿着异化和剥削。

基于此，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参照，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正义原则，倡导有酬数字劳动，坚持数据共享原则，推进数字资本公有化，有利于化解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人工智能；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作者简介］张雯，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中图分类号］TP18；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9）03-0106-06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会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变，使社会制度发生革命性、深层次变革。

正像两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样，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再次迈向新阶段，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丹•席勒所说的“数字资本主义”⑴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将对人类生产方式进行重组和重塑，使人类劳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逐步跨越到数字劳动（或数据劳动）阶段。

数字劳动已经超越了人类传统的劳动形式，蕴涵着新的异化和剥削方式，甚至会排挤劳动者并造成新的“过剩人口”，在一定意义上会加剧人类劳动的不平等和劳动分配的不公正。

这就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大视野重新检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正义问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构建数字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

一、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的“转向”在今天的时代，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本体性元素，已经侵染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卡鲁姆•蔡斯所说的：“人工智能已经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何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下，人类的生产生活无不留下“数字痕迹”，甚至整个社会的运行和经济模式也全然趋向于自动化和智能化，以至于人类已经无法脱离“数据”而存在。

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和数据对人类的影响，“就像铁路对人类纪的初期而言那样的意义重大”叫甚至还会给人类带来存在论级别上的颠覆式影响。

其中，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再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发生了“转向”，成为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非工厂化（大众化）的数字劳动，并且成为占霸权地位的当代人类劳动形式，从而掩盖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及其剥削理论。

因此，要深刻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及数字劳动的本质，就必须着眼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从源头上廓清马克思视野中人类劳动的真相以及在数字时代的“转向”。

（一）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及其类型劳动概念是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概念之一，是马克思论述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的本质特性的重要范畴。

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也就没有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为劳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叫也是“理解［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治思维的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15BKS040）；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106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叫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刻阐释了劳动对于人类存在的本体意义，揭示了劳动的真正意涵。

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冏也就是说，人作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自然力”同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就是人的劳动。

在人类社会起初，人依赖于自然界，人与劳动的客观条件（自然）之间直接进行“物质变换”，表现为人占有自然、利用自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发展，劳动者逐渐同土地、工具、原料等发生分离，使劳动者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依赖性逐渐弱化，这样就使“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这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叫从而使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最终进一步分化并表现为劳动同资本相对立。

马克思认为，这个过程正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始形成和历史起源，也正是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中，使劳动在资本的驱动下发生了异化，使人的劳动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相异化，进而使劳动与人的类本质、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

马克思不仅从历史视角考察了劳动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而且还从资本主义现实视角出发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之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若是从生理学意义上考察，它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因而形成商品的价值；若是从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考察，它是人的具体的有用性的劳动的耗费，因而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

劳动的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叫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强调应该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理解生产劳动。

在资本主义关系中，生产劳动就是同资本相交换并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叫同时，马克思还分析了随着机器的应用，人类的劳动形式会发生变化，表现为机器对劳动的替代和对工人的排挤。

机器“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㈣。

也就是说，马克思早已预见了一般智力对人类劳动的影响，它表明，随着机器的应用，人类的劳动将更加依赖于资本驱动的机器，更加依赖于一般智力，甚至机器会成为统治人的新力量。

（二）从“一般智力”到“非物质劳动”马克思把劳动置于人类历史的宏大视野中加以考察，还原了劳动的本体论价值，从这个层面来讲，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名副其实地称为“劳动历史唯物主义”何。

诚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机器大工业阶段，这个阶段尽管资本已经驱动机器为资本家谋利，但对机器的应用还远远达不到今天资本主义对智能机器应用的程度。

尽管如此，马克思依然深刻洞悉和察觉到机器、一般智力对于人类劳动的影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家为了使商品更便宜，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会使劳动资料逐渐发展为“自动的机器体系”，而工人则变成这个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工人会把自己的意识对象化到机器中，成为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机件”。

这时，知识、科技和社会智力被吸收在资本当中，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机器体系在本质上是人的劳动的对象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问，但在资本的驱动下最终成为了资本家致富的新手段。

这种转化也驱使人的劳动最终变成了机器体系的组成部分，逐渐被对象化的劳动所占有。

这样一来，人的劳动逐渐被机器体系贬低甚至替代了，“一般智力”却获得了统治地位，并且实现了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操控。

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阐释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以适应信息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奈格里、哈特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了信息时代的“非物质劳动”概念。

在他们看来，“一般智力是由积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智力”佝,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预见已经在信息时代全然应验，如果说马克思时代的劳动主要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劳动的话，那么信息时代的劳动则主要表现为“非物质形态的劳动”，这种非物质劳动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那种在“生产场所”进行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是一种借助于信息技术的便利并突破生产与生活界限的“生命政治的劳动”网。

这种智能时代的非物质性生产劳动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劳动”，也不是拉扎拉托所谓的“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问，而是特指生产非物质商品的劳动。

哈特和奈格里进而指出，非物质生产劳动主要107是生产知识、信息、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的劳动，包括“信息化大生产”“创造性和日常象征性的劳动”以及“生产和控制情感的劳动”等问。

可以说，哈特和奈格里已经在信息化社会地基上进一步建构和重组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赋予了“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当代意义和“霸权”地位。

如果说“非物质劳动”概念是自动化、信息化时代的产物，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劳动是否仍旧可以解释人们借助数字媒体技术所从事的办公、网络购物等活动呢？在数字时代，人们的劳动形式是否依旧可以解释为“非物质劳动”？诚然，随着数字工具、信息软件、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劳动形式总是与“数据”挂钩，表现为一种兼具自主性、认知性、社会性、情感性等特性的“数据劳动”。

二、数字劳动的本质及其异化属性数据劳动是数字劳动的同义语，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劳动新形式。

关于数字劳动的内在含义，众说纷纭，依旧没有达成共识。

泰拉诺瓦最早将之论说为“免费劳动”认为它是数字经济的生产文化，是一种自愿付出但无酬、被剥削的劳动；有人提出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升级版，即“非物质劳动2.0”㈣;也有人把数字劳动等同于“玩劳动”“产用劳动”“消费性工作”以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产销劳动”等㈣。

以上定义在本质都是基于数字技术而对数字化时代的劳动所作出的理论建构，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数字劳动的缘起和历史形态。

但是，要把握数字劳动的本质和异化属性，必须从“非物质劳动”和“物质性劳动”相统一的视角进一步厘定劳动的主客体关系，以便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角还原数字劳动的真相。

（一）数字劳动：“非物质性”抑或“物质性”关于数字劳动研究的范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沿着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把数字劳动归结为“非物质性劳动”；另一种沿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视角将之归结为“物质性劳动”。

这两种研究视角相互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数字劳动及其内在本质。

就作为“非物质性”的数字劳动而言，以哈特、奈格里为代表的学者强调这种劳动在创造文艺、时尚、情感、品味、公众舆论等方面的特殊意义，认为这种劳动在通常情况下是“非工作属性”的活动形式，是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

具体而言，这种非物质劳动可以概括为智力（或语言）劳动和情感劳动。

奈格里突出强调“情感劳动”108的地位，并将之划归为数字劳动的顶端，认为不是劳动变成了情感劳动，而是劳动在情感中获得了其自身的“内在价值”。

可以看出，这种对数字劳动的解释路径还没有真正指涉到劳动的本质，因为劳动在根本上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耗费，因而兼具物质性和非物质性。

与这种把数字劳动归结为非物质劳动的观点相反，以福克斯为代表的学者批判奈格里把“物质和精神”对置起来理解数字劳动的做法，认为信息劳动依旧无法脱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如果精神与物质相脱离，那么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