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话美国文学青年
莫言与美国文学青年约翰·兰多夫·桑顿对话
我特别喜欢小桑顿的曾祖父老桑顿对他的教育，老桑顿教育孩子第一做人要有勇气，第二要有责任感，第三要有同理心。要有勇气、责任感，我们都有同感。所谓的同理心，就是希望一个人要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能够替别人着想。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人际交流，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顺畅许多。如果永远站在个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想和你交朋友是很痛苦的。同理心要求你换位思考，但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可能会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如果仅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要求别人，我想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做邻居都是很不可爱的。
坐标、视角与观点
莫言：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也不能正确地看待外国。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美国人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我想他也很难正确看待其他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看待自己，很难正确地公平地评价别人。怎么样正确地看待自己、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包括怎么样正确看待自己的学校，这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只有能够把自己判断的比较准确，我想得出来的外部判断才有可能比较靠谱，否则本身是一个自大狂，必然看到别人都渺小。本来你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无比完美，我想别人在你眼里可能没有一点是好处。当然要获得一种公正的、客观的、甚至有点谦逊的眼光，需要很多的修养。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之努力。
开讲啦杨振宁莫言范曾演讲稿：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开讲啦杨振宁莫言范曾演讲稿：科学与文学的对话范曾：杨先生，今天非常高兴，您和莫言兄来到北大，我记得我看过一些很普及的读物，就是科学的。
霍金的《宇宙简史》，《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我大概能看懂十分之二。
凡是公式的部分全看不懂，可是看了这个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您认识他，而且您对他的评价很高，可是他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
杨振宁：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讲起这个诺贝尔奖，我要问莫言一个问题。
你跟我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的出身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个农民的儿子，我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
你走了文学的路，我走了科学的路。
我们两个人走上了斯德哥尔摩获奖的这个台上。
可是我走上奖台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我的感受跟一个美国的诺贝尔学奖获得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要问莫言，你去年在斯德哥尔摩获奖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感受，你这个得奖跟一个英国人在那得奖或者一个法国人在那得奖是不一样的。
莫言：我觉得跟任何人都不一样，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次颁给中国籍的作家，尤其是关于文学奖在中国的几十年来一直是个热点的问题，我是深受其扰，在没得奖之前，每年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就会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一会说你今年怎么样，一会又说你认为谁能得谁不得，后来就干脆这段时间不接电话，不回答。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得奖者已经变成一个被众人所研究的科学对象了。
他已经不是个人了。
所以领奖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不是一个领奖者，不是一个被观察者，而变成了一个观察者。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在看国王、看王后，看国王后面那两个漂亮的女儿。
当然我也看台下，看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
所以也有人问我，你在领奖的时候，从国王手里面接到这个奖牌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没有？没有想到，都是在观察。
范曾：我想问杨教授，你曾经说过，科学家从来都不能发明，他只是在不断发现。
我想问莫言兄，您是在发明创造，还是有另一种途径？莫言：我想文学创作和科学发现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
文学家关注的是人，科学家关注的是物；文学家探讨的是人类的情感，科学家关注的可能是物质的原理。
2012年莫言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英对照
2012年莫言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英对照如果看到，请您读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8日0时30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英文由Howard Goldblatt翻译：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Ladies and Gentlemen: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
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
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Through the mediums of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I imagine that everyone here has at least a nodding acquaintance with far-off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 You may have seen myninety-year-old father, as well as my brothers, my sister, my wife and my daughter, even my granddaughter, now a year and four months old. But the person who is most on my mind at this moment, my mother, is someone you will never see. Many people have shared in the honor of winning this prize, everyone but her.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
莫言与福克纳创作动因
探析莫言与福克纳创作动因摘要：莫言与福克纳这对跨越时空的小说大家在文学准备期，同样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培育了他们对文学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审美力；同样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增加了知识储备；同样借助创作改变现状从而实现人生抱负的内在动因，促使他们走向渐趋成功的文学之途。
关键词：莫言；福克纳；创作动因；比较分析一个人何以成为作家是一个迄今为止在文学的创作发生学上尚无法给予满意答复的问题，也是文学史和作家传记研究力图解答的问题。
我们愿意承认除了内在的天赋异禀，一个作家的生成与诸多外部因素相关，尤其是与作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相关。
在对莫言和福克纳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两位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受着不同文化传统熏陶的作家在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尤其是在对他们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生活经历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一、民间故事的滋养莫言和福克纳在少年时代都深受民间口头文学的陶冶。
莫言回忆说：“就像诸多作家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一样，就像诸多作家都从老祖母讲述的故事里汲取了最初的文学灵感一样，我也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祖母，我也从我的祖母的故事里汲取了文学的营养。
但我更可以骄傲的是，我除了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之外，还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还有一个比爷爷更会讲故事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除了我的爷爷奶奶大爷爷之外，村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
”〔1〕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使莫言从小就浸染在一个非常浓厚的口头文学氛围里。
他奶奶非常爱讲鬼怪和妖精的故事，而他爷爷更是讲故事的好手。
爷爷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却有满肚子的野史学问。
他的故事，从三皇五帝讲到满清民国，盗贼、妓女、侠客无所不包，而且无论名人轶事或是神狐鬼怪，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
此外，由于莫言上完小学五年級就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在劳动的过程中和劳动的间隙里，也听到村里人讲的许多故事。
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培养了他的文学敏感性，培育了他的审美取向（他的创作在雅俗之间总是往俗的一头靠近），也激发了他的想象力。
莫言获奖感言演讲稿背后的故事
莫言获奖感言演讲稿背后的故事2021年4月20日，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了美国《纽约时报》颁发的“翻译出版奖”（“The Best Translated Book Award”），这也是中国作品首次获得该奖项。
在领奖时，莫言发表了一篇感言演讲稿，感性而又深刻地表达了他对文学与翻译的理解和感受，掀起了文学界的热议。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演讲稿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名叫吴野的年轻翻译。
吴野早年从事过电子商务行业，但对文学的热爱一直没有消减，于是他决定放弃高薪的工作，专心从事文学翻译。
在他的努力下，一些中国文学作品被成功地引进了海外市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然而，这场成功背后，却有着吴野艰苦卓绝的付出。
他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阅读文学作品，深入挖掘其内涵和语言特点，苦心研究和琢磨每个词语的表意和情感色彩，才能尽量真实地表达原文的精髓。
他还要面对翻译起来极为困难的一些语言现象，比如汉语的省略和象征手法，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独特特点。
这些问题，都需要吴野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才能让翻译的成果贴近原作，保持其完整和精彩。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吴野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压力。
他并没有丰厚的资金支持，需要自己负担一切费用，包括版权费、排版费、推广费等。
而这些费用都是高昂的，且需要抵御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甚至还需要忍受一些别有用心的行业黑幕。
吴野常常要奋斗到深夜，捉摸着如何更好地将作品呈现，如何更好地宣传，如何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学。
然而，吴野没有放弃。
他坚信，文学是一种全球性的语言和文化，它能够超越国界和种族，沟通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传达对生命和人性的独特认识和感受。
他也深知，只有将优秀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舞台上，才能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
正是因为有像吴野这样的翻译者的努力和付出，才有了莫言在美国文学界的辉煌。
他的获奖感言演讲稿，是对这些翻译者静默付出的致敬，也是对文学翻译自身价值的思考和反思。
莫言杨振宁范曾致青春科学与文学对话录
莫言杨振宁范曾致青春:科学与文学对话录2013年05月17日 08:01:43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4版【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5月15日,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左)、著名作家莫言(右)以及担任主持人的著名学者、书画家范曾在对话活动中。
新华社记者公磊摄杨振宁:做研究,从了解别人做了些什么转为自己找问题,不气馁地做下去,就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我最想说的是,自强不息。
范曾:诚恳是最重要的品质,诚外无物,做人一定要诚实。
首先要诚实,其次才是要做有智慧的人。
莫言:借用王蒙的书名,我想说青春万岁。
……5月15日下午,中国科学界、文学界、书画艺术界的三位大师在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位书画国学大师,杨振宁91岁、范曾75岁、莫言58岁……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300多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大师们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和智慧,与北大学子们围绕理想、奋斗、勤奋、贫穷、年轻人成才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杨振宁:科学是年轻人的事业在谈到科学家与文学家成功的年龄时,35岁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说,一般来讲,尤其是数学和理论物理,二三十岁的人是势不可当的。
他举例说,海森堡和狄拉克都是二十几岁取得的成就,爱因斯坦26岁的时候是瑞士专利局的小职员,一年之内写了6篇文章,其中3篇是世界级的。
有一些领域,年轻人是适宜走进去的。
年轻人知识面不够广,要解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时,就会不顾一切,只专注于研究这个问题。
在文学领域就不同,年纪大了,生活阅历丰富了,对人生的理解更加深刻,就能做得非常成功,像杜甫最重要的诗歌是在晚年创作的。
在文学方面,创意发生的来源和科学是不一样的。
莫言在谈到自己早期的创作时,坦言尽管当时的作品不成熟,也不能去改动。
“这涉及文德,当然,错别字还是要改一下的,你们得允许作家写错别字!”莫言:崇拜科学,来生要研究天文学什么样的人是天才?莫言眼里,二十多岁就做出了重大物理学的发现的杨振宁肯定是天才。
莫言在德国的演讲,他的口才比文才还厉害
看进去的东西，不是口才；讲出来的，才是口才；吸收进去的，不是口才，表达出来的才是口才。
我们知道，莫言的文才很棒，但他的口才更棒，不信，先看看他在德国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以下为莫言在德国的演讲内容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开了两天会，终于谈到了文学。
（笑声）上个月，我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出院以后身体虚弱，本来想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家养病，不来参加这个会议。
但我妻子说：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就应该信守承诺，尽管你一爬楼梯就冒虚汗，但我建议你还是要去。
你若不去，对会议主办方很不尊重。
听妻子话，我来了。
我临出门的时候，妻子对我说：听说德国的高压锅特别好，你买一个带回来。
（笑声）我这才明白她让我来的真正目的是让我来买锅。
（笑声）我前天上午已经完成了任务，买了个高压锅在床头放着。
（笑声）这次来呢，我还知道德国某些媒体给我上背上了一个黑锅——非常抱歉，可能给同传翻译的女士增加了困难，中国人将强加于自己的不实之词称为‘背黑锅’——中国有一些小报经常这样干，经常造我的谣言。
我没想到像德国这样号称严谨的国家的媒体也会这么干。
（笑声，掌声）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差不多。
（笑声，掌声）这次我来法兰克福，收获很大，买回了一个银光闪闪的高压锅，同时卸下了一个黑锅。
我是山东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如果一个男人听老婆的话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这次来才体会到老婆的话一定要听。
（笑声，掌声）我如果不来，第一买不回高压锅，第二我的黑锅就要背到底了。
我老婆的话体现了两个很宝贵的原则，一个是要履行承诺，答应了别人一定要做到；第二个就是别人好的东西我们要拿过来。
德国的锅好，我们就买德国的锅。
（掌声）我老婆的这两点宝贵品质值得很多人学习。
前天晚上我给她发了个短信，把我这次的行动做了汇报。
她给我回短信：再买一个高压锅。
（笑声）两个高压锅太沉了！我就给她撒了一个谎：德国海关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个高压锅。
假如我们的德国朋友不反对，不怕中国人把德国的高压锅买得涨价的话，我回去会利用我在中国的影响，写文章宣传德国锅的好处，让全中国的家庭主妇都让她们的丈夫来买锅。
杨振宁莫言范曾北大对话
杨振宁莫言范曾北大对话
畅谈科学文学梦想奋斗
2013-5-16 5:25:08 来源：《光明日报》（ 2013年05月16日 01 版）
光明日报北京5月15日电（记者邓晖通讯员刘梦）今天，91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5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78岁的著名艺术家、北大讲席教授范曾的邀请下齐聚北京大学，为上百名青年学子献上了一场名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的思想盛宴。
3位大家的智慧对话是一场科学与文学的互动。
短短2个小时里，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谈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谈对美的认识、谈宗教、谈哲学。
同时，这更是一场前辈大师与青年人的珍贵对话。
青年代表面对杨振宁，发问做研究这条路实在太寂寞，如何坚持；面对莫言，追问作家得奖是否压力大于动力，如何看待“诚”与“信”；面对范曾，疑惑搞艺术最需要天赋，勤能否补拙、笨鸟如何先飞？3位大家娓娓道来，谈自己的梦想和奋斗，也用有温度、有韵味的对话为年轻学子传递成长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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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对话美国文学青年：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2013年07月02日07:46 来源:光明日报杜羽、计亚男图为莫言（右一）、约翰·兰多夫·桑顿（中）与主持人李潘在对话现场。
光明日报北京6月30日电（记者杜羽、计亚男）30日，5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22岁的美国文学青年约翰·兰多夫·桑顿坐在了一起。
在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承办的“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跨越大洋的文学对话”活动上，两位作家共叙文学与写作，畅谈东西文化的差异与共性。
中国作家莫言，扎根于中国大地，一直把写作目光对准中国乡村。
现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兰多夫·桑顿，14岁时曾到北京游学一年，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美丽的国家》一书。
他们肤色不同，阅历迥异，对中国、对文学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认知，对话现场碰撞出的思想火花，引发听者的思考。
本报副总编辑刘伟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是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几代作家的努力下，莫言脱颖而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值得我们骄傲。
小桑顿能够和我们的文学大师对话，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的文学大师有一种胸怀，而且北京师范大学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也体现了北师大传统的人文特色，特别是包容的、宽阔的胸怀。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鲁迅文学院作家班青年作家代表300余人聆听了这场对话。
时间：6月30日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新图书馆开场白董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文学是文化的一个载体，以其独特的魅力记录了各个国家老百姓重要的社会经验、民族精神以及国家的特征。
在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文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人们对一个国家文化的理解，既有想象的层面，也有真实理解的层面，更有尊重的层面。
一个作家要真正地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自己和他国的文化，就必须置身于那种特定的文化之中，这样才能真正帮助读者从一种想象的文化到真正理解的文化、尊重的文化。
随着中国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作家，用他们的笔来描绘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描绘出中国人和世界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美好家园的共同愿景。
莫言：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趣。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而且是在中国一个比较老的人和美国一个很年轻的人之间围绕文学来谈话。
今年桑顿22岁，我是58岁，按照中国的属相，我们两个都是属羊的，属羊的人都比较温顺，我们一老一小两只羊，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非常高兴和莫言先生对话，我读过莫言先生的书，受到很多启发。
这场对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荣幸，我想我们的对话会非常有意义。
现实的中国与文学的中国莫言：我的小说里所描写到的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各种侧面，其中有悲壮的、荒诞的、温柔的、美好的，也有邪恶的，我想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就有的现象。
文学的任何想象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不可能是凭空的想象，都是从生活当中得来的。
当然一个作家的描写不可能是对生活进行一种简单的照相式的描写，而是把生活中的一系列现象经过想象、加工，通过塑造人物，通过优美的文学语言，赋予生活以艺术性。
这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既是来自生活，又是高于生活的。
我们既可以通过读这样的文学作品，了解作家所描写的中国和世界，也可以利用文学作品普及到对全人类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描写，所以很多文学作品应该立足于作家的本土，但也超越本土。
约翰·兰多夫·桑顿：在我来中国之前，其实对中国的理解非常有限，所以我是以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来观察中国、挖掘中国、体验中国。
没有谁给我灌输关于中国的任何想象，我的先见很少、预期也很少，所以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感觉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的美国朋友对中国有不同的观点。
没有来过中国，或者没有学过中文的人，对中国的认识未必准确。
我曾在中国待了一年，虽然也是很短的时间，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过去更深入、更全面。
我写的《美丽的国家》中很多故事建立在这一年在中国生活的基础之上，把这些生活的素材进行加工、扩充，有美的，也有丑的，但是没有办法说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它是一个想象的结果。
我对中国整体的印象就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莫言：桑顿来中国时，是十几岁的小孩。
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住在一个陌生人家里，和中国的孩子在一个网球训练中心打网球，他实际上是用儿童的心理、儿童的眼睛来感受中国。
他当然看到了很多中国的现象，看到了中国拥挤的交通，看到了遍地的尘土，看到了空中的雾霾，也看到了很多令他感到不舒服的现象。
他的着眼点始终在人身上，我想感受最深的不是中国的外部物质环境，而是中国人。
比如一起打球的小朋友博伟，练排球出身的网球教练，大老板家里的司机，一直陪同他的维多利亚小姐，还有四个人挤在一个狭小房间的保姆们，他的眼睛盯着这些人，用心灵来感受这些人，感受到他们的善良、纯朴，当然也有狡猾、肤浅，他把这些写出来了。
如果仅仅描写中国的高楼大厦、遍地垃圾，就不是一个小作家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外部的环境也会影响到人的心灵，我想他的着重点还是盯着人，用心来感受中国，这一点我是很欣赏的。
坐标、视角与观点莫言：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也不能正确地看待外国。
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美国人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我想他也很难正确看待其他的国家。
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看待自己，很难正确地公平地评价别人。
怎么样正确地看待自己、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包括怎么样正确看待自己的学校，这都是人生的必修课。
只有能够把自己判断的比较准确，我想得出来的外部判断才有可能比较靠谱，否则本身是一个自大狂，必然看到别人都渺小。
本来你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无比完美，我想别人在你眼里可能没有一点是好处。
当然要获得一种公正的、客观的、甚至有点谦逊的眼光，需要很多的修养。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之努力。
如果我们要来评判今天的中国，第一是要有一个方向，纵向来看，我们拿过去的中国、昨天的中国、前天的中国来和今天的中国比较，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
另外要拿外部来和内部对比，我们看了美国、法国、世界上其他先进的国家，也看了世界上目前在经济上不如中国的国家，用他们来对比当下的中国，又是一种结论。
如果仅仅站在一个角度来看，得出的结论可能差别很大。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前几年我在家里面和我的父亲、侄子一起吃饭，那时候我父亲88岁，我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今天这个社会目前的生活是他人生当中最好的阶段。
我侄子是“80后”，他立刻就反驳爷爷的意见。
我当时就笑了，觉得两个都有道理。
我父亲是1923年出生的老人，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战争、饥饿、动乱，人生的所有灾难都经过了，拿自己80多年的中国来比较当下的中国，他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期。
你能说他说得不对吗？一定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我觉得父亲讲得有道理。
我侄子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他生下来以后没有经历过饥饿，那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农民的生活也比较富裕了，他现在是和左右来比较，他看到他的同学本事没有他大，但是当上了局长、科长，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家里有后台。
他看到有的人没有他聪明，但是发了财，成了老板，因为他们可能运用了不正当手段。
他和周围的人一比较，就觉得当下社会是贪污腐败、横行霸道、一无是处。
因此一老一小对中国当下有两种看法。
对中国社会进行比较公正的判断，要有一个纵的方向和一个横的方向，然后汇成一个十字，汇成一个焦点，这样才比较准确。
我想我们看外国，外国人看中国，我希望用历史的观点，用不同的坐标来参照。
约翰·兰多夫·桑顿：美国的历史看上去很辉煌，但实际上也是经过一些挫折的。
目前来说，美国社会自豪于现在的发展，有些人可能不愿意了解其他的文化，实际上美国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想美国人出国留学、了解其他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美国也是全世界的一部分。
经验、人性与同理心莫言：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属于文学所描述和所表达的对象，但文学最重要的是要表现人的复杂性。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写人不可能不触及到环境。
关于中国经验，这是最近几年来提得很响的一个概念，我想有中国经验，也有美国经验；有美国经验，也有欧洲的经验。
总而言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环境、独特的人文背景，这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
我特别喜欢小桑顿的曾祖父老桑顿对他的教育，老桑顿教育孩子第一做人要有勇气，第二要有责任感，第三要有同理心。
要有勇气、责任感，我们都有同感。
所谓的同理心，就是希望一个人要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能够替别人着想。
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人际交流，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顺畅许多。
如果永远站在个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想和你交朋友是很痛苦的。
同理心要求你换位思考，但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可能会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如果仅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要求别人，我想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做邻居都是很不可爱的。
同理心也涉及到了中国经验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现实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各种各样的看法，也有很多批评，我想对中国目前社会的现实如果没有认真调查，只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妄加评议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句话对，但反过来说，“己之所欲”就可以强加于人吗？“己之所欲”也不能强加于人。
即便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你们的家庭里、在你们的国家里是实验过多少年的，都是正确的，但是你也不能强行加到别人头上或者别的国家头上。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中国能有今天，这和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分不开的，处理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
我想中国人肯定会欢迎来自世界各地、各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帮助，但这样的批评和帮助必须是友好的，不能是强加的，不能把你的经验强行加给别人，这是我读小桑顿的书时很感慨的地方，要有同理心。
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小说《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在柏林得了奖以后有很多批评，说张艺谋是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故意给西方人看中国的落后面。
那时候，这种批评是很强烈的。
但无论是作为写小说的我，还是作为当导演的张艺谋，我们都没有出过国门，我们也不知道有“东方主义”，起码我不知道西方人到底喜欢中国的什么。
而且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我的小说将来要翻译成外文给外国人去看，更没有想象到我的小说会被拍成电影给西方人去看，我写作时就是用自己的内心来写，我感觉我心里压了很多话要说出来，所以我就开始写。
同时我也要为历史上的祖先们来写作，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上演了那么多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故事，跟他们相比，我觉得我们显得很苍白，我觉得应该用鲜活的语言把祖先的光辉业绩、敢作敢当表现出来，这是我写作的动力和初衷，谁也没有想到“东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