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简要回顾
彭大鹏近代的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历尽磨难，历史运动的轨迹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各种社会力量则交织在这波诡云谲的变局中。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综合改造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
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有600 多个，设立的试验区则有1,000 多处。
用梁漱溟的话说，这些参与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
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
他们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的理念体系和价值诉求对中国积贫积弱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活动，这些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也不相同，但都试图在不变更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改良，探索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出路。
回顾乡村建设运动历史，探询乡村建设者的足迹和路向，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的那个年代涌现出如此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呢？从经济上来看，一方面农村积贫积弱，同时又受工商业经济的渗透，自然经济处于崩溃之际，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19 31 年到1936 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 的水平，10 年间兴建了8 000 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 年代翻了一番。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 年到1937 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城市工商业大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差距的相对扩大。
从文化和社会来看，农村也处于一个凋敝的阶段，城市为传统农民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劳动力转移机会，由此农村愈益显得没有生机与活力，旧的传统和伦理观念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凡此诸种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救济乡村”的呼吁。
而且在这一阶段，战事渐稀，中国暂时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为各种社会改良和试验提供了机会，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涌现的。
三农问题历史与现状分析
三农问题历史与现状分析三农问题是指中国农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这个问题是中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面广，解决起来也相对复杂。
本文将从历史与现状两个方面对三农问题进行分析。
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农民传统。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到土地的世袭制度和赋税的压迫，生活贫困，处于社会的边缘。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农民农田的丧失使农民面临更加严重的困境。
在1949年以前，农业处于经济的核心地位，中国的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贫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一度遭到忽视，农民地位下降，三农问题恶化。
改革开放以后，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之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农民工群体。
同时，农村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
三农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复杂性，如土地问题、农产品销售问题、农村基础设施问题、农民教育问题等。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限制了土地的流动，使农民无法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也存在问题，一些农村土地出现闲置和流转难的情况。
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期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农产品销售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不佳，无法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此外，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不畅，农民难以获得合理的价值回报，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导致了农村的贫困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种不平衡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缺乏基础设施也限制了农产品的流通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教育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环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危机的表现及其影响
山东
８ ２
４ ６
３ ６
属于小康生活 ，０ ～ ９ 称为勉强度 日，如果恩格尔 ５％ ５ ％
系数高达 ６％以上 ， ｏ 就属于绝对贫 困［。据 卜 的调 １ ２ １ 凯
查 ，９０年冀 、 、 、 北部 ） １３ 豫 晋 皖（ 四省农家 的恩格尔系 数 为 ６％， ２ 其他开销分别是 ： 衣服 ６ 房租 ５ 燃料 ％， ％， 与灯光 １％， ３ 杂项 １％・ 这是就四省平均而言。 ４ ｔ。 ３ １ 其实， 在华北 ， 很多地方恩格尔系数要大于 ６ ％。３ 年代河 ２ ０ 南、 河北一带“ 统计农家全部生活支 出， 食料要 占到百 分数之六 十或八十” １ 【。因此 ， Ｉ ４ 从消费结构上来衡量 ， 华
河南
四省
全 国
６ ３
３５ ２
８０ ５
４ １
５ ０
５ ６
４ ３
３ ８
４ ８
资料来源： 农情报告》９４ 据《 １３ 年第 ４ 期整理。
负债率的增高说明贫困家庭的数量在增多 。负债 北农 民的生活水平属于贫困型。 另外 ，从农 民食物消费的具体内容也可以看 出农 额的增多表 明农 民贫 困化 的加深。
越多了。李景汉在河北省定县的调查发现 ： 村 ５６家 从 １２ 年的 ５ ． ％上升为 ５ ． ％ｔ。这些变化反映 ５ ２ ９８ ２１ ７ ５０ “ ２ ｌ 中 ， ２ 年借贷的计 １１ ， １ ９ ９ ７ 家 占总家数的 ３ ％；９０ ３ １３ 年 出： 河南乡村中贫民的数量在增长 ， 民的贫困程度在 农 借 贷 的计 ２０ ３ ，占 ４ ％；９ １ ４ １３ 年借贷 的计 ３５家 ， 加深。 ０ 占 因此 ， 当时的华北乡村 中普遍呈现出中农户数下 ５ ％。关于每年平均每家借款额也有一年比一年多的 降和贫雇农户数上升的趋势 。 ８ 而导致 自耕农减少 ， 自 半
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
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农民收支平衡与否以及农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最终体现，是近代社会经济史学者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贫困化已成定论，但缺乏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得出了一些新看法，如慈鸿飞以20世纪前半期华北农村为例，认为30年代农民的收入接近1994年农民的收入，农产品出现了大量剩余，中国“糊口”农业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① 笔者认为，必须全面考察农民的实际收支状况和具体生活程度，才能得出农民生活是否属于贫困和糊口水平的结论。
本文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为中心，对近代华北农民的生活状况做一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内容有：一、家庭收支水平与生活费用分配结构；二、农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生活状况；三、从土地关系、农业生产力、家庭手工业、商品交换、金融调节、租税程度、天灾人祸等方面，探讨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一先从家庭收支是否平衡和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来考察农民的生活程度。
家庭收支平衡与否，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
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55县60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以外势必出于借贷。
”①二三十年代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表明，入不敷出者的比例是很高的。
如河北遵化、唐县、祁州(今安国)、高阳、邯郸5个县，1922年人均收入50元以下者占62％以上，按每人年收入50元为贫困线，“其入息离开‘应有之供给’的地方太远了”。
②清苑县500农家，入不敷出者占62％，总计平均每家亏损20余元。
③山西中部一个村庄，“各种农作每亩的平均收入为1元6角5分6厘，每亩平均支出为3元零9分4厘，收支相抵每亩实赔大洋1元4角3分8厘；如果除去已工不计，每亩仅可实赚大洋1分2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基本社会经济形态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基本社会经济形态作者：王磊来源：《新生代·下半月》2018年第10期【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在政府及地方势力的推动下发生了有意义的变迁，在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治下的蒋统区，实行了废除厘金、废两改元、发行法币等政策，这些都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蒋统区统一财政伦理本位要探讨20年代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经济形态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首先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从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到1936年，中国的18个省仍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并不直接处于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一部分地方大军阀在自己的控制区内为了各种目的而纷纷进行着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革，这是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地方自治思潮的真正实践化。
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蒋统区的城市经济形态做一有限探讨。
“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主要针对1927-1936年蒋介石控制地区南京中央政府的现代工业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分析。
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工业与农业的“分立式”、“双轨式”运行是中国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期无法解决或者并无动力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严重缺乏西方现代的工业基础，即使经过晚清的洋务实践及近代工业初建也大多集中于官方、政府内部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可称的上是“杯水车薪”，而以城市和农村为核心内容的民众社会则长期难以得到与其体量相称的发展关照。
清末的留学潮与庚子赔款计划的确为这个庞大又“顽固”的农业帝国提供了第一批革命、实业、文教人才，但先进知识技能与落后现实的脱节又急剧增强了实践过程中的变异。
在20年代后期进入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中，一部分承自北洋时期的旧官僚，一小部分来自留洋归来意气风发的新式人才，但正如剑桥史中所言，“南京的领导人没有几个对农民问题感兴趣。
即使他们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也主要关心现代经济部门。
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工业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侯建新【内容提要】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
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
此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
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深浅有别，但客观上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英文摘要】Rural area is the broadest and deepest处不表。
）。
20年代至30年代，尤其是1925—1935年的10年间，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农村社会经济颇为关注的热潮。
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群。
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和外国学者。
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关注而调查农村；二是西方的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
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来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
又例如，陈翰笙先生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为了以事实来阐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与第三国际和国内取消革命的托派进行斗争。
国民政府此时也开始进行农村调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并成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历史考察
括农 户和生产 的基本 情况 ， 以及租佃 、 借贷 、 典当 、 税负担 、 捐 商业买 卖 、 生活消 费、 文化教育等 多方 面 。经过调 查 ， Ｊ 他们
发现， 无锡 的亩制 和 田权非 常 复杂 ， 在被 调查 的 ２ ２村 内 ， 至
查， 主要有东北难 民调查 、 无锡农村经济调查 、 定（ 保， ２ 纪上半叶 中国马克思 是 ０世
不久， 陈翰笙又组织 开展了筹备期长 达六个月 的无锡农
主义者进行社会调查的三个典范， 后两者尤其是毛泽东的社
会调查 已得到社 会的承 认 ， 引起 了学术 界 的重视 ， 陈翰 并 而 笙所进行 和组织 的社会 调查 ， 术界却关 注得远远不 够 。有 学
村调查 、 广东农 村调查 和河南 、 安徽 、 山东烟 区调查 ， 以及在
陕西关 中 、 中等地所 作 的一 些简 单调 查 等①。此外 ， 还 汉 他
参与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前 四省——江 苏省 、 浙江省 、 河南 省 、
少存在 １３ ７ 种大小不同的亩， 田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竟达 ｌ ２
村经济 调查 。半 年后 ， 复组 团到保 定清苑县进行 调查 。这 他 两 次调 查均未曾有系统 的调查 报告公 开发表③ ， 事后 的 但从
工作报 告和参与者的 回忆及一些研 究文章 ， 还是能够 窥见其 内容之 一二 。 无 锡农 村经济调查 团由 ４ 组成 ， 了三个 月 时间 ， ５人 用 挨
１ ，９ ０年 ２月） 期 １３ 。
②陈翰笙 ：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 国立 中央研究院 １３ 《 （ ９０年版）在北京 的各大图书馆均 未能找到。 ， ③事 实上 ， 这两次调查均有报告 ， 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发表。参见秦柳方 的说法 （ 陈翰笙等 ：解 放前的 中国农村 》 ３ ， 《 第 辑 中国展望 出版 社 １８ 年版 ， ３４ ） ９９ 第 ０ 页 和杜松《 土地 革命 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 济调查 团活动始末》 中共 中央党史 研究 室编 ： 中共 党史资料》 ４ 辑 ， （ 《 第 ５ 中共 党史出版社 １ ３年版， １８ ） 亩的差异 ： ９ ９ 第 １ 页 。《 无锡 ２ 村稻 田的 １３ ２ ７ 种大小不 同的亩》 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一个初步成果 。
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演变
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演变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农村社会的演变也是其中一个缩影。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探讨这一话题。
首先，我们可以从经济方面来看。
20世纪初，中国的农村经济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缺乏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水平低下。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
1927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农业救国”政策，加强对农村的投资和支持。
1949年以后，新中国政府更是全力推行农业现代化，建立了大量的合作社和农业机械化企业，并向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农业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其次，我们可以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
20世纪初，中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封建主义思想和严重的等级制度，农民处于一种低等的地位，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权利。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社会风气开始逐渐改变。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更是全面改革和发展农村社会。
实行土地改革，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使农村中广大的贫苦农民成为了土地的真正主人。
此外，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激发了农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农村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化和平等化。
再次，我们可以从文化角度来看。
20世纪初，中国农村文化主要以传统文化为主，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开放，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开始进入农村。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全面的文化改革，推翻封建文化和旧思想，深入推广新文化和先进文化。
建立了新的文化机构和教育体系，为农民提供了文化和教育的机会。
同时，农村文艺和文化活动也得到了大力发展，民间文化得到了传承和保护。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文化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文艺和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我们可以从环境方面来看。
20世纪初，中国农村环境极其恶劣，缺乏环保意识和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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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侯建新【内容提要】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
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
此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
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深浅有别，但客观上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英文摘要】Rural area is the broadest and deepest foundation of Chinesemodernization so that Chinese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havethrown all their energy into their rural survey and research.The author reviews and make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ruralsurvey and research in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half of20century,especially in the 1920s-30s,including Yan Yangchu'sand Ling shuming's experiment area of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investigation in Baoding、Wuxi and other rural area led byChen Hansheng,and general survey and statistics organized by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ddition, Japaneseand American made rural survey. Those investigators left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economic research of ruralChina,even though they had different purpose.【关键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调查The 20th Century/1920s-30s/rural investigation【正文】〔中图分类号〕K263；C91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4—0125—07对于20世纪中国农村，我前几年因做中西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接触了一批资料，结果印象和感触都很深，其中之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上下对农村的热情关注以及各种形式的农村调查研究，现在似有必要做一扼要归纳与评述（注：新中国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中，而这场革命的社会内容，至少对占中国绝大部分空间与人口的农村而言，就是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实践，而且土地改革过程中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和研究，以及土改过程中逐村逐户地丈量、分配而形成的土地资料和农户分析资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具开发价值的信息宝库。
不论就其社会价值还是学术价值而言，大概是现存旧中国农村研究的任何资料都无法比拟的，需专文另论，此处不表。
）。
20年代至30年代，尤其是1925—1935年的10年间，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农村社会经济颇为关注的热潮。
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群。
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和外国学者。
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关注而调查农村；二是西方的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
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来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
又例如，陈翰笙先生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为了以事实来阐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与第三国际和国内取消革命的托派进行斗争。
国民政府此时也开始进行农村调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并成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
外国人的农村调查，尤其是日本人“满铁”的调查，则有明显的政治背景。
总之，风行于30年代的农村调查各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的，不可一概而论。
不过，无论如何，客观上或为旧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造作出尝试，或为日后的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值得我们作一较系统地回顾与分析（注：钱俊瑞同志1981年口述写成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一文中提出，30年代中国农村问题大约有如下流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张农村已资本主义化的托派，金陵大学的卜凯组织的大规模农村普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国民党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1982年12月。
）。
一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自20世纪20年代末叶以来，在河北省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省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以及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这一运动基本上是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
这些人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问题；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当然，这支以农立国派的队伍是很复杂的，并非都像梁漱溟那样有明确的理论模式，不少人或者出于痛恶资本社会影响之弊端，或者是深感农村之急需救济，或者是出于一种农村乌托邦思想。
晏阳初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从事平民教育。
1926年选定河北省定县为平民教育实验区，并与他的同事们举家迁至该地。
在定县的十年间，针对他们认为的农民四大缺点，即愚、穷、弱、私，开展四大教育，这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上述教育，他们同时进行了农村调查和统计工作。
作为保留下来的文献，大概后者的工作更具有长远意义。
当时担任调查部主任的是留学美国的社会学家李景汉，手下经常有一二十人，还培训了一部分当地人做调查员。
调查工作原计划一年完成，由于当地农民的不信任、不合作以及工作人员不得力等种种原因，结果调查进行了七年，到1934年才告结束。
他们先对全县情况进行了概况调查，然后开展分村调查，包括户口、土地、生产、赋税、集市、教育和风俗习惯等。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内容务实而完备。
主要成果是83万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33年出版，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版。
不过，更多的资料以原始状态保留下来，可惜在“文革”中大部分丢失，其中许多是未及整理的（注：李景汉：《回忆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载《河北文史资料》1983年第11期。
关于对定县实验的评论见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评定县平教会的实验运动》，原载《申报》第二卷第十号（1934年8月），编入《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旧知书店出版，1937年3月。
李济东：《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如果说晏阳初搞“识字救国”，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更象“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31—1933年为第一个阶段。
此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思想发动和培训人员。
先后共培训两届学生400余人，然后分赴山东省内27个县，试办乡农学校77处。
这些乡农学校，按照梁漱溟的理论从教育入手进行训诲。
不过，这种教育是发扬固有的礼教精华，以培训内在的能力为内容，将自治的工作与教育形成一体，将自治的机构融合在教育的机构里面。
换句话说，即是以习惯代替法律，以柔性的感化，代替硬性的行政。
第二阶段自1933—1937年，在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实现县、乡、村的行政改革和社会改进。
邹平的最高理想是“政教富卫”合一，实行的办法是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用“村学”代替“村公所”；县自治机关的系统，便是“县政府——乡学——村学”。
这个模式中，除“政”、“教”外，还有“富”的方面，这就是组织各类合作社，尤其重视运销合作社，并从事农产优良品种的推广。
关于“卫”的方面，即训练民团。
七七事变后，韩复榘拒绝梁氏关于守土抗战的劝告，而且还利用乡农学校抓壮丁，抢民款，不战而逃，因而乡建派声名狼藉，为人所诟病。
至此，梁漱溟惨淡经营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寿终正寝。
可悲的是，这位中国的民粹主义者所进行的文化复兴与政权建设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保留下来的实证性的资料也颇为有限。
据说，只有在发展经济和引进农业科学技术这方面略有成效，如小规模的技术推广、市场组织改进等，而这些本是梁先生最不在意的（注：详见曹跃明：《梁漱溟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343页。
）。
二陈翰笙：农村调查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30年代前后陈翰笙先生领导的农村调查，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背景。
二三十年代，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
这场论战是由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引起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从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从那时起，就有人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反对的看法。
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和劳动者之分，不存在封建社会。
没有封建社会，当然也就取消了反封建的任务，革命性质也要改变。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采取错误的方针、政策所致。
当时陈翰笙先生及其夫人正在苏联，他与上述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暗暗决定，返回祖国后，一定对中国农村进行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用扎实的第一手材料，证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并科学地说明土地革命在中国势在必行。
1929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聘请，陈翰笙主持该院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并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
中国地域广阔，农村情况也千差万别，经过分析摸底，确定北方的保定农村、长江流域的无锡农村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农村作为三个重点，从而尽可能反映出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