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语教师文化身份建构探究——以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观察为例

张曙望张本惠（1.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2.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06）摘要：中国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是其固有中国文化再现过程和认同英语文化建构过程的统一。

固有文化中的长期取向使其习惯传统型座位排列方式以示教师威严、注意身姿端正以身作则；认同的个体取向既使他们张扬自己身势动作、副语言和外貌装饰的个性，又关注和尊重学生个体；出于小权力距离观的认同，他们喜好模块型座位排列方式。

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在英语课堂表现显著，有助于确立他们在跨文化英语教学中的角色作用。

关键词：文化身份；建构；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8-0242-03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身份（Identity）”概念的延伸，历来有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视角，前者认为文化身份是稳定的、不变的存在；后者认为文化身份是流动的、建构的过程[1]。

无论视角如何，其塑造力量都是文化，即“一种符号、意义和行为规范的体系，是一个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想和所感”[2]。

当同一文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拥有认同感(Cultural Identification)时，便具有了同一文化身份，因而也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化群体的“所言、所行、所想和所感”。

本文关注英语教师的课堂“所行”，通过我校英语专业学生四学年（2007-2011）的课堂观察，并同期对比非英语教师和外教的课堂“所行”，运用霍夫斯泰德-邦德价值观维度（Hofstede-Bond Value Dimensions）①分析他们的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发现英语教师同时认同汉、英两种价值观体系，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即中国文化的固有身份和西方文化的建构身份。

本观察涉及37名教师，其中16名为英语教师、17名为非英语教师，4名为美、英和加拿大籍英语教师，同一教师开设不同门次课程，计作一人。

一、英语教师固有中国文化身份的再现文化身份的本质主义定义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3]，英国文化研究集大成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据此，英语教师和非英语教师共享中国文化，因而具备同一中国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4]。

英语教师的中国文化身份可从其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所反映的长期价值观取向得到印证。

长期-短期取向(Long-term vs.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是霍夫斯泰德-邦德价值观维度中专门描述中国文化的维度，指人们是否崇尚节俭，是否追求生活的稳定以及是否遵循传统等。

中国以253的长期指数值[5]高居榜首，表明中国文化注重长期取向和长期目标，追求稳定，遵循传统，落实在教学上就是认可教师的尊崇地位和模范作用。

英语教师对教师尊崇地位的认可反映在他们习惯传统型座位排列方式(the Traditional Arrangement)和较长时间的课堂串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地位紧随“天、地、君、亲”之后，自古就尊贵显赫。

传统型座位排列方式将教师讲桌高高置于讲台之上，且与学生座位遥遥相对，学生虽可自由落座，但上课时都须面朝教师安静听讲。

英语教师习惯此种座位排列方式，串讲时站在高高的讲台中央，提问时也习惯站在讲台上或游走于讲台附近，接受学生的注目和尊重，自然是众人景仰的焦点。

英语教师的课堂串讲时间虽因课程性质而不同，但观察发现，至少都在总学时的2/3以上，多数时候，他们独占讲坛滔滔不绝，其独享尊崇的教师地位不言自现。

英语教师为人师表的模范作用则体现在课堂时间的利用(Chronemics)、身势和动作(Kinesics)及体触(Touch)等方面。

自孔子倡导教师“以身作则”，教书育人的理念就延续至今。

以到堂时间为例，观察发现，中国教师都有提前5-10分钟到堂的习惯，而且听铃上课，非常准时，偶尔踩着铃声到堂也会微笑致歉。

“身教重于言教”，英语教师以自身课堂非语言行为树立了良好时间观念的典范。

此外，他们的身势和动作也践行着“身正为范”的理念。

“身正”的字面含义即为身体端正，如观察所见，英语教师上课时大都举止端庄，行为稳重，表现出与外教极大的不同。

以“身势变化”为例，他们多数时候站在讲桌后讲课，有时也站在学生中间，需要坐下时一定会坐在椅子上或凳子上，且坐姿端正，不会像外教那样或站在讲桌后、或倚在讲桌一侧，更不会坐在讲桌上侃侃而谈。

本次观察未见异性师生间发生拍肩、拍背等课堂体触行为，毕竟，面对成人学生，此举有违“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

总之，英语教师以自身的课堂非语言行为实践着“师者，人之模范也”的职业要求，再现其固有的中国文化身份。

二、英语教师认同英语文化身份的建构与本质主义不同，建构主义认为文化身份“始终处于变化和转变过程之中”，不是相对“完成了的”，而是在不断地被建构、修改和完善[6]。

在共同具备的中国文化身份之外，英语教师和非英语教师“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7]，使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呈现出异于非英语教师的独有特点。

（一）个体取向的建构资源个体取向是衡量个人与集体关系疏密程度的个体-集体取向维度中的一端，美国以200的个体指数值[10]高居榜首，表明以其为代表的英语文化强调自我，注重个人独立、个人成就、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等。

个体取向对英语教师的课堂近体距离(Proxemics)、外貌装束(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Artifacts)、身势和动作及副语言(Paralanguage)均有显著影响。

个体取向使英语教师的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个性张扬。

与非英语教师相比，他们身势多变，动作夸张，表情丰富，以手部位置为例，非英语教师上课时通常一手垂于身侧、一手横放腰间或双臂自然横置腰部，位置比较隐蔽，但英语教师大多双手置于腰部或以上位置，甚至上举至胸前，做起动作来更加明显，有时双手抱胸，有时双手插入裤兜，更具个人魅力。

就面部表情而言，英语教师大都表情生动，一颦一笑均配合着教学内容的传递；非英语教师则大多神情庄重，喜怒不形于色。

他们的副语言也富于变化，由于模仿英语的语音语调、使用英语的拟声词和语气词，英语教师的语速普遍较快，发音也更清晰，与外教更加相似。

外貌和装饰及个人用品使用是英语教师彰显个人魅力的显著标志，多数女性英语教师带妆上课，服装更换频繁，且与发型、配饰统一，学生有时甚至能闻到淡淡的香水味。

更多近视的女性英语教师使用隐形眼镜，以突出其女性魅力；有的英语教师还在多媒体课上现场录入板书内容，大屏幕显示其娴熟的打字技巧令学生惊叹不已。

个体取向也同时使得英语教师更加关注学生个体。

相对而言，他们的课堂互动时间较长，且形式多样，有角色扮演、案例分析、每日演讲以及汇报呈现等等，往往互动过后还给予点评；即便是常见的课堂提问，英语教师通常也会给予回答困难的学生二次机会，而且会以更加简单的方式将问题复述一遍。

副语言也能反映英语教师对学生的尊重，虽然上课时声音通常不及非英语教师洪亮，但能保证学生听见，使用话筒时也不会将音量开得过大而影响其他班级上课。

个体取向还使其尊重学生隐私，上课时，英语教师一般习惯与学生保持适当体距，尤其是监考时，他们大多在学生座位间慢步移动，与学生的近体距离时远时近，不会长久站立在某一学生身旁，更不会弯腰盯着他们的试卷，也极少与学生发生体触，因为依照个体取向，上述行为都是对他人隐私的侵犯，应当设法避免。

（二）小权力距离观的建构资源权力距离是衡量人们接受权力不平等状况的程度。

美国的权力距离指数为-90[11]，信奉小权力距离观，认为人生而平等，权力只不过是为了提高社会效率而设立的不同社会角色，上下级之间关系平等。

受小权力距离观影响，英语教师虽然习惯自身的焦点地位，但遇有互动教学环节，他们往往也主动放弃自己的专属领地，邀请相关学生登上讲台主导这一时段的教学；遇有小组讨论，他们往往要求前排学生转身面对后排同学，前后各两名学生组成4人小组展开面对面讨论，将传统型座位排列方式变成模块型(the Modular Arrangement)。

只要课堂座位排列方式有利于教学效果，英语教师并不在意学生是否正面注视或侧身甚至背对自己，他们的权力距离观与外教更为相似性：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和学生只是其中的不同角色，只要利于教学，教师的焦点地位是可以放弃的。

三、英语教师双重文化身份的重构文化身份既是一个拥有多种资源、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固有文化也应是其建构资源之一，因而，“文化身份兼具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流变性”[12]，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实际是其固有中国文化的再现过程和认同英语文化建构过程的统一体。

双重文化身份不仅意味着英语教师的交际行为同时受中、英两种价值观影响，更意味着上述两种价值观体系在其文化身份中得到重构和整合，使英语教师游走在中、英两种文化之间，因而他们的课堂非语言交际行为也呈现出中庸态势，如他们的身势动作比非英语教师丰富但比外教含蓄，座位排列同时喜好传统型和模块型，与学生的近体距离及师生间互动时间介于非英语教师和外教之间，课堂副语言比非英语教师生动但不及外教富有表现力，装束打扮及个人用品使用比非英语教师张扬但比外教内敛。

值得指出的是，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并不总是维持在中庸态势，有时偏向中国文化，有时偏向英语文化，视具体环境而定。

尽管文化身份“在群体成员身上的显性有强弱之分”[13]，但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在英语课堂表现显著。

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此时英语教师一边教授英语语言，一边传播英语文化，此时对英语文化的认同（identification）比在其他任何环境都要强烈，所建构的英语文化身份更加张扬，其双重文化身份也就愈加显著。

又由于中国英语课堂处于更为广大的中国文化环境之中，英语教师应认同更多的英语文化才能平衡其双重文化身份中的固有中国文化资源。

综上所述，中国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以其固有的中国文化和认同的英语文化为建构资源，在英语课堂表现显著。

双重文化身份有助于确立英语教师在跨文化英语教学中的角色作用。

英语教师应加强自身的英语文化建构，展现更强的英语文化身份，才能拓宽异域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文化输入渠道，以利学生培养和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注释：①霍夫斯泰德-邦德价值观维度主要描述与工作有关的价值观取向。

本文选取美国为英语文化代表。

由于中美两国的“男性-女性取向(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和“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指数接近，分别为84和63以及-87和-155，彼此间差异不甚显著，故相关文化分析不涉及此二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