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试析隋李谔上书正文体》载《常熟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羊士谔事迹考略与其诗校释
羊士谔事迹考略与其诗校释郭殿忱【摘要】羊士谔,两《唐书》未立传,致使其生年、表字、里籍、仕历多有歧说,今试予考辨,略加解说.明代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收录羊士谔各体诗七首,今以之与宋人《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元人《唐音》、《唐才子传》,清人《全唐诗》,现当代岑仲勉《唐人行第录》、闻一多《唐诗大系》等比勘,发现异文及讹误处若干.现逐一校释,期以给出献可替否之结论.【期刊名称】《泰山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41)002【总页数】7页(P18-24)【关键词】泰山;羊士谔;诗;校释【作者】郭殿忱【作者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中唐才子羊士谔，两《唐书》无传，致使其生卒年、表字、里籍、及第年份、仕历均现歧说，今据相关资料逐一加以考辨。
一、生卒年考闻一多先生撰《唐诗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定为（七五六-？）［1］（P324）。
陶敏《羊士谔生平及诗文系年》（以下简称《生平》）则称：“唐肃宗宝应元年壬寅（762）生，一岁。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辛丑（821）六十岁在户部郎中任。
本年或稍后卒。
”［2］（P287）考：《登科记考补正》载：“唐德宗贞元元年乙丑（785）进士三十三人：郑全济，状元。
麴信陵…… 羊士谔，《唐才子传》：‘羊士谔，贞元元年礼部侍郎鲍防下进士。
’孟（二冬）按：《郡斋读书志》卷四上、《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皆云士谔贞元元年第进士。
”［3］（P495）按：如依闻先生公元756年生之说，及第时（785）已年届而立。
《生平》公元762年生之说，乃系定《守郡累年俄及知命聊以言志》一诗作于元和六年（811），上推得知。
然题中“守郡”并非专指巴州，“资州”（今四川简阳）、“睦州”（今浙江建德）均合诗中“南国疑逋客”的“南国”之意。
据《严州图经·郡守题名》载：“羊士谔：元和十二年三月五日自祥（洋）州刺史拜。
”［4］（P990）考：羊士谔由京官外放，自元和三年（808）贬资州刺史（于途中改贬巴州刺史）始，至元和六年或元和十二年，哪个更合题中“累年”之表述呢？显然，闻一多先生之说更可采信。
《隋书》疑误辨析
第20卷第4期 2017年10月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Journal of Jim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20,No.4Oct. ,2017《隋书》疑误辨析龙坡涛(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200234)[摘要]《隋书》是研究隋朝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为治史者广泛征引与运用。
然而魏征等人著述 《隋书》时因种种条件的限制，加之流传与刻板中所产生的问题，故书中疑误之处难免。
对其中部分内容 略作分析，祈盼学者在运用《隋书》时，注重核查史源，从而减少乃至避免错误的产生，防止以i化传讹。
[关键词]魏征；《隋书》；勘误[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隋书》是保存隋代官方史料最系统的一部史书，是正史“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史者必读和参考之书。
诚如张之洞所言:“凡引据古人事实，先以正史为凭，再及别史、杂史。
”笔者在研究《隋书》时发现所载U处似有疑误，现略加分析，抛砖引玉。
1.《隋书•五行志》载：“梁天监元年五 月，有盗入南、北掖，烧神武门总章观。
时帝初即位，而火烧观阙，不祥之甚也。
”[2]按：“神武门”当为“神虎门”。
据《资治通鉴》卷145载：天监元年（502) “五月，乙亥夜，帅其徒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门作乱，烧神虎门、总章观，入卫尉府，杀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3]。
《梁书•武帝纪》载:天监元年“五月乙亥夜，盗人南、北掖，烧神虎门、总章观，害卫尉卿张弘策”[4]。
此处“神武门”是为唐人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名讳而 改，应为“神虎门”。
2.《隋书•五行志》载：“后齐河清二年二 月，大雪连雨，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繁霜昼 下。
是时突厥木杆可汗与周师入并州，杀掠吏 人，不可胜纪。
”[2]627“后齐河清二年，太原雨 血。
刘向曰：‘血者阴之精，伤害之象，僵尸之类也。
’明年，周师与突厥入并州，大战城西，伏尸百余里”[2]_。
第一章---隋代诗歌综合研究
第一章隋代诗歌综合研究自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有隋一朝，只维持了三十七年。
但它却结束了南北朝二百七十年的分裂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兵制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唐以后各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为人所公认的。
然而，隋代诗歌的文学史地位却一直为人所忽视，在讲述中国文学史时，要么陈隋相提，要么略去不论。
究其原因，一是隋代柞命短暂，二是隋代确未产生足称一代代表的大诗人，三是对隋代诗歌在诗歌发展中上的价值缺乏认真的研究。
从本世纪初至七十年代，对隋代诗歌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一篇也没有。
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倒是有一些关于隋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叙述，然大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深入研究。
比较早地对隋朝诗歌进行深细探讨的是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6书籍作者：郑賓于著图书出版社：上海北新书局印行他在该书中从“杨素的复古”、“统一文学与反动”、“宫体诗的作家”、“隋宫的女诗人”几个方面，比较具体地讨论了隋代诗歌的特点和成就。
倪其心的《试论隋代的诗歌》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对隋代诗歌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题论文，本文涉及面广，从隋文帝论到炀帝时，从薛道衡等文人之诗论到民间歌谣、无名氏的小诗，文章最后认为，“在文学史上，隋代是一个新旧创作思潮开始交替的过渡时期。
南北文风虽然合流，而齐、梁以及梁、陈的宫廷文学的影响仍很严重；不及根本的粗暴改革，反而导致变本加厉的恶果；但是文学不会停滞不前，必定会从人民群众中创作出新鲜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学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就是隋代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它提供的有益经验。
”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则在研究深度上超越了前人，她首先指出，“隋代的政治文化状况在文帝和炀帝两代不同的统治方式下，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是隋朝前后诗风发生变化的原因。
接着，她又在与梁陈齐周诗的比较中，归纳出隋诗“时有蒙气”、“普遍缺乏创新精神”的特点。
同时她又对隋诗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隋诗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当与作者多为朝臣、前期受文帝儒家教条的压制，后期又受平庸嫉才的炀帝的压制有关”，“还与这一代作者大多才情不高有关，就连水平较高的诗人也缺乏雄厚的才力和突破的气魄。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课件
曰情。”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 p 11
诗境的产生和特点： ❖ 诗境是诗人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相结合而产
生的范畴。 ❖ 诗境是通过艺术构思来定形的。
❖ 《诗式》：“真于情性，尚于作用。” ❖ 《诗式》：“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
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 类同者，尽入比兴。”
大则经纬天地，作训隋垂唐时范期文，学批评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
民。”
p 16
②中唐时期是高潮时期，古文理论上有：
❖ 发展前期的贵道说，以韩愈为代表；
❖ 发展前期的济世说，以柳宗元为代表；
❖ 总结古文的艺术规律，提出了情、气、才、辞的理 论。
❖ 情：提出了以“情”达“道”的主张，道不离情， 情可达道。
② 取境的艰难 ❖ 《诗式》“取境”：“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
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 得，此高手也。”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 p 10
③ 虚实的结合 ❖ 《诗议》：“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
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 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 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 以偶实。”
❖ 钟嵘《诗品序》：“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 滋味者也。”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 p 25
司空图的“辨于味”有两重含义： ❖ 一是辨别诗是否有味，是什么样的情趣韵味；
❖ 二是辨别诗是否有味外味，即“近而不浮， 远而不尽”。
❖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倘复以全美为 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 p 26
❖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是晚唐诗歌思想的一个高 峰，它是对整个唐代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和 丰富经验的总结，是一次侧重于艺术理论方 面的总结。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叙论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傅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此不待烦言而解者。
独其典章制度之资料今日得以依据以讨论者，仅传世之旧籍。
而其文颇多重复，近岁虽有新出遗文，足资补证，然其关系，重要者实亦至少。
故欲为详确创获之研究甚非易事。
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汉，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能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
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聊供初学之参考，匪敢言能补正前贤之阙失也。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粱、陈，三曰（西）魏、周。
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
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
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
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
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
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
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
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后（可编辑）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后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胡平一、成书背景及其它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要了解一本史书的意义,先要了解史家本人。
如能略知写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期陈寅恪先生的生活环境与时代背景, 当能有助于我们对该书的了解。
1据书后之《附论》 , 知此书完成于 1940 年 4 月 , 时作者大病初愈, 居于昆明青园学舍。
《附论》中所说大病, 当指作者于 1940 年 1 月 30 日所发之心脏病。
据陈先生自己所述, “此2次之病甚不轻 , 即心悸心跳, 所谓怔忡者是也”。
由于病情较重, 影响了正在进行中的《隋3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的写作,至 1940 年 2 月底, “尚欠一章论财政者未成”。
此书的书名初看似乎只是研究隋唐制度之渊源 , 但陈先生的想法却不仅如此 , 他其实是把此书当作4《通史》来写的, 因此才有“极费力”的感慨。
至 4 月,陈先生虽已完成书稿,但因尚欲有所修正,而自己眼疾之症又十分严重,故 7 月间仍致信傅斯年,请他托人代为抄写一份。
5该书起初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行, 陈先生虽极度不满商务印书馆往往改易原稿之病,6但为尽早出版,乃亲自详看一遍,仍交付商务出版。
尽管如此,由于正值抗战时期,时局动乱,故该书迟至 1942 年仍然未能刊行。
当时战事方殷, 陈寅恪先是困居香港 , 准备应牛津大学之聘 , 等候赴英, 然 1939 年欧战爆发, 无法成行, 陈寅恪又迁回内地, 居于昆明 , 后又迁至桂林。
在此数年当中 , 陈寅恪7一家生活物资极其匮乏,家人多患病,真可谓是饥寒交迫、穷困潦倒。
除此之外,图书乃学者治学最为重要之工具, 而因战乱之关系 , 陈寅恪“二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 悉在8安南遗失”。
其中包括陈先生花费极大心力的《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以及蒙古与9佛教等方面的大批重要书籍,幸存的“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
李谔《上书正文体》的再认识
２ ０ １ ７年 １ １月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 科 学 版 ） Ｊ ．ｏ ｆ Ｊ ｉ ａ ｎ ｇ ｓ ｕ Ｎｏ ｒ ｍａ ｌ Ｕｎ ｉ ． （ Ｐ ｈ ｉ ｌ ｏ ｓ ｏ ｐ ｈ ｙ ａ ｎ ｄ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 垦 ｄ ｉ ｔ ｉ 里
典， 伊、 傅、 周、 孔 之说 ， 不 复关心， 何 尝入耳。
对 于 这篇 上 书 ， 前 人 讨论 甚 多 。或 认 为 其 持 论偏激、 狭隘 ， 完 全 否定 了文 学 的独 立 性 价 值 ； 或 肯定其 纠 正 齐 、 梁 文 风 的历 史 作 用 。也 有 论 者 从 隋统一 全 国 的视 角来 看待 其 总 结 性 意 义 ， 如 王 运 熙、 顾 易生 认 为 ： “ 李 谔 处 于 新 的 大 一统 王 朝 建 立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后 ， 其 观点 更 具有 了 总 结整 个 六 朝 历 史 教 训 的
魏晋 以后 “ 轻 薄” “ 浮华 ” 的士 风在文 学 领域 的基 本 体现 。上书 中“ 吟 咏” “ 缘情 ” “ 无用 ” “ 竞 一韵 之 奇 ， 争 一字 之巧 ” 等 都是 “ 文” 的典 型特 征 。 当然 ， 南 北
曲 归仁 ， 学必 典谟 ， 交不 苟合 ， 则摈 落私 门， 不
君 人之 大道 ， 好 雕 虫之 小 艺。下之 从 上 ， 有同 影响 ， 竞骋 文 华 ， 遂 成风 俗 。江 左 齐、 梁， 其弊 弥甚 ， 贵贱 贤愚 ， 唯 务 吟 咏 。遂 复 遗理 存 异 ，
加收齿； 其 学不 稽 古 ， 逐俗随时， 作 轻 薄 之 篇
李 谔《 上 书 正 文体 》 ， 历 来 被 视 为 隋 杨 坚 时 期 的代 表性 文 学批 评文 献 。全文 如下 ：
《隋书·李谔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隋书·李谔传》原文及翻译译文1、《隋书·李谔传》原文及翻译译文《隋书·李谔传》原文及翻译隋书原文：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
好学，解属文。
谔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曰：“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
江左齐、梁，竞骋文华之弊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角，未窥六甲①，先制五言。
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以儒素为古拙，以词赋为君子。
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视无用以为用也。
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
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之翰，并宜实录。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
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闻外州远县，仍钟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
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②，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
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
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
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上以谔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
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多矣。
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悦服。
后三岁，卒官。
(取材于《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译文：李谔，字士恢，是赵郡人。
(他)喜欢学习，会写文章。
李谔因(当时)写文章的人，崇尚轻薄的文体，互相学习效仿，远离(为文之本)不知返归，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古代圣王教化百姓，一定改变他们的所见所闻，防备他们的嗜好和欲望，堵住他们的邪恶放荡之心，把淳厚和谐的道路指给(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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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隋李谔《上书正文体》苏州大学人文学院王铭内容摘要东晋以降，文风浮华，内容空洞，"损本逐末"。
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提请文帝杨坚用行政手段端正公文文风。
本文以其《上书正文体》为研究对象，从文种学角度出发：探索"上书"的历史渊源与向"奏"文种转化；分析后世沿用残留状态的上书之原因；印证该实例所处的文种演化阶段。
从文体写作的角度出发：分析该文所崇尚的"儒素"之内涵，是强调公文以实用为本。
"儒"指内容实在、"素"指文字朴实。
与文艺作品基本出发点，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欣赏为目的，明显有异。
进而分析李谔的主张在公文写作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
主题词上书文体文种公文文风李谔，字士恢。
赵郡人。
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
隋文帝杨坚为北周丞相时，即与之交厚；代周称帝后，任谔为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升迁治书侍御史。
其传世之作《上书正文体》（原载《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在公文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李谔《上书正文体》历史背景及文字疏正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
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
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
苟非惩劝，义不徒然。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
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
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
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损本逐末，流徧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
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
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
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
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
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
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疏正："总丱"，亦称"总角"，即儿童"束发受书"之意。
"钻仰坟集"一语中的"坟集"一词，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二○"李谔"，一作"坟素"；《上书正文体》亦为其原标题。
）我国南朝，自东晋以降，许多依附王公贵人的所谓文人雅士，趋奉于权贵之门，沉溺于游乐饮宴，脱离社会现实。
其诗文，内容空洞、虚美浮夸，遂以华艳的词藻相堆砌、为掩盖，形成雕辞琢句、浮华绮丽的文风。
社会普遍流行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公文写作之风。
把出于欣赏目的之文艺写作标准、规律、方法，不加辨析地搬用于以实用为目的之公文写作，当然是如该文所述"构无用以为用"，导致"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隋统一天下后，用行政手段促使文风端正。
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杨坚"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并将文表写得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罪，起到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
李谔作为治书侍御史，就本职范围内该管事项，针对六朝以来的浮华文风，上书隋文帝，请正文体。
从儒家经典与道德教化、社会风气的关系入手，进一步挖掘浮华文风的根源，指出其"损本逐末"的本质缺陷。
并提议："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对扭转公文写作文风（乃至整个文风）及培养、选拔人才，都起到积极作用。
二、上书文种源流考上书，是由先秦"书"文种的上行用途演化为分支文种，并作为"奏"前身的残留状态在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非正规上奏文种。
上书源出于书。
《太平御览·书记》篇曰："三代政暇，文翰颇疏。
春秋聘繁，书、令弥盛。
"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种之一，无固定的行移方向。
可以通用于平行、下行、上行。
例如，《左传·文公十七年》记"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
"郑国执政大臣公子归生派人致书给晋国执政大夫赵盾，是用于平行的书。
再如，齐王遣太傅带黄金、文车、服剑，"封书谢孟尝君"，复其相位，是用于下行的书。
又如，苏秦游说秦惠王，"书十上，而说不行"。
是用于上行的书。
战国时，上于君主这一特定用途的书频繁运用，遂渐成分支文种，称为上书。
即（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所谓："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
"例如，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李斯上书谏逐客，"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即为典型实例。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实施文种规范化，改上书为奏。
从此，奏体文种成为大臣上于皇帝的正规公文，并为历代封建皇朝所沿用。
奏文种既经确立，作为其前身的上书并未就此退出政务实践，而以残留状态时被运用。
上书被沿用的原因。
（1）"奏"有使用级别的限制，低层官吏越职言事，士子平民有所陈诉，仍用上书。
《颜氏家训·省事》篇称："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
"此后历代，皆有运用。
清末光绪年间康有为"公车上书"，即循古义。
（2）"奏"请求皇帝裁断、接受的意念较为急切、强烈。
皇帝通常须作出处理决定：批示称"制可"；答复谓之"报"。
当大臣只提出建议时，也可以使用"上书"，供皇帝考虑、采择，遂较为缓和。
该文即属此类。
如此，皇帝嘉纳，上书者自然光采。
皇帝不表态，上书者也不尴尬。
就文种学意义辨析，此时的"上书"已处于文种孑遗时期。
同一名称公文的发展演化阶段，可分为五个时期：（1）准文种时期。
如唐代的"告身"、"过所"及明代的"路引"，以其为名称的公文，实质是：固定以某其他文种兼用于该特定用途。
（2）"前文种时期"。
在规范为正式文种之前的历史阶段，该名称，仅作为发出公文的动作或指称公文的外型特征（如汉代的"露布"）。
（3）规范文种时期。
是对同一历史时期具有独特名称、固定格式用语、独特用途并相对稳定结合的一部分公文的内在本质理论概括。
（4）变易文种时期。
由于用途发生根本改变，名称虽然依旧，实质已变易为另一个文种。
如解放前的"指令"是被动行文，用于因下级所请而有所准、驳，相当于今之"批复"。
而建国后一度设置的"指令"是上级的主动行文。
已完全不同与前者。
（5）文种孑遗时期。
历史上早已消亡或现行法规业经取消的文种，在实际公务中，仍按传统习惯偶加运用。
例如，民国时期和现行工作中实际使用的"榜"。
三、《上书正文体》在公文写作思想上的启窦崇尚"儒素"，要求"实录"，在公文写作学上有重要积极意义。
公文的用途与文艺作品不同，故体格（文体、风格）有异，判断优劣标准的着眼点不一。
公文是推行政令、进行管理（即该文所谓"君人之大道"、"化民"、"训民"）的工具。
其写作出发点以实用为本。
并体现于以下两大方面：其一，首重内容实在。
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阐述具体意见（如该文强调"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以推动阅、知者照此实施（如该文所谓"行大道于兹世"，用"五教六行"来"正俗调风"）；从而达到预期的实际目的（如该文"褒德序贤，明勋证理"，"惩劝"，"家复孝慈，人知礼让"）。
这些，就是该文所倡导的"儒素"中"儒"的内涵。
其二，次重文字朴实。
为确保公文行政效能之实现，在表述上，要求格式符合常规（如古代公文的首称、末称组成要素规范），文意清楚并适应阅知者的水平和理解能力。
文从字顺、语句通畅、语气得体（符合由身份、地位、职责、权限等差异显示的行文关系）。
故文风以"简朴晓畅"为高。
而不必刻意追求形式新颖、辞藻华丽。
以免深奥难懂、理解歧义，导致"因文害事"。
这些，是该文所倡导的"素"之内涵。
文艺作品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即该文所谓"缘情"）、欣赏为目的。
其内容既可以寄情自然（即该文所谓"月露之形"、"风云之状"），也可以托于世事。
就取材而言，既可以本于实事，也可以拼合、拔高乃至虚构（即该文所谓"傲诞"）。
故其写作追求，对形式情有独钟（即该文所谓"寻虚逐微"）。
譬如，在篇章结构上，忌平实，贵奇变；在情节上，忌直述，贵曲巧；在文句上，贵工整；在辞藻上，贵华艳（即该文所谓"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当然，从公文写作指导思想来看，该《上书》的主张也有局限性：（1）没有明确指出文艺作品、公文两者有不同写作规律，而一味指责崇尚文词就是"雕虫之小艺"，有欠全面。
倒过来认识，如用写公文的标准，去进行文艺创作，也同样是不恰当的。
（2）强调公文应该有实在内容、正确意见，当然有积极意义。
但仅将其解释为儒家学说、古代典籍，则是其历史局限性。
（3）从"矫枉必先过正"的策略看，为有效遏止华而不实的文风，在当时提出"弃绝华绮"或许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