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决断”中的不倦前行(一)

《伍子胥》：“决断”中的不倦前行(一)
关键词：伍子胥决断自在与自为存在之思
摘要：《伍子胥》具有的存在主义色彩可以理解为一种“决断”思想。

作品借助于伍子胥在审美、伦理、宗教等人生状态中的不断“决断”与转换，将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转化为现代生存价值的探求过程，体现出存在之思。

创作于1940年代的小说《伍子胥》是著名诗人冯至的代表作品①，由于艺术价值的“独特、超前、个人性”曾被钱理群先生誉为“不可重复的绝唱”②。

作品具有的存在主义色彩，诠释了存在主义的“决断”观念，表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生存问题的独特思考。

“决断”是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主要指个体对自身存在状态和意义的自由选择与决定，“本然的自我存在只有通过自由的无条件的决定才能实现”③。

这种带有终极关怀色彩的价值诉求源自于对贬抑人之存在价值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动，是一种将人生从“自在状态”提升到“自为状态”的意义历程。

就本文而言，伍子胥的人生游历是在审美、伦理、宗教等“存在状态和意义”中的不断“决断”与转换，但作者并没有把人生的存在意义固着在其中的某一类形态上，反而审美、伦理、宗教等人生状态不过构成了人生过程中一次次短暂“停留”，“终点”又预示着“起点”。

故此，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最终也就转化为一种关于生存价值的探求过程，体现出存在之思。

小说取材于春秋时期“伍子胥复仇”的历史事件，是对一个古老复仇主题
的现代生发。

小说一开始就描述了伍子胥对边城如同“死蛇一般”生存状况的“焦躁与忍耐”，“三年来无人过问，自己也仿佛失却了重心，无时无刻不在空中飘着……他们有如一团渐渐干松了的泥土”，“焦躁与忍耐在他身内交战”。

显然，此处伍子胥的焦躁来自于对生存状况日渐“沉沦”的“体察”，正如解志熙所言，“‘焦躁’不是一般的情绪骚动，而是生命失重、存在无意义的根本性焦虑。

”④由此，“沉沦”中的“边城”也就成为现代人生“自在状态”的一种表征，有待于通过“决断”来唤醒人生的“自为”意义。

“在这不实在的，恍恍惚惚的城里，人人都在思念故乡，不想住下去”，“只等着一阵狂风，把它们吹散”。

“故乡”近乎“安息”的魅力，构成了“自为人生”的神秘招引，因此，即便没有后来故事中楚国使者阴谋“诱杀”这一外在契机，伍子胥也可能会在其他因素的触发下沿着自身的行为逻辑展开人生的“决断”。

他“面前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他们决断……他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在这瞬间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显然，此时伍子胥面对的已不是所谓“复仇”的历史伦理问题，而是人生意义的“自由选择与决定”。

相对于兄长伍尚为了父子的伦理人情冒死去郢城的“决定”，伍子胥则要“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将来有回来的一天”。

这样父兄的死对于伍子胥而言，“就是一个大的重量，一个沉重的负担落在你的身上，使你感到真实，感到生命的分量，——你还要一步步前进”。

生和死在此构成了人生的两个极端，也就具有了“先行到死”和“向死而在”的意义。

人生的伦理意义一旦被转化为存在的勇气，也就促生了“决断”的意义转向，
“他们怀念着故乡的景色，故乡的神，伍尚要回到那里去，随着它们一起收敛起来，伍子胥却要走到远方，为了再回来，好把那幅已经卷起来的美丽的画图又重新展开。

”生存意义从伦理向审美向度的这一转换，意味着伍子胥名义上的为父兄“复仇”，实际上却是自觉谋求对现状的改变和摆脱，而文本之所以从伦理意义展开人生的“决断”，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特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伍子胥必然要负载伦理的意义，而且还因为伍子胥的“复仇行动”是本文展开的叙事学背景。

“审美”意义上的生存思考和表现则是在楚狂夫妇隐居的“林泽”展开的。

林泽的原野风情孕育着大地自然化的诗意，“像是置身于江南的故乡，有浓碧的树林，变幻的云彩……”近乎一片桃源幻境。

然而人世的现实侵袭却是生存难以回避的宿命，楚狂夫妇的隐居虽有着“与雉鸡麋鹿同群，比跟人周旋舒适得多”的好处，但是这种审美化的“安息”采取了一种“逃于天地之间”的原始方式不仅悖于时代，更缺乏对存在的“已经在世”的现实承担和“认真为人”的积极生命态度。

“离弃了现世”也就意味着背离了“存在”的根基，“存在”意义的缺乏注定了这一方式的不可取，沦为“幻境”最终就是一种必然。

于是，在伍子胥眼中，楚狂夫妇“嘻笑中含满了辛酸，使人有天下虽大，无处容身之感”，“眼前只不过是一片美好的梦境，它终于会幻灭的”。

接下来的“洧滨”、“宛丘”等章节中展现的生存状态显然将这一侵袭审美意义的现实因素作了进一步的铺展。

太子建等人的生存图景是阴暗的，平庸、自私、奸诈的堕落意味着现实“去道德化”的“非本真状态”，而对此的“不自知”显然又是一种“自欺”，意味
着类似的“沉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和现象。

而“宛丘”讲述的则是一个远古圣地的沦落。

太昊伏羲氏神农氏等故地的废墟化，意味着人性古老“神明”的丧失，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现实中司巫人格上的卑劣，以及贫穷酸儒不满、牢骚中如“火星”、“雨露一般”短暂而苍白的“衡门栖迟”般的精神告慰。

古老的神性业已沦为一种暂时的缅怀，在寒夜的饥寒交迫中不可避免地隐入了历史深处。

显然，对道德和古老神性的双重背弃最终宣示了实存中精神向度的失却，注定世人只能在“沉沦”中承受这一“灵性”丧失的后果。

相较之下，小说后文“延陵”一节生存状态展现出的“礼乐”交融、人伦和谐的乐园图景近乎一次“灵性”的复归。

“这些地方使他觉得宇宙不完全是城父和昭关那样沉闷、荒凉，人间也不都是太子建家里和宛丘下那样卑污、凶险。

虽然寥若晨星，到底还是有可爱的人在这茫茫的人海里生存着。

”作为人生游历过程的一个节点，“延陵”的意义在于对实存中的“沉沦”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拯救，使得伍子胥的“决断”得以暂时摆脱现实的钳制，进入生存的另一种高蹈境界。

而文中伍子胥抵达“延陵”这一获救意义的“节点”则是通过三次象征性的过渡环节达到的，其间又涉及到了宗教意义等生存限度。

首先是“昭关”。

一定意义上，这不仅是伍子胥“复仇”的现实阻碍，也是妨碍其生存意义提升的现实因素的凝结点。

迈过它，就意味着人生的伦理、审美意义将得以充分转化提升，而且也将接近意义的“永恒”之境，“他想像树林的外边，山的那边，会是一个新鲜的自由世界，一旦他若
能够走出树林，越过高山，就无异于从他身上脱去了一层沉重的皮”，“以一个再生的身体走出昭关。

”于是，“迈过昭关”也就具有了重生的象征意义，对于“新鲜的自由世界”的渴望不仅沟通着“天堂的盼望”，而且也意味着“奔向应许之地”的宗教返乡意义。

而对昭关士兵死亡的所思，则同样将伍子胥的出关行为导向了“向死而生”的宗教指向，“子胥的心境与死者已经化合为一，到了最阴沉最阴沉的深处”，“好像自然在他身上显了一些奇迹，预示给他也可以把一些眼前还视为不可能的事实现在人间”。

显然，此处子胥自然景观中的“反思”和“渴望”也就此进入到宗教的意域。

其次是“江上”。

对于伍子胥而言，走出昭关后的“一个鸟影，一阵风声，都会增加他的疑惑”，“只有任凭他的想像把他全生命的饥渴扩张到还一眼望不见的大江以南去”，于是“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的船夫对伍子胥的摆渡简直就是一次精神上的引渡，在形式和内蕴上都体现出宗教的意义。

在子胥，“却觉得这船夫是他流亡以来的所遇到的惟一的恩人，关于子胥，他虽一无所知，可是这引渡的恩惠有多么博大……他享受到一些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柔情。

往日的心总是箭一般地急，这时却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希望能多么久便多么久与渔夫共同领会这美好的时刻”。

引渡指向了一种神秘的安息之境，只要归属它就足以平复躁动的心灵，使人格得以净化。

“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他再一看他手中的剑，觉得这剑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

近乎皈依的精神告白传达了对于一种超验性情感的眷念和渴望，宣示了宗教对于生存
意义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