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对古都破坏者(上篇)

【冰点】怒对古都破坏者（上篇）2003年09月17日 01:22:21本报记者江菲我和她的结识缘自一个紧急的求助电话。

“快去快去。

他们正在拆房，特别漂亮的四合院。

一定要把这种行为记录下来，这是罪恶！”她是个法国人，高高的鼻梁，深蓝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与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

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用她的话说―――“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她比老北京还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白天，她背着大包，徒步走在那里，有时，身边陪伴着摄影师或者城市保护志愿者，街坊看见了，嘴里唤着“大姐”、“大嫂”迎出来，搬小凳，沏好茶；夜里，她常常看着那些不复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点点抚过红彤彤的大门，漂亮的砖花儿，痛苦得无法入睡。

她讨厌别人叫她“老外”。

“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她常常这样解释。

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极端中国化的：华新民―――新中国的人民。

“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所以我不能想”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红星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名字是祖父起的。

祖父和父亲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遗传给了新生的女孩儿。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共工程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他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

学成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

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华南圭再次远走法国，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后，华南圭回来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组织便是今天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

1951年，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经营起来的一切，携妻儿回国。

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

华揽洪似乎对北京的建设更加投入。

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向下俯看时，发现北京城竟是郁郁葱葱的。

“这么多树，在建设新中国时应该好好保护呀！”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眼疾，医生开了一年病假，他拿着老城大比例详图，一条一条胡同地走，挨门挨户进到院里数树，槐、榆、枣、海棠、柿子、香椿……北京人种树的学问可大了。

在四合院里，见不到松、柏，因为这通常是种在阴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实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会见到，是因为“桑”与“丧”、“梨”与“离”谐音的缘故。

四合院里的树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枣树等，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尝鲜果，真可谓“春华秋实”。

春去冬来，北京东西城区胡同院里院外的树都被标在这张独特的北京“树”图上。

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图寄给北京市长，期望能对老城规划有所助益。

两代前辈也许都在想着，他们是在为新生的女孩儿设计新的城市，一个充满阳光、美和文化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希望。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

从北京到法国，到香港，华新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

这时，她已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法国公司驻华工作人员的妻子，一名作家。

华新民的生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两辈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那个世界。

因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过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那个曾被期待的世界正点点滴滴地从地图上消失。

她觉得这个城市变了，恨自己回来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卫它，像保卫自己遍体鳞伤的母亲。

回京不久，华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亲大体相同的事。

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

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我不去想什么时候离开，不去想万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该怎么办？”8月一个夜晚，坐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这样讲，“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所以我不能想。

”华新民自费租了这间办公室。

屋子很小，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桌上摊着一张张北京市分区胡同图。

她用绿色标出健在的，红色标志已经推平的。

远远看去，每一页都是扎眼的红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给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

现在，华新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坏的，是坏人。

她执著地坚持着，无奈，疲惫，经常手足无措。

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闲、与世无争，而是争分夺秒、声嘶力竭地―――抢救。

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放下华新民的电话，我赶到了那个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察院胡同23号。

就在民族文化宫的南面，离西长安街不过100米。

我赶到时，已经无法看见它的美丽了。

十几个工人在废墟里抬起一根根粗壮的梁木，堆在一起，准备卖给收木材的。

惟一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红大门和被埋在废墟里的狮子门墩。

几个街坊在一旁观看，没有交谈，只有注视。

他们说，推土机一早就开来了，卡嚓嚓几下，房子推倒了，树撞歪了，大梁砸下来，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飞烟灭。

“这是危房吗？”我问围观的人。

“再也难找这么好的院子啦！”老人们拉着长声嚷着。

“一百多年都没怎么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后来目睹的几次拆房中，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为什么要拆？”几个人撇了撇嘴。

这个院落是华新民2002年夏天发现的。

那时她听说这一带在拆迁，就风风火火地赶来。

快走到胡同尽头，一堵墙后伸出了一角漂亮的房檐。

习惯性地，华新民敲开了大门，门后出现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头白发，满面笑容。

华新民和老人坐在小凳上聊了很久。

老人讲起这座院子的来由，讲起自己祖上在这里的生活，讲起哪座屋是哪位前辈修造的，住过什么人，讲起“文革”中自己在这个院子里遭受的一切痛苦。

讲起怎样失去它，又怎样失而复得。

他甚至张开嘴，给华新民看被打坏的牙齿。

说着说着，老人哭了……走出这个院落的时候，华新民已经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它。

不仅为了它长达一百多年的经历，也为了这位老人。

她到区文物局去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本是北京市划定的539个被保护的院落之一。

然而“拆”字还是很快地画在院墙上。

不久，院子的另一位主人从加拿大归来。

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亲自跑到文物局，要求看一看政府划定的文件。

她在被保护的名单上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家的院子，可是，要求复印一下名单好找拆迁者理论时，被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了。

华新民愤怒了：明明是被保护的院落都要拆除，其余的岂不是更没法保护了？！“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她找到一位摄影师朋友，从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户地敲开门，拍下四合院里的一切。

“人们往往有错觉，以为四合院就是大杂院。

”华新民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但其实好的四合院都是关门闭户的，敞开门的都是已经被挤占破坏的。

甚至就是这些已经破败的院子里，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主体建筑还是非常好的，稍加修缮，就能够恢复原貌。

”他们紧张地拍了半个多月，从太阳升起，到光线暗得无法照明。

院子的主人在开门迎来这样的人时，无不热情接待，耐心地介绍，小心地扶持。

厚厚的一沓照片后来被送往北京市政府，上面悲壮地注明：所有这些院落，都是即将被拆毁的。

据说，某位主要市领导看过后惊叹：“怎么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院子！”拆迁察院胡同的脚步因此暂缓，却没有最终停止。

近一年后，这个院子还是瞬间就倒在了推土机的铁爪下。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愤恨，恨我们阻止他们拆掉平房盖大楼。

”华新民说，“他们甚至不是一砖一瓦地拆，他们动用了机器，推倒，砸碎，还要再跺上几脚。

可那样好的房子，连砖瓦都很值钱啊！”在拆除察院胡同23号现场，华新民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你再往西边看看，25号院还在不在？那也是被保护的。

”“不在了。

是今天一起被拆掉的。

”“啊？”她惊喊，又焦急地问：“那对面的30号院，也是。

还在吗？”我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刚要说“在”，街坊们把门推开一条小缝，示意我往里看：里面已是一片狼藉，屋倒墙歪，砖头瓦片散了一地，几乎无处落脚。

华新民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似哭：“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都是被保护的院子啊，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谁允许这么做？”200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539个保护院落，却迟迟没有公布名单，200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61个，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

“不公布出来怎么保护？不公布出来被保护又有什么用？”她形容这种做法是：左手挂保护牌，右手就绕到后面去拆。

“多么虚伪！”“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华新民发现将院子拍摄下来展示给大家看，是比写文章更有效的方法。

“了解四合院和胡同的人那么少！”她感叹，“不真正走进去，是看不到它们的美和价值的。

”这一天，我们相约去逛丰盛地区的胡同。

这是北京西城区的中心地带，因为要建一条金融街，近十年来，几乎被拆光。

几乎每条胡同都贴有拆迁通告，我们手里的胡同地图已无法准确地指示方向：有的北面被拆掉了，徒留南面；有的一头被新建好的高楼堵住，成了一条死胡同；很多院落的门牌号都被取走了，更多的人家在收拾家产，门口挤满了文物商贩。

俗话道：“东城富，西城贵”。

这里存留下来的好院落依然十分可观。

虽是仲夏，胡同两旁的大树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阳伞，丝毫不觉酷热难耐。

敲开每一扇门，她便迫不急待地开始和主人家交流。

她问：要拆迁了，你们有什么困难吗？这个院子是公房还是私房？住过几代？修缮过吗？要是修好，估计要用多少钱？自己的经济情况能负担吗？人搬走了，树怎么办？附近还有哪些保留完好的院子……和她交谈的人总会越聚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听到的历史，描述着以前哪个地方曾摆过大鱼缸，哪个地方曾有个垂花门，影壁上写过什么吉利话。

华新民坚信，并不是非要和名人有关才有意义。

真正让人感动的是那一条条胡同和一扇扇朱门后面，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故事。

民康胡同不像其他胡同那样是左右对门的，而是有一些敞开的石门，走进去，里面一左一右地坐落着极小的院子，极像现在的筒子楼，门口一样雕着漂亮的砖花。

这里是以前的巡捕住的地方，胡同的别号就是“巡捕房”，静静地走在里面，似乎可听见他们破烂的皮鞋踏在地上的声音，看见他们为生存奔波的倦影。

劈柴胡同，为什么叫劈柴？相传，这条胡同西头有家大院，是两位被奸臣所害的大官，将财产藏于此，派人看管，等后人长大后再将财产平分，并因此取名劈柴（劈财）胡同。

土儿胡同在清代有批发烟土的营生，或许因此而得名。

解放后，胡同口开了家广德堂膏药店并出了名，以至胡同还有个别名，叫做“膏药铺”。

广德堂善治妇女病，一度驰名全国，到处来订单。

结果广德堂专门给自己在旁边设立了一个邮局，向四处邮寄膏药。

甚至胡同里的语言都格外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