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与社会变迁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与社会变迁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往往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社会的转变和演进往往会对人物的生活、成长和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物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深刻而独特的思考。
一、农村社会转型中的人物命运农村社会的转型往往伴随着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
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主人公报告落成的洗烫房并扬言不再接受洗烫服务,体现了他在社会转型中对封建习俗的抵制。
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转变,他的坚持与不屈使他成为了社会倡导者,表达了对旧时代社会的痛恨与抗争。
这个角色通过戏剧性的转变,反映了农村社会转型中人物命运的变迁。
二、城市化浪潮中的人物命运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工人与农民涌入城市,这就产生了工业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
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冲突对人物命运的影响。
在《狂人日记》中,主人公疯狂地走向城市,在城市中寻求个人解放。
在《药》中,人物杨六儿因为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而走向自救之路,最终以悲剧收场。
通过这些小说,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城市化浪潮对人物命运的影响。
三、战争与动荡中的人物命运战争与动荡的年代,人物的命运往往受到极大的摧残。
例如,在丰子恺的《故都的秋》中,文革期间的社会动荡对于人物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主人公是一位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的命运被战乱和政治运动摧毁。
他被强迫离开家乡,无处可归,最终以悲剧收场。
这个角色让我们看到了战争与动荡对个人命运的残酷冲击。
四、社会角色的演变与人物命运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演进,人物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这对于人物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钱钟书的《围城》中,主要人物方鸿渐和他的妻子杨爱玲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被社会角色和身份的演变所左右。
方鸿渐始终追求个人的理想和追求,在努力适应变化的社会中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
这个角色让我们看到了社会角色演变对个人命运的挑战和矛盾。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作者:孙圣华柳福健来源:《今日财富》2021年第06期平衡城镇发展、促进城镇融合是当前实现城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促进城镇一体化发展,加快城镇间居民文化融合。
农民市民化是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推动农民向市民化转型不仅能提升农民市民化的社会认同感,而且是促进城镇融合发展的重要途经。
农民向市民转变中受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为此提出强化相关制度落实监察力度、组织提高农民专业技术能力、提倡和谐共享丰富多彩社会、增加文娱活动增添人文氛围。
为了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向市民过渡的问题,党和国家始终围绕“农民市民化”进行探索。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指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生活差距是基本实现城镇化的保障。
在2013年至2020年间“中央一号”文件中从完善农转非户籍制度、稳定农民就业、平等共享城镇公共服务、提高乡村教育教学质量等多方面做了进一步落实工作。
尽管政府从多方面为城镇化建设做努力,但在其进程中,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城镇一体化发展成果仍面临着诸多的考验。
因此,健康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型,增强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社会认同感,增加其生活幸福感成为了当今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一、烟台市农民市民化现状根据2001年-2019年山东省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可知,2001年到2019年间,烟台市农村户籍人口从438.36万人下降到246.83万人,年平均降低3.1%。
而在这20年间里,烟台市的城市户籍人口从207.63万上涨到466.97万人,年平均增长4.4%。
可见,烟台市农村户籍人口呈直线下降趋势,城市户籍人口呈直线上升的发展趋势。
其中,非农业人口上升的速度略高于农业人口下降的速度。
具体数据可参看表1,年均增长率计算公式为:据表1所知,2001-2019年烟台市农业人口数量呈下降态势,非农业人口数量呈上升态势,其中2012年烟台市城镇户籍人口数正式超越农村户籍人口数,成为一个农民市民化良好发展的转折点。
城市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

城市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城市化是当今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这一过程对乡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一、城市化的积极影响1. 经济机会的增加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机会。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农村居民可以选择到城区工作,从而提高家庭收入。
许多乡村地区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产业,如旅游业、电子商务等,使得乡村经济得到了多元化的推动。
2. 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了满足城市化带来的需求,政府通常会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包括交通、通讯和公共服务等。
这不仅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也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例如,许多偏远的乡村通过新建公路和铁路,变得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得商品和服务可以更方便地流通。
3. 教育和卫生服务的提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地区的教育和卫生服务也得到了提升。
由于人口流动,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加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资源的配置。
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而卫生医疗机构的建设也使得乡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二、城市化的消极影响1. 人口外流城市化的过程中,许多人选择离开乡村,前往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
这种现象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减少,尤其是青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得许多村庄面临着“空心化”的困境。
随着人口的流出,农村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的问题愈加严峻。
2. 文化的流失乡村拥有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逐渐被边缘化。
年轻一代更倾向于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这对乡村文化的传承造成了挑战。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的节庆、习俗和手工艺等逐渐消失,乡村的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
3. 生态环境的压力城市化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农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为了满足城市发展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不少优质农田被征用,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城市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城市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迅猛增长,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
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集,也对农村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城市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经济影响首先,城市化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机会。
随着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对农产品、农副产品的需求增加,农村地区的农民可以通过向城市销售农产品,获得更高的收入。
同时,城市带来的就业机会也能够吸纳了农民闲置劳动力,改善了农村就业结构,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其次,城市化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
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受限,农民开始转向非农产业和服务业。
城市化催生了新兴的农村产业,如农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
这些新兴产业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此外,城市化还带来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
为了满足城市化进程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有利于促进农村与城市的联系和合作。
二、社会影响城市化对农村社会结构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
农民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得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减少,老龄化趋势加剧。
这对于农村社会管理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
同时,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现象也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城市化使得农村教育和医疗水平得到了提高。
随着城市对教育、医疗资源的集中,农村地区的学校、医院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农村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提高了生活质量,减少了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
三、环境影响城市化对农村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使得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变化。
农村土地被用于城市建设,导致农田减少,对粮食安全构成一定威胁。
此外,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工厂和交通设施的建设,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的增加。
城市化对农村的影响

城市化对农村的影响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地区也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城市化对农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本文将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经济影响城市化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建设不断完善,农产品的流通成本降低,农民收入有所增加。
此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进一步提升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然而,城市化也带来了农村人口外流,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力下降,这对农村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社会影响城市化对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人口的外流,农村地区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形成了老龄化趋势。
城市化进程还改变了农村社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统的农耕文化逐渐消失,城市文化对农村产生了一定的融合和冲击。
此外,城市化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也存在着不均衡的问题,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这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三、环境影响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问题。
首先,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和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大,导致了农田减少和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其次,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大规模的化肥、农药的使用以及养殖业的发展,导致了农业环境的恶化和农产品安全问题。
同时,农村地区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环保设施缺失,水体污染和垃圾围村问题也逐渐凸显。
因此,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加强对农村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综上所述,城市化对农村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城市化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外流、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环境问题也给农村带来了很多挑战。
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当注重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对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管理,实现城乡互动共赢的目标。
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趋势。
城镇化的进程不仅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农民的收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分析其中蕴含的机遇与挑战。
一、就业机会增加城镇化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随着工业、服务业等经济方面的发展,城市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支持经济的运行和发展。
因此,农民可以以较高的工资在城市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这对于原本只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二、农产品市场需求增加城镇化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农民可以通过这种发展趋势来提升自己的收入。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呈现上升的趋势。
对于种植作物的农民来说,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数量和质量,来满足城市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
同时,受城市消费水平提高的影响,农产品市场的价格相对较高,这也为农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
三、技术与知识的传播城镇化不仅仅意味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还意味着城市的优质资源会传导到农村,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机会来接触新技术与知识。
在城市,农民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学习新的农业技术或其他技能。
这些新技术和知识的获得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生产水平,提高产量和品质,最终增加收入。
四、农村转型与发展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也在不断进行着转型与发展。
通过积极参与新型农村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组织,农民可以更好地利用集体经济的力量,进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和贸易。
这使得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然而,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就业竞争加剧随着农民涌向城市就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
农民在城市往往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和基础工作,工资待遇相对较低。
同时,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也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这也给他们的收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农命运:理论、现实与未来

中国有着深厚的小农传统,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受马克思小农理论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曾一度彻底改造了分散的传统小农,但随之而来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以及农业衰退的严重后果很快便破灭了农业大生产的梦想。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最为稳定的制度安排,农业发展再度回到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农生产。
几十年来,农业经营主体虽已有很大变化,但小农模式仍然是当下农村的主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成为显学,如何解决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实现“三农”的现代化是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
自2004年始,中央连续16年出台“三农”一号文件,通过“反哺”政策以及新农村建设等措施,农村面貌虽有所改善,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转型中的小农之困仍存诸多挑战,关于小农地位及其前途仍然缺乏全局性的战略安排。
这一点在现今的农业政策中也有体现,党的十九大一方面承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另一方面又提出把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而在这之前,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有序流转,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也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
在肯定小农户的同时,又鼓励土地的适度集中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既要给予数量众多的小农必要的支持,又要在此基础上推动农业的现代转型,这种局面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小农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居于何种地位?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从实际出发,如何才能实现小农与现代化转型的有机统一?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首先从理论层面讨论小农现代命运的经典论争,然后由理论而及现实,讨论当下中国小农的现状和特点,最后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对小农的未来出路作出前瞻性的预测与政策性讨论。
一、理论:围绕小农现代命运的经典论争在围绕“现代化”的诸多讨论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代表的方向及各自延伸出的相关问题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摘 要:关于小农的现代命运问题,理论界存在“小农衰亡论”和“小农合理论”两大论争,这两种认识都不足以完全回答中国小农发展的现实状况。
中国农民的出路与中国的道路

中国农民的出路与中国的道路李昌平一、城市化是农民的出路发达国家都只有10%左右的农民,我们还有9.4亿农民,占70%。
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至少还要转移8亿农民到城市。
如果最后保留30%的农民,将来数十年至少还有转移5-6亿人到城市。
经济发展速度保持8-10%以上,平均1年转移1500万人,需要40年。
未来数十年,城市化是农民的根本出路!二,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达到减少农民;进城,是农民的出路。
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因为技术进步,因为专业化分工,因为集约化,因为效率。
所以,必然有工业化。
工业发展,有集群效应,就必然出现城市化,城市化必然促进服务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等等。
财富不断向城市集中、人就不断向城市集中。
人不断向城市集中,需求就不断增长,生产就不断扩大,财富就不断积累,欲望就不断上升、技术就不断进步,这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循环。
一个农民在城市一年的收入可以是他在农村的5倍以上,一个农民在城市的消费,可能是他在农村的10倍以上。
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是农民转变为市民。
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也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
三,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是梯度转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权国家自成体系的,均衡发展。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后转移到德国和法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等等。
先发国家,靠知识产权、靠标准、靠金融衍生品、靠发行货币、靠吸纳人才和财富生存。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为什么会梯度转移呢?因为先发国家资本要获得垄断利润和“殖民绿色红利”,必然要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结合才行。
中国沿海外向型工业带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
是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等先发国家过剩的资本和中西部过剩劳动力、廉价土地相结合的结果,是必然的。
亚洲四小龙30年高度发展,中国的沿海也会有30年高速发展。
中国的沿海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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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彭真怀老师在103期燕山大讲堂现场精彩目录:中国经济巨人的“胸大肌”如果把整个中国经济称之为巨人,这个巨人引以为傲的一块“胸大肌”是城市房地产,房地产靠什么?靠征收农民的土地。
所谓给农民承包地补偿,补偿的计算是什么方式?是根据这三五年土地上的收入价值平均数乘以80年的补偿,你的土地被征收了,给的补偿一般三万到五万,有的地方是十万,但经过乡镇一级的克扣,到农民手里所剩无几…从农民手里剥夺了近70万亿1949到1979年从农民手里拿了多少钱?据悉,通过农业税、工业产品剪刀差、银行储蓄从农民手里拿了30多万亿。
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通过将农民的土地征为地方政府所有,靠卖地,从农民手里剥夺了多少钱?39万个亿!也就是说在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当中,从农民手里拿了将近70万亿来支撑国家的大厦建设…新中国农民丧失土地所有权已经55年从1956年6月到现在,中国集体所有制实行了多长时间?55年。
所以造成了660个县土地不到0.5亩,14个省土地不到1亩,这是我们面临的尖锐现实…小城镇破解三农问题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轰炸伦敦以后,各国已经开始采取了逆城市化的发展思路,他们认为城市发展太大不好。
国际社会已经给我们这个经验,难道我们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得更好一些吗…主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主讲嘉宾:彭真怀(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腾讯评论时间:2011年3月26日(周六)下午15点-17点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北三环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主持人:杨子云许诚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光临第103期燕山大讲堂。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式启动,农民进城并不等于城市化,只有等他们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城市化才算真正完成。
本期讲堂邀请到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先生为大家解读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这一话题,下面有请彭老师开始他的演讲。
彭真怀:谢谢同学们,谢谢各位网友。
刚才主编告诉我,今天来的人主要是政法大学、农业大学以及一些热心网友。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这一话题,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会认为这个主题与我们本身的命运、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
当前收入分配最大问题是对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公从1949年建国以来,国家已经有了60多年的治国理政经验,但在处理农民问题上走得怎么样?做得是否到位?对这样的问题,如果农民的孩子不去关注,包括你我在内的人都不去关注,仅仅指望别人给面包,向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给我们送来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是不现实的。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儿,我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即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所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根本就是农民问题。
泛泛而论,说收入分配是社会中一个最大问题,往往容易掩盖对农民剥夺的过程。
据研究,当前收入分配最大问题是对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公,70%的农民缺少财产性收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农民没有财产性的收入;二是没有工资性的收入,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农民占国家人口总数70%以上,其余30%的市民中,还有70%的中低收入人群和边缘人群,纯粹的市民只占10%----15%。
从总量上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一个国家的政策如果不令本国绝大多数人满意,有幸福感,这个政策就要打一个问号。
这是第一个问题,即不能泛泛讨论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现阶段最集中的矛盾体现在农民没有财产性、工资性收入。
产业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另外一个是产业结构问题,需要调整结构转变方式。
我告诉大家一个具体的情况,你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经济结构的?从1981年开始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到现在已经有30年还没调。
不但没有调,经济结构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从什么开始的?从1949年开始中央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现在转成什么样了?是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
中国产业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农业依然靠天吃饭,旱灾一大片,闹灾一条线。
去年春夏之间,水资源非常密集的西南地区出现了旱灾,当年全国旱灾面积达3.98亿亩,绝收了4008万亩。
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就是指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事实上这是不对的。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对这三个问题背景了解了,就会知道原来这个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从当前的社会矛盾来看,最大矛盾是城乡结构失衡,城乡贫富差距过大,农民无论在政府、学界都没有话语权和代言人,所有的挣扎都成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悲剧,有的自焚、有的跳楼,血腥事件和暴力事件已经让人们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感到越来越沉重的压迫感,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
今天在这里讨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根本大计,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国家发展进程中不要把农民抛弃在进程之外。
出口、投资、消费,是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2008年11月份开始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7次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但到目前为止出口不能使国家经济增长,增长也没恢复到2008年之前。
美国、日本、欧盟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不要中国出口的产品,因为他们要应对本国的经济问题,要给本国增加就业机会。
此外,通过四万亿投资那种先救命后治病的极端措施留下了大量后遗症,例如重复建设。
我们这个国家有重复建设的传统,为什么?因为国家发改委规定的产业投资目录被31省、655个城市、2800多个县一级单位复制,不按照这个产业目录来做,就得不到政策项目和资金的支持。
这么多年来政府一直告诫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人民口袋里没有钱,谈何扩大内需?所以,消费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除了家电下乡措施以外,没有持续性进展,还是维持在整个经济增长贡献率4%,为什么?因为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口袋里没有钱。
从农民手里剥夺了近70万亿由于长期的政策误导,有两件事是过度的:一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
特别是过度的城市化,把农民排除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之外。
1949到1979年从农民手里拿了多少钱?据悉,通过农业税、工业产品剪刀差、银行储蓄从农民手里拿了30多万亿。
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通过将农民的土地征为地方政府所有,靠卖地,从农民手里剥夺了多少钱?39万个亿!也就是说在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当中,从农民手里拿了将近70万亿来支撑国家的大厦建设。
一个人要讲良心,一个政权要讲执政的道德和伦理。
那政府该怎样报答农民兄弟?中央提出工业反辅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没有人真正做这件事,大家对这个问题故意不听,不理解。
因此,中央从2004年到现在发了8个中央一号文件,什么意思?用8年的时间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但8年时间居然没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再加上1982年的5个一号文件,中央一共发了13个一号文件,改革开放总共时间才31年,但已经发了13个一号文件,对这个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但城乡差距还是1:3.33,如果加上教育、医疗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在内,城乡差距在1:6以上。
大家要注意,1982年中央发了一个51号文件,叫“实行市管县”。
1983年中央就开始撤地设市,山东的滨州市、江苏的淮阴市原来都是地区,在该地区设置的派出机构叫行署,行署都在县城里,有行署专员和副专员,不过,他们没有自己的办公机构和设施。
撤地设市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每个地级市都要在所辖土地上建立一套政权机构。
中国农民贫穷过程与城市化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点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注意。
从1982年开始中央发51号文件,强调市管县,把大量的市改成市辖区,扩充土地,这个地方的所有资源全部为城市所用,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城市开始疯狂扩张,扩张以后需要空间怎么办?只能是向农民要地。
农民的产权由于不清晰,又没有农民协会,此外,国家领导人当中没有专门代表农民利益的,没人替他们讲话,所以农民没有话语权,那么他们的利益始终在被剥夺。
转播到腾讯微博彭真怀:当前收入分配最大问题是对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公中国经济巨人的三块“胸大肌”如果把整个中国经济称之为巨人,这个巨人引以为傲的一块“胸大肌”就是出口加工业。
出口加工牺牲谁的血汗钱?长三角地区打工妹、打工仔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中西部地区来。
通过支付给农民廉价的工资,剥夺农民创造的劳动价值,支撑着东南沿海地区发展。
那些产品用中国的原料、劳动力,而且开始不给农民任何社会保障,一直到2008年11月份经济危机爆发,这个进程才被打破。
在各种压力下,在人道主义组织的关注下,因打工引发各种疾病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得到了社会关注,可国家又采取了拖延措施,时间换空间的措施。
例如:四川打工妹在广东打工有社会保障,但不能转移到四川老家,只能用于广东的建设,直到现在这项工作还在统筹着,还在协调,这合理吗?经济巨人另外一个“胸大肌”就是城市房地产,房地产靠什么?就是靠征收农民的土地。
所谓给农民承包地一个补偿,补偿的计算是什么方式?是根据这三五年土地上的收入价值平均数乘以80年的补偿,你的土地被征收了,给的补偿一般三万到五万,有的地方是十万,但经过乡镇一级的克扣,到农民手里所剩无几,更多的悲剧由此而来,包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论的悲剧。
在面对着一方面城市人口拥挤不堪,全国655个城市有400个严重缺水,有200个水资源到了紧急地步,北京还要建设一个世界城市,这是科学发展的思路吗?一个世界城市连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都解决不了,谈何建立一个世界城市?一个世界城市基本的概念是:这个城市外国人居住要占40%以上,能做到这一点吗?另外,一个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核心品质是国际事务参与的程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我们有多大?所以,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当时我就非常明确的反对,我认为这是北京市自己一厢情愿,不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幸好“十二五”规划当中并没有把它作为国家战略加以阐述。
另外一块“胸大肌”是地方政府卖地。
就像旭日阳刚唱的一样,如果地卖完了,将真的“老无所依”了,这个国家何处去?在城市化进程中确确实实出现了对农民的剥夺问题。
如果各地真的关心农民,各地探讨的置换方式,用宅基地置换一套住房,用承包地置换所谓的社会保障的这种措施值得考虑和反思,因为这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疯狂城市化进程中的房产泡沫在整个疯狂的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整个土地大买家先买进来,大买家就是大造房,地方政府是最大的获益者,而且目前地王产生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所谓价高者先得其实表现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无所作为。
任志强动不动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其实是他把握了房地产开发的一套规律,房地产开发的规律是什么?地方政府把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并不用自己的钱来建设,他们向银行贷款,至少贷50%以上,这是第一个50%,第二个是在开发动工建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