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高校现行的层级管理制度中的教学管理运行系统

试论我国高校现行的层级管理制度中的教学管理运行系统
作者：王巨川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3年第20期
摘要：近年我国高校规模在迅速扩张的同时，教育质量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校实行分级管理机制的大环境下，如何建立教学质量的保证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从教育质量的公众监督、建立专家监督体系和实行高校之间学分互换制度是提升教育质量的有效保证。

关键词：教学质量；分级管理机制；权力制衡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0-0012-03
一、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
在社会体系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是否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取决于它是否有过硬的产品和优良的质量。

而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教学质量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须有不同于普通企业产品的另一套评测机制和运行体系，它是考量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

首先，高等教育的“产品”（接受教育者）的成果，并不会马上直观地在市场之中显现出来，它需要有一个时间段，方能显现出结果。

从高等教育的责任和目的来看，它是为了生产或培养推动社会大系统运行、前进所需的各个层面的专门人才的，在教育“产品”（接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大系统之后，并不能迅速判断出这个“产品”是否合格，它需要经过一段社会实践的时间后，才有可能显现出来。

例如，某一高校毕业生在进入社会寻求工作职位时可能拿出厚厚的一打各类的考试级别证书，但是，这不能证明他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的质量就能符合市场的需要，或者说可以承担这一工作的能力。

所以，高校教育同其成果之间出现了时间差，使得需求市场若要对当下高校教育质量进行有效的评价是十分困难。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情景出现：以某一成功名人毕业于某高校来说明该高校的产品的成功率和教学质量的优良率，其实，这两者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高等教育的特殊产品评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抑或说在教育者与接受教育者之间信息沟通的差异。

我们知道，在一般的市场体系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常常会出现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生产过程中，往往是生产者占有主动性，而选择消费的消费者无法真正确认生产者所提供的产品资料的真实程度，因此，这种状态消费者可以依赖或通过相关的部门进行监管、评测。

然而，在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中，教育者与接受教育者之间如果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即“教”与“学”之间的信息盲点和观察视角的不同就极可能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的优劣情况发生。

教育活动在“教”与“学”之间应该是一种引导、沟通、参与的循环活动，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作为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正因为接受教育者无法独自完成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的鉴别、评价，所以就必须尝试建立一种合理的、科学的高等教育评测体系，才能有效保证高等教育中良好的教学质量运行。

最后，社会发展的日趋多元和
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要求高等教育的“产品”也应该是多元化的科层性人才，即在日趋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形态中，接受教育者应该是具有健全的道德操行、合理的知识结构、积极主动获取知识的习惯以及应对社会要求的能力，这些都是接受教育者在高等教育这个大生产体系中建构起来的，它使接受教育者从个体的自然状态到理性的社会存在状态。

对于社会自然的个体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秉性、天赋、接受能力、思考能力、适应能力等因素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对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的评价就无法仅仅凭借接受教育者的某一个方面（知识水平）或某一个能力（思考能力、适应能力）加以评判，更应该注重基础与提高、懵懂与理性、接受与应用等方面，着眼于具有普适性的诸多方面的综合程度的提升。

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必须涉及到“教”与“学”、“学”与“用”等方面，在实践中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复杂而多样的评价体系。

综合上述高等教育中的诸多因素，使高等教育中的教学质量评测出现了许多复杂的、特殊的困难。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往往回避了这些困难，然而，就现阶段的教育部对高校的评估体制、高校自身评测制度来看，主要的依据依然是以教师配比数量、高中级职称比例、学生就业比率以及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教师科研指标等量化的数字为基础，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但面对复杂的高等教育则缺少必要的柔性思维。

二、高校管理层级的“委托-代理”机制
在高校的管理层级中，一直以来是以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管理模式，然而就目前的高等教育形态的变化——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张、招生名额的不断增加，原有金字塔模式的高度集权管理形态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教育发展需要。

这就要求高等学校转变以往的管理思维和办学模式，逐步把教育管理系统中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态向各个子系统（二级学院）位移，实现从集权管理到“委托-代理”的分级管理制度转变。

所谓“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由杰森和麦克林（M.Jensen & W.Meckling）所定义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即“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依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

”面对愈加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委托-代理”的分级管理机制比照以往的高度集权具有科学化、细分化的优势，更为符合现实中高校体系发展的需要和规律。

在以学生为本体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分级（校、院）管理模式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消解了以学校为管理核心的集权弊端，显现出管理科学的原则和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同时拉近了校、院之间的距离；其二，在分级管理体系中，校、院的主动性更为趋向合理，一方面明确了校、院分级管理的目标，另一方面调动起了学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三，在以学生为主体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学院处于教育运行过程中的教学核心地位，在以学校整体教育目标的框架中和分级管理模式下，学院可以利用自有的管理权力具体制定和优化教学模式、教育目标和资源分配，从而更加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减少重复设置、投入的数量，避免了闲置资源的浪费。

然而，在看到分级管理机制的优势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随之产生的诸多问题。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分级管理的规章制度的完善和监督体系的建立。

在分级管理的模式中，校、院之间各自找到了平衡点和利益点，在二级学院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利益之后，使得原本一元化的非经济指标被打破，例如在校级管理硬性量化指标的框架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忽视了作为具体执行教学任务的软性要求（教学质量、思想教育、校园文化等），因此，这方面问题的解决就必须要求一级管理层面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和量化指
标，同时建立起严谨的监督机制，如何解决二级学院在经济利益目标与非经济利益目标之间的矛盾，是高等教育能否顺利实施分级管理机制的重要问题。

其次，教育者与接受教育者之间目标函数的不对称。

在这二者之间，同样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不具同等信息共享的两个主体，高校作为代理人的身份所具有的信息优势是一目了然的，作为校、院二级管理机制中办学主体的二级学院有着更为明显的信息优势，在实行“委托-代理”的分级管理机制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出现上述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比如说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如何平衡好各自的期望和目标问题。

由于市场化的社会趋势使得高校日益感到生存的压力之后就有可能让高等学校更加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接受教育者的教育质量。

三、“委托-代理”分级管理模式下的教学质量保证
“委托-代理”分级管理机制已成为高校改革的必经之路。

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实施分级管理机制的同时如果不能解决上述矛盾，必将会对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如何既能使分级管理机制有效地运行，又能够以此保证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简而言之，对教学质量的保证，既不能完全依靠数模的量化指标加以评测，也不能仅仅依靠校级管理层面的行政手段，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建立一种综合性的长效的机制，笔者以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信息公开、透明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基本措施。

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导，以各个高校为信息源基础，建立一个全面的网络公示平台，把各高校的评估数据与评测结论予以公布，使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完全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以此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第二，在高校内部实行专家管理体系，以此平衡高校的行政权力。

在教育体系中，学者、专家比之于行政权力更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在校、院各级管理体系中建立相应的专家监督体系，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水准来监督、管理日常的教学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有效地在教育者和接受教育者之间进行交流、沟通，从而掌握更真实的教学信息，及时发现问题，更好地为教育质量的保证机制提供可行性建议。

第三，打破专业壁垒，实行跨专业选修制度。

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专业壁垒森严，接受教育者只能按照高校计划的专业、课程进行学习，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接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和评价权。

因而，在保障基本教学秩序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引导接受教育者跨专业选修并最终实现高校之间学分互换以及国际高校之间的学分互换，是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实行分级管理机制的大环境下，提升教育质量是高等院校生存的基础，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Z].教高[2012]4号文件.
[2]张万朋，薛天祥.试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中的委托代理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3，（5）.。